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刘成国作报告，题为《有善有恶——王安石的人性论演变新探》。报告会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主持。
“人性”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儒释道三家历来都重视对此问题的阐述，且相互间论争不休。北宋时为应付佛道在心性领域的挑战，以及理想秩序的重建之需，“人性论”的建构成为儒学复兴的时代课题和重要使命。作为宋学的领军之一，王安石积极投入引领仁宗朝新兴的论“性”之风。他对“人性”有多篇论述文章，如《性情》《原性》《性说》《性论》《扬孟》《答王深甫书》等，但其中观点相互冲突，造成了理解上的困扰，这也是后世研究其“人性论”的难点。
刘成国指出，综观近几十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致有三种论点：一是以贺麟、夏长朴等为代表的人性演变论立场，即王安石的“人性论”经历了一个从性情合一到“性善恶混”、“性无善无恶”，再到晚年回归孟子的“性善”论的演变过程；二是认为王安石早年是“性善”论，中年是“性善恶混”，晚年是“性无善无恶”论；三是以“性善恶混”为定论。其中第一种观点受到很多学者拥护，也是当前王安石“人性论”研究的主流观点。刘成国认为，近些年虽然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了，但王安石不同文章中人性论观点之间的冲突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有的研究中对王安石论性诸文的理解大相径庭；二是在文章的编年与阐释间存在循环论证；三是对新材料，即《礼记发明》存在误用。对此，刘成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即结合王安石思想的整体脉络，从材料考证入手，先对王安石关于人性论表述的最关键的一篇文献的编年，以及近年来学者广泛利用的新材料分别进行考证辨析，并进一步澄清相关论点，再辅以新学弟子的阐释，最终厘清王安石“人性论”演变的四个阶段。一是早年的沿袭“性善论”阶段，根据对王安石最容易引起理解分歧的一篇文章——《性论》的文体风格、论题和阐释的考订，以及对《礼记发明》的成书年代和编纂的考证，即可推定。二是质疑批判前人论性阶段，即王安石在庆历后走出古文运动，驳“性三品”、“性善情恶”等论说，提出性“不可以善恶言”。三是整合前人，提出己见阶段，即嘉祐、治平间（1056-1067），整合孟、扬，正式提出“性有善有恶”论。四是王安石新学门人的阐述佐证，即王安石在熙宁后虽未继续系统探讨人性的问题，但从其门人杨时、郭雍的旁述，可以佐证“性有善有恶”是王安石晚年“人性论”的定论。由此，可以说王安石的人性论经历了一个从话题沿袭，到反驳前人，再到正式确立己见，最终由门人发挥阐述的四个阶段。接下来，刘成国进一步阐述了其关于王安石“人性论”特点的思考：王安石的“人性论”处于一种论辩的语境中，其“性不可以善恶言”论，是建立在正名的逻辑之上，以性情关系的认识为前提；与理学的“人性论”比较而言，王氏拒绝直接以善恶来规定性之内涵，坚持性“不可以善恶言”，这与理学将伦理道德先验化、本体化的取向有根本性差异；王氏的“人性论”建构，呈现出另外不同的思想结构系统——制度儒学，它并非是为道德伦理进行本体、心性的深化，而是试图为制度变革提供内在的人性根源。最后，刘成国指出，王安石的“人性论”在北宋的影响，远在二程、张载等理学家之上。王安石新学成为北宋后期朝廷意识形态，“诵说推明，按为国是”“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在其影响下，性命之学泛滥。客观上为理学的振兴，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氛围。佛、道中的性命学说，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学校、科场，并与儒家经典中的心性论述相互碰撞、彼此融合，促成了儒家心性话语模式的形成。
报告会交流环节，丁义珏、张春晓、张福建、闫雪等学者分别就王安石的“人性论“如何解释《中庸》“率性之谓道”、王安石人性论的演变是否有具体现实指向性、制度儒学、王安石“人性论”与佛道人性论的关系和区别等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