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暑期研究坊第三期 | 11】历史比较视野下的诗歌与它的生态

7月12-16日，“历史比较视野下的诗歌及其生态”研究坊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研究坊召集人为范雪（浙大城市学院），主要参与者有：姜涛（北京大学）、余旸（西南大学）、成玮（华东师范大学）、席亚兵（诗人）、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向祚铁（小说家）、刘岩（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访问学者）等。

学界与普遍的读书人对汉语诗歌有这样的基本认知：传统中国有悠久辉煌的诗歌传统。这个传统在某几个历史时期有着极为耀眼的成就。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诗歌彻底的革命，开创了与传统诗歌完全不同的新诗。新诗的主要特征被认为有这样几点：1）写作更自由，新诗发生时刻种种关键特征是它之所以为新诗的基因；2）新诗的形式，多有讨论、多有实验，但无规约。3）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很大，是对古诗的断裂；4）当下的状态是，新诗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类被称为“诗人”的群体的内部活动，讨论诗的语言有比较强的行话特征；5）对古诗和新诗的关系有三类有意思的意见，一类认为新诗不是诗，另一类认为旧体诗是程式化的、无活力的，新诗应追寻西方现代诗的传统；再一类认为在古典诗歌研究不断推进的基础上，应在多种细致具体的渠道中打通新旧。

上述认知本身已显露出许多有待更深探讨的学术话题，本研究坊的立意也主要由这些现象和问题而来。在讨论的设计上，每位发言人分享一个足够丰富、饱满的案例，这个案例由此会反映出文学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它在自己那个时刻的命运。用命运这个词，诗就好像一个生命体，生命体面对的世界，会有足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学的、社会的、文学自足的传统的诸多要素都在其中。由此，来自不同学科的、基于不同对象的研究之间的对话与相互启发，就有可能碰撞而生。

第一场余旸首先讨论了“当代诗中的戏剧性与历史意识”。“戏剧性”，或“历史意识”，为近二十年来当代诗歌批评中反复讨论的老话题，之所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是针对近几年来，在反思“九十年代诗歌”的某些写作倾向带给年轻写作者的糟糕影响时，出现的逆反性的判断倾向。余旸结合当代诗中的“戏剧独白诗”类型，将其置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出“戏剧性”与“历史意识”的密切关联。随后讨论的焦点是，富有历史意识的诗的写作能否与其他体裁的知识生产写作发生富有成效的对话。

第二场，姜涛分别以袁可嘉和朱自清40年代的诗论文献为对象，讨论两种新诗现代化构想。其中“诗与民主”“雅俗共赏”及其不同预设与实现路径，引发激烈讨论，由此亦可见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如社会的文化空间、文化主体、城乡区别、国家的文化理想等都强烈地注入了新诗与新诗言论的意识之中。

第三场讨论，席亚兵从新诗问题出发，论述了明代诗歌生态与诗歌发展的一些问题。从唐到清，诗歌史基本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官吏阶层书写。明代科举由于不考诗赋，整体诗歌质量欠佳。但从李梦阳开始，士大夫仍然在勾勒古典诗歌的整合性生态，达可致教化百姓，穷则做陶冶性情。当代诗歌由于与这一传统断裂，自甘沦为边缘事物，因此在与社会衔接时天然失畅。席亚兵提出整合古典诗歌与新诗传统的方案，认为当代诗人应重塑诗歌人格，并接续古典诗歌的多样化风格类型来展开实践，以期尽量修复自身生态，弥合与社会的裂痕。这引发的议论主要落在，新诗之所以为新诗的最敏感之处，也许恰恰使其不可与古典写作兼容进同一评价体系。不过该方案对面向本科生的写作教育，富有启发。

第四场，成玮以《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一篇为例，呈现了整体性的细读如何可能破除附会，将歧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同时从技巧层面，将诗篇与措辞浅白的乐府歌辞区分开，归入依赖重复翻读的案头文学。他提出整体性阅读有助于趋近作品原初意图，实应成为读诗的基本方法。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科系的教育中，作品细读的重要性颇有几分尴尬。随后的讨论，有对文学文本促进文学研究可能性的讨论，也有关于文学研究所能贡献于文学教育和文学享受的意见。

第五场，范雪以艾青在陕北的文艺活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新民歌、60年代江南题材抒情诗三个案例，讨论了延安至新中国的诗与民的关系。讨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若干古典的话题，比如“风”是否有助扩大现代文学讨论的视野，扩充容量，或是否也是现代的真问题；文学研究与史的关系。

综上，学科之内，本次活动给了参与者丰富的启发；学科之外，讨论焦点进入过三个大的议题。首先，当代诗歌公共性的问题。这远非仅是新诗的命题。传统诗歌的处境和新文学在现代中国种种努力与实验，使新诗似乎比其他类型的写作更早更急迫地撞上了这个迎面而来的话题。其次，对一个文学作品的细读，能够多大程度上拥有学术上的重要性。这是在当下文学研究大潮流的环境下，对讨论文学作品的方法与可能性的期待。第三，文学在中文系，以及大学本科教育中的位置。

文字：范   雪

摄影：李   菁

编辑：陈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