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60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硕作报告，题为《历史的另一面：记忆与传说 ——从个案说起》。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任小波主持。
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传说和历史记忆往往因为包含众多主观建构成分而被忽视，但事实上，传说和历史记忆大多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更多地反映了人们的主观愿望与诉求，仍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报告会以“打箭炉”传说、藏汉之间的文成公主传说等个案为例，讨论了这一问题。康定的旧称“打箭炉”地名始见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可见，该地名是因蜀人传说“诸葛亮铸军器于此”而得名。在此后的两百年间，清代史籍文献中普遍称“打箭炉”，更由此衍生出诸葛亮令麾下将军郭达于此地造箭的传说，其造箭之地名为郭达山，农历6月5日，当地举行盛大的“将军会”，纪念郭达将军诞辰日。从史料考证，“打箭炉”在《明实录》《明史》均已出现，作“打煎炉”和“打折卢”，从这些不同写法可以看出，该地名应是出自藏语地名的译音——藏语称两水交汇处为“多”，打箭炉正好处于源自折多山之折曲（即折多河，打曲为河）与源自大炮山之大曲（打曲，即雅拉河）交汇处，故被藏人称作“打折多”，“打煎炉”和“打折卢”均系其译音。从康熙《泸定桥碑记》称“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来看，“打箭炉”纯属蜀人的传说。至于郭达将军，查《三国志》等史籍，诸葛亮麾下及并无叫郭达的将军，“郭达”是杜撰的人物。汉人所谓“郭达”，源自当地藏人心目中的山神“噶达”；而汉人所称“郭达将军庙”，实为当地藏人祭祀山神的“噶达拉康”。民国时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将军会”，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
有关文成公主的记载，在唐蕃时期汉的藏文献史籍中还十分简略，直到公元11世纪才开始在佛教弘期藏文史籍中大为丰富，并逐渐演变为汉藏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传说中，文成公主带入了巨量和卷帏浩繁各类书籍与物品，并且擅长风水之术，大昭寺的兴建正是由文成公主看风水堪定基址；文成公主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带入佛像及佛经……而在文献中记载更为丰富的金城公主，却被被完全遮蔽，湮没无闻。基于此，石硕对两个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打箭炉”地名出于汉人的主观建构，是望文生意的“无中生有”，而杜撰的郭达将军则合“噶达山神庙”“郭达将军庙”为一体，并发展出汉藏同祀共欢的盛大“将军会”。这种建构的背后有两个目的：对汉人来说，可以化“他乡”为“故乡”，化“陌生”为“熟悉”，缓解思乡之情，化解“乡愁”；而对藏人来说，则可以打破隔膜，弥合与当地藏人的关系和情感。文成公主的传说则主要出自藏人的塑造，以真实历史人物文成公主为内核，变“小”为“大”、化“微”为“著”，不断叠加和重塑历史记忆，把真实历史人物升华为汉藏民族友好交往的象征符号，重塑了民族间的历史记忆，同时重构和放大吐蕃的辉煌历史，强调和突出松赞干布的重要性和辉煌业绩，亦不乏推广佛教的因素。石硕进一步分析两个案例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当主体人群与边缘人群发生关联时，二者之间需要“与共”——建立共同话语、共同记忆、共同符号，以有利于相互沟通、交流。他继而阐释了对“历史真实”的思考。虽然“打箭炉“郭达”是主观建构，产生出来的“将军会”却是“真实历史事实”；文成公主是真实历史人物，但被藏人主观放大和强调，抽象为象征符号，对汉藏友好发挥重要作用，可见人们的主观愿望与观念同样创造历史。最后，石硕总结道，历史总无法避开主观，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记录历史的是人，研究历史的也是人。历史总是“主观”与“客观”相掺杂。传说与历史记忆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观念和意义，同样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素材。记忆和传说也是历史，是内涵更丰富的历史。
报告会交流环节，任小波、闫雪、张春晓、邹立波、白照杰等学者，就“打折多”“噶达拉康”的藏文涵义，郭达将军传说与噶尔氏的关系，传说变化的节点，上层有意与下层无意识建构的区分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