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糊了

第一次穿了一身方格的西服，人们见了都不夸我如何俊朗，却夸我妈手艺如何好。确实好，方圆百里的茶镇，她的手艺果然是名不虚传，当我们举家离开十几年之后，回乡探亲，还有不少人背了布，来请母上大人裁料子。

我穿着这身西装，骄傲地去上西乡。县城的新华书店，业已在近几年里，像窑子一样吸引着我，令我在山里放牛时，每读完一本从那里买回的名著，就立刻魂不守舍。

那时的名著，多为毛票即可购得，即便是《静静的顿河》这种结构庞大复杂的四卷本，也只不过几块钱而已。但我看上的是一本封皮骚蓝骚蓝的《贾平凹获奖小说精选》。这本书字号非常小，印刷紧凑节约，厚厚一本，内容全面到了如今的我，怀疑它是一本盗版书，是那些非法书商想凑够所有内容而抢夺市场的“良心之作。”

但是我根本买不起这样的一本书，因为它比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还要贵。我几次三翻转地来往于茶镇和县城，每次都会被施了魔法一样，脚步带我来到北大街的新华书店文学柜，先仰望叹息一阵，然后红着脸，手心冒汗地取下这本书，一边不停在新西服上擦着掌心的汗，一边目光顺着目录历历往下，过一遍瘾……书页不敢多翻，多翻令人晕眩。我的脚像生了根一样，定在那架书前，但当目光划过，落在封底角落的定价时，仿佛目光被烫了一下，立即缩手，把它恭敬地放回高高的书架。

出门时，那个眼镜片如同啤酒瓶的底一样厚的陈头，叫住了我。我以为自己听错，他坐拥书城，怎么肯放下手中正在翻看的私立医院广告册页，屈尊叫我呢？我很疑疑惑惑往外走，他提高嗓门，后半句一般地：“佛你咧！”

故乡县城的方言，佛，就是说。我立住了，两股战战，瑟瑟而抖。陈头站起来，竟然比少年的我还矮一头，他劈头揪住我的衣领，推到柜台靠住，不由分说，全身上上下下，摸了个遍。我且惊且怒且羞且恐惧，战战抖抖，说不出一个字来。

但我被他搜身了推出门时，还是说了：“为什么？”只有这干而哑的喉咙里，抠出的三个带哭腔的字。他并不作答，我站住不走，“陈头解释道：贾平凹的书丢了。你一个月来看它三次，不是你偷的是谁？”

我知道原由后，获得勇敢，把高高地立在陈列架上的书指给他看。骚蓝封面和大书，仿佛一艘帆船，耸立在雪山之巅。他推了推眼镜，打望一阵，权衡一阵，一把将我推出门外，吼：“贼娃子，你不要再来新华书店！”

那天我坐了班车回茶镇，邻座晕车的人吐了我一身，我并不去擦净西服，一个人坐在那里，身体被颠起落下，伴随着车窗在起伏的公路上拍打出的愤怒声音，我心里涌起了恨，也涌起了嘲笑，我以为他坐在书堆当中，他是有福的，但他啤酒瓶般的眼镜片后的眼缝，连咫尺之遥的书架上发生的事情，都无法看清。

（后来得知我崇拜的伟大作家博尔赫斯，在1955年10月17日，被起用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不幸的是，他此时因严重的眼疾双目已近乎失明。伟大的博尔赫斯自嘲道：“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每次想到这里，我总是对陈头充满了无限复杂的心情。幸好博尔赫斯说的是，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而不是新华书店的模样。）

我从未有过发财了去买下这本厚本，撕碎扔在陈头脸上的想法。但我发誓今后要拥有像新华书店一样的大房子，里面陈列的书，像种植了木耳的架子一样延绵排挤。我也发过狠，一定要写出厚厚的书，一定要把自己的书也上架到陈头守卫着的柜台。

但是，真的出了书之后，我却明白自己什么也不是。时代在快走，文学颓势难收。但即使不是如此，我又写得过那高高的书架上的哪一位呢？而且，更悲哀的是，我至今也未曾拥有像新华书店那样的大屋，甚至连一处小小的蜗居都无法取得，我的岁月从不曾静好，人生似乎不得不永远交给颠沛流离。

倒是陈头给我的胆怯惊惧，成为了一生的礼物：事隔多年，老父陪我一起去逛书店，坐在方所铺满阳光的宽大阶梯，我仍然心悸不已，手心捏紧，汗流漫漶，担心书店当我是贼，又要搜身……狗日的命运总是作弊般地玩弄着它的轮盘手，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到新华书店，哪怕是路过故乡的那条北大街。我觉得完全败给了誓言，败给了眼镜片细眯如窄缝着打量世界的陈头。

今晨，在航班起飞前的几分钟里，大厅里流淌着音乐，是席琳·迪翁的《I surrender》。我默默地在心里，将歌名翻译成了《我服》。

而西乡的方言里，“我服了”读成我FU了，”我输了”也读成我FU了，”我糊了”也读作成我FU了。是的，岁月僵硬，世事烫人，面对迢遰童年的陈头，以及整个逼仄的全世界，我早已经外焦里嫩。我必须高揖双拳，说出在心里默念千万遍的：在下糊了！

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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