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交媒体女权图景：不自称女权的女权主义运动
对潜行在审查机制之下的中国女权主义运动而言，社交媒体所提供的文化表达空间成为了其发展的重要途径。它发动了普通网民在无形中为女性平权发声，并聚集了群众力量以改变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但与此同时，“田园女权”与“女拳”等对中国女权主义的污名化名词也常常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推广。
那么，社交媒体对中国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的利弊如何体现，又该如何权衡？
本文通过对《淑女的品格》的众包创作与《恋与制作人》丑化女性的批评两个事件的分析，展示了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如何为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创作机会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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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女权主义运动》
原文：Chengting Mao (2020). Feminist activism via social media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26:2, 24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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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体之前：中国女权运动发展历程
从“黄金时代”到“星星之火”
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的解放是同新中国的成立一并开始的。此时有关妇女冲破旧制度的束缚而成为独立个体的叙述与记录虽然并非个例，但也只是国家解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较小的组成部分之一。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关于女权主义的著作被翻译并引进到国内，由此国内女权主义开始自下而上发展。当时的女权运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关于女权主义的学术理论研究，二是有关女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与其主办的活动。1995 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一大会推动了女权类组织，这些组织以关注性别问题、教育公众、为弱势女性提供帮助与服务、最终带来社会性的改变为主要职能与目标。与此同时，90 年代的政治环境较宽松，因此 90 年代被称作中国女性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黄金年代”，见证了包括政府领导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成立与发展。
1995 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图源：k.sina.com.cn
然而，从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政治环境变得更加严峻，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控增加。政府的管控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争议性组织的直接管控，二是通过更改组织注册与管理的政策，实现非直接的调控。例如，根据 1998 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上述组织寻找官方的工作单位对其进行监督与支持，因此女权组织为了保持独立，只能注册为工商业团体，这样它们就不再有资格从捐助机构那里获得资助。也正因此，2000 年之后，中国女权运动逐渐从基于组织的线下运动变为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组织形式。
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抗争
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女权主义者们看来，建立“剩女”这一标签并通过大量的媒体宣传催促女性结婚的妇联陈旧且过时，而女权研究者们又局限在精英阶层，忽略了普通女性的声音与需求。因此，他们拒绝进入妇联为中心的女权体系或任何相关组织。
表演艺术是新时代女权主义者抗争的一种形式。例如，2012 年，艺术家们在一场表演中身穿有血迹的婚纱来表达对家暴的反抗。在一场名为“占领男厕”的运动中，艺术家们通过号召建立更多的女厕所来减少女性上公厕的排队时间，来争取女性平权。
2012 年三位学生在前门步行街装扮为“受伤的新娘”
图源：photo.sina.cn
诸如此类的街头女性主义运动，体现出在中国政府重点管控大规模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女性主义运动的“游击战”策略。然而，2015 年，五位在公共场合发放拒绝性骚扰的便签的女权主义者被公安逮捕，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街头女权运动的失败与消亡。
随着现实世界里女性主义者活动空间的逐渐消亡，开放且低成本的互联网成为新时代女权主义者抗争的重要工具。如今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各种新媒体来传播信息、表达意见与扩大女权群体。
“我是落生”是近年来知名度较高的微博女权大 V 之一
然而，互联网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也面临着种种约束。首先，女权的大 V 们在社会重大议题的讨论中没有发言权；其次，政府对互联网也有着严格的把控，而女权作为可能干扰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话题，其讨论可能被删除，账号也面临着被封禁的危险。
随着女性主义者在线下与线上两个空间对社会冷漠的冲击，社交媒体上对女性在诸如电视节目，游戏等文化媒介中的呈现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为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而与以往的女权运动不同，这一运动是以社交媒体普通用户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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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的女性声音
对《恋与制作人》丑化女性的群体性批评
2018 年 2 月，一度爆火的恋爱手游《恋与制作人》发布了一则广告，随后引来大众批评。广告中，女性玩家被描绘成虚荣、粗俗、花痴、以自我为中心的、只能通过虚拟世界寻求安慰的可怜剩女形象。
广告发布后迅速招致游戏玩家与非玩家的批评。游戏公司立刻针对广告内容道歉，但其道歉也被认为是不走心的，因而不被大众接受。腾讯新闻对此评论道，当代女性并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是独立的个体，而广告中所体现的女性形象与这种主流价值观是不符的。
对《恋与制作人》广告的批评这一事件涉经历了三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由普通社交媒体用户组成抗争主体。批评这则广告的用户无一自称女权主义者，也没有在批评过程中提及女权主义，而是相应地发表了个人化的观点，并被他人支持。这种对丑化女性的事物的一致批评标志着当代女性拒绝刻板印象的抗争。第二，尽管制作公司出于对利润损失的考虑向公众道歉，但这一道歉有着“政治正确”的意味。第三，这场网上争论最初只是在游戏圈层内发酵，后来逐渐变为社会中心议题并被主流媒体所报道，从而进一步推动用户宣传这一公众议题。女权主义团体利用社交媒体的这种传播功能，可以设定议程并影响公众讨论，且与主流媒体进行有益互动，但社交媒体的这种优势也是极为有限的。
《恋与制作人》项目组发布的致歉公告
《淑女的品格》：“白日梦”中的价值观
2018 年妇女节前几天，一位微博网友“SUM 不二”提议拍摄一部叫《淑女的品格》的电视剧，剧中故事主要围绕四位 40+ 的女性的生活展开。这四位女性分别是设计师、教师、CEO 和主任医师，尽管有众人追求，四位女性仍然选择不结婚。剧名由韩国电视剧 2012 年《绅士的品格》启发。
此前，@SUM 不二仅仅是一名微博普通用户，而这条微博发布后爆火，直至 2019 年 5 月，该微博已有超过 4100 条评论和 3 万个转发。网友们围绕着独立、自由、美丽、选择与不同这几个核心主题，在转发中接龙式撰写故事情节、补充细节。2018 年 5 月，《淑女的品格》由壹心娱乐取得拍摄资格并进入创作阶段，由陈数领衔主演，只是目前仍未开拍。
《淑女的品格》网友自制海报
图源：bilibili.com
四位女性角色的形象与以往中国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大不相同。过去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以“傻白甜”、“剩女”与备受争议的“大女主”形象为主，后者看似打破刻板印象，实际上仍将爱慕女主角的男性角色为女主角提供的帮助作为女性成功的前提，即女性仍是男性的附属品。《淑女的品格》在微博上的大火体现了观众对这三种固有女性角色的疲劳观感。在抒发对大同小异的女性角色的不满的同时，观众的自发创作展现了其摆脱主流媒体控制，建构自己所见所想的作品的方式。
这种集体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权主义行动主义的本质产生了共鸣，两者均强调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群体。这些微博用户在创作中的共同意识形成了对传统的女性刻板形象的抵抗。尽管他们自己并未提及女权主义，但他们的集体行动在短时间内所产生的文字含义使其具有女权运动的意义。
网友“SUM 不二”提议拍摄《淑女的品格》
部分评论认为，《淑女的品格》与现实脱节，其中设定的背景与人物形象并没有如实反映当代中国环境。而正如创作者自己所说，这部电视剧本身就是一场“白日梦”。学者汉娜·费尔德舒（Hannah Feldshuh）在研究媒介“剩女”形象时曾写道，媒体建构并强化了如何接收和解释“剩女”一词，即使这些表述没有被接受也是如此，以维护父权制性别结构。与此相对，网友自发创作的《淑女的品格》则反映了受众如何抵制媒体塑造的低下的女性形象，即便这种创作与现实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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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副作用：“田园女权”
尽管《淑女的品格》与《恋与制作人》的案例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寻求传播在文化与媒介环境中多样化的、积极的女性声音，但两个事件的参与者拒绝甚至害怕将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者。例如，网友@SUM 不二就宣告自己“并非女权主义者”。
这与中国女权主义的污名化，即“田园女权主义”有关。田园女权是针对中国的女权主义而创造的术语，其特征是对男性的强烈仇恨。田园女权认为，性别不平等问题无疑都应归咎于男人，这类似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对男人的抨击。但是其特别之处在于，田园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只享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这意味着女性应仅因其生物学上的弱势而享有社会地位、家庭权力、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的特权。不仅如此，田园女权主义者对任何具有传统性别角色的迹象持相当敌意的态度，例如，他们蔑视将家庭或婚姻置于自己之上的女性。
田园女权认为女性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责任
图源：www.hmting.com
目前无法追溯田园女权的起源。但对于中国女权主义污名化的研究指出，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在传播上述关于女权的观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没有任何把关程序，无论其信息的准确性如何，任何个性化、单方面、零散或高度轰动的信息都可能成为重要的议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女权主义发展的机会可能会变成很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任何对女权主义持消极看法的人都可以通过提出扭曲的观点来污名化其长期努力；另一方面，大多数田园女权主义者并不完全理解女权主义理论，田园女权主义者可能会将性别差异视为完全的性别对抗，并考虑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置于男性之上，以此作为女性获得地位的途径。
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些对女权主义不甚了解的网民则会以偏概全，认为所有女性都是上述田园女权主义者，从而激化矛盾。对于真正推动平权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是女权运动发展的一大障碍。
《淑女的品格》和《恋与制作人》两个事件反映了社交媒体在推动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展现了“田园女权”这种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污名化对普通网民的女权观念的影响。
同时，也应当看到，两个事件的参与者虽然并未用女权主义形容自己，但确实持有两性平等的观念，这就提出了一个最终问题，即人们是否有必要将自己视作女权主义者再去争取平等。往后的日子，人们的言辞可能会从“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我认为……”转变为“我不需要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去争取平等，因为我生来就有平等的信念”。在漫漫的平权道路上，这种途径也未尝不可。
文案&排版 | 大壮
头图 | 叆茉
编辑 | 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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