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 余旸：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1937–1949年思想转变研究

5月2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3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旸作报告，题为《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1937–1949年思想转变研究》。报告会由高研院学术编审李杭春主持。

余旸首先剖析1937年抗战爆发前卞之琳的思想认知状态。这一时期，卞之琳的诗歌风格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由早期“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发展为带有明显的相对观念的智性诗，诗中内涵的那些相对的智性概念——大小、远近、虚实、古今、内外——指向的是获得如他在《圆宝盒》一诗中展示的，可以超越现实的、“圆宝盒”所象征的“慧心”。基于对卞之琳这一时期诗歌的文本分析，余旸指出，从中可以看出卞之琳受到纪德、瓦雷里为代表的法国后期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写于1936年的《成长》一文中，卞之琳通过比较孔子相对的绝对主义与庄子绝对的相对主义，较为完整地表达出了他的人生认知，并用“生生之谓易”的思想来化解人终有一死的困惑，而这一点在1937年暮春时节居留杭州写作的《白螺壳》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

抗战爆发后，卞之琳写作题材与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人的人生感悟，转向了“在邦家大事的热潮里面对广大人民而写”，无论是他写的《晋东南麦色青青》（战争随笔）、《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近似报告文学）、《慰劳信集》（诗歌）、《山山水水》（小说）、杂文、译序，始终都与历史（主要是战争）有关。余旸指出，卞之琳把握历史的方式，是将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在把握和处理历史时，往往着眼于把握动态历史进程中的“势”，在卞之琳后来的认知中，这也只是他所理解的“自然历史观”——一种包含了历史、人生、生命乃至自然在内的“天道”的一个宣示，其核心是“生生之谓易”。

随后，余旸梳理了卞之琳将历史为象征的艺术观的发展过程，并总结道，在把握历史的态度上，对比穆旦在历史的震荡中载浮载沉的挣扎，卞之琳表现出脱略、相对、渐趋透明的智者风格；同时，卞之琳对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有机集体组织第一次成为象征主义艺术可以把握的对象；而从主体性生成的角度来看待卞之琳“历史作为象征”的意义，可以看到，卞之琳的主体自我依赖于动态历史中对“天道”——这一既灵活又相对以长时段看待历史的自然历史观——的把握，因此卞之琳既不能轻易地被1920年代后主宰历史的政党政治所吸纳，也不易被具体的时势左右，呈现出较为独立、笃定的主体状态。

报告会交流环节，宋立宏、侯俊丹等学者，就卞之琳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五四之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态度、卞之琳的认识论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文字：夏春璐

摄影：陈彧婷

编辑：陈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