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名家钟启泉：回到常识才能谈点基础教育
钟启泉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该文最早发表于2014年，文中对教育界的诸多问题予以犀利的批判，于今虽已过去三年之久，但读之仍深有启发。钟教授认为，面对“教育话题混乱”等现象，回归“常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其实“只谈谈常识”，很多问题便清晰了。
教育话题混乱，源自缺乏常识
问：还记得前几年您与王策三教授有关教育的争论，在教育界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几年基础教育话题的争论与批判愈加热闹。但我有一个感觉，教育专家声音小了，外边的人声音和意见都大了？
钟启泉：现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话题很多，相关舆论很多，媒体对同一件事情可以反复炒作几年，把教育当成新闻，有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还没有普及基本的教育常识，没把教育当成专业，以为人人都可以是专家。如果从现实谈起，我们周围还缺乏基本的基础教育规范，对教育话语揉捏得汪洋恣肆，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吃惊的程度。更为可怕的是，在这其中充斥着我们“最优秀”的中小学校长、特级教师这些教育人士的身影。我觉得讨论基础教育，现在只能从基础教育的性质开始，要大家知道所言何物，就像孔子说的“正名”，西方哲学的下定义，这些都是讨论问题的第一步。
问：记得您曾经批评过这几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名牌中小学纷纷提出口号，要把中小学建设成培养拔尖型、创新性人才的基地的现象，您不认同基础教育中的这些做法吗？
钟启泉：这些口号你觉得美国的哈佛大学敢说吗？我只谈谈常识，可以再举几个近年来印象很深的例子。有一所名校在每年例行的垄断性招生之余提出一个教育口号：办“卓然独立，越而胜己”的卓越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 年“世界教育论坛”上提出了“全民教育行动框架”，要求“所有的学习者都有权接受卓越的基础教育”。国际教育界对卓越教育的界定很清晰，使每位学生能达到他们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是达到，而不是超越，是每位学生获得卓越的基础教育，而不是卓尔不群的“少数精英”。还有另一位名气极大的校长在一段视频上说：学生是分两种人的，所以学校也分两种。言下之意他们学校的宗旨是培养领袖，其他学校培养劳动者。这位名校长对普通高中的性质功能和定位都模糊了。
我们已在大众教育的时代
问：您能谈谈您对基础教育是如何描述的？
钟启泉：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学会求知等“四个学会”，后来他们又加了一个学会，“学会改变”。我们都需要学会改变，顺应时代的发展，我想这是对基础教育发展最好的概括。今天已经不是精英教育时代了，而是大众教育时代。这是1985年在法国举行的一次国际教育会议所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概念，保障每个人的学习权利已经成了基本人权。基础教育的第一大特性是公共性，教育具有公共的使命，要实行“有教无类”，使每一个人得到应当的发展，这也是每一个人的追求。第二个特性是基础性，基础性是指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内容一定是培养国家公民基本修养与核心素养。学校里教的，学生学的都是基础性的东西，不是专业教育。
北京大学招办主任秦春华先生在2013年2月《光明日报》上写了《看美国教育要有中国视角》一文，几个月后作者全文改名为《我们对美国教育的误读》，发在自己的博客上，被大量转载。文中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是美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大学。“（美国）但从根本上说，生源多样性是为富裕阶层的教育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教育制度。自然，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在价值观上也就符合美国有钱人的利益了。”其二是中国基础教育不能学美国，因为美国是培养合格公民，中国老百姓望子成龙，公立教育要满足功利。“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教育观不一样。美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是一种公民教育。中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其目的性和功利性很强。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特别强调受教育权利的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教育质量的差异和教育质量的竞争——只有我现在受的教育比你好，才能保证我将来在社会上比你强。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思维，但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历史和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
一边是北大强调中国教育特殊性，美国教育不公平，另一边是基础教育学校拼命大学化。前年我参加某地区一个教育论坛，一位名校长作为经验报告说：我校年年升学率提升，说明课程领导力提高了。我反问他：“对不起，你是凭着牌子抢生源，和课程领导力有什么关系呢？”理论混乱造成了不以为耻，理直气壮地搞应试。另一位校长介绍说学校开发了三百多门校本课程，说明学校课程领导力很强，云云。我请他当场拿出课程目录单。我敢说这些课程从教育观点上看大部分是垃圾。
问：所以您反对教育内的“豪言壮语，花言巧语”。
钟启泉：我们一些中学光盯着国外学校有多少课程，反映了在我们的学校中存在着严重的狂躁。事实上，这些国外的“精英高中”，他们现有的数百门课程是经历多少年办学、在历史上逐步开发而来。这还是回到开头所说，大家没把开发课程当回事，认为人人都是专家。中学离开了基础教育的定位，把基础教育办成专业教育，把大学课程下放中学，中学大学化等等，接着就有生造概念，“豪言壮语，花言巧语”。这种脱离教育的行为和语言，最终损害了教育的专业性，造成教育领域内外都缺乏对教育专业起码的敬畏感与责任感。
基础教育，需要回到实事求是
问：刚才说了很多现象，作为教育研究者，您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钟启泉：回到实事求是，围绕基础教育性质功能做点事情。第一个问题是课程。前面谈了学校校本课程的混乱，有些也不是学校的问题，比如对于三类课程的划分，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课程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有重叠交叉。一所学校课程开发只要抓住两组课程：一组是学科与活动划分的课程，另一组是必修与选修的划分。学科课程，其以知识概念编制；另一组活动课程，则以活动概念编制。我们人为把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科教学有主科副科之分。音、体、美学得差点无所谓，语、数、外学不好就要你命，那么对帕瓦罗蒂来说，音乐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课程只要是列为基础课程，都应该是等价等值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们的学科教学目标应该是层级化的，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次是从兴趣开始；第二个层次是思考判断表达；第三个层次是各种技能，各种观察、实验技能；最后的层次才是知识点。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我才说应试教育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反教育。
什么是好的课程？我随教育部代表团考察奥地利基础教育，我们参观了一所奥地利的中学，他们的课程设计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简约”，简单但是清晰有效。校长对学校的课程十分自豪，所有的文本都是本校教师开发，课程结构呈现单条线，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学生科学技术素养的相关课程，学校非常重视但是课时并不多。第二部分是有关人文素养，包括语文、历史、地理、逻辑学、心理学、宗教等，他们的语文是一门母语加上三门外语。第三部分是专长课程，主要就是绘画油画与舞蹈芭蕾。这是一所普通的学校，面向所有的学生，奥地利也是一个小国，甚至都不属于我们比较教育研究的国家范围，但他们的课程简约，突出基础性，非常有特色。
第二个问题是，基础教育需要有基础研究。教育的基础研究并不是要中学教师去研究华东师大、北师大教授研究的东西，教育学院研究的和大学研究的也应该不一样。现在搞研究的人很多，论文很多但是缺乏基础研究。教师不研究教材，不研究儿童，教育研究等于自杀。比如，我们的儿童研究领域是受凯洛夫教育理论负面影响的重灾区，原因非常好笑，因为凯洛夫的政敌是一位儿童研究专家，所以儿童研究就成了当时苏联的资产阶级伪科学，我们就这样把历史的偶然完完整整地继承了下来。再比如，对教材的研究，要从研究课标开始，新课程强调的是课程标准而不是课程大纲。课程标准是什么？一是成就标准，给每个年级制订达到什么高度的标准；二是内容标准，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高度，选择所需要的内容；三是机会标准，达到怎么样的平台，用怎样机制手段达成。所以课程标准的高度和内容可以是不一样的，需要与时俱进。这种变化就需要我们校长教师们研究。
问：教育的未来是否可以依靠科技的进步？比如最近很热的慕课，您怎么看？
钟启泉：谈到慕课，首先它具有双重性。慕课可以给学习者带来更宽广的眼界和更大的自由度，可以给课堂转型带来新的动力，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人际互动的价值。我想起凡是技术手段有更新的阶段，都会有一种声音出来说新的技术会翻转课堂，但是每一次的结局都是不可能的。技术终究是手段，我所看到的慕课离“转型”还很远。比如，现在慕课在发达国家主要应用于成人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基础教育。在欧美国家的基础教育领域对于慕课等新技术的应用并不风风火火，而是相对保守。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教育上需要把握基础的东西，新的技术不能代替课堂教学，教学的过程一定是人际互动智慧碰撞。因为教育需要两个过程：一个是认知发展和概念建构的过程，另一个是集体形成集团思维的过程。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看法，产生认知矛盾，推动集团思维不断递进。没有思维碰撞，教育就无法完成。此外，慕课的火爆在我们这还有另一层被应试教育利用的原因。所谓名牌中学教案，在其他学校用甚至西部地区用，那么教师还有作用吗，教育还需要考虑班级情况吗？教育需要当面交流，课堂是不可复制的，这都是教育常识。所以，某些慕课还不如说是应试教育课堂搬家，应试教育精致化、普及化。
问：所以最后还是要谈到应试教育的危害。
钟启泉：应试教育的本质是反教育。有一次我在学校听课，一节高二数学课做题，只有一个学生解出来，但是他是悄悄地做出来，并不声张。我问他为什么，他对我倒也坦承，说怕将来高考会增加一批敌人——知识要垄断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岂止他一个人，我们的很多校长教师都是这样思考教育的——“本校习题不得外泄”，这不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吗？所以很多人在口头上反对，但是在心里还没看清危害。我觉得对应试教育我们应该有一个坚决的态度。最近正开展的新优质学校我觉得出发点非常好，“办家门口的好学校”是一句真正实施教育公平非常好的口号。不过，如果从逻辑上说，冠上“新”这个字，那还是承认原来那些重点学校“名牌”学校是优质的。这可能是推行新优质学校一种避免争论的策略性做法。但是如果新优质学校要继续发展，要继续推广，那就必然会面临两个标准的挑战：新优质学校不争资源，但是“老优质”学校还在抢资源，在这样双重标准的影响下，建设教育公平与提升素质教育之路会走得很难。应该下决心把原来的“名牌”学校纳入进来，新老之间各有优势，各有问题，让他们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但首先一定是要有一个公平的舞台，要有一个标准，大家不能抢生源。我最近翻译了日本学者佐藤学的一本观察研究世界各国学习共同体的著作。尽管中、日、韩等儒家文化圈还是世界范围内最顽固的应试教育集中区，但也在开始变化，脚踏实地地去做，学校就会不一样。佐藤学观察的3000 所学校都是二三流，但是改变之后都成为一流。
应试教育的危害，说得已经很多了，它的危害往往比我们想的要可怕得多。现在是一个需要知识分享的新时代，我们不需要知识垄断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迟早是会被无情地淘汰的。
本文摘编自《上海教育》2014年04月B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