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硕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历史的游荡者》林则徐禁烟，因为引发鸦片战争被道光皇帝革职，发遣伊犁。作为一名传统汉人士大夫，他生长于福建，此前宦迹基本不出东南，却因此次谪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西部生活世界。林则徐在新疆度过了三年谪宦岁月，足迹遍及天山南北、环塔里木绿洲诸城，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书信、诗文、日记，记录下一段特殊时空里的生活场景和个人心态，其影响已经超出政治史范畴，成为文化史的经典现象，某种意义上，堪与苏东坡的流放生涯和诗文比肩。随着林则徐历史形象的经典化，他在新疆的一些事迹也被夸大，甚至张冠李戴，这些在清末多已出现。林则徐是个卓越甚至“超前”的政治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也不必用本不属于他的言行来“锦上添花”。比如，有些文章说林则徐在南疆主持开荒，其实是他在新疆的最后一年，受诏勘察丈量南疆的新开垦田亩，而非主持开垦。林则徐在伊犁曾少量参与开灌渠工作，但他是以罪员身份贬逐新疆，相当注意韬晦、避嫌，当地官员不太敢让他介入太多。林则徐给旧交信中说，“比来亦与垦荒之事，只是明其不敢坐视，非有所冀于其间也”。总的来说，由于罪员避嫌之故，林则徐在伊犁的两年过得相当悠闲，有一方小花园“日就其中种花种蔬……观弈，如此混过日子”。还有文章说，林在新疆警惕沙俄的侵略野心，“英夷何足深虑……予视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俄夷则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其实无此事，这段引文出自后来的王国维，被屡屡错归于林则徐。林在新疆的1840年代，俄罗斯还未能染指中亚绿洲，所以尚未引起新疆方面的警觉。林则徐在广东时，曾组织翻译、编辑《四洲志》，其中的《论各国夷情》有英国人关于俄军远征希瓦（译作“机瓦”）的报道，希瓦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附近，当时是汗国。这次远征发生在1839年冬，俄罗斯远征军在穿越哈萨克草原时遭遇暴风雪，半途撤回，因饥寒损失兵力过半。但现存林则徐在新疆期间的文字，不仅从未提及俄罗斯，也没有提过“机瓦”，看来林则徐可能没有注意到“机瓦”到底在何方。林则徐科举进士出身，被革职前已经仕至总督，属于当时清王朝统治核心圈子内的人物；而他并非因什么真正的过错被革职，所以官场中的同情者颇多，旧交、同僚多馈送诗文乃至银钱，帮助他安顿家眷和充行旅之资，赴新疆一路，沿途官员都热情迎送接待。在当时的官员阶层（包括林则徐本人）看来，这次谪戍伊犁将是个短期的薄罚，此后皇帝还会有重要任命，这观念在他们的往来书信、诗作唱答中屡屡出现，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被革职时，林则徐的家眷都在南京，当时罪员发遣惯例，一般不带女眷随行，林则徐考虑把家眷安置在洛阳或西安，因为他预感自己不久还会被召回内地，这两个地方便于和家人团聚。另外，家人在这里也便于和新疆通信联系。事实上，林则徐在新疆需要的各种内地（主要是南方）物产，主要靠家人采买、邮寄。由于和陕西巡抚李星沅的旧交关系，林则徐把夫人、长子、儿媳等家人安置在了西安，自己带另外两个儿子去往新疆。从后来的家书看，随行的至少还有四名旧仆人，路上雇了七辆大车，携带的物资不少。林则徐在新疆时，每天吃白煮海参两条，煮莲子数十枚，其他海鱼或南方水产品（当然都是晾干的）也颇多，这都靠从内地自带或托运到新疆。当时新疆尚未建省，由伊犁将军全权管辖。林则徐到伊犁后，受到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妥善安置，日常交往走动的，多是伊犁将军府的主要武官，此外还有像他一样的谪臣，比如前闽浙总督邓廷桢，也是他禁烟和抗英的同道好友。在书信和日记中，林记录了他和这些人的频繁家宴、诗文唱和。在林则徐初到伊犁的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诸人还在邓廷桢家中宴会，“作坡公（苏东坡）生日”，互作诗词唱答，苏东坡平生仕宦以谪贬著称，这也是布彦泰等伊犁官员为宽慰林、邓二人的有心之举。林则徐日记中说，“主客共十一人：将军、参赞、五领队、一总戎、三谪宦。此会殆伊江未有之创举也”（伊江即伊犁河）。这些武官平时和林则徐的往来也很多，频繁见诸日记。清代惯例，高级武官多是满洲旗人，甚至皇族成员。从林则徐的记载来看，这些旗人高官的文化程度都较高，除了写诗，还喜欢下围棋消遣。布彦泰将军棋艺较高，可让诸同僚二子；一位下级笔帖式棋艺最高，能让布将军二子。布彦泰还对林则徐有过很重大的帮助，当时伊犁进行开渠工作，布彦泰私下拿出了自己三个月的养廉银，用林则徐的名义捐给修渠工程，并在奏章中将林则徐列入捐款出力名单，此举是为了让林早日得到起复。林则徐知晓后非常感激，给李星沅的书信中谈及此事，表示一定要攒钱归还布彦泰，但以他当时的财力还很困难。谪居岁月里，林则徐非常重视和外界的通信联系，除了家人，还有昔日旧交、同僚等。离开西安上路之后，林则徐就和这些人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总体来说，这个时期他的通信对象多在陕甘，兼及河南，京城和江南较少，这也是为了使其在西安的家眷得到官场中人照顾。当时寄信，较快的方式是通过官方的驿递。原则上，驿递只能传送公文，但官员们总能借机捎带私信，当然也只能寄送较薄的信函，不能寄包裹，包裹只能委托进出新疆的行旅捎带。当时西安和伊犁之间通信，驿递一般用五六十天（非加急），行旅商队则在三个月以上。林则徐从途经西安开始，就尝试通过不同的官员、机构寄信，比较不同部门发送信函所用的时间，择快而用。驿递体系只有一套，对不同机构、官员的重视程度不同，所以快慢有别。但是到伊犁之后，林则徐发现了新疆的独特之处：全新疆，只有伊犁将军一人可以通过驿递发送私人文书。林则徐猜测，这可能是之前某位伊犁将军的专擅之举，防止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过快流出新疆。所以林在新疆寄出的书信，都是通过布彦泰。布彦泰有时要向京城发送奏章，会提前告知林则徐准备书信，陕西巡抚李星沅代收后转交林家寓所；林则徐写给内地其他亲友的信件，则由西安的家人继续转发，也经常通过李星沅的渠道转寄。有些伊犁官员和布彦泰的关系不够深，也请林则徐通过布彦泰代寄，这也构成了林则徐的一种社交资源。由于信函在途中的时间漫长，且有遗失风险，林则徐给家人、旧友写信，开头总要简述近来收到对方信件的内容，以及自己之前给对方寄出了几封信，双方以此核对信件是否有遗失。林则徐和西安家中的通信都有数字编号，大约每半个月会写、收一封家信。这些家信的信息量颇大，因为是写给妻儿的，没必要有什么客套和隐晦。除了报知自己的近况，林则徐还经常指示家中如何拜会西安官场中人，如何与内地故交保持通信联络，以及接待从新疆返回内地、途经西安的同僚。从林则徐书信的总体情况看，发生遗失的很少，但信封被扯破的情况极多，林则徐对此颇为恼怒，但无可奈何。他曾在一封家信里抱怨，上次来信的封皮又被扯破，我家里的事估计在驿递一路上都流传开了。他曾怀疑有陕西官员故意拆封偷看，或怀疑是驿递人员拆封，但都没有实据。当代有人说，林则徐在新疆的书信往来都被有关部门监控，也缺乏证据。这些拆封很可能是百无聊赖的驿递人员所为，且颇为普遍，西路官员有这方面经验，私信都会加“钉封”，林则徐也学会了这种防范对策，可能是连信封及信纸都用某种东西打孔加封、盖印，代价是信件正文也会被打孔。林则徐总结说，收到的来信只要钉封严密，就不会被扯破拆看了。由于经度差异，新疆和内地有约两小时的时差。林则徐在伊犁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因为传统测算两个节气之交具体时刻的方式，是根据太阳运行到恒星背景里的度数，传统星历书会记载每年每次节气之交发生的具体时刻。林则徐对照内地的历书，发现节气之交的时刻，新疆都要比内地早一个时辰（两小时）左右，他的日记中经常记载这种时差。比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日记记载：“交春分节，内地在未初三刻，此地在午初二刻六分”，相差一个时辰零九分钟；三月初六，“交清明节，内地在酉正一刻，伊犁在申正初刻”，相差一个时辰零一刻。林则徐没写是不是他亲自观测到的这种差别，但每逢节气之交而他的日记里没有记载的，都是应酬比较多的日子，所以可能是他根据内地历书自己观察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谪贬新疆，也是皇帝对大臣的一种历练，因为这些人多在内地尤其是江南长大，长期在东南地方为官，完全不了解西北；经过一路到新疆的经验积累之后，他们都被任命了西北地方的督抚重任。鸦片战争中另一名被治罪的高官牛鉴，在免罪起用前没有流放新疆，可能因为他是甘肃张掖人，不需要再补西北的一课了。以上内容节选自李硕《历史的游荡者》感谢世纪文景授权发布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史料来源于《奏事》。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

来了？喜欢历史吗？尝试过用基因看历史吗？在23魔方祖源，从分子生物学的视角重读历史在这里，历史不再是课本里的知识在这里，历史变成你身体里的基因在这里，你可以与基因对话，让历史活起来你真的了解自己的姓氏吗？中国人的「姓」，标示着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它是家族的标志和文化的图腾。很多人更是把自己的「姓」当做一种信仰，以「我是我们家族的一员」为荣。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你现在的「姓」，和你家过去的「姓」也许是两码事，你现在姓赵钱孙李，可能过去姓周吴郑王。也许你根本就不姓「刘」，但你却很可能是刘邦的后人。当然，一脉相承几千年没改姓的事情也存在，但你怎么确定发生在了你们家族身上。毕竟四选一的选择题，能蒙对的也没几道。中国的历史太久远了，五千年的时间长河里，埋藏着太多太多尘封的故事。想要拨开姓氏的迷雾，就要了解千年历史里的家族传承规则。一个家族是否能幸存于浩瀚的历史长河而不湮灭，和人口数量、家境情况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如果祖上经济不富裕、人丁不兴旺，就很容易在千年中出现的饥荒、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下覆灭。例如，据史料记载，在东汉鼎盛时期全国总人口有

文丨葛剑雄来源丨凤凰历史今天主要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中国边疆问题的由来"，我本身专业是历史地理，现在的身份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我们研究历史地理有两块大的方面，一是历史自然地理，二是历史人文地理。人文地理中有一个研究领域，现代的说法叫"历史政治地理"，传统的地说法称为"疆域沿革地理"。我们今天讲中国边疆问题，首先要弄清楚边疆是如何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正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边疆地区存在着一些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或者隐患。至于它有多大作用，我想大家根据事实都可以自己做出判断，我这里主要讲事实。请大家看地图，这是秦始皇统一后形成的疆域，（这个范畴）今天在我们中国国土范围之内，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形成了一个由中央集权管理的疆域。到了清朝，具体讲即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天山南北后，也就形成了像地图显示的由清朝统治的疆域，这个范围有1300多万公里。但到清朝末年时已经变化了。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已经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条约以外的武力威胁、掠夺变成了俄罗斯的地方。还有一块地方是在外蒙古和新疆的西北，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成为了他们的地方，这是在1919年之前发生的。当年与今天中国的边界、边疆地区相关的，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分别来看。贪污腐败是国家失地的内因一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宣布独立并且入侵内蒙古。照理说，清朝在入关前，已经征服了蒙古并且跟蒙古结盟，蒙古也有八旗，整个清朝蒙古族的地位相当高，满蒙是一家，清朝的历代皇帝都要把公主嫁给蒙古的王公。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独立了？一方面是它的内因。清朝后期为了巩固边疆，就在现在的内蒙古地区开始放垦，原来在一些陕西等地区的移民在内蒙古曾一度不能合法的落户，基本上是流动的，不是做买卖就是打零工，他们不能拥有土地，不能合法的在那里居留。放垦后就开放了，开放对巩固边疆是很好的，但的确也带来了新的矛盾，特别是对贫苦的牧民。因为汉人来了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也不会农耕，王公贵族还能租地得好处，贫苦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生活基础，有的不得不迁移，外蒙古由此感到受到了汉人可能侵入的危险。清朝末年实行宪政、新政本身，现在大家都是肯定的，但也有些操之过急。贪官污吏趁改革、新政的机会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在客观上加重了外蒙古这些贫穷地区人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之下，外因就起作用了。因为沙皇俄国一直处心积虑的要把蒙古分离出去，要占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外蒙古被俄国控制，等于在中国的北方中间打进一个棋子，东边可以控制东北，西边可以控制新疆，这边可以威胁到中国的首都北京。沙皇无论如何支持外蒙的活动，所以外蒙古宣布了独立。外蒙古的独立是强邻一手制造的对于外蒙古的独立，无论是南方的临时政府，以及后来在北方实际掌权的袁世凯等人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绝不承认。当时国际上形势对俄国也不利，大家都不希望外蒙古被俄国多占，俄国当时的力量也有限，所以一方面继续支持外蒙古分裂中国，另一方面不得不劝外蒙古表面上放弃独立，实际上实行自治，并且公然和外蒙古签订条约，并要中国政府承认。所以1915年外蒙古一方面取消独立。另一方面实行自治，中央政府还是管不到他的，实际上就处于脱离中国，被俄国控制的局面。到了1919年，十月革命后苏俄还是支持外蒙古独立，但毕竟鞭长莫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组建了边防军，然后进驻库伦。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加上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治国不善，外蒙古宣布取消自治，全面回归中国。但苏维埃政权稍微稳定以后，它就一方面在蒙古策动成立蒙古人民党，实际上进一步继续支持他独立，包括以后支持民族军派人员军火；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忙于内战，所以原来进驻在那里，移民实边的边防军1920年就撤军了。并且边防军大多数根本没有到外蒙古，而是在参与内战，不久内战失败，徐树铮本人率军撤回。1921年，俄国白军与红军先后进入外蒙古，并且驱逐中国少数军队，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这次独立得到了苏联的全面支持，又成立了蒙古人民党，所以到了1924年，来活佛也废了。本来蒙古有自己的活佛，明朝后期藏传佛教传入那里，大家都信藏传佛教，蒙古独立后，活佛就宣布登基为蒙古国皇帝，这时活佛被废了，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但中华民国政府长期没有承认。为什么到了1946年，当时中国政府会承认外蒙古独立呢？我们知道，在二战中，美国、英国、中国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到二战后期，盟国之间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会议既要解决协调战争，和有效地结束战争。比如要求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要出兵中国东北、朝鲜，消灭日本驻扎在那里的关东军。也包括战后的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建立过国联，但国联没有发挥过多大作用，特别是制止侵略，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作用不大，所以当时就商量在二战后成立联合国。联合国要发挥大国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与苏联背着中国，特别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做了交易，确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办法。开罗会议蒋介石去了，斯大林没去。相反中国首脑没在场的情况下，他们就碰面做了决定，这里面包括迫使中国承认外蒙古，作为苏联承认东北，和作为苏联支持美国关于联合国会以来的构架和条件。当时客观来讲，蒋介石没有选择余地，他为了挽救这个层面，曾经派他的儿子蒋经国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蒋经国虽然有很多优势，在苏联生活十几年，是苏联共产党党员并任过党支部书记，娶了苏联的太太，在苏联生了的孩子，俄语也没有问题。但这些没有用，斯大林态度很简单，是你们求我还是我求你们。这样斯大林提出了条件，他要恢复日俄战争以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最主要的是旅顺港作为它的军港，大连要作为它的自由港。旅顺和大连一直到满洲里这条铁路，要苏中共管，而且要以苏方为主，另一个大的条件就是承认外蒙古独立。唯一给中国留一点面子是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而中国政府只能派人去观察，不能干预。据说，投票结果97%赞成独立，所以这样中国政府不得不在1946年，一方面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所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因为10月2日苏联和蒙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直到现在。我曾经碰到台湾的朋友，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地图把外蒙古划进去了，是你们共产党把外蒙古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蒋介石到了台湾后，在1953年初，一方面宣布废除当时已经签过的中苏友好条约，他的理由是斯大林言而无信，在各方面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正式宣布撤销对外蒙古的承认。于是我们看到台湾画的中华民国的版图的确是把外蒙古包括在里面的，因为这154万平方公里包括在内，所以台湾的地理教科书上都说中国的领土像一个秋海棠的叶子。因为我们的地图这块没有包括在里面，我们的地理教科书就说中国的领土像一只雄鸡。当时蒋介石在解决外蒙古问题时还有一个牵制的因素，一会儿厉声教授会提到，那就是当时新疆发生的国民党方面称之为"伊宁事变"，他就想外蒙古已经不可挽回了，留住新疆还有办法，所以以这个为筹码提出，让斯大林来平息伊宁事变。这样的话，在外蒙古谈判中，实际上中国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中俄勘界推迟了半世纪其他地方的边疆形势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中俄边界，包括现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界线已经划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已经确定了与苏联解决边界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针，那就是说，在承认双方肯定以前清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从现实出发，根据现状划定边界，只做局部的一些调整。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珍宝岛事件，以及好几个地方边界的冲突发生，随之就推迟了。到中国改革开放，冲突改善，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到这个进程。所以最后中俄签署了条约，把边界固定了下来。这里比较大的事儿是黑瞎子岛有接近一半地方归还给了中国。黑瞎子岛原来根据瑷珲条约就是中国的，而且实际也被中国控制，直到张学良在东北主政的时候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当时年轻气盛，于是他宣布收回中东路，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准备，结果反过来被苏联红军占了上风，趁机苏联红军把黑瞎子岛整个占领了。所以我们2001年划定边界时，中国要回了171平方公里(黑瞎子岛面积约335平方公里,划归俄方约164平方公里)。中国现在跟俄罗斯、前苏联的界限都已经划好了，跟其他的像哈萨克斯坦，最近与塔吉克斯坦基本上也在进行逐步的边界调整。有争议的地方有的是用另一块地方调整，有的是根据各种因素重新调整划定，基本没有太多的变化，目前也看不到存在什么威胁，因为实际的疆界早就形成了。图瓦共和国--永远失去的唐努乌梁海但是有一块地方已经永远失去了，唐努乌梁海，它差不多有17万平方公里，本来清朝一直实施有效的统治着，世代有官员在那统治。但等到外蒙古独立就发生了问题了，因为它在外蒙古与俄罗斯中间，跟现在的中国没有边界，这样中国没有办法去统治、管理，苏联有大量的人员进入在那里活动，所以20世纪40年代，最高苏维埃发布通告，"应当地人民的强烈请求，接纳他们参加苏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克里米亚，这种事情俄罗斯（和前苏联）做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那里成立了图瓦共和国直到现在，俄罗斯联邦里面的图瓦共和国。今天新疆喀纳斯湖就有图瓦的村，他们以前也是蒙古的一支，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在这里有一块地方是世界自然遗产。大家记得，普京在上一个总统任期时，曾经连续两年到那里过生日，有一次骑着马，有一次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一个牧民的儿子，就是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办法表态，承认他就太便宜了，不承认现在也没有边界于是也没有办法。现在好多人已经都不知道唐努乌梁海这一回事存在了。地图上可见，它就在外蒙古的外面。朝鲜版图因中国恩泽而扩大中国与朝鲜的边界基本上是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形成的，也就是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江北边是中国，南边是朝鲜。但在朱元璋前还不是这样的情况。在朱元璋以前，包括元朝、契丹人建的辽朝，朝鲜只限于它中间有一个地方叫铁岭，铁岭以北都是中国的，那时只是朝鲜半岛上差不多2/3的地方，其他的1/3地方靠近图们江，图们江南铁岭以北、以东还是中国。朱元璋建立明朝时朝鲜是王氏政权，对朱元璋态度不恭顺、不友好。不久李氏朝鲜建立了，李氏国王对朱元璋态度非常的恭顺。因为他新建立政权，中国是宗主国，对朱元璋非常的恭顺。朱元璋龙颜大悦，大笔一挥把这个地方赐给他了。朝鲜一下子扩大了三分之一的面积，这边界线基本上是清楚的。但是中间涉及到长白山的边界就不清楚了，长白山有它的特殊性。长白山是满族的圣山--龙兴之地，满族就认为这是他们的发祥地。但朝鲜也认为长白山是他们的圣山，白头山,所以在清朝时定期要去遥祭长白山。清朝曾经派他的大臣穆克登去勘界，穆克登发现，中国与朝鲜的真正边界不是长白山，而是长白山南面的小白山，也就是说整个长白山天池都是中国的。这个碑现在还在，放在博物馆里，叫穆克登碑。但他回来之后，朝鲜人偷偷把这个碑往北移，扩大了它的地方。那么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朝勘定边界时，中国领导人出于对朝鲜的照顾，就指示我们在谈判中间照顾朝鲜的利益，之后把长白山周围的60%多的天池峰最高的白头山划归给了朝鲜。朝鲜为什么重视白头山呢？除了历史的原因，他们还一直宣称，金日成抗日的秘密营地就在白头山，所以他拿到白头山后，就改名"将军峰"，后来又改名"正日峰"。最近在朝鲜召开的党代会上，金正恩一直强调，要世世代代继承"白头山"的革命血统。朝鲜有一些盛大的事情，都要去白头山去举行仪式，放焰火。长白山这个问题，条约签了，已经划界了，就只能这样了。中国应打造和使用图们江的出海口现在中朝边界还剩下一个大的问题是图们江的出海口，因为根据清朝划界的结果，原来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全是中国的，后来先是中俄共管，后来全部归了俄国。图们江的南岸都是朝鲜，但北岸离出海口还有15公里的地方变成了俄罗斯的地方，于是中国在这没有了出海口。当时清朝谈判的大臣吴大澂是极力去力争的，俄国也承认中国是有图们江这个出海口的，到我们跟俄罗斯划界时又重申这一点，但现在现实的问题就是朝鲜与俄国之间有一道铁路桥就在这里通过。而那个铁路条桥很矮，净空有限。我想我们国家如果从长期战略考虑应该不惜代价，保持图们江的出海口，并且要实际使用。比如是不是我们出钱另外造一个高桥，把低的掉拆掉，我们这里要在这里疏浚航道，在出海口建立必要的安全措施。因为这是东北面向太平洋、日本海唯一的出海口，如果这个出海口没有了，我们只能绕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绕过北朝鲜才能够进入太平洋，我想这个事情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唯中越勘界中国没吃亏中越边界，陆界对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有利的，这是中国与外国邻国划界中唯一没有吃亏的。因为中法战争在越南时法国打了败仗，所以清朝答应签条约，放弃对越南的宗主国的条例，法国人有点儿喜出望外，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划界的时候中国是比较主动的。另外一方面，广西组织划界的官员邓承修不仅爱国，并且立场鉴定，寸土必争。有时法国政府与中国谈判，让他让步，他坚决不让，而且一清二楚。再加上中越边界的居民，都不愿意归法国统治，所以一旦进行调查，他都纷纷表达自己是大清的人，所以这一条陆界基本上我们该有的权利都保障了。海界最大的问题是白龙尾岛，它本来应该是中国的，但上世纪50年代给了越南了。假如白龙尾岛划界，我们这个界就划到这里来，但如果是白龙尾岛是我们的，就划到那里去了。尽管外交人员据理力争，我们也花了很大的努力，但终究由于白龙尾岛的丧失损失了本来应该是我们的海域。历史研习社·发布葛剑雄教授文章集合葛剑雄：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重磅！葛剑雄教授公开课视频大合集葛剑雄：为什么秦朝框住了中国的版图？葛剑雄：移民绝，都市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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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湘桥蓬蒿人来源丨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提起三国，很多人都会想起当年那档火遍大江南北的《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还原真实曹操，替周瑜辩诬，正说诸葛亮，重评司马懿……语言诙谐，角度新奇，易中天以其独特的历史叙述，重现了那个风云激荡、群雄并起的时代，塑造了一代人关于三国的文化记忆。而今，时隔十七年，昔年守着电视收看《百家讲坛》的岁月已经远去，历史的魅力却历久弥新。易中天也经过十数载的思考沉淀，在这个信息愈发膨胀、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为观众再讲了一次三国，带领大家重温历史记忆，对时下的生活作出新的反思。再谈三国：三国为何如此有魅力？古人云：「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方可言学。」再谈三国，不变的是飞扬神采，讲到兴奋处仍要手舞足蹈、吟诗诵词，但与此同时，易中天也谈出了点「新东西」。关于三国，历朝史书工笔、民间演义众说纷纭，许多谜团至今未解。谈及三国历史，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短短60年的三国时代为何如此有魅力？为什么三国宇宙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为之倾注心血，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观众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经久不衰的魅力，持续地启发后来者关于社会人生的思考？易中天说，三国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在三国的历史记述之中，「没有一个人是猥琐的」。不止是写下「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孙权，羽扇纶巾雄姿英发、「一点也不小气」的周瑜，「鹰派中的鹰派」鲁肃，被诸葛亮写信夸赞后「恨不得发朋友圈」的关羽，哪怕是大众心目中的反面角色，在历史上也自有其英雄气概与人格魅力。世人皆以为汉献帝刘协窝囊，但据《后汉书》记载，某年关中大旱，朝政被董卓部将把持，汉献帝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但灾民死亡人数仍然有增无减。时年仅14岁的汉献帝在朝堂之上亲自煮粥，让官员们看看一升米可以煮出多少粥来，追问粮食的下落，由此破获了一桩大的贪腐案。再如曹操，袁绍起兵、董卓进京时，他的官职是典军校尉，未入将官之列，并不算高。他完全可以对乱局袖手旁观，如许汜一般买地置田，或是过点喝酒写诗的闲散日子，但他仍然挺身而出。曹操《蒿里行》一诗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正是由于百姓困苦，国家艰难，自己世受国恩，才不能视而不见。易中天说，严格意义上，曹操管的是「闲事」。但这也正是三国人物的共同特征，易中天将其概括为六个字：「英雄气，家国情。」在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今天，听易中天再谈三国英雄事迹，吟咏「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词句，我们仍旧会觉得热血澎湃、心驰神往。而「古风犹存，侠肝义胆，自由选择，个性张扬」的三国时代精神，也如同一束照进时代灰尘里的光亮，为当下的生活提供反思的契机，建造出一方快意恩仇的精神寓所。易中天再谈三国，是受今日头条的《历史开讲》栏目之邀，从「为什么汉末分三国」谈到「三国人物有什么特点」，三个视频一经发布，即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网友们纷纷表示，被易中天唤起了关于《百家讲坛》的经典回忆，也获得了新的感悟，未曾想十七年后，还能在屏幕前听到易中天老师讲三国，引发无限关于历史和英雄的思考。不止三国：贯通千年的“历史开讲”历史的魅力，不止三国。今日头条推出“历史开讲”活动，邀请全网历史作者创作优质内容。徐义华、武黎嵩、易中天、于赓哲、傅小凡、林鹄、罗玮、方志远、毛立平九位历史学者，担任“历史开讲”活动的领讲人，与平台联合发起活动。九位老师各自领讲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历史时期，覆盖从先秦到明清的九大历史时间节点。老师们将所领讲朝代的历史特点、精神风貌和学习历史的经验，录制成视频，由平台剪辑成珍贵节目，以期能有更多历史爱好者关注，来头条进行创作。先秦史领讲人徐义华说：「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都几乎拥有全部的人类文化因子，只是因为特殊历史背景和时代机遇，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历史的共性与特性的选择和定型，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秦汉史领讲人武黎嵩说：秦汉时代是「搭建起中华帝国框架」的时代。隋唐五代史领讲人于赓哲则将隋唐时期形容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辽金西夏时期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震荡的两极世界史。」「纵观两宋历史，既辉煌又充满悲情，既被动挨打又具有高度文明。」「元朝开创了疆土空前辽阔的“大中国”的国家形态。」「无论是西汉还是明朝，都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它们都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自我发育过程，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清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长达几千年的历史画卷，在领讲人引人入胜的叙述中徐徐展开，带领观众拾起文明掉落的吉光片羽，纵观兴亡盛衰，贴近有温度的历史。迄今为止，已有16万创作者参与“历史开讲”活动，内容形式覆盖图文、视频、微头条等，从严谨硬核的历史科普到欢乐有趣的“整活儿”应有尽有，话题阅读量超过80亿，热度空前。“历史开讲”不仅活动形式多样，奖励也十分丰厚——参与活动的优质作品有机会参与3万元现金与300万流量的奖池评奖；或邀请你身边的头条新作者参与“历史开讲”活动投稿，双方即有机会共同瓜分万元奖金及5000万流量好礼！也欢迎屏幕前的你入驻今日头条，一同参与这场文化盛事，与各领域的历史爱好者们青梅煮酒，共论英雄。青史不尽，历久常新，打开今日头条，关注“历史开讲”活动，品味文明，收获真知。

截至目前，我们调查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是486块，找到原位并复原了400多块，现在还有50多块残片找不到原位，当然，有些壁画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它的位置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

作者丨仇春霞宋英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治平二年（1065年），57岁的宰相韩琦于百忙之中想起了十年前在老家建造的昼锦堂。他要请人为昼锦堂写一篇文章，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当时最有名的大文豪欧阳修身上。欧阳修自然乐意效劳，他此时身居副宰相之位，与韩琦的提携是分不开的，而且他很清楚韩琦的心思。十年前昼锦堂刚建好时，韩琦自己写过一篇《相州新修园池记》，那篇文章是为了讴歌皇帝，现在韩琦已经成为新皇帝的第一任宰相，他也需要别人讴歌自己。《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

作者丨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来源丨《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一、县乡政府的政治任务快速增多这几年县乡的政治任务有快速增多的趋势。一是因为中央省市层级的政治任务增多了。比如精准扶贫、基层党建、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村环卫、农村改厕、信访维稳等，这些工作最终都会成为县乡两级的政治任务。二是越来越多党政部门的业务工作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县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主要的转化渠道有吸引县级主要领导注意力、文件、游说分管副职等。三是县级主要领导为了能在晋升锦标赛中胜出，会在辖区内创设区别于上级政治任务和其他县市情况的治理事务，这些事务也要由党政部门和乡镇来落实。乡镇的政治任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显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日常性越来越凸显。过去少量的政治任务具有时段性，可以通过集中攻关来完成，完成任务就结束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政治任务是由常规性的业务工作转变过来的，日常性的业务工作就变成了日常性的政治任务。二是专业性越来越强。许多专业部门的业务工作转变为乡镇的政治任务，如环保、食药监、专项执法等，这使得乡镇的许多工作对专业的人员、技术、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三是“一票否决”项越来越多。政治任务考核中有两类项目：一类是加分项。也就是达到和超过上级要求时加分。另一类是扣分项。这类项目的结果难以量化，典型的如信访维稳，不出问题不加分、不扣分，出了问题则要“一票否决”。“一票否决”属于负向激励，这类项目越来越多，包括基层党建、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森林防火、重大事故、秸秆禁烧等，说明上级对乡镇的激励中负向激励越来越多。四是部门权威越来越大。部门的业务工作转变为乡镇的政治任务。相关部门成为临时机构的办公室驻地，被列为主责部门，如“大气办”设在生态环保局，“河长办”设在水务局，“治超办”设在交通局等，它们由政策的执行者变成了制定者、监督者，乡镇成了执行者。县级部门与乡镇的关系由之前相对的平等关系，转变为上下级不平等的关系，部门的权威性增强。二、乡镇政府“事多、责大、利少、权小”这样一来，乡镇工作就有以下四个变化：（1）工作量越来越大。部门的事情越来越多地下达到乡镇。由于变成了政治任务，乡镇还不能像过去对待部门业务那样，必须按最高标准、最严要求、顶格管理来完成。这使得乡镇的工作量倍增。（2）责任越来越大。过去责任在部门，转化为政治任务后，做事的责任都到乡镇来了。出了问题，部门以属地管理为由找乡镇背锅。（3）压力越来越大。乡镇主要领导对每个政治任务都要予以高度重视，都要按最高标准、调动最精锐的力量、打起一百分的精神去做。只要有一项工作没做好，就可能被“一票否决”。（4）“事责权利”越来越不匹配。事情由乡镇做，责任由乡镇承担，但是法定权力、专业资源等却掌握在部门手中，乡镇很难调动这些资源，出了问题还要被问责。县域治理事务政治任务化的趋向，增强了相关工作的推动力度，防止工作执行变调走样，有利于工作的落实，但是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诸如：（1）乡镇工作没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眉毛胡子一把抓，平均用力，抓不住主要矛盾，解决不了主要问题，许多工作难以做精做细。（2）乡镇主要的资源用在了完成政治任务上，自身的主体性越来越弱。主要领导分身乏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辖区内的重要问题，普通干部则难以顾及群众细小琐碎的需求。（3）政治任务耗费了乡镇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仍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难以应付过来。那么，乡镇就可能以形式主义来应付政治任务，而不是扎实地落实好政治任务。（4）乡镇领导干部带着政治压力、负向情绪干工作，工作较为消极被动。工作可能向下级加码，但不会给自己加码。三、县域治理方式向以过程管理为主转变上级给下级布置工作任务之后，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会对下级完成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控制。这几年县域治理有一个从结果管理向过程监控转变的大趋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央强调狠抓政策落实，各层级加强了检查督导，对过程的监控势必强化。比如精准扶贫，五级书记亲自抓，那么各级党委政府都会加强对扶贫过程的监督管理，以获得中央要求的脱贫结果。二是许多政治任务无法量化，必须通过监控过程加强落实，以达到预期结果。典型的如基层党建，它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党建的结果难以量化，因此难以通过结果管理来评价各级党组织所做的工作。如果对党建过程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内容、文字档案等给予明确规定，并予以数量化，据此监控基层党建过程，那么，只要基层党组织按照这些规定做了工作，就可预期能够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安全生产也是如此，只要例行了检查排查工作，下了整改通知单，并督促整改，那么就可以大致确保安全生产的结果。四、过度的过程管理带来形式主义从结果管理向过程监控转变，县域治理出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变化：一是权力向上集中。在结果管理中，上级对下级的任务执行过程充分授权，执行中下级的自主权较大。但在过程管理中，上级不仅拥有制定政策目标、评价执行结果的权力，还为政策执行制定了详细的细则，并对下级是否按细则执行政策进行监控、纠偏和惩处。也就是，上级不仅决定下级做什么，还规定下级怎么做和评定做得怎么样。下级执行中的决定权、自由裁量空间受到限制，不仅不能调整政策目标，还不能偏离执行轨迹。上级集中了大部分权力，上级的各项决定一竿子插到底。下级是按部就班、不偏不倚、没有自主思考的执行者。在结果管理中，下级兼具上级代理人和地方当家人的角色。在过程管理中，下级成了纯粹的上级代理人。二是监督嵌入与负向激励。要加强过程监控，监督检查就必然紧随整个执行过程，它是过程监控的主要方式。没有监督检查，就不存在过程监控。如果说在结果管理中，监督是在结果评价之后，那么在过程管理中，监督则是嵌入过程之中。上级在布置任务的同时，就布置了监督议程。有时候，督导组比政策文件还早到达乡镇。在县域治理中，对过程的监督，既有定期督查和随机抽查之别，也有业务督查和纪委督察之别，还有部门督导和党委政府督查之别。监督检查的目的是通过惩戒督促工作，以儆效尤，激励方式以负向激励为主。因此，监督检查必然要发现问题，或大或小，一旦发现问题，就要依问题的严重程度给予惩戒督促，比如对轻微问题指出来，要求改进；对末位排名给予点名批评；对落实工作不力或有违规情节的，给予党纪或行政处分；违法的，则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三是以制度而非人为中心。过程管理要求执行政策有规可依、监督执行有章可循。那么，对于上级来说，制度建设就是它的工作重点。在结果管理中，“人”是工作的中心，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来达成政策目标。上级对下级是充分信任的。过程管理中有一个隐含预设是：上级不信任下级，通过规章制度约束和规范下级行为，下级在政策执行中处于“被人盯着”的状态；而不是充分放活下级的主体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结果管理中，上下级是在政策目标上“层层加码”。在过程管理中，上下级除了目标上层层加码外，还在规章制度上“层层加码”。每一级都生怕下级给自己捅娄子，为了保护自己，就得给下级加更多的“枷锁”，越是级别低，枷锁就越多。典型的就是财务制度上的层层加码。四是文字证明材料变得重要。过程管理中，无论是进度管理、程序管理，还是指标管理、痕迹管理，都需要查看相应的文字材料。下级为了应对上面的监督检查，就要做好相关的文字记录和档案留存。许多工作没有材料支撑，就没法证明做了工作。上级为了规范下级的工作，也为了便于自己监督检查，会对下级的档案材料给予规范。比如，党建中开会材料整理，上级会给下级党组织清晰的“材料目录”，要求对照目录整理。如发展党员要求备齐以下材料：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团组织推优表、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重点发展对象推荐材料、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培训体会、政审材料、积极分子采集表等。过程管理有利于规范下级行为、严肃执行纪律、加大政策落实力度。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下级执行政策依葫芦画瓢，按图索骥，工作过程没有自我的创造性，无法激发其内在动力；下级单位实际情况无法反馈上去；各级走好必要的程序而不是实质性地做好工作，形式主义、自我保护、避责等行为盛行；下级存在严重的给别人打工的心态和应付心理，做事没有责任心；下级做事按部就班，干部之间在工作中没有肝胆相照的情感体验；等等。※文中插图均来自电视剧《县委大院》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时隔四十二年，再版重印后，就得到了众多学人的热情支持，该书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书中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文丨六神磊磊01孙悟空经常被人忽视的优点借着新书的机会，聊聊《西游记》，这一篇讲给家长。当然，如果你拿它去教育你娃，就不要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一说孙悟空，孩子们都很喜欢。猴子的优点很多，比如本事强、有个性、朋友多、门路广。电视里的猴子还很帅气，美猴王嘛。都对。然而，要非常负责地告诉各位，孙悟空身上还另有一种最特别、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品质，一种极度宝贵和了不起的精神。它很不容易被发现，甚至连猴子自己都故意掩盖。你如果拿它去夸奖猴子，他都会说我不是，我没有，别乱说，否认三连。就是孙悟空的学习精神，或者说求学精神。说白了，就是求学压倒一切、真理压倒一切，为此可以吃苦，可以丢面子。各位是否注意到一个事实：在西天取经之前，猴子自己已经取过一次经了。02孙悟空学艺之难，一点不亚于西天取经问一个问题：孙悟空学艺，是件很容易的事吗？许多人可能都会说，容易啊，找个老神仙，开个后门，七十二变，筋斗云，分分钟就学会了。那么请一起回到原著，来看看真相。事实上，孙悟空的求学之路非常艰辛痛苦。整个求学过程，时间之漫长，跋涉的路程之远，对意志的考验之艰巨，一点不亚于后来的“西天取经”。现在的孩子要卷，还真不一定卷得过猴子。就说他的求学时间真的非常的长。多少年？至少二十年，远远超过后来“西天取经”的十四年。《西游记》原著里说，孙悟空先是渡海到达南瞻部洲，他串长城，游小县，不觉八九年余。八九年时间，寻遍天下，一无所获，然而他放弃了吗？没有。又过了几年，从南瞻部洲重新漂洋过海，到了西牛贺洲，才找到了斜月三星洞，等于是考进了正规学校。孙悟空自己说：“有十数个年头，方才访到此处。”已经苦寻了十几年。那么猴子学艺走了多远呢？有原话：隔了两重大海，一座南瞻部洲。已经超过了西天取经的十万八千里。西天取经，只是从南瞻部洲走到西牛贺洲。而猴子学艺路程更远，是从东胜神洲到南瞻部洲，再到西牛贺洲。这个距离，远到连菩提祖师起初都不相信，连呼：打出去！这猴子胡扯！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然而这个猴，没有保镖，没有菩萨罩着，就靠一腔孤勇来了。拜入学校，一切才刚刚开始。《西游记》电视剧里为了节省篇幅，仿佛悟空一拜师，祖师就传给了他一身本领。实际上原著里说了，他拜师入校后，什么都没学到，又苦等了整整七年，才学了长生法门。而后又再熬了三年，祖师才传授完七十二变和筋斗云。此时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呢？至少是10+7+3=20年。二十年时间，放今天，都够把研究生读完了，这么一算，你还觉得悟空学艺是件容易的事吗？看剧照，你看当猴子知道真理所在的地方时，眼里的那种渴望的光：03原来孙悟空才是真“卷王”而且，猴子学习的课程也很多，根本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南瞻部洲的幼儿园八年里，悟空具体学什么呢？学说话，学礼仪，学吃饭，学穿衣......此时的悟空就像个刚到人类世界的小婴儿，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大家记得86版《西游记》吗？悟空在一个小饭馆里学人吃面，他不会使用筷子，被周围的人看笑话。我们看着觉得很好玩，但这中间的甘苦，真是只有猴子自己知道。而到了祖师的培训学校里，悟空也不是只学习长生不老、七十二变这几门主课就可以了，他还要学习很多的其他科目。有语言课、礼仪课、道学课、写字课、诵经课等等。平时悟空也不能闲着，他还有很多体力活要干，包括扫地、锄草、养花、种树、劈柴、烧火、挑水等等。一个猴，放着好好的山大王不当，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小伙伴，只为了拜师学艺，一边要上十几门功课，一边还要做数不清的体力活。把自己往死里卷。04天下这么多猴子，为什么偏偏就他成为孙悟空？倘若再往下说，猴子身上还有几种精神，可能大家都没察觉。第一就是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大家还记得猴子是怎么萌发了要求仙问道的想法吗？是有一天孙悟空感叹猴生无常，终究会死去，再快乐的日子也会尽头。那么多的猴子，都没有危机感，只有他孙悟空有。第二，猴子有强大的执行力。请问，求仙学艺的方法是谁告诉他的？乃是一只通臂老猿。书上说，猴群中跳出一只通背猿猴告诉孙悟空：世上有佛、仙、神圣三者可以躲过轮回，与天地齐寿。您可以去古洞仙山之内寻找。石猴说干就干，立刻扎木筏出海，寻找老神仙去了，自此猴生迎来了伟大转折。对比那通臂猿猴，明明知道学习的门路，但却不肯去求学，不肯去寻找，依然过他的普通猴生。石猴却抬腿就去了。就像当初那么多猴子都好奇水帘后面到底有啥时，就只有孙猴子一个人说跳就跳。又好比今天，知识明明到处都是，书店里什么书都有，一点不难寻找。可为什么仍然有的人有知识，有的人没知识？因为更多的人都是通臂猿猴，没几个说干就干能做孙悟空的。最后还有一点，孙悟空为了学习，特别不要脸。孙悟空给人的印象是挺爱面子的，后来谁要揭他短骂一句弼马温，他保准翻脸，可独独在学习这件事上，他特别不要脸。也就是说，孙悟空对知识的渴求，对进步的渴望，对提升自己的决心，完全压倒了那一点点所谓尊严和脸面。比如菩提祖师问他想学什么本领？他死皮赖脸，说就要学真功夫。同学骂他泼猴无礼，上上下下都埋怨他，原著里说得更狠：众人都鄙贱嫌恶于他。可猴子呢，只是笑着陪不是，心里却不以为意，半夜又找老师求学，觉都不睡，早早去“跪候”。看见没，一旦可以学到真本领了，他比谁都豁的出去，至于所谓面子，至于别人的所谓埋怨，我管你的？学到本事才是正事。于是乎，天下无数猴子，无数的蠃、鳞、毛、羽、昆，偏偏就他成了孙悟空。这猴子学成本领之后，假装不努力了，好像平时都只会玩，从来不勤奋；好像自己一直那么爱面子，不肯上进；好像自己一直都很懒散，那些超凡入圣的本事都是捡来的。你要是信了，你就中计了。所以明白了吧，家长和孩子聊到《西游记》，可以告诉孩子：齐天大圣，根本不是表面上那样懒散、贪玩、死要面子。除了调皮、搞怪、折腾之外，他骨子更是一只好学、勤奋、坚毅的学霸猴。在和唐僧的那一次举世闻名的“西天取经”之前，猴子其实取过一次经了。他已是暗中发了弘誓大愿，是凭着一腔毅勇，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取来了真经。有的人，后来太优秀了，你就看不到他的勤奋了。最后，说关键的，如果还有喜欢从这种不同的角度为孩子解读《西游记》的，可以看我的新书，叫《为孩子解答西游记里的不解之谜》。不但有原著内容的精编重写，还可以回答孩子千奇百怪的《西游》问题，让孩子长文化知识。人人都读《西游》，就你读的不一样。经典常读常新，《西游》的世界，真是有趣！

作者丨郭歆来源丨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其中记载国民党军起义846950人，接受和平改编293030人，合计1139980人，其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将军的数量多达1043名。相对于国民党的军队总数，其“含将量”简直大得惊人。仅在1948年，国民党军中的中将一职数量就超过了900人，少将之类更是不胜枚举。造成国民党军中“将比兵多”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军中广泛存在的军阀主义和派系斗争导致将官数量剧增，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党到处乱发“委任状”来拉队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者中乱发“委任状”的事情，是国民党军拉拢地方武装的重要手段，也是造成国民党军迅速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930年山东省政府委任状。来源/张瑗《民国委任状见证特殊岁月》“委任状”是拉队伍的法宝“委任状”自清末以来一直存在。清朝被推翻后，中国各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路新旧军阀在混战中都不忘收编各路武装分子，这些人中有土匪流寇，也有残兵败将。为了统一进行管理，委任状这种象征着一方势力对收编武装认可的东西就逐渐流行起来。比如典型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此人绰号由来是他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自己有多少老婆。虽然这位将军看上去浑浑噩噩，但他对抓兵、抓权却是颇有一套。他的“绝招”是用金钱收买和滥发委任状来收编各路绿林好汉和土匪恶霸，居然在短时间内搞出了30路军，总共20多万大军。老百姓评价他的部队是“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不过这仅仅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由于各种委任状北洋政府能授，各个割据政权能授，各路军阀自己也能授，最后是全国遍地各种将官和督军的委任状。等到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后，他也想对此进行整顿。1933年，蒋介石在一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说道：“我们的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多到数不清了。”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开始了一轮整军运动。吉林省档案馆所藏晚清吏照。来源/马岚

本文摘自《读库1205》，新星出版社2012年11月版，标题为《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硕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作者：杨晓华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以下这篇12000余字的长文，总结了厉以宁先生的求学经历和学术思想形成。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但以严谨的学术著作、深刻的学术思想，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翘楚，他们还以自己的精辟见解，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民间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历史的变迁中便深深打上他们的烙印。经济学家厉以宁正是这样一位学者。面对这样的学者，我们除了崇敬，还会自然产生疑问：他如何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作者：季羡林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1939年9月1日，德国的东邻波兰犯了上面说的那种怪“病”，德国“被迫”出兵“抵抗”，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被他们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言中了。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我的日记上写道：“这一着早就料到，却没想到这样快。”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浑无事”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游，照行不误。整整一天，我们乘车坐船，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街灯尽熄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德国朋友来说，今天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三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到战火蔓延之广，双方搏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重，我总想象，这样大的大事开始时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达十八层地狱，无不震动，无不惊恐，才合乎情理。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戏，开端竟是这样平淡无奇。事后追思，真颇有点失望不过瘾的感觉了。然而怪事还在后面。战争既已打响，不管人们多么淡漠，总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是前进了呢，是后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没有。23日没有，24日没有，25日没有，26日没有，27日仍然没有。到了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东战线的消息，一点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军不十分得手。”隐含幸灾乐祸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地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的，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30日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我的失眠症从此进入严重的阶段。文章选自季羡林：《留德十年》，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作者丨刘勃作为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在《世说新语》里也频频亮相。当然，通常不是主角，但给人的印象，倒也不坏。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世说新语·惑溺》）孙秀是东吴宗室，受到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的猜忌，就带着几百人投降了晋朝。晋武帝对他很好，具体说，是封他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交州牧、会稽公。骠骑将军是当年汉武帝为霍去病创造的头衔，地位仅次于大将军，但在其他一切将军之上。当然，到晋朝了，骠骑将军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但仍然意味着极大的体面。开府仪同三司，意思是可以自置幕府，也就是组建自己的行政班子皇帝不加干涉，并且和三公一样，可以使用人臣最高级别的仪仗。交州牧、会稽公都是表达美好愿景：将来哪天把东吴灭了，让你风风光光回南方去，享有那里的爵位，担任那里的长官。应该说，这是对待投降过来的人的套路：待遇要好，可以吸引敌方更多人投降；信任没有，所以不给任何实权。但《世说新语》完全不关心这些，它要讲的是生活八卦。晋武帝把自己的姨妹蒯氏嫁给了孙秀。夫妻俩本来感情挺好的，但后来蒯氏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吃醋，骂孙秀是“貉子”。貉子是一种长得像狐狸的小兽，穴居于河谷、山溪附近的疏林中，北方少有，南方常见。所以“貉子”“貉奴”，是北方人常用来骂南方人的话。孙秀生气，就再不到蒯氏房里去了。蒯氏很后悔，就去求晋武帝帮忙。刚巧当时大赦天下，群臣自然要去见皇帝歌功颂德。行礼如仪之后，晋武帝把孙秀单独留下来。晋武帝从容对他说：“我都大赦天下了，蒯夫人是否可以援例得到宽恕呢？”于是孙秀脱帽谢罪，夫妻和好如初。这种给人夫妻劝和，善于调解家庭纠纷的故事，当然很容易广为传播，并深受欢迎。再如晋灭了吴国之后，晋武帝封孙皓为归命侯，对他也不错：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世说新语·排调》）晋武帝问孙皓：“听说南方人喜欢作《尔汝歌》，你能来一段吗？”孙皓正在饮酒，顺势就举杯劝晋武帝酒：“从前和你为邻，今天给你做臣。献给你一杯酒，祝你万寿无疆。”被孙皓你啊我的借机戏谑了一通，武帝感到很后悔。但也没有因此把孙皓怎么样。同样是亡国之君，孙皓和蜀国的刘禅作风完全不同。刘禅是“此间乐，不思蜀”，让人不知道他是真傻假傻；孙皓到洛阳后却一直怼天怼地的，晋朝大臣贾充、王济都被他讽刺过。但《资治通鉴》卷八一有一段：帝临轩，大会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国子学生皆预焉。引见归命侯皓及吴降人，皓登殿稽颡。帝谓皓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这却感觉有点夸张过头了。尤其是，《资治通鉴》强调了那是一个盛大的典礼，晋武帝被孙皓怼成这样也没啥反应，晋武帝气量之大，孙皓胆子之肥，都到了神奇的地步。而且孙皓这话太像是一个神准的预言了：三十多年后，你司马炎的后代，不是真的逃到建康去当皇帝了吗？我设的位子，可算等着了。孙皓降晋，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亲身经历的历史大事，给《三国志》做注释的裴松之是南朝刘宋人，晋朝的正史《晋书》的编著者是唐初人，这些书里都没有这一段，甚至非常喜欢这种风格的段子的《世说新语》里也没有，到宋朝《资治通鉴》里却突然有了。说这是后人编的谶言，是不无可能的。——这个故事司马光可能是从唐朝许嵩的《建康实录》里引来，也确实挺给南京人长脸的。但说晋武帝是个宽容的人，确实没有问题。前面提到的孙秀，在吴国灭亡之后秀了一把：“昔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讨逆是指孙策，他曾任讨逆将军。孙秀感叹当年孙策创业不易，如今后人亡国可惜，又引用《诗经》，表达了一下黍离之悲。当时舆论，对孙秀这个姿态，是赞美的，而没有晋武帝的默许，这种风评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灭了吴国，晋武帝还见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个老朋友诸葛靓。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雠，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世说新语·方正》）三国时期，琅邪诸葛氏人才辈出，《世说新语·品藻》中就提到，当时舆论，认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龙是诸葛亮，虎是诸葛瑾，狗是指诸葛诞，这里的狗不是贬义，而是赞美诸葛诞很忠诚。诸葛诞是诸葛靓的父亲。当初，忠于曹魏的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对司马昭，为了得到东吴的援助，就让儿子诸葛靓去东吴做人质。后来诸葛诞还是失败了，诸葛靓就成了东吴的臣子。现在晋灭吴，诸葛靓的人生兜了个大圈子，又回到了洛阳。司马氏、诸葛氏都是世家大族，司马炎和诸葛靓小时候是一起玩的。诸葛靓的姐姐，还嫁给了司马炎的叔叔琅邪王司马伷。司马炎任命诸葛靓做官，不做；想和他见个面，也不见。诸葛靓还经常背对洛水坐着，表示你爸爸杀了我爸爸，我可记仇了。晋武帝到底还是利用自己的婶婶即诸葛靓的姐姐的关系，和诸葛靓见着了。晋武帝立刻贴上去：“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咱们虽然没有弄过青梅，但小时候可是一起骑过竹马的，你还记得当时咱俩有多好吗？但诸葛靓说：“我不能在身上刷漆改变形貌，吞炽热的火炭改变声音，今天却又见到了圣容。”于是眼泪哗哗往下流。——“吞炭漆身”是战国时著名刺客豫让的典故，诸葛靓这话是说，没能刺杀你，就是我对不起我爹。晋武帝感到又羞愧又懊悔，于是就走了。东吴灭亡的时候，诸葛靓作为东吴将领与晋军作战，他的同袍张悌，是慷慨赴死的，他却选择了逃走，可见他并不是不怕死的人。在司马炎面前这么高调摆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姿态，不必怀疑诸葛靓孝心的真诚，但应该也是心里有底，他知道自己这个“竹马之好”不会拿自己怎么样。《世说新语》还喜欢讲晋武帝在有钱人面前吃瘪的故事，如王恺与石崇斗富，司马炎帮助舅舅王恺，结果还是惨败；又如：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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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法国的日子不太好过。马克龙政府提出的退休改革草案，打算将法国人从62岁退休延长至64岁。这在中国人看来势所必然，苦笑着默默等待来临的事情，却在法国又醸起了轩然大波。法国人当地时间16日举行了第五轮跨行业大罢工，法国的公共交通、教育、能源等行业都将受到冲击。法国内政部称，全法44万人当天参与示威游行，其中巴黎有3.7万人参与。法国总工会方面称，全法近130万人参与示威游行，其中巴黎30万人参与。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1月31日全法示威游行人数为127万，包括巴黎8.7万参与者。如果均按官方统计，当天的示威游行参与人数比1月31日缩减三分之二。法国人一言不合就罢工，就连爱罢工的欧洲“伙伴们”也自愧不如！根据德国的统计机构Hans-Böckler对2007至2018年期间各国平均每年罢工天数的统计。这次的退休改革同样涉及法国人最关心的社会保障问题。法国政府就被这些不讲大局，目光短浅的民众搞得焦头烂额。整个20世纪，法国由于社会保障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罢工有10次左右，平均每10年就爆发1次，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爆发了7次，这就是1947年、1953年、1968年、1986年、1995年、2003年与2007年的罢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屡次罢工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影响很大，法国历次社会保障改革计划几乎都会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政府每每打着为社会公共福利长期目标的旗号改革，“短视”的法国民众屡屡不接受，让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陷入僵局。如1995年，朱佩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计划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罢工不但迫使政府放弃改革计划，而且导致朱佩总理辞职。1995年反对“朱佩计划”的大型示威2003年，拉法兰政府提出的退休金改革计划引发的罢工运动波及交通、教育、邮政、医疗、社会服务等多个行业，罢工导致法国政府重组，也使得退休金制度改革搁浅。2006年初，德维尔潘政府提出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引发了法国大规模学生罢课和数百万工人罢工，动乱导致法国政府重组，并最终迫使政府放弃该法案。2007年11月，菲永政府提出的旨在废除铁路、电力、天然气等行业特殊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计划再次引发大规模罢工，教师、公务员、剧院工作人员、法官与法院职员以及学生宣布罢工或罢课。……那么，为什么法国民众会这么肆无忌惮搞罢工呢？首先，在法国罢工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国人享有罢工权。1989年，法国最高法院给出了罢工的定义：为了支持职业上要求而进行的集体和集中的停止工作。但早在1864年，罢工和成立工会就已经被法律允许，根据法律规定：罢工必须提前5天递交申请，其中要注明罢工原因、领导者、罢工队伍游行路线、具体活动时间和持续时间长短。其次，罢工是为了表达对某社会现象、政府政策等的不满。2019年12月，马克龙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宣布进行退休制度改革，延长缴纳社保时间，降低退休金，并打出了“无论你什么时候缴纳，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每一分欧元都有相同的退休权力”的旗号，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自12月5日起，将近一个月时间内出现了的大范围的罢工。法国交通几乎全面瘫痪，90%的高铁停驶，巴黎16条地铁线路中的11条关闭。根据法国官方统计数据，在17日晚，全法国共有61万人参加当天的抗议活动，其中巴黎为7.6万人。成为了40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事实上，罢工已经成为了法国文化的一部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给法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压迫，直到16世纪法国人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使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中走出来，追求平等和解放。到17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通过了《人权宣言》，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中心，再次批判了封建主义，宣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多次革命使得法国人热爱自由，追求平等，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力。“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正如这句名言所展示的，法国人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罢工和游行示威是一件普通而又平常的表达自己诉求的手段。自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人动辄上街。由于社会福利太好了，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享清福，政府稍微作一点改革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民众就以罢工来威胁政府。有时候，被逼无奈的法国政治家也走上街头。1985年，政府推出教育改革方案，全国一罢了之，最后密特朗也走上街罢了五分钟。理由是，“反对学生罢课家长罢市！”对于法国民众动辄罢工的传统，有些专家说是民粹主义绑架政府，有些专家说是法国福利社会濒临毁灭，有些专家说法国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有什么看法，欢迎一起留言讨论。文章部分内容综合自@中欧外语巴士@新京报等媒体。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边境，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中国的陆地边境线总长度约2.2万公里，东起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口，西迤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北部湾泮。

作者：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权力在绝对意义上的稳定，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稳定与均衡始终是相对的，经常存在着要打破稳定与均衡的动力的变革因素。当这些因素在政治过程的均衡条件变得不能控制时，就会发生政治权力的变革。”就特殊意义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以保证国家的长期稳定，如何有效进行行政管理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以及民生的需要是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代政治家都殚精竭虑，力图寻求最合适的途径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为了维持政治权力的稳定，为了处理上述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两大问题，政治地理手段的运用在中国历史上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事，但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或者说，历史学家未能从政治地理角度来分析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原因，一直只停留在简单的“进步”或“倒退”的思维之中，使得事件的诠释始终不得要领。1.政治地理格局的调整以西汉一代为例，最能说明政治过程对于政治区域与行政区划的深刻影响，这里不存在通常认识水平上的进步与倒退的问题。在行政区划体系方面，秦帝国实行的是单纯的郡县制，但汉代实行的却是郡国并行制，也就是与郡级政区平行的还有诸侯王国一级政区（在汉初则是政治区域），这种制度起初是由汉高帝刘邦的设置诸侯王国所引起，因此后人评述刘邦的此举是倒退行为，因为比起秦始皇的罢侯置守（即废封建行郡县）的政策来，恢复先秦的封建制度表面上的确是倒退行为。但是如果从政治权力的稳定方面分析，则刘邦的措施只能说是正确的政治决策。刘邦是依靠众多谋臣武将的力量才取得天下，这些有功之臣凭借实力已经占据要津，刘邦如果不行封建，分出几乎一半的地盘建立异姓诸侯王国，那他恐怕连皇帝的宝座也坐不牢。这是以一定地域上权力的让步来换取全国权力，从政治上说应该是明智的。当然刘邦也有错误的举动，那就是不该在清除异姓诸侯王国的同时代之以同姓王国。他误以为同姓诸侯都是他的子弟，将会协力共同拱卫中央王朝，但未曾想到占去西汉一半领土的诸侯王国日后会成为叛乱的温床。其实以同姓拱卫中央的想法也并不全错，实际上，正是同姓诸侯的力量才遏制了刘邦的妻党吕氏的篡权活动。但是这一政治措施毕竟弊大于利，因此随后的文、景、武三朝相继采用了三个政治家的谋略才将诸侯王国的实力削夺殆尽，使秦代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全面得到恢复。汉文帝所面临的是亲缘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的诸侯王，而这些诸侯王又都想帝制自为，时刻威胁皇权专制制度。于是贾谊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将原来一个诸侯王国析分成数个，分封给该诸侯王的诸王子，如齐国分为六、赵国分为四等等，这样一来，下一代的诸侯王国因为封域缩小，人口相应减少，财力兵力相应削弱，叛乱的可能性小，即使叛乱也容易敉平。这个策略显然很起作用，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发生，虽然号称七国，但实际上有四个王国很小，不起作用。而且由于诸侯王国封域缩小，王国数目增加，要联合一致举行叛乱也不容易。因此贾谊的办法是很高明的政治地理手段。汉初建立同姓王国之时，封域都很大，有的王国下辖六七郡（称为支郡），除了众建诸侯以外（众建诸侯要有一个基本条件，即诸侯王子孙众多，才能将一国分封给数子），还建议削藩，即削夺诸侯王的支郡，以抑制他们的实力。但文帝担心操之太急未予采纳。到景帝初年，另一政治家晁错重提削藩之策，终于付诸实施，使得每个诸侯王国只拥有一郡之地，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武帝时期，诸侯王国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但较大的国家还有数十县的规模，因此又有一政治家主父偃提出推恩之法，强迫诸侯王子弟全部封为王子侯，建立侯国，但这些侯国都要划归皇帝直属的汉郡，因此诸侯王后裔越多，王国的封域就被蚕食得越厉害，王子毕封，而王国地尽。所以到西汉末年，一般诸侯王国都只有三四县之地而已。除去政治地理手段以外，还有许多政策限制剥夺诸侯王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所以到西汉末年，诸侯王国已经名存实亡，郡国并行制与郡县制并无实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类似西汉封建制度的例子还有，如西晋的分封也有政治地理因素的作用。这里不再赘述。因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应该重视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的重要作用，这不单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更是历史学、政治学与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对象。2.对行政区域要素的调整对于行政区划的结构、边界和幅员，政治过程所起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以下分成三方面来谈：在结构方面。从秦代到宋末的一千五百年间，焦点集中在要不要设置高层政区的问题上。在元代以后，则是如何在三层以上的政区层级体系中保持高度中央集权的运作。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历史上政区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大致出现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从二级制变为三级制，第二个循环还是从二级制变为三级制。这种往复循环表明高层政区的设置与否始终是统治阶级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级数与管理幅度应该有什么样的最佳配置才能获取最大的行政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是如何尽量减少层级以便强化中央集权。解决后一方面问题只能是取消高层政区，因为作为基层一级的县级政区是直接亲民的单位，是维持国家运转的基本单位，该级政区的长官同是皇帝在基层执政的代表，所以这级政区在任何朝代都是最稳定的政区。县级政区的上一级政区在秦汉魏晋是郡，在隋唐宋金是州，既可泛称为郡级政区，也可称之为统县政区，这级政区是县级政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是承上启下的一级，也不可省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专制皇权只愿意保留这两级政区。北宋的路但是当国家幅员过于辽阔之时，仅有两级政区就会发生行政管理上的困难，统县政区数目过大会引起中央管理效率的降低，因此高层政区，即统县政区之上的这一级政区不得不设置。尽管隋唐两代的统治者极力想维持州县二级制，但数百个统县政区的管理显然不是中央政府能够胜任的，因此在唐后期不得不默认三级制的形成，宋代统治者也不得不采用三级制的做法。但宋代的三级制并不是魏晋时期三级制的简单重复，而是加以改造，使高层政区虚化（虚化的做法另作分析），以收两面之效，既保持运转效率，又防止高层政区出现割据，维持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元代以军事行动统一全国，糅合了七个政权的统治地区，致使政区层次出现重重叠叠的不正常局面，明代以后三级制已经不可移易，虽然民国时期一度想实行省县二级制，但事实上行不通，最多只能回复到虚三级制，只是虚级不在高层，而在统县政区一级。今天虚三级制又已经逐步在向实三级制转变，似乎难以扭转。在边界方面。边界问题一直是政治地理学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边界的分类与何种边界最为稳定合理始终是政治地理学家最热衷于讨论的题目。但这些有关边界问题的探讨都是关于国界，几乎不牵涉到行政区域的界线。国界到底应该以自然界线为准还是以人文区域为标志，从来没有定论。恩格斯早就说过，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边界与民族分布界线是相符合的，宗教、语言等因素也不能成为确定国界的依据。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密布的小城镇模糊了美—加与美—墨的国界。但是以河流山脉为界也不是毫无问题，移徙不定的河床也使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出现了有趣的所谓稳定性问题。至于行政区域的边界，西方政治地理学家关心得不多，比较引起注意的只是瑞士联邦各州的分划。但联邦性质与单一国家性质根本不同，联邦各州有时先于国家存在，各州之间的划界如同国家之间的界线，并不像单一国家那样，其行政区域是由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的政令划定的。中国自古以来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区边界的划定是集权式而不是分权式的，亦即不是由各政区之间自行决定，而是由中央政府统一指定的。有确凿的史料表明政区边界的确定是依据政治地理学两条古老的原则，即所谓“自然”还是“人为”边界的区别。虽然所有的边界从根本上说来都是人为的，但人为的依据是什么，是政治需要还是自然法则？在中国自然与人为两条原则可以用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来表达。从秦代起，中央政府已经有意识地在行政区域划界过程中综合使用这两条。在秦代，大部分郡界以山川形便为主，少数郡界以犬牙交错形式出现。其中最典型的犬牙交错实例是长沙郡与南海三郡之间划界，这条界线不与南岭重合，而是交错划定，使长沙郡有一县在岭南，而象郡却有一县在岭北。这一做法是为了在军事上控制岭南地区，以防止其出现军事割据局面。这一措施被证明是成功的，西汉继承这一界线不变，不但使得汉初的南越国不能大有害于中原王朝，而且使得西汉中期汉武帝利用军事上的便利条件，很快收复岭南地区。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手段历代都同时并用，对行政管理与政治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我们对之一直缺乏应有的研究。原因之一是直接资料的严重不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未尝以政治地理眼光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对历代政区边界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为地方尺度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建树提供充分的例证。并且应当解答政区的合理边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在幅员方面。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政区幅员大小的制定很少有专门的论述。对于国家疆域的合理性范围，曾有国家有机体的学说作为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后来演变为臭名昭著的以地缘政治学为外衣的侵略理论。但对于国家以下的行政区域应当具有何种尺度，在国外似乎缺乏专门的研究。比较特别的是法国，那是西方国家中比较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其中最高一级区域departement的划定就是以使这个区划中所有居民都能在一天之内往返于区划中心与居住地之间为原则。秦汉时期所制定的“县大率方百里”的原则是否居于类似的考虑？以汉里计算，从县的中心点到四境的距离相当于17.5公里，这样的距离也是一天的路程，对于官员下乡劝课农桑，对于农民进城交租纳粮都是比较合宜的。县级政区的幅员虽然在两千年中有所变动，但变迁幅员不大，其原因与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以维持国家的经济生活稳定有直接的关系。至于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幅员的确定则是其他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不使其有过大的幅员，以免引起割据的危险。但是过小的幅员则要增加政区数目，政区数目的增加则直接影响层级与幅度的变化，中国历代政府如何寻求政区幅员与政区数量、政区层级之间的合理配置，以维持正常的统治也是政治地理学的另一重要课题。就统县政区而言，从秦代到宋代，幅员有逐渐变小的趋势，但到明代却明显的增大。这其中可能是接受了宋代积弱的教训。宋代高层政区权力分散于诸监司，统县政区幅员又过小，影响所致，地方行政组织既不能安内又不能御外。在这种情况下，明代适当地增大了统县政区的幅员，这对于绥靖治安能力有一定的好处。明代统县政区幅员虽然有所增大但并非无所限制，其幅员仍远小于秦郡，而且到了清代，又小了下去。这个中原因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3.政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上面已经说到行政区划的变迁与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但最关键的作用是行政过程所引起。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西方有截然的不同，从秦代到清末，两千多年来始终是专制皇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未出现如西方前资本主义时期那种封建社会形态。所谓皇权专制指的是在中枢权力中，皇帝和以丞相为代表的群臣的一种分权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皇权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约。所谓中央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分权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并不处于共享权力的状态，而是由中央政府分配或授予地方政府以一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权力。对于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中国传统上是用内外轻重之说来进行解析。“内”是指中央政府或中央集权，外是指地方政府或地方分权。在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偏重的时候，就被称为外重内轻，反之则为内重外轻。外重内轻可能引发割据分裂局面，促使统一王朝走向瓦解，这是汉、唐两代的教训；内重外轻虽无割据之忧，却使地方失去绥靖御侮能力，在内忧外患交加的情况下，就要导致亡国的危险，这是宋、明王朝的结果。因此古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当的分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轻重相维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旦处置失当，就会失去平衡，不是向外重内轻滑坡，就是向内重外轻倾斜，因此中国历史上明显表现出一种治乱相乘、统一分裂的循环往复。行政区划作为地方政治制度的一翼，其创设和变迁，首先要服从于政治目的与政治需要。因而两千年来政区诸要素也就随着内外轻重关系的钟摆来回摆动，未尝稍息。政区结构最明显地体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就中央政府的主观愿望而言，是力图简化层级，以便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只有在形势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被迫增加层级。秦汉时期的郡县二级制正是轻重相维的体现。层次简单既有利加强控制与提高管理效率，也就可以让地方享受较大的分权，既促进地方发展，又不担心割据分裂。后人念念不忘的秦汉雄风和盛唐气象，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参政的结果。如果地方毫无实权，即使社会经济发达，也只能造成宋代积弱的局面。当然隋唐时期的州县二级制，已比秦汉不如，地方的军权、财权和部分行政权已被剥夺，但大致尚能维持中央与地方的正常关系。这是汉宋之间的过渡时期。隋唐的统治者接受汉末州牧权力过大引起分裂的教训，于是双管齐下，既要削弱地方分权，同时又不愿增加层级。作为外重内轻表征的三级制，无论在汉在唐，都是被迫采用的。在汉是由于镇压农民起义，而把作为监察区的州改为行政区，在唐是为了平定安史之乱而于各地遍设方镇。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由轻重相维到外重内轻的两个循环，在政区层级上就表现为从二级到三级的再次反复。既然两级制是轻重相维的体现，那么当宋代实行内重外轻政策时，为何不在废方镇以后恢复两级制，而采用三级制呢？这是因为势有未能。宋初的确一度想复两级制之旧，但作为统县政区之府州军监幅员太小，数目太多，不得不在其上面再加上路一级区划。从权力的实质而言，路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首脑。路的施政机构是各职能部门（即所谓诸监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安抚使司和提举常平使司）的综合，不像魏晋的州级政权那样是严格意义上的单一地方政权。甚至从区划上看，其形态也和其他三级制的高层政区有所不同。在同一个地域，诸监司所辖的路的范围并不一致。例如在与西夏国对峙的西北地区，以转运司和提刑司而言都只分成永兴军路与秦凤路两路，但安抚司由于前敌任务重，所以分成六路，亦即由上述的两路各分成三路。更有甚者，即使两个职司不同的路的范围完全一致，其行政中心也可能不一致。如荆湖南路于转运司而言，中心在长沙，于提刑司而言，中心在衡阳。宋代分路的这种形态前无古人，完全是内重外轻的产物。路一级不但在权力方面，而且在区划方面也不是完善的一级，因此宋代的行政区划虽然是三级制，但只能视为虚三级制，与魏晋时期的实三级制有很大的差别。明代的地方制度有明显模仿宋代的地方。高层政区也是三司分立，由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组成。三司不但事权分散，而且地域范围也呈复式状态。如山东按察使司的按察范围包括山东布政使司与辽东都指挥使司在内。但关系最复杂的情况还体现在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司之间。如山西布政使司统太原、平阳、潞安、大同四府及汾、辽、沁、泽四直隶州，但山西都指挥使司所管却不包括大同府。大同府与今内蒙西部的卫所是归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所辖的。这种行政地域上的交叉，使明代的高层政区也成为不十分完善的一级。另外在层级上明代是三级与四级并存的，一般情况下是布政使司—府—县三级，但还有在府县之间加上州一级的情形。清代一方面将政区层级进一步简化到完全的三级制，以加强中央集权，但另一方面却使地方权力形成五级，即总督、巡抚一级，布政使一级，道员一级，知府、知县各一级。这种层级与政权级数的不一致是清代的创新，目的是使地方各级政权之间产生互相牵制，以便中央收集权之效。层级是行政区划体系的基础。中央政府乃是以地方区域的层级作为政治组织的系统，因此政区层级必然要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总是尽力简化层级，不设高层政区；无法简化的，就使之虚化；无法虚化的，就使之成为不完善的形态，或者更进一步使政区层级与行政组织等级不相一致，这就是历史上政治过程对于政区层级变化的影响。政区幅员的变化没有层级这么复杂，其总趋向是县级政区相对稳定，统县政区和高层政区则在逐渐缩小的趋势中有些波折，反映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内重外轻倾向的逐步加深。例如隋唐与秦汉大致都可以看成轻重相维时期，但前者的中央集权程度却比后者强化，统县政区幅员也就比后者要小。而且即使以汉与秦比，唐与隋比，幅员也是显著缩小，内重倾向，一代紧似一代。只是当宋代走到极端，州、府幅员太小，举一州一府之力，无法安内攘外之后，明代才不得不扩大统县政区的幅员，但到清代又小了下去。因为幅员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圈，圈越大，实力越强，这是中央政府不愿看到的，统县政区如此，高层政区更是如此。汉末的州有七八十县的地域，后来逐渐减少到南北朝末年的六七县的规模。道、路、行省也莫不如此。在层级与幅员之间有一定的依存因果关系，如统县政区幅员足够大，层级就可减少；若幅员太小，则层级不得不增加。前者如秦汉，后者如宋代。但是从中央集权的需要来看，却是想收两面之利，既要简化层次，又要缩小幅员。即使层级无法再简，也要使高层政区成为中央官员的施政分治区域，削弱其地方政府的性质（从名义上看，宋代诸监司与州县的长官都是中央的派出官员，而不是地方官员）；即使幅员不能过分缩减，也要尽量分散地方官员的事权。其政治目的只有一个——强化中央集权。作为第三个要素的政区边界，起初是当成防范措施，而有犬牙交错原则的制定。然虽有此措施，尚不妨害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基本一致的态势。但是越到后来，犬牙交错的原则越占上风，山川形便原则渐渐居于次要地位，于是量变引起质变，致使行政区域的分划与自然地理区划逐渐背离，高层政区多非形便之区。这一变化也是由于内重外轻趋势的强化所造成。政区的结构、幅员和边界三个要素的历时演变主要是由政治过程所引起，从上面的简要分析已可了然。行政区划的变迁除了政治过程以外还有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环境诸因素，但很显然，从中国历史上看来，要以政治过程最为重要，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政治主导原则。尤其犬牙相入是纯粹的政治手段，层级波动也基于政治形势的变迁，只有幅员大小的变化除政治原因为主外，还有经济及其他因素的作用。行政区划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要素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们过去似乎忽略了这一点。上面的分析以及作为分析基础的例证远远不是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全部内容，而只不过是一些举证。希望以这些举证为引子，说明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中要充分注意政治地理分支的研究，而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实在注意太少。我们有丰富的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方面的文献资源，我们应该创建自己的政治地理理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这方面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讲义》一书，原载《历史地理》第15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来源：历史人类学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公众号推文介绍，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教授已经全职加盟北大历史学系。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2017-2020年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22年11月1日，王明珂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荣休。2023年加盟北大，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全职）。王明珂教授专长历史人类学，尤其在汉族、川西羌藏族，以及游牧社会之历史与人类学研究、族群理论与族群现象、文本分析与反思性史学研究等方面贡献卓著。其丰硕而深具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古代族群互动、历史记忆、社会结构、性别文化等皆具启发，在中国史与历史人类学领域享有极高声誉，2014年获选为中研院院士。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文|一颗坚定的墙头草（驻英国观察员）ChatGPT火爆出圈，越来越多人发现，ChatGPT写出的文章已经脱离“弱智机器”阶段，甚至能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英文学术论文。那么，ChatGPT对我们的历史研究会带来威（fu）胁（yin）吗？相信，这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历史学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本期我们请来了一位在英国留学的特约观察员@一颗坚定的墙头草（也曾是咱们社的小编，骄傲！），为大家测试ChatGPT到底能不能“写”一篇学术论文？作为一枚符合“对科技一窍不通”刻板印象的文科生，在此前有关Chat

作者丨付喆来源丨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印度的种姓制度大致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还有“不可接触的”贱民阶级。不同种姓人群的口音、职业与长相完全不同。很多人曾好奇，种姓作为一种社会阶级象征，会写在印度人的身份证件上吗？为什么没有低种姓的人去冒充高种姓呢？再进一步讲，在印度教种姓制度治下，是否有人实现了“种姓跃升”呢？01

作者丨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标题丨《县域黑社会的生存之道》本文原载《南风窗》2015年第5期，转自“文化纵横”公众号电视剧《狂飙》背后，一个更为真实更为隐蔽的黑社会江湖。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组织结构较为严密、犯罪手段带有暴力性、反侦查能力较强，使得其社会危害性也比较高。认定一个犯罪团伙具有黑社会性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即便某一犯罪团伙的社会危害性够得上“严重”，其组织特征也不一定符合黑社会性质。因此，公安机关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时候就会非常困难。在警务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黑社会团伙是在其内部组织状况被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受打击的，公安机关恰恰是从普通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侦查、打击，最后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对其加以清除的。为什么这样说？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乃至犯罪团伙，要有效率，都会很自然地采用等级制、部门制等科层组织的管理手段。因此，一个“成功”的黑社会团伙也必定是“企业化”运营的。但是，一旦黑社会团伙达到规范的企业化运营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基本上摆脱了暴力等低水平、风险高的谋利手段。而一般的犯罪团伙最多只是松散的犯罪联合体，根本够不上“组织”要件，也不能被认定为黑社会组织。因此，真正能够被公安机关认定为黑社会组织的犯罪集团并不多。01

文|逆北电影《满江红》有个隐藏的大佬——韩世忠。秦桧惧怕韩世忠，连电影中的效用兵张大都知道，韩世忠是朝廷中“反秦”势力的领袖。秦桧皇帝都不一定怕，但他肯定怕韩世忠。有意思的是，连武功盖世的岳飞，秦桧都能撺掇着高宗杀掉，为什么没给韩世忠送上一次“莫须有”？这还要回到南宋的历史现场来看。众所周知，南宋王朝能够偏安江南，与金朝对峙长达百年之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南宋方面维持着一支能够与金军相抗衡的军队。这支军队根据其驻防地域又可大致划分为四川的吴玠一军，鄂州的岳飞一军以及淮河流域的张俊和韩世忠军。其中，吴玠在和尚原一战大败侵蜀的金军主力，使得金朝占领四川然后顺江东下攻宋的目的未能达成。鄂州的岳飞部一边与河南的金军反复拉锯，一边还得抽出手来增援淮河流域的友军，担子最重。而在江淮布防的张俊部军纪松弛，人员构成复杂，战力底下，所以在战事上还得仰仗在淮东楚州建立大本营的韩世忠部。因此，可以说岳飞和韩世忠两军挑起了南宋在长江中下游防务的全部担子。由于和金军作战频繁，二人也都是毋庸置疑的主战派。

|”绿帽子“|历史题能有多难

作者丨关禾来源丨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近日，电视剧《县委大院》开播，这部作品将视角聚焦在基层公务员，剧中“纪录片”式的真实细节让观众直呼：“这哪是在看剧，这不是在沉浸式体验公务员上班嘛？”而来自演员的着装更是颇有视觉效果——齐刷刷的白衬衫。剧里的公务员无论开会还是走访，都穿着白衬衫，就连刚走马上任县长的梅晓歌（胡歌饰）到了新住处，从行李箱里拿出来的衣物也是一摞衬衫。从何时起，衬衫成为公务员的普遍着装了呢？影视剧中的县委干部们。来源/电视剧《县委大院》剧照01

发表日记《抄袭可耻，抄袭外文的掩耳盗铃行为更加可耻》称，苏州大学邵某博士论文涉嫌抄袭酒井順一郎著作，引发网友广泛关注。邵某博士论文《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2013年9月）与

中华书局.台湖会贸.联合出版.重磅打造时隔四十二年首次重印

俗话说，知网有难，八方点赞。学术界人士反知网垄断，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虽然等了十多年。关注中国知网的垄断霸权不是一次两次了，舆论层面质疑中国知网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话说，中国知网欠了论文作者多少钱？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在于，舆论层面口诛笔伐多年，中国知网依然我行我素，该涨价涨价，该不赔钱就不赔钱。让吃瓜群众明白了，真正的垄断不是利润有多高，而是有“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硬气。略略盘点下学术圈十年来抗衡知网霸权的努（tu）力（lao），让人感慨万千。01

文丨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建了个“躺平聊天宠粉赠书”粉丝群欢迎有兴趣的小伙伴加小编微信：toshixiong入群要回答三个问题就有机会获得赠书！！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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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只有高效的政府才能为其人民满足自身需求提供有利的大环境。人们无法完全依靠自己满足其基本需求，他们需要部落或政府的支持与组织才能做到这一点。现代技术对多领域的专业化提出了要求。一个高科技的社会需要大量的知识与技能。政府的作用就是做出坚定的决策，在管理人民的事务时采取明确的、一贯的态度。政府的管理艺术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有限的资源。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即不以人们拥有财富的多寡作为奖赏依据，而是以人们通过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对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作为奖赏依据，力争做到人尽其才，实现对社会的价值与贡献。一个好政府不仅应该秉持、维系社会标准，还应提出标准，最终必须在经济领域有所建树，必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必须让更多的人民共享繁荣。对于民选政府而言，它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使其代表一直留在选民中，以确保在人民的抱怨或不满尖锐化之前采取补救举措。民选政府要永远与人民保持联系，不仅为了体察人民疾苦，而且为了引导和组织他们，并给人民灌输有利于社会建设的优秀品质。西方人士摒弃了社会的道德基础，认为一个好政府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事情必须由家庭承担。但在西方，这些原本由家庭承担的事情却由政府大包大揽，“二战”以后更是如此，这样的政府被视为成功的政府……在东方，我们都依靠自己。今天，在西方恰恰相反，政府说：给我选票，我就解决所有问题。领导人的作用是什么？领导人的一个职责就是给人民注入信心，使其有所担当……一支军队的士兵无论何其勇猛，如果将领懦弱，断然没有打胜仗之理。领导者必须有能力规划前景，并有魄力坚持既定道路……当人民与领导者戮力同心、战胜万难取得胜利之际，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情感纽带，就像士兵与将领在并肩战斗之后建立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和牢不可破的信任。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的职责就是激励民心、凝聚民智，而不是让人民替你分担忧愁。如果你将难题抛给人民，就会使他们感到沮丧。企业的领导人不必非要说服员工跟着他走，因为企业里有等级制度，他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传达指令，他的职责就是满足客户与股东。然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必须向其人民描绘他对未来的美好愿景，然后还要把这个愿景转变为具体政策，并说服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些政策是值得拥护的，最后还要把人民凝聚在一起，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景。领导艺术面临的考验不仅在于回应人民的恐惧和疑虑，尤其是当这些切实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原本可以解决却演变得缺乏理性和依据时。作为多元社会的领导人，我们要认识到这些焦虑的存在并尽早予以解决。我们不能消极地听之任之，其后果之严重是我们无法承担的。我们必须首先想到人民。在注意到需要特别保护的民众利益之后，我们必须制定方案，维护这些利益并促进人民福祉。你可能有才华，也可能没有。我的职责就是快速甄别一个人能否为200多万新加坡人的命运负责。如果不能，我就是在浪费时间……无论是你教一个人如何打高尔夫球，还是训练一条狗如何成为缉毒犬，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楚对方能做到吗？我们要想给后世留下积极的影响，不是通过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通过权力交接方式。我们作为人民的受托人行使权力，对“信托责任”形成了长期的认知……如果当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特权，他们必然会中饱私囊、提拔家人、偏袒朋友，这样就侵蚀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像支撑一座房屋的大梁遭到了白蚁的侵蚀一样。因此，领导人的过失与罪行就会导致人民长期承受痛苦。我们未来的稳定与进步取决于这样的后人：他们应该形成同样的信托责任意识，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威与权力就是一种对人民信任的背叛。如果我们执政期间保持警惕，就能确保权力交到具有基本优秀品质的继位者手上。如果抓住权力不放，在自己虚弱的时候就会有人从我们手中夺走权力，到时，在“谁是接任者”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没有发言权了。一个国家是否伟大，不仅要看其面积、它能否赢得值得尊重的历史地位，还要看它的意志、团结、耐力、人民是否恪守法纪以及领导人的素质。一个民族的历史不是由一两次选举决定的。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进程，不取决于某些人物，而取决于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问题只是人们能否分析、破解并发现这些起作用的力量，并研判这些力量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影响比民众、政客或工会提出的口号更持久、更具决定性。无论近期事态发展如何跌宕起伏，地理、历史、种族及经济等因素必定占据上风……我们不能违背历史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消极地坐观历史演进，我们必须努力加快历史进程。领导人应该如何回应民意？我已经学会了忽视专家和类似专家的人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尤其是社会科学、政治科学方面的学者，他们的理论讲的都是社会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最接近他们的理想状态，尤其是应该减少贫困、增加福利。我一向努力做正确的事，但不一定是政治上正确的事。西方世界不理解的是，我到了最后竟然丝毫不担心他们怎么评价我。我担心的是我所治理的国家的人民如何评价我。我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很认真。如果我认真对待每一件事，那我简直是头脑发热。别人会说你很多坏话，如果你对每个人的说法都很认真，你就会疯掉。你不能让新闻媒体抓住你的灵魂。永远都不要介意新闻媒体说什么。要想办事高效，政府至少要给人留下一个大肚能容的印象。如果一个政府容易受到变化莫测的选举的影响，当选民都是文盲或更加糟糕的半文盲时，那么这个政府在开始治理之前就已经被削弱了。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在你的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是我治理的基础。如果你想一直都受欢迎，那么你在治理时就会出现失误。我从来没有因为民意调查或欢迎度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我认为如果你为此而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无力的领导者。如果你一直过分关注自己的受欢迎程度是升还是降，那么你就不是一位领导者。你只是在跟风……风吹向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在被别人爱戴与被别人惧怕的问题上，我一向都认为马基亚维利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当我说了什么的时候……我必须受到认真对待……民众偶尔对我有什么想法，我认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有人都可以反对，但如果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就会努力去做，而且我相信，如果给我时间，随着事情的发展，我就会赢得所有人的支持……作为领导者，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在下一届大选开始之前为人民做足够多的事情，让人民切实感受到，这样我才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建了个“躺平聊天宠粉赠书”粉丝群欢迎有兴趣的小伙伴加小编微信：toshixiong入群要回答三个问题就有机会获得赠书！！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按：最近常有些科学家的发言让人困惑不已，同样一个客体，一个月前还是洪水猛兽，一个月之后就成了“小绵羊”。有意思的是，即使前后矛盾、左右互搏，也总能找出一大堆的证据，以显示其科学性。近来读到李伯重教授早年的一篇文章《“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从方法论上检讨宋史学界争议很大的“宋代农业革命”问题，或许可以为今人认识当下提供一些启发。"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个与事实不符的"虚像"，很大程度上是"选精"与"集粹"两种方法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方法会导致"虚像"呢？"集粹法"与"选精法"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二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从史料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因此取证是否得当，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取证是否得当，又决定于所选取的例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普遍情况。每位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的学者都相信其所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对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样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却未见有人作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这种含混不清，所以在选取例证时并没有一种真正科学的方法。这一点在亩产量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大体而言，以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亩产量例证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1)根据某种成说（如"宋代农业革命"）来选取，(2)采取"中庸"的办法，或者舍弃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或将所收集到的全部数字作算术平均，然后采取中间的数字。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说是很科学的。例如，如果是根据某种成说来取证，所选出的例证不免有先验性。结论在先，论证在后，自然很难做到客观。如果采取中间性的数字，则由于现存的古代亩产量记录存在的问题（如现存有关记录在地域分布与时间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记录本身的质量问题、今日对这些记录理解的问题等），所得结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实情况。正是因为上述方法难以选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亩产量时，往往也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客观的取舍标准。尽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围内的史料，而且主观上也都力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但事实上各人根据所选例证得出来的宋代江南亩产量却千差万别，从斯波义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侠的2-3石（北宋中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达两三倍。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增长幅度的评估方面情况也一样：闵宗殿认为两宋时期江南亩产量并无增长，而漆侠则认为增加了120%。对同一对象的数量评估如此悬殊，很难令人相信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存在。由此可见，要用上述两种方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确实十分困难。那么，什么样的例证才具有代表性呢？我们知道，任何现象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各种具体条件，这个现象就丧失了真实性，不再具有意义。当然，确有一些现象在各自的特定条件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中某一个现象能够表现出这些现象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对于这些现象而言，这个现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这些现象之间并不具有这种相似性，那么用一个现象去"代表"其他现象，实际上就是取消这个现象的特定局限性，从而也就没有意义了，正如吴承明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的那样："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在将某一现象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去概括其他现象之前，必须首先对所涉及的各个现象作认真的分析，看看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否确实具有相似性。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就是在选取例证时忽视了这一点，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现象普遍化。由于该现象被普遍化后即丧失了真实性，所以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例如，据《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个注，"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这表明北宋苏州佃农使用让洪水淹没田地的"易田"法，可以获得倍于"常稔"的产量。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高产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或三年才能获得一次的；其次，这种高产量是靠粗放耕作获得的，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者所说的那种精耕细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这些局限性，将这种产量当做每年性的并认为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那么就要导致错误的结论。将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普遍化，还意味着将此现象从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中剥离出来，使之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有关现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包含并涉及众多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又彼此相关，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情况极为复杂。如果忽视其他的相关现象以及各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而对某现象加以过分的渲染，实际上是割裂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以此为基础作出的结论，当然也难成立。而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来处理有关例证，往往正是将这些例证作为超然的例子，从而使之脱离了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或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具体条件）。因此之故，游修龄强调不宜过分渲染占城稻的引进对江南农业发展的作用，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兼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制约"（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同样地，某种先进农具（如江东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强调。新农具的发明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新农具要能够普遍运用并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还取决于它们本身是否已经完善、是否能够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条件、必须和其他哪些进步相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选到了某种重要的技术进步的例证，也会因为孤立地看待或过分夸大这种技术进步而割裂了事物内部的和有关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不能够正确地评价这种技术进步的真正作用。"选精法"与"集粹法"这两种错误的方法为什么会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呢？经济史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史学方法。吴承明指出：史学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即从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从个别的、具体的事例中寻找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显著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之故，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举例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危险的。他并引用列宁的话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选精法"与"集粹法"都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通过从史料中收集和选取例证，以"举例子"的方法来推导结论，因此要避免归纳法的缺陷是很困难的。为了克服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我们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吴承明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都在选择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注：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在研究经济史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抛弃"选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们的经济史研究避免可能的偏差。最后，我还要强调，像本文指出的"选精法"与"集粹法"一类的错误方法的使用，决不仅限于宋代经济史研究；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也决不只是本文中提到的那些学者。本文以宋代为例来讨论这些方法及其所引起的问题，只是因为我近来在做宋代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的缘故；而本文选取了一些学者的著作作为讨论的具体例子，决非贬低这些著作的学术成就，也决非对这些著作"吹毛求疵"；相反乃是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往海内外宋代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众多学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从中获益匪浅。正如世间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一样，这些著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指出其不足，只会更加凸现出其所做出的贡献。这里要强调的是，"选精法"与"集粹法"一类方法的使用是时代性的，罕有人能不受其影响，以至众多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经使用过（或者现在仍然在使用）这些方法。正因为它们具有这样一种时代性，因此也才有必要在此进行专门的检讨。注：以上文章节选自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建了个“躺平聊天宠粉赠书”粉丝群欢迎有兴趣的小伙伴加小编微信：toshixiong入群要回答三个问题就有机会获得赠书！！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中国式家庭百科全书：海量鲜活案例呈现，你遇到孩子的学习、生活、习惯问题，甚至是夫妻维系、婆媳维系问题，都会在里面找答案；·

作者：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教授）文章来源：《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近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人们对全球化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已经有了很多认识，时间上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新大陆发现以后的世界体系的运转，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来自世界市场的白银大量流进中国。明代后期从各种渠道流进中国的白银数量，很多学者的估算出入很大，我想大约在一万万两上下的规模。这样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学者主要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做了深入的讨论。不过我认为，16世纪这些白银流入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更深层的还不只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上。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从很多学者都已经提出过的两个问题入手：第一，中国社会如此强的白银吸纳力是怎样产生的？第二，这样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为何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两点，在王国斌先生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写的序言中是这样提出的：(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期、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关于当时中国社会对白银的“无限渴求”，全汉昇教授很早就引用过一位长期在菲律宾传教的教土的话，其中有非常生动的描写：白银流入中国就被禁锢在那里，如同一个永恒的监狱（The

文/张笑宇（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有很多历史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甚至哲学家，都曾对中国的“大一统”做过深入研究。就我目前所知，在所有解释中国“大一统”的主流理论中，魏特夫的“水利帝国”是与技术关系最大的一种学说。而我要讲的是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很可能是某个特定的技术进步，在战国时代触发了某个“扳机”，并由这个“扳机”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围绕这个技术进步而促发的组织制度变革，它为中国历史注入一种全新的力量，支撑秦朝最终完成统一，进而形塑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这个特定的技术发明，就是“弩”。01

专家说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1999年01期，原题为《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起大落》。）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胡焕庸线丨谁会“叛清”|历史系社交指南|学术名利场｜抗日神剧|免费用知网|白帝城托孤阴谋

《吴宓日记》记载了陈寅恪的一个观察，越琢磨越有意思：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

按：雍正处理年羹尧是清朝的一件大事，借着《雍正王朝》的演绎而家喻户晓。许多人印象中，雍正处置年羹尧不是件难事，帝王一声令下，大将军也只能束手就擒。实际上，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掌握兵权又功高震主的将领很难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来叛乱，轻则也会受到其党羽的重重阻挠。那么，雍正是如何运用高超的策略，把一个天下人皆知的政治斗争圆满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郑小悠博士的新书《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让人恍然有所思。清代处理政治类案件，可以分为君权强盛与衰弱两种情况，其形式颇为不同。强盛者以雍正帝处理年羹尧案为例。从公开的处理过程上看，皇帝先因为年羹尧上奏书写错误，枉参属官等“公罪”将其交吏部议处，并由大将军、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此后内外大臣交章弹劾，皇帝一面将这些章奏发给他本人，令他明白回奏，一面派钦差大臣对章奏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在足够多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将年羹尧逐步革职、革爵，最后提拿进京，交刑部看押。九卿大臣与刑部会审后，由刑部主稿上奏，定其九十二款大罪款。题本在罗列了各款罪状及简要情节后共引《大清律》十三条，根据清律“二（多）罪俱发从重论”的原则，依照最重的大逆罪，请求将其本人明正典刑，其父，及兄弟、子孙、伯叔，伯叔父兄弟之子，年16岁以上者俱按律斩，15岁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及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雍正帝批复九卿题本，念其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遂令自裁，其子年富立斩，其余15岁以上之子发广西云贵烟瘴之地充军，不足15岁的子孙到15岁以后陆续发遣。其父、兄、妻、女宽免。公开的问刑程序从雍正三年（1725）九月将年羹尧革职拿问开始，到同年十二月以其自尽告终，历时不过三个月。而在暗地里，雍正帝从二年（1724）十一月起，就开始表现出对年氏的不满，并在给各地文武大臣的朱批中透露风声，示意他们与年氏断交。又利用奏折询问与年羹尧有工作关系，或故旧交情的大臣：“年羹尧何如人也，就你所知据实奏来，纯之一字许他不许他？”示意他们检举年氏的罪过。且不断对年氏的轻微过错进行公开批评，如将年氏题本中误写“朝乾夕惕”为“夕阳朝乾”一事，拔高到他不承认皇帝具有“朝乾夕惕”的品德，并随即意味深长表示：“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与此同时，雍正帝对西北地区的驻防将军、督抚、提镇进行调动，任命表面与年氏有旧交，而实系皇帝亲信的大臣接管西北几省军、财、人事大权，着手调查年氏在经营川陕期间的问题。身在西安的年羹尧被彻底孤立而不自知，一纸调任杭州的命下，只能拱手交出兵权。在这一系列明示、暗示之下，内外大臣渐渐看清风向，纷纷在密折中撇清自己与年氏的关系，揭发其罪行。后来刑部所定的九十二款大罪，皆出于此。雍正三年（1725）七月，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合词奏请将年羹尧诛戮以彰国法，雍正帝称之为“在廷公论”，但对此建议仍然不置可否，而命内阁下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镇的意见，要求他们公开上疏，表达对年案的态度。这一系列人事、军事、舆论的准备工作目标明确、按部就班，前后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在此基础之上，三个月的问刑程序，最终情罪确凿、引律分明的爰书章奏，以及皇帝恩自上出的裁决，都显得顺其自然，合乎制度。只调动官僚系统而避免使用军事手段，通过毫无瑕疵的法律程序体现君主的个人意志，制服一个手握重兵、控制四省，身兼功臣与外戚双重身份的权臣。这种高难度工作，即便在皇权极盛的清王朝，也只能由雍正帝这样权谋精湛的帝王完成，是特例而非常态。在此过程中，刑部的作用仅限于配合皇帝完成刑审程序。年案主审司官唐绍祖的传记称：“先生借补刑曹郎，推勘年、汪两案，悉当上意。”尤见其办案之功不在依律以定爰书，而在“悉当上意”。可以与此相对比的是同治年间的何桂清案。辛酉政变以后，由于皇帝年岁幼小，形成了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太后受到文化程度、性别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只履行对重大政务的决策权，对一般刑钱庶务，以及重大政务的办理过程，都缺乏直接参与的能力。至于辅政的恭亲王，名分所限，在上有太后牵制，对下也不能拥有皇帝一样的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官僚集团的力量开始壮大起来，面对关系到政治斗争的大案，其局面与雍正年间决然不同。咸丰十年（1860）五月太平军攻陷常州前，在常州督师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不顾当地绅民恳求，执意弃城逃命，致使苏、常、松、太各府州县全面沦陷。同治元年（1862）四月，由两江地方官庇护了两年的何桂清被押解京师交刑部审理。何桂清是云南昆明人，在如何处理何桂清的问题上，北京官场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是对何恨之入骨的江苏籍京官，多主立决；一派是与何有私交，特别是“同隶边籍”，即来自边远省份的官员，联合要求缓决。是时，刑部堂官派出主审此案的总办秋审处郎中余光倬正是常州武进人。以余光倬为代表的刑部认为按照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律，何桂清本应拟斩监候，但其身系一品大员，弃城逃避，致令全局溃散，且革职之后借故逗留两年不赴部，忍辱偷生、罔顾法纪，应该从重拟以斩决。刑部的奏疏上达后，有旨命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以大学士桂良为首的大部分官员同意依刑部所议，将何桂清比照“守边将帅被贼攻围不行固守而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从重拟以斩立决。“保何”一派的大学士祁寯藻、兵部尚书万青藜、顺天府尹石赞清、内阁侍读学士王拯等17人则联名上奏，力救何桂清不死。户部侍郎董恂、左副都御史志和等12位大臣借口与何桂清有师生之名，回避不肯列名，意见模棱，也偏向于保全。“保何”派中大学士祁寯藻的奏折尤其厉害。他援引嘉庆帝“引律断狱，不得于律外又称‘不足蔽辜’及‘从重’等字样”的谕旨，称“何桂清应得罪名既有斩监候专条，自应按律问拟，以持刑罚之平，何得任意出入，于律外复加从重字样，以致执法失中，隐酿刻深之弊”。侍读学士王拯更直指主审余光倬是辛酉政变期间被赐死的载垣、端华、肃顺余党，一贯苛刻锻炼、故入人罪。希图借此激起太后对八大臣的旧恨而罢免余氏。因为当年有改元之喜，按例秋审停勾，在“杀何”派官员看来，如果不将何桂清拟为立决，难免夜长梦多，遂连章驳斥“保何”大臣的意见。军机章京张德容就犀利指出，祁寯藻对嘉庆帝谕旨断章取义。嘉庆帝虽然有法司断罪不得有“从重”字样，但仅指寻常罪行而言，而“其案情错出，律无正条者，应折中至当，原引他律例，比附酌定，或实在案情重大，罪浮于法，仍按本律拟罪，均于疏内声明，恭奉圣裁”。且道光二十二年（1842）办理提督余步云失守镇海而逃，其罪名亦系从重问拟。彼时祁寯藻亦系在廷会议大臣，何以不闻有言？又责王拯诬蔑余光倬为载垣、端华之党，是启诘告诬陷之端，立门户之风。为了平衡两方意见，既显示新朝仁慈，与肃顺执政时期的严厉相区别，又免得“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动摇前线人心。在询问了曾国藩等前线将帅的意见后，太后和恭王最终决定将何桂清依“保何”派意见拟为斩监候，但突破秋审停勾的限制，将何桂清于当年秋后处决。而主审此案的余光倬一年后又被科道指名参奏，称其在部内专横跋扈、声名狼藉。经过调查，虽然所参款目都不能坐实，但都察院仍以“该员屡登白简，其动招物议，必非无因”这一莫须有罪名，建议将余光倬京察一等及御史记名之处均行撤销。朝廷明知道余氏是被打击报复，仍然批以“依议”，安抚“保何”派之心。将此案与年羹尧案对比可以发现，此时的皇权已经全然不能主导、控制政治大案的进程与结果，但尚能做到对官僚集团内的不同力量形成制衡。各方分别利用法律程序，最终实现一个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结果。此外，刑部主审司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雍正年间，薛福成为余光倬作墓志曰：“当是时，直隶司郎中武进余君实司审谳，有谋缓是狱者，以甘言饵君，或訹以危语，皆不为动，卒如谳草奏……其后卒未从末减，议者以君执法之力为多，刑部诸大臣亦覆奏。”与唐绍祖审理年羹尧案的“悉当上议”形成鲜明对比。本文节选自《人命关天》（分段有调整）作者丨郑小悠感谢

今日问题你见过哪些才华横溢的90后历史学家？2016年，我们曾发布过一次招募请粉丝们推荐一些才华横溢的80后历史学家真心问答

作者丨道格拉斯·诺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经授权选摘自《西方世界的兴起》按：经济增长会否突然停滞？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推荐一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书的一篇文章，人口、物价、瘟疫、饥荒，哪些指标的变动隐藏着经济停滞的原因？导致13世纪的增长终止（增长可谓13世纪的主要特征）并导致中世纪后期贸易萧条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的大幅度、长时间下降。人口减少的直接效应乃是一般价格水平上升。这种上升是实际上的还是表面上的，目前仍不清楚，因为在同一时期，瘟疫和饥荒很可能已经出现——即便不是在同一时刻出现的，至少也是在同一个十年里出现的。瘟疫的一个后果是人均货币存量增加，因为幸存者可以继承不幸去世的人的财富，因此总体效应是使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升。饥荒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如此，并且特别反映在粮食相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上。粮食的需求是无弹性的，会将在正常年份本来可以用于其他商品的储蓄和收入全都吞噬掉。总之，在饥荒岁月里，收入中用于粮食的比例上升了。粮食价格是最早留下历史记录的价格之一。我们在拥有关于其他商品的价格的统计数字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关于小麦价格的一些情况。但是，仍然不清楚的是，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反映的到底是人均货币存量的增加还是食物的短缺。总之，我们拥有的那个时期的价格指数仍然过于粗略，以至于我们无法对14世纪价格水平的变动得出确定的结论。现在，我们不妨暂且假定，到1375年为止的价格指数的剧烈波动反映的是真实的通货膨胀，此后出现的是一个真实的较平缓的通货紧缩，并一直持续到了这个时期结束。对于这种价格的持续下行，有人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与硬币（specie）从北欧外流到南欧、再流转到东欧有关。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货币供给的持续下降就可以解释价格下行的原因。无论如何，现有的资料还不足以推翻这个解释。不过，人口的下降足以解释贸易条件和相对要素价格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工资相对于地租的上升是由于位置偏远的劣等土地被弃耕所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致。由于人口下降，劳动力变得更稀缺了，从而在与地主、商人和制造商讨价还价时可以要求一个更高的价格。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因为重新变得充裕起来的大量土地只有最优良的那部分才有人去耕作），但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基本上没有改变，这是由于制造业只需耗费极少量土地所致。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变得比以往相对更高了，再加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改变，因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相对于粮食价格上升了。实际工资也上升了，因为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已经提高了，而且只要人口继续下降就会一直提高。这样一来，那些严重依赖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的人的境况就得到了改善。一般而言，那些严重依赖地租为生的人的境况则明显恶化了。如果只从人口下降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农民的命运可能有所改善，同时领主的命运则可能有所恶化。上面的分析是隐含地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进行的。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中世纪后期人均收入显然增长了，这种增长伴随着收入在封建社会各阶级之间重大的再分配。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过于明了，但恰恰是这种简洁性本身才最有吸引力。为了对这个显得过于“乐观”的解释加以适当的限定，并使之与这个时期出现了全面衰退的观点相一致，有必要考虑前面的阐述中忽略掉的某些因素。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人口下降的时间会延续得如此之久。对于这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人口下降，需要给出一个比简单的“马尔萨斯再调整”更为复杂的解释。如果真的只有“马尔萨斯再调整”在起作用，那么应该可以推论：一旦人口减少到足以导致人均产出上升的程度，人口就会停止下降，或者开始再次上升。事实上，我们的解释要稍微复杂一些。从10世纪开始，一直到13世纪，人口持续增长，到那个时期结束时，西欧社会的人口已经多到了极容易受饥荒和瘟疫影响的程度。这样到了后来，待鼠疫在西欧社会的人群内部深深地扎下了根之后，就长期持续流行，从而导致瘟疫接连不断地爆发和蔓延。这些瘟疫的重复发生，在相对人口过多的后果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然阻止了人口的恢复。从历史上看，似乎是一直等到中世纪的普通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并基本上摆脱了鼠疫之后，人口才重新开始增长。这个时期，军事政治斗争永无休止之日，这无疑助长了饥荒和瘟疫的凶势。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过农民起义，同一时期各低地国家的城市地区的工人也时常暴动。当然，在革命之后，镇压通常随之而来，它们除了会夺走生命、致人伤残之外，也增加了饥荒和瘟疫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因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表面上看来可以因实际工资上升和生活水平提高受益，但是也无时无刻不为高度不确定的未来而忧虑。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新税要缴纳，随时可能因被盗窃、破坏或没收而损失财产，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朝不保夕。未来的不确定性肯定降低了提高生活标准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在中世纪后期，普通民众是不是真的能将更高的农业生产率本身固有的潜在收益拿到手中。人口下降，再加上战争、无偿征用、没收、抢劫，还有革命，这一切会导致贸易量减少，从而刺激了一种在本地范围内实现自给自足的趋势。专业化程度下降了、劳动分工范围缩小了，所有这些在给社会造成损失的同时，肯定也会阻碍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变化实际上等同于提高利用市场的交易成本，而利用市场的交易成本的提高，又增强了独立团体依靠政府强权来组织经济活动的激励。争取政府帮助以便垄断贸易和制造业，与努力提高生产率相比，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就这样，在这个时期，自愿团体越来越紧密地与政府联合起来，创设了各种各样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地降低了中世纪经济的效率。这一点与前一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一个世纪的制度创新，主要是为了获得源于生产率提高的收益。本文节选自《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

作者丨陈胜前文摘自丨《思考考古》来源丨三联书店三联书情（ID：sanlianshutong）01

作者: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来源：《民间文化》2000年09期这有点像上海人。不过，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武汉人名声不好，则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说起来，武汉人骂人的“水平”，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次为“个板马”），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武汉并非中国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婊子养的”？真是怪事！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是、甚至多半不是骂人，只不过表示一种语气，甚至只是一种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也没有。比方说，武汉人称赞一本书或一场球赛好看、一场游戏或一件事情好玩，就会兴高采烈地说：“个婊子养的，好过瘾呀！”夸奖别人长得漂亮或事情做得漂亮，也会说：“个婊子养的，好清爽呀！”甚至有时也会对子女说：“你个婊子养的”；或者说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会说“他个婊子养的”。池莉小说《不谈爱情》中吉玲的姐姐们就是这样相互称呼的。每到这时，吉玲妈就会不紧不慢满不在乎地提醒一句：“你妈我没当过婊子。”想想也是，武汉人这样说话，如果认真算来，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武汉人既然“什么娘都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当然也就所向无敌，没人敢惹。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样。上海人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武汉人可没有这么“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婊子养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他们觉得很不过瘾。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害怕武汉人（但不讨厌）。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其实，武汉人不但火气大，而且“礼性”也大。武汉人说话，一般都会尊称对方为“您家”（吵架时例外），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实际上也是“您”字的音

来源：万门早间的选题会，杨姐说，我们写一篇有关地域的文章吧。有人说，写东北，最近被黑的比较惨；有人说，写重庆，江湖气息比较重；有人说，写北京，我们都熟。坐在角落里的鑫姐说，写写我的家乡河北吧，这么多年，我们河北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除了每年雾霾成灾之时，河北才被全国人民想起。比较典型的场景是春节晚会，春晚的相声小品里，城里的小人物一般是北京人、有钱人一般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知识分子一般是上海人，进城务工人员一般是山东人或河南人，农民一般是东北人。

唐诗之美，难以言说。在唐诗的世界里，你会迎头撞上“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你会擦肩而过“倚栏愁立独徘徊”的温庭筠；你会望见“空林独与白云期”的王维。李白画像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大多只熟悉“唐三百”，殊不知，这三百余首连唐诗整体的1%都不到。《全唐诗》收诗约4.9万首，还有未流传下来的唐诗数目未可知。如此浩瀚的文化宝库，若想全部习得，着实要花费一番功夫。然而只知寥寥数首，又实在可惜。今天三联就为读者朋友们找到一套唐诗选集，由一代才子金圣叹选批。他从众多唐诗中挑选出近600首，亲自批注、点评。为何要推荐金圣叹选批的版本呢？金圣叹是有着“灵鬼转世”之称的大才子，眼光独到，让真正好的作品得以流行。在小说地位不高的年代，他凭借点评《水浒传》，成就了《水浒传》的文学价值。他在文学批评上造诣极高，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自金圣叹开始走向辉煌，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他的作品，能让文学大师梁启超、胡适、钱穆、周作人都为之倾倒。这样一位文学才子选批的唐诗，该有多妙啊！《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首次发售时，很多人都是熬夜等着抢。然而依然是惊鸿一现，转头售空。以至于有人高价在二手书市场上求购。今天三联特意为读者争取到了500套新版图书，现在开通/续费「三联中读·知识年卡」，我们就免费送你这套《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扫描下图二维码，了解详情全套书包含：《金圣叹选批唐诗》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