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镇中小学的衰败，寒门学子还有未来吗？

前段时间在安徽D镇调研时发现，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背景下，教师的住教分离、学生进城读书，以及大量农村家庭的非稳定性等都严重影响了乡村教育的繁荣发展。

虽然国家采取了给乡村教师发放补贴、“县管校聘”统筹全县教师岗位、加强县级高中建设、加大乡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措施来不断加强乡村教育，但就调查情况看，乡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当前很有必要重新定位乡村教育，改变乡村教育的困窘。 

一个乡镇中小学的教育现状

D镇有1所初中和1所中心校（小学）、3所村级小学。

镇中心校现有教师37名，教师年龄层次以30-40岁为主，占总数近一半，30岁以下占20%多，40-50岁占20%多，三分之二为女性。

中心校教师从年龄而言，没有出现老化现象，但教师结构存在问题，主要是缺乏语文、数学老师，不得不抽调音乐、美术等学科教师转任主课教师。学生有800余人。

乡镇中心校2020年在全区11所同类学校评比中排名第一，与城区学校比，教学质量也算得上中等，还有一些学生想进中心校读书，但因校园容纳率已到极限，无法招收进来。

另外还有三所村级小学。刘集小学有教师10名，学生150人；陈集小学有教师12名，学生160余人；王咀小学有教师9名，学生80多名。

村级小学的师资力量要远远弱于乡镇中心校，王咀小学9名教师中，最年轻的也已36岁，40余岁的有4名，其余4名均已超过50岁。

陈集小学教师均龄在50岁左右。中心校校长说，全镇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小学生流出，主要流向城区私立学校以及周边乡镇学校。

镇初中现有教师31名，前两年有35人，后来35岁以下流失去市区城区4人。现在平均年龄50岁左右，最年轻的教师是1983年生人。

学校总体超编，但又结构性缺编，缺英语、数学、音乐和体育老师。工作量平均一周8节课。职称评定的指标是：高级15%，中级60%，初级25%。本校已经有6-7个高级教师，超出比例，后面高级晋升比较困难。有学生257人。

2019年全镇小学毕业生有140余人，镇中学招生82人，外流学生超过40%；2020年，全镇小学毕业生有160多人，在镇中学就读的有91人，招生率仅为56.9%。

2020年，镇中学有85人参加中考，升入高中的有20余人，有40余人升入职高，还有20%的学生流入社会。

镇初中衰败比较厉害。2017年前，D中学在11所乡镇中学中每年都排在倒数第一，学生只有200人左右。

2017年，县内校长轮调时，从另一所乡镇中学调来了新校长，开始整顿校风，全区排名现在上升到倒数第四，学生人数每年增加20人左右，但是全镇百姓仍不满意镇初中的教育教学水平。

每年40%的小学毕业生流向城区中学、私立学校和周边乡镇中学。

从上述D镇教育的基本情况看，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一是教师老龄化。除了镇中心校教师的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主体力量在30-40岁黄金年龄段以外，其余四所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均在50岁左右。

二是教师结构性缺编。中心校缺乏语文、数学主课教师，中学缺乏数学、英语、音乐等学科教师，村级小学体音美和英语基本上没有专职教师。

三是学生流失严重。全镇小学学龄生有近三分之一，即400余人流失到城区或周边学校；初中招收小学应届毕业生数不足60%，其余学生多数流失到周边乡镇、城区中学和私立学校。

四是学校之间教育教学质量差异比较大。中心校质量在全区同类学校排名第一，中学却在全校排名长期倒数第一，村小没有全区排名，教学教育水平比中心校要差很多。 

乡村教育的积弱化

D镇中小学教育现状代表了中西部基础教育的普遍情况。

我们曾在云南武定、贵州遵义、湖北宜昌、江西寻乌等地调查时同样发现，这些地区的中小学教育都在不断衰败，整体积弱化趋势仍在持续。这些积弱化主要表现在教师、学生及其家庭等主体不断弱化。

首先，师资积弱化。

当前乡村教育师资弱化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要消化历史遗留的编制问题。

19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是乡村教育繁荣时期，学生人数触到鼎盛期，教师人数也达到极值。当时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乡镇教师工作岗位，有的地区还将长期在乡村教育工作奉献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到2005年以后，中小学人数持续减少，教师总体超编情况比较常见。现在D镇所在的全区中学教师有2000余人，超编400余人，超编数主要分布有11所乡镇中学。也正因此，乡镇中学无法补充年轻教师，只好慢慢消化历史编制问题，老龄化和结构性缺编越来越严重。

二是乡镇教育留人难。

绝大多数新进教师都不情愿到乡镇中小学任教。即使到乡镇任教，也是作为人生中转站。全区与新进教师签协议时规定，五年内不准向区外考调，但是可以在区内流动。

新进教师本科毕业20余岁进到乡镇任教，到35岁考调限龄，期间有很多次机会向城区流动，并且流动可能性很大。D镇中心校2020年就考走了两名30岁刚出头的骨干教师。

乡镇整体受到上述编制捆绑与年轻教师积极外流的影响。D镇四所中小学在2016年有98名教师，到2021年有70名教师，退休10人、调出4人、考走6人等。

D镇所在的区，2020年总共只招聘了22人，每年都是进少出多。教师外流多，补充有限，正在不断削弱乡村教育的师资力量。 

其次，生源及家庭支持的积弱化。

在很多地方调查乡镇中学教育时，老师们都反映，现在的乡村中学学生中很难找到品学兼优的学生。

D镇，小学阶段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进城读书，中学阶段近一半的学生进城读书。这些流失的学生往往是父母有能力负担他们在城区就读费用。

到城里读书，首先要能够在城里买房或者租房，在县区买房需要二三十万，到市区买房要七八十万；不买房租房，就只能将学生送到私立学校，每年学费一万五千元。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需要家庭能够为教育承受高额费用。

D镇中心校校长说，今年四年级转走了一位学生，他父母在市里立住了脚将他接到市里读书了，他的堂兄堂姐都很会读书，都上了名牌大学，他也是班里的尖子生，转走了实在很可惜。

就调查来看，家庭市场能力不够强的孩子基本上都留在乡村就读。乡村中小学集聚了大量家庭支持比较弱的孩子。家庭支持比较弱主要表现在父母离异和祖辈监护。

D中学统计的学生父母离异情况：七（1）班学生47人，父母离婚14人 ；七（2）班学生44人，父母离婚8人；八（1）班学生40人，父母离婚8人；八（2）班学生43人，父母离婚7人；九（1）班学生38人，父母离婚7人；九（2）班学生43人，父母离婚8人。

王咀小学四年级14人，有5个单亲家庭，6个由爷爷奶奶陪伴，只有3个是父母在家陪伴读书。刘集小学三年级共24名学生，7个是单亲家庭，10个爷爷奶奶监护，7个父母带着。

从上述数据可以发现，中学生的父母离婚率在20%以上，而小学生的父母离婚率在30%左右。父母外出务工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着的达到30%到50%之间。

两者相加，考虑重叠因素，至少有一半的孩子在家庭支持上面存在不足。家庭对这些孩子的预期也很低。有些家长说，孩子只要能够小学毕业就可以了。

乡村教育衰败的社会学困境

江西某乡镇中学校长说，他从教快三十年了，当中学校长也已十余年，学生是一届不如一届，老师们普遍缺乏成就感，不断放松职业精神，双方都勉强维持着教育教学。

乡村教育振兴关键是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振兴，但是当前两个主体振兴遇到了严重的社会学困境。

原来，乡镇中小学教师都在乡镇校园内部居住，经常举办篮球赛、文艺演出等活动，师生互动充足，学校很有活力。

但是当下乡镇中小学教师基本上都在城市买了房，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城乡之间，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一个多小时。

D镇中心校校长说，老师们堵车都堵怕了。原来，老师们居住在校园内，生活和教育教学一体化；现在，老师们都居住在城市，工作在乡村，住教分离，教育教学与个体幸福生活之间产生了矛盾，生活的重心进了城，自然切割挤占了教育教学的时空。也因此，乡镇教育很难留住优秀教师，大家都想着进城，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彻底实现城镇化。

与乡村教师住教分离相比，农民城镇化的应对策略对乡村教育的影响更为深刻。表现非常突出的是婚姻城镇化和教育城镇化。

一些市场能力比较强的农民，在城市找到了就业机会，稳住了脚跟，顺利实现了家庭城镇化，小孩自然也跟着进城读书。这种能够全家进城的家庭虽然是少数，但是影响很大，直接迫使市场能力不足以支撑全家城镇化的家庭也要跟着城镇化。

于是以婚姻和教育为媒介，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就成为城镇化的主要资源集聚方式。

最终形成了年轻男子在发达地区务工、公公在附近城镇务工、婆婆在家务农和媳妇在城里带娃读书的家庭分工策略。这种极端的分散式家庭分工策略表明农民进城不得不付出牺牲完整的家庭日常生活的代价。

就调查来看，父母进城，孩子不得不留在乡村读书的家庭大约还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全国各地根据不同情况会有浮动。

形成了一大批孩子“父母生，爷奶养”的格局。这些家庭还算是完整的，父爱母爱给予不充分，但并不缺少。

更为糟糕的是那些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这些孩子的成长几乎处于放养状态，教育很难在正常轨道上运转。

综上分析，城市对乡村资源持续而深度的吸纳，不仅吸纳了乡村优秀教师，而且使留下的乡村教师住教分离，削弱了乡村教育的师资力量；市场能力比较强的农民优先进城，不断削弱学生的生源质量；在应对城镇化与现代化之中，那些市场能力不足的农民家庭婚姻风险增大，进一步削弱了农村学生的社会支持。从当前城乡关系深度发展来看，乡村教育衰败不可逆。 

重新定位乡村教育

国家在基础设施投入、乡村教师补贴、贫困学生资助等方面不断增加转移支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教育的衰败，但颓势很难逆转。

所以当前既要在城乡教育统筹方面做好文章，又要正视与正确区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重新定位乡村教育。

首先，乡村教育的重心在于兜底，而不是培养精英。

乡村学校教育这些在城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家庭的弱势孩子，就不是一种精英教育，而是一种兜底教育，不能以升学率、培养几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等智力精英教育为目标，而要重点关注学生的行为习惯矫正、思想品质提升等，加强德体美劳等素质的发展，以培养健康的未来公民为目标。

其次，重视乡村教育中的特殊家校关系，建构学校主导式的教育配合策略。

城乡教育中巨大的差异，除了教师素质、教学手段等不同外，学生家庭的支持也存在巨大差距。

在城市教育中，完整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甚至学校可以向家庭转移教育任务与责任，家庭也可以承担这些学校溢出的教育内容。

但是在乡村教育中，超过一半的孩子为祖代所监护，只能供给孩子的生存资源，无法在知识教育上给予进一步指导。

所以乡村教育不能如城市教育一般将作业辅导、艺术发展、体育训练、特长培养等推给家庭，而应该主动承担更多教育学生的责任，建构起学校主导的乡村教育配合策略。

最后，根据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教育考核评价方式。

当前乡村学校教育评价仍然以学习成绩为重。这种评价与社会的需求有直接相关性，但是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评价有些急功近利，并不科学，很难起到正面激励作用，相反，还不断强化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损伤乡村教师对教育教学的成就感与责任感。

对乡村中小学，应该建构起新的教育考核评价方式：相对弱化学习成绩的考评权重，重视学生行为习惯、思想品质的提升，重视学生在学校所取得的进步过程评价等。

既然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已经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并且造成了乡村教育衰败不可逆，就要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重新定位乡村教育的功能，找到乡村教育现代化的特殊性，提供兜底式教育服务，为乡村教师松绑，也为乡村教育寻找新的出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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