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星市长耿彦波，看我国政府的造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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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式造城成为一个屡见不鲜的城市话题：迭起而同质化的高楼，绑定了许多个“中国第一”名号的建筑群，又或者是千篇一律的媒体视角与宣传文案。
凭借雷厉风行的大拆大建和颇具争议的政治形象，耿彦波及其搭建的大同市城市规划框架，可以被看做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缩影。
当然，一座城市的兴衰或规划逻辑绝非仅仅依赖个人化的主观偏好，而是被某种共性逻辑所统率——比如经济或政治。但总的来说，政府仍然是城市建设过程中最具有话语权的角色。
因此，要理解中国式造城运动下的大同，我们或许可以从耿彦波所代表的政府群体开始。
01 为什么要将政府视为一种“企业”？
土地财政与空间分类
1 融资
从传统职能来看，地方政府是管理国家行政区事务的政府组织，但造城运动下的地方政府，似乎更像是一个个目标明确的企业，而这个企业最重要的营收板块之一（起码在过去的四十年）则是以土地财政为政策基础的房地产市场。而要理解后者的出现，或许可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滞涨危机中得到提示。
彼时的中国政府对外要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对内要解决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危机（滞涨）。而滞涨的主要病根，在于以银行为主的企业的间接融资能力不足，而这又与通货膨胀息息相关。因此，飞升的物价和生产的停滞使得中央财政不得不开放融资市场，以此促进社会的直接融资——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就是房地产市场以及背后围绕着房地产市场建立的一揽子政策制度。
换句话说，房地产制度改革，使得土地成为重要的金融产品，由开发商代为开发和操盘。以及提高资本和土地利用率，弥补单一银行融资渠道狭窄和资金量供应不足的缺陷。
此外，分税制的提出也格外需要注意。它一方面增加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一般性现金流税，有利于地方和中央共同承担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则将以土地财政为主的资本性收入都划拨给地方政府——一个口袋收紧，一个口袋放开的政策，等于变相鼓励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因此大量的住宅兴建了起来。
2 现金流
然而，单纯依赖融资的“企业”不可能走的长远，作为“企业”的政府不能过度依赖一次性的资本收入（因为泡沫总有破裂的时候），而需要通过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来获得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对于政府来说，稳定的现金流就是税收。
因此，为了吸引能够提供长期效益的企业，政府往往选择将土地以低价甚至负价的形式提供给企业，并开放一系列优惠政策以便于招揽企业，从而使单一的土地资本收入通过城市产业的推进转化为可持续的政府收入。
3 研发
而在“融资”和“现金流”之间的“研发”阶段，也是城市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比如手机在生产和发售之间的“芯片”改良，尽管芯片本身并不会直接出售获利，但却能通过资本投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对于城市来说，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城市的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是城市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板块——显而易见，教育、医疗、交通或绿化设施齐全的地区，土地价值总是要比“三无”地区更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想要依靠它们本身来获得盈利，是很困难的，但它们自身的价值却会溢出到周围的城市空间（土地），转化为隐性或显性的城市资产，带动周围空间的市场价值。
因此，如果我们将政府看做一个企业，空间（土地）就是他的主要产品，并可以被拆分为三个不同的板块——用以融资的住宅用地，创造现金流的企业用地，以及提升产品价值的城市配套设施。
理解这一点，有利于我们理解以耿彦波为代表的中国造城家们，是如何操盘和运营一座庞大的城市的。
02 什么是“一轴双城”？
从产业角度看规划模型
尽管大同市曾被称为“煤都”，但从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角度而言，文旅似乎与之更加契合。
一方面，文旅产业的优势在于建设中被动创造的优质人居环境和配套设施，有利于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大同市本身具有丰富的、尚未资本化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尚未修复利用的历史建筑和干涸待优化的风景资源等，具有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条件。由此，一轴双城的城市规划框架产生了。
所谓的一轴双城，指的是以御河为轴将城市划分为东西两段，河西以古城建筑为核心展开恢复性保护工作，河东新区则依托现代化建设推动城市发展。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所谓旧城建设，就是由政府牵头，将尚未资本化的、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投资开发，通过文旅产业实现“文化遗产资本化”，以此为城市产业转型提供条件。打个比方，历史文化遗产就像是尚未取款的存折，政府要取出存折（文化）里的存款（资本化），首先要交一笔手续费（投资开发）。
显然，要交付价值不菲的“手续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时，以土地财政为主的直接金融，就是最快的“赚钱”方式——作为钱包的新城自然出现了。对政府而言，尚未开发的土地资源能够出让给开放商，并快速获取土地收益，是获取“启动资金”的重要途径。
夹在获取启动资金和资本变现之间的重要步骤，显然还有用于提升土地价值的“研发”阶段——城市配套设施的建立。尽管绿化和交通的扩张有可能侵占政府可用于出售的土地面积，并增加了维护成本——但正如前文所说，总体来看这仍然是一件付出大于回报的事情。尽管没有开发商愿意为了道路和城市公园付款，但基础设施的完善却大幅度提升了土地的价值，而政府则从增值的土地中得到回报。
因此，所谓一轴双城的“轴”，一方面是物理区位商用于衔接两城的交通条带，也是城市建设意义上衔接从“融资”到“现金流”中提升产品价值的重要纽带，一语双关。
03 历史老城，究竟拆还是不拆？
现金流的重要来源
当时河西古城环境非常糟糕，脏乱差的棚户区和文物古迹混杂在一起，给古城修复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他下大手笔对这些棚户区进行拆完以后迁移到河东新区。他也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获得了“耿拆拆”，“耿指倒”的称号，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驱赶这些曾经生活在古城区棚户区的原住民，让他们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园。
当然，我们无法切身明确耿市长等领导班子当时的实际想法，但也许我们可以依据上文的理论工具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对老城的拆除，其本意与其说破坏了老城的历史文化，不如说是将老城的文化资源进行资本化，从而实现整个城市的经济转型。
显然，如果对老城产业的定位是以旅游产业为主，那么所谓的“需求”不是从内部出发去拉动，而是从外部出发的拉动外需。如果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老城中的棚户区显然被定义为“无用的资产”。所以在这一刻，大同的老城已经不是这帮原住民的“家”了，它以后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的旅游市场。
其次，新城建设了很多新的住宅以及周边的配套来实现它的居住功能，它们显然需要很大的消费市场，这时候将旧城棚户区中的原住民搬迁过去，理想情况下可以填补市场的空缺，以此实现“双城双赢”的美好愿景——既拆掉了老城中的“伤疤”棚户区，又为新城的市场注入活力。
那怎么看待与他还拆了古城墙以及一些老宅这种现象呢，其实这个和搬迁旧城的原住民原理一样，只不过一个是人一个是物。其中一些名人故居也没有幸免于难。一个彭姓医生在民国时期，山西晋中一带颇具名望，其后人也曾呈信给市政府，希望不要拆掉，但结局还是拆迁。有的地方更是重新建了新的假古董，更有专家指出，新建的民宿风格并不是大同的居民房式，而是晋南一带的风格。
这乍一看是违背文物保护的原则的，但如果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说，似乎并不是所有老旧的东西都值得保护的。那些占据了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老资产难免逃不过被拆迁的命运。
这样的别离，在过去的几十年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孤例，而在未来，有可能还会出现更多。因为所谓的存量优化，本质上来说优化的是空间之上的产业逻辑。比如如将什么花鸟市场，早餐店等，“优化”为更有市场的网红餐饮店之类的。
也许我们不能说，前者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代城市的发展（它们也的确也承载了许多人的回忆，情怀和文化等等）但是，它们的确不能捕获当下的“主流市场”，这对于以经济理性为主的政府企业来说，“优化”它们，是一个没太多选择的选择。而对那些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历史文物，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去保留它们，比如华严寺，关帝庙等，并通过修复它们来充分发掘文化旅游资源，带来经济收益。
反过来说，面对假古董，我们最好不要将其风格视为某种文化产物，而是市场中的某种品牌符号。毕竟对于企业来说，如果能吸引“顾客”，引入甚至仿造别家的“品牌”又何妨？
在旧城修复的过程中有个重点工程叫做代王府重建，当地媒体曾将它称为“小故宫”。代王府本来已经在明末时候被烧毁，仅剩九龙壁留存。也许，当时耿市长是觉得残垣断壁的传播效果并不太好，因而通过完形整个代王府，来“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虽然是个假古董，但是它却被寄希望于通过“以假乱真”的方式，来传播历史记忆，提升旅游价值。
因此，不是有人欣赏不来真迹——文化重要，历史重要，但对于现在的决策者来说，经济与流量更重要。
04 御东新区为什么会出现？
土地是城市未透支的支票
之前已经说过，御东新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上述旧城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需要大量的资本。这些钱，显然是需要以土地财政的政策支持作为基础，也就是卖地。卖什么地？当然是未建设的地。如果你卖的够多，一座新城就能够拔地而起。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城是旧城透支的支票。
当然，新城仍然有别的功能。旧城既然以旅游产业为主，那么原本旧城中的生产，生活功能，就必须要以新城来承接。此外，还要承接的，是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高新产业，服务业等等。所以新城建设了居住区和生产区域用来安置老城搬迁过来的原住民以及生产活动，同时围绕这些居住区建设配套，来使新城的功能逐步完善，适应现代化的生活，这样一来，河西河东互相扮演各自的角色，并行不悖的发展。
而我们前面说到，新城的土地价值，往往来源于土地周围的公共服务和配套增益。这使得，大量的公共建筑和生态修复几乎被同时提上日程。
1 为什么要请世界大师修建那么多的公共建筑？
御东新区除了为从旧城迁居过来的居民兴建住宅以外，它还在不断完善周边的配套，配套中首要的就是公建。公建服务于居住区，比如医院，学校，博物馆，办公楼，商业楼等，给居住区的人们带来工作，提供生活的便利，和居住区一起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形成现代生活的基本框架，这样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定居，从而提升新城的土地价值。
而这些公建都是通过国际招标请来世界上的建筑大师，为河东新区设计新的地标建筑，比如大同歌剧院，大同美术馆等，这些建筑被寄希望于为新城带来优良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投资软环境，成为城市新的文化标签。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因为这片新区是新建造的，缺少文化底蕴，不像老城有直接可以资本化的文化资源，所以要创造资源并使之资本化，建筑大师的作品作为“凝固的音乐”，也许是一种选择的方向。
就像德国的维特拉家具园区，一个普普通通的生产园区，本身并没有太多文化资本，但是它们邀请了建筑大师为园区量身定做每一个建筑，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对内的生产园区，它更是建筑爱好者和旅游们的朝圣地，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由厂房组成的生产园区就开发出了旅游资源，通过收取参观费用，轻轻松松实现了资本化，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也许对于耿市长来说，光依靠旧城原本的历史资源来打造ip是不足够的。如果能够创造新的文化形象，那么也许是一种理性的，可持续的状态。
2 为什么要进行生态修复？
而从生态修复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引水灌满原本干涸的文瀛湖并修建森林公园等生态绿地，大同本是缺水之地，2012年和2013年，大同共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将已经干涸的文瀛湖灌满，花费4000余万元，每吨水的平均成本4元，如今这个湖水的面积已经超过了西湖。
花这么大的代价去修一片湖，真那么值得吗？所有的生态修复本质上并不是仅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更是生态环境背后的经济价值。文瀛湖是大同历史文化与自然文化融为一体的珍贵资源，对它大手笔的修复也是在充分挖掘其文旅资源，自然资源作为另一种配套，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新城的土地价值同样随之得到提升。
耿市长的造城方式，能获得成功吗？
通过这一系列的造城以后，大同渐渐摆脱了对煤炭的依赖，逐渐显山露水，透绿现蓝，但是在耿彦波离开大同以后，他的很多计划就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2017年才陆续完成剩下的部分。
5年的任期对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领导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每一任领导的不同审美都会诞生一个新的城市规划，有的甚至把前任的东西推倒重来。耿市长是中国造城运动的一个缩影，他的一轴双城的理念也把中国式造城的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简单地进行一个概括吧：如果将大同市看作一个运转的企业，那在一轴两城中，一轴相当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开发产品的周边配套，旧城相当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而新城就相当于企业的融资，为企业初期的发展提供支持。
近几年随着发展观念的转变，政府开始治理环境，煤炭需求下跌，大同的煤矿业开始衰落，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由耿市长创造的城市财富开始展现效益，如今出现在媒体上的新大同面貌焕然一新，旅游业逐渐成为市内主要收入来源。在疫情前的2019年，大同全市旅游总收入762.1亿元，超过了大同市全年经济总值的一半，文化旅游繁荣发展，生态环境明显向好，早已不是当年的煤都，然而2021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同市旅游收入腰斩，仅有2019年的一半，又给这次转型带来了变数，耿市长的这场造城运动，还需时间给出答案。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本期原创 / Hao
#追求理想的建筑师，爱旅游，读书和运动，游学欧洲多国，研究日本的建筑，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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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白鹿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研究生，白白胖胖的理想主义者。
编辑 / 白雎 审核 / 尤加利叶、
本期内容为一只建筑精原创并编排，版权归一只建筑精所有。欢迎转发，转载请在后台键入【转载】、商务合作请在后台键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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