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叛徒”吗？

从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起，有关莫言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当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国内反响褒贬不一，在舆论中引发了大分裂。这种分裂，至今没有愈合。今年，网络又掀起了“批莫斗莫”的巨大浪潮。知识分子到底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政治？莫言又是否背叛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读过莫言小说的人会发现，生活中的莫言和小说中的莫言截然不同，正如莫言的自我评价：“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诺奖颁奖词是对莫言作品最好的评价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余华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的小说起码可以拿十次茅盾文学奖，莫言最差的小说也要强于百分之九十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但依然无法改变莫言在大陆遭受“围剿”的命运

莫言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极高评价，但这并不意味在大陆他也可以获得相同的一切。反而，自从莫言在10月份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对他的质疑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著名学者王晓渔说：“之所以公开批评他，主要是看到他这一句话：‘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莫言为何遭到“围剿”？

著名文学批评家朱大可说：“莫言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很妥当的说法。你莫言自己可以不关心政治，却不能号召别人都跟你一样。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论调，它否定了公民议政的基本权利，也否定了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美德。”

莫言的逻辑是，文学说爱，而政治则鼓吹打架和暴力，但正是莫言本人，书写了大量渲染高强度暴力的作品（如《檀香刑》）。再说了，政治为什么一定非要互相上刑不可呢？莫言难道就不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用来对话、斡旋、谈判和在竞争中共赢的民主政治？莫言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时而很狡黠，时而又左支右绌，露出天真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诺奖获得者理应背负起“诺贝尔伦理”

诺贝尔奖在中国人心中早已不只是一个奖那么简单，它甚至还担负着民族希望，所以对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公众和舆论也都抱有极高的期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完人”。

基于此，朱大可也认为，基于诺贝尔奖的基本宗旨，文学奖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性。它是折射文学趣味、政治道义、历史真相和文化梦想的多面晶体。它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成为一个背负道德十字架--“诺贝尔伦理”的人，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

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遭遇也很容易让人谨小慎微、远离政治

为莫言辩护最常见的理由是“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批评者不应该以自由民主等公共领域的“政治正确”绑架作家。问题是，这些人忘记了，在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何曾真有过“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的好世界？由于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专政高压，以及莫言抄过的那个“讲话”以来的多年塑造，说中国有纯而又纯文学的人，只能说是慌不择言。正是这种非同一般的气氛，让很多知识分子选择躲进书斋，不问世事。

朱学勤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

从逻辑上说，莫言在接受这份荣誉和奖金的同时，必须同时为自己的批判使命做出承诺，无论是用故事，还是用论辩。这是知识分子该有的担当。

表扬莫言的小说，跟批评他的言论一点都不矛盾

专栏作家潘采夫说：“表扬莫言的小说，跟批评他的言论一点都不矛盾，两者要分开说。因他说了混话而骂他的小说垃圾，和为悍卫他而攻击所有批评意见的，都是浆糊。其实所有的评论，都不如莫言的自评精准:‘生活中胆小如鼠，在书中胆大包天。’莫言小说中的可怜人物，既是莫言，也是我们自己，都别有优越感。”

专栏作家赵楚认为：莫言作为作家，当那么多他的朋友和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的人品辩护，认为他不是一个缺乏基本现实认知能力和对现实没有个人态度的人，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因此，把对他具体问题意见的批评无限周延到他的人格和人品，这很可能是没有道理的。

但知识分子该有自己的担当，不能完全“远离政治”

朱大可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内，莫言终究是一位比较优秀的作家，就像北村、刘震云和阎连科那样，他保持了对乡村不公正现实的关注。正如授奖词所说，他应当“开始一种关于美德的战斗”。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但问题的可笑之处在于，莫言不是头戴荆冠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渴望成功的职业作家而已。这种“诺贝尔圣徒”和“乡愿作家”之间的角色错位，成为引发“莫言争端”的全部根源。

朱学勤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

王蒙说:“视某奖及其得主是神明，那是无知与幼稚。动辄虚无化本国的一切，则是幼稚加上了粗野与卑贱。得了奖就顶礼膜拜，那是暴发户的天真。国人得了奖就百般贬低，是偏见的搅和。这是一个文学话题，应该足够文学地实事求是地思考与讨论它，不能把它庸俗化、泡沫化、八卦化了”。

结束语

除了莫言是否背叛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挺莫”与“倒莫”所引发的舆论分裂是更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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