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区域研究的流弊
文丨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丨节选自《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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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的初衷，是鉴于中国幅员广大，差异显著，若是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的局限，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小空间的范围，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不见林的偏蔽，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可是实行起来出现若干不无可议的偏向，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各项：
其一，用现行的行政区划作为分区的依据凭借，上溯考察该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这犹如傅斯年所批评的将二千年集于一线，用后出的概念考察之前的分区，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发现相似性，导致将现行区域内各地方的历史强行牵连在一起。预设区域，势必以假定为主导，所有的联系及分别，都是在预定的范围内自说自话。实际上现行区域内的各地，在历史上未必以统一区域的形式相互联系，或是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更为主要。用后出的集合概念研究前事，即使晚清分省意识已经明确，直省地位显著上升，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研究仍不免忽略当时一省各地以及各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二，将所认定的区域内没有事实联系的现象想当然地视为同类并加以归纳。研究基层社会，往往苦于没有特定地方的连续性资料，可是既然按照后来观念预设了一定的范围为同一区域，则凡是历史上在此出现的事情，均分门别类地视为相同事物，进行归纳分析。
其实这些事实是否同类，全在研究者的主观认定，否则就无法使之相互联系。这样的求同本来就与史学的见异背道而驰，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自律，更加有如天马行空，任意驰骋。而有连续性资料的基层社会单位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全面掌握才能定点取舍。随意选点随便下手，只能穿凿附会地将并无实际联系的区域内各地方形似而实不同的人事现象组合在一起，并套用外国别科的框架加以组织阐释。
此外，研究单位日渐下移缩小的趋势带来的问题之一，是相关资料缺乏连续性和丰富性，只能跳跃地进行类像化处理。而且单一记录不易像研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那样进行多方比勘印证，又和初民社会研究类似，能否内化以及内化的当否，取决于个人是否现地考察，内化与外在的标准实际上全在自我，大都不会被他人或后人反复勘验，说起来像而未必是的情形所在多有。
其三，缺乏整体观照，只就局部具体立论，所谓区域性特征，一旦放宽眼界，则或大同小异，或生搬硬造。最为典型的是一般区域文化研究，各自的分区看似有历史渊源，其实不过是画地为牢，重新编织组装材料史事。据此形成的区域文化史，与其说是重现历史本相，不如说是杜撰各人心中的历史。即使旁征博引材料，却脱离事实原有的时空位置及彼此联系，貌似叙史，实则演义。诸如此类的再创造，只是借述说历史讲出各自心中的认识。受此误导，一些史上实有的实事，也会被重新解读乃至塑造。例如浙东学派的研究，大都不能分别历史上浙东、浙东学术及其指称的渊源流变，在梳理历来的相关史事和指称的基础上，重现二者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分别。各自依据心中之是重编浙东学术的谱系，实在是创造历史而非研究历史。
其四，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无论空间还是层面，都被严重分解。中国历来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区域研究引进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假定个别等同于一般，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本相相去甚远。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区域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关照，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很容易被人为肢解。将区域研究的经验放大，还会形成以局部为整体，从局部看整体，由局部求通论的偏见，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的根本谬误。
区域研究的流弊，根源于学人欲突过前人而力有不逮，无法循规蹈矩地接着做，只能另辟蹊径，借由外力，以求出奇制胜。欧洲各国，主要是拉丁方言区分裂而成，国土人口有限，美国虽然地广，却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各州独立性很大。在欧美人士的眼中心底，广土众民的中国如何能够长期连接形成一体，实在是匪夷所思之事。戴着自己的本色眼镜，自然容易看到区域之间的差异，而不易把握彼此的联系。其实中国凭借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同化力，早已过了分封的时期，进入一统的时代。或指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不及他国，不过是以现在国家为单位，倘若放眼全球，中国历史上正是几乎竭尽所能地融合了很大一部分世界而成，而且迄今为止，仍是真正融合有间的最大部分，除此而外，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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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都看完了？
编排：@二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