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研院举办“中国历朝官僚俸禄与财政制度：追寻跨层次比较视角的制度史”研究坊

7月15-26日，“中国历朝官僚俸禄与财政制度：追寻跨层次比较视角的制度史”研究坊于高研院召开。研究坊召集人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尤怡文、苏州大学历史学系丁义珏，主要参与者有：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柴芃(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丁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文龙(华中科技大学历史所)、张亦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叶烨(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洪丽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申斌(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毛亦可(北京大学历史系)、吴木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熊芳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这是一场发想于2016年暑期驻访，起始于2018年的跨学科跨断代读书会，我们尝试由史料出发，追索单一制度于中国历朝的变迁路径，并进而与理论对话，探究制度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奠基于2018年研究坊对历朝文官选任考课制度的讨论，本年度研究坊进一步探究历朝官僚俸禄与财政制度。由制度史研究言之，这是官僚制度与财政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的结合部；自比较历史视角观之，官僚俸禄与财政则是中西国家治理能力比较的核心观察面向，亟需跨断代系统性研究。承此，本次研究坊除邀集秦汉至清各断代史同仁，及当代中国官僚俸禄研究的社科学者外，还邀请了法国史学者参与，尝试在跨朝代比较外，加入中西帝国的比较与对话。

在为期两周的密集阅读与共同讨论中，我们探讨了：俸禄制度设计(厚薄、级距、以品阶或职位计禄、文武内外之别)所映射出历朝统治者对官僚属性的定位、俸禄在财政中的占比、作为俸禄补充的预算外方法(职田、场坊、放贷等)与民生之冲突、非编人员与地方财政努力(fiscal effort)、官僚俸禄及免课役特权对国家基础权力和社会分层的影响、中西帝国官僚俸禄制度及财政供养人员组成之异同。议题精彩纷呈，不及详述，谨摘录几点讨论于下：  

其一，薪酬分配之政治逻辑与治理矛盾：在探讨薪酬级差时，我们发现即便在号称薄俸的明清两朝，上层官员俸禄加上定期与不定期赏赐，皆远远高于低阶官员，加之低阶官僚守选、待阙需要更长年限，年均俸禄更为微薄，形成高品级官员成为豪门大户连阡累陌，而低阶官员差役薪俸廪食不足以糊口的巨大落差。这巨大级差背后所隐含的政治逻辑是：统治者以大量恩赏及高薪换取高品阶官员政治忠诚，而将低阶官僚视为办差者，禄足以代耕即可，财政吃紧下甚或减俸无俸，使得位于基层治理前线的低阶官僚需以预算外之各种“财政努力”或个人寻租以维生，进而导致民众实际税负劳役远高于制度规定。换言之，厚上薄下之薪酬分配，意以恩赏消解侍从近臣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但却在另一端推升了基层治理风险；更甚者，获得大量土地财富恩赏的高阶官僚转身成为地方豪强世家，倚恃特权进一步侵蚀帝国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

其二，王权不下县亦或影子政府：在论及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时，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国家汲取能力有限，无法支持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基层编制不足以致王权无法下县。然而，在检视历朝基层政府组成人员(官、吏、役)时我们发现，随着中央政府不断上收财权，基层政府编制确有缩小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实际规模收缩。为完成政务考核，基层政府被迫自筹财源扩增编外人员(幕僚、吏、役)执行公务，从而形成庞大的影子政府，并进一步加重预算外的资源汲取(摊派、杂役、寻租等)。

其三、司法国家、财政国家与行政国家：在进行中西比较时，一个显著的差异是，前现代英、法有给职官僚队伍的形成，主要是以经理财政收入的财政管理机构及兼负创收功能的司法机构为中心，称之为财政国家（État de Finance）、司法国家（État de Justice)。相对的，中国官僚队伍则在财政、司法部门以外，存在庞大的行政监察等机构。这样的对比，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由财政供养人员组成及所占财政支出比例进行比较，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中西国家治理目标与偏好的不同。

除上述议题的精彩讨论外，此次研究坊另一收获是对于跨学科对话方式的再思考与精进。在长达两周的讨论过程中，随着制度演化的复杂化及精细化，我们一度失去讨论焦点迷失于史料中；而在末尾对于量化比较的探讨时，也曾上演了当社科研究者的简化强迫症遇上历史学者细节强迫症的矛盾。但正是这些碰撞让我们能一同学习和摸索更好的跨学科/跨国比较对话方式。

最后，我们由衷感谢高研院的支持，让这个跨学科跨断代的研究坊能持续下去；同时也向所有参与者致意，在这个快速流动讲求成果的时代里，愿意拨出两周时间参与这样一场知识大冒险，着实不易。我们诚挚地期望，透过研究坊的举办，能形成跨学科跨断代跨国别的知识社群，共同追索中西国家治理比较的多元途径。

文字：尤怡文

编辑：郜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