张舜徽 | 读《通鉴》说示及门诸子
司马温公竭十九年之力，修成《通鉴》，自谓“平生精力，尽于此书。如人之不能读何？吾此书惟王胜之尝读一遍；余人不能数卷，已倦睡矣”。其慨叹至于如此！亦以贵远贱近，人之恒情，不见重于当时，不足怪也。至乎南宋，则诵习而揣摩之者，骎骎盛矣。降及近世，读者愈多，专治其书者益夥，于是《通鉴》之学，与群经诸史，并见重于后世。
论者或讥其叙事多漏,未足以窥《十七史》之全；而不知此书本以资治，凡于国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有重大关系者，靡不毕载。俾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必见之旧史者，巨细皆书也。吾于司马氏别择去取之际，深服其具有大政治家之眼光与特识焉。
自古言行己饬躬者，恒以庸言庸行为重。《易》之《文言》已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礼记·中庸》复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靡不以致力于庸言庸行为兢兢。《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所谓“当”者，谓合乎礼义之中也。故《中庸》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大抵立崖岸、行奇诡，以哗众骇俗者，君子之所不取也。古之治国而有高见卓识者，其理民之要，但奖劝庸言庸行之美，以敦化厉俗；于彼矫世行怪之人，视之蔑如。《淮南·齐俗篇》曰：“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圣人不以为民俗。”斯诚治国之要图也！观夫许由、务光之所为，信为清远，而不见称于孔孟；屈原、严光之行事，信为超脱，而不见载于《通鉴》。其故可睹矣！
昔晁公武《读书志》称《通鉴》：“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删去不录。”顾炎武《日知录》复谓：“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此皆有识之言，足以发人深省也。屈原虽为自古词赋之宗，而其内容，不外忧愁二字，自伤不遇；傥人人皆如此，则为痛哭自戕之天下矣。此与后之陶潜，有相似处。潜之一生，不外诗酒二字，自鸣清逸；傥人人皆如此，则为颓放自适之天下矣。《通鉴》不载陶潜于晋宋禅代之际，盖以拟之屈原，同为不足楷式后世之人，故无取焉耳。
至于旧史所记庸言庸行之美，足以冠冕人伦者，虽在幽僻之地，值动乱之时，《通鉴》则必书之以示后。若汉桓帝延熹二年，录徐稺、姜肱、袁闳、韦著、李昙五处士；七年，录郭泰、茅容、孟敏、申屠蟠诸人；献帝建安十二年，录司马徽、庞德公二人，皆躬行刻厉，为时所尚。虽不必有益于治道，而甚有裨于风化，故皆登于简册以表章之。若夫采录文辞，亦惟取其有关治国理民之大者，而省略其无关弘旨之语，刊落虽多，无伤大体。唐代如陆宣公奏议，本以骈俪名世，乃亦选录其文，诚以有关民生国计之大，不能捐弃耳。由此可知《通鉴》中所载所不载之故，自有权衡取舍。善读其书者，贵能心知其意，而因以增进吾人之识见耳。〔张舜徽：《霜红轩杂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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