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 古丽巍：北宋中后期尚书省行政体系的成立

11月10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3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古丽巍作报告，题为《北宋中后期尚书省行政体系的成立》。报告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王文婧主持。

自秦确立中央集权制后，以君主为核心的汉制中央官僚政体在整个帝制时期发展出两种基本类型：秦汉时期为典型的三公九卿制和隋、唐前期为典型的三省六部制。然政体一直变动不居，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进程，是三公九卿制逐渐向三省六部制转化的阶段；而作为典型三省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在唐高宗、武后以降，官僚体制即从三省制渐次向使职差遣系统转化，晚唐五代及北宋前期是使职差遣系统的典型期。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尚书省在中央组织机构的作用、地位有所不同，无论是三公九卿制变化为三省制过程中，还是三省制确立后的一系列变化，中枢层面变化剧烈，但尚书省系统则相对稳定，在不同阶段的王朝体制中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由此，我们不仅要问：尚书省为何具有如此漫长的生命力？

思考这一问题，需要进行长时段的观察。早在西汉尚书省的雏形尚书台初现以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政治因素推动下，三省陆续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从中朝逐步发展出来，前辈学者如祝总斌先生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中朝官外朝化”。这种中朝机构不断崛起持续外化的方式，与东汉以来宫廷布局和宫省制度息息相关，内朝与外廷的悬隔，不断驱动着中朝机构变化发展。隋唐南北一统，而在制度层面上，国家体制越来越多退却胡化色彩，在基本架构上呈现向汉制靠拢的趋势。隋代尚书省在整个政府机构中处于权力核心地位（刘啸），至唐武后执掌权柄，移宫事件（663）后，为抗衡世族、外朝，于内朝置北门学士参与机务，逐渐发展出居于内朝的翰林学士院，负责草诏，备顾问。唐宪宗即位后设置翰林学士承旨、枢密使为“内相”，拟与外朝三省分庭抗礼，中枢运转在所谓“新三头”中展开（袁刚）。这一过程中，改原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直接与尚书省六曹事务对接；而北衙诸司增设了自三省至卿监的对口机构（唐长孺），尚书省职事被逐渐架空。中唐以后国家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王孙盈政）。困扰唐代后期政治的诸多问题，也促使国家体制大幅度使职差遣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体在分层制衡与事任制衡之间摇摆，或兼而有之。

北宋前期，以三省职事官为本官，是较为彻底的使职差遣化阶段，但此时三省并没被完全取缔，而是闲而不废。由于皇帝走向政务前台，参与御前会议，和朝廷百司及各级官僚保持制度性的对话，不再依赖以往那种“中朝”机构，中朝作为催生新机构的动力已然消失了。随着使职差遣逐渐系统化，与本官系列协同运转，本可以成就一代新的国家体制的运转模式，但宋神宗即位以后，推行新法过程中，因应政治上的需求，进行中枢权力拆分、归并不同系统的官僚机构，以及对一代令典的神往和追求，元丰年间，推进了国家体制的又一次大的变革。以《唐六典》为蓝本，改二府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尚书省作为国家的“大有司”，一度搁置，至此再度被启用，重新成为处理大量政令文书之所在，以尚书都省为首的省曹寺监系统被确立为新制的行政主体。

然而，在实际政务运作过程中，这一理念先行设计而来的制度存在不少需要调试之处，尚书省事务十分庞杂，涉及行政、督查等种种政务，都省作为决策和行政的枢纽，有着复杂的分层和事任分工，六部职任轻重失衡。宋神宗去世后，新制在中枢层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三省合为一，尚书省系统的行政体系虽经历了不断的“紊乱”与“破坏”，产生变形，但基本框架却相对稳定，制度的变形反而使制度更加实用，更富弹性及生命力，成为新制最为成功而持久的部分。这一体系，体现为中央机构是变形的三省制，决策与施行机构分开，尚书省成为国家行政重心。某种意义上，正是与决策保持了一定距离，本身机构的事务化色彩愈重，反而成就了尚书省在国家体制中行政重心的位置。而地方路级以下，仍然是使职差遣系统发挥作用，整个国家体制兼具了理想和实用。至南宋初“官品”系统渐次稳固，这一从元丰改制始得“重塑”的国家行政主体终得成立，在体制上扭转了晚唐以来国家官僚体制使职差遣化的走势。其中六部作为国家行政主体的制度机制一直延续到帝制晚期。

报告会交流环节，王文婧、李井奎、张天虹、夏明方、于溯等学者，就制度的评价维度及其在历史变迁中沿革、使职差遣制度、北宋中后期制度改革对金代尚书省制度的影响、活的制度史、宫廷布局与汉制形成的关系、使职的条块化、尚书省的自觉主体意识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

文字：古丽巍

摄影：陈彧婷

编辑：陈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