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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为何突然停滞?

道格拉斯·诺斯 历史研习社 2022-11-19

作者丨道格拉斯·诺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文经授权选摘自《西方世界的兴起》


按:经济增长会否突然停滞?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推荐一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书的一篇文章,人口、物价、瘟疫、饥荒,哪些指标的变动隐藏着经济停滞的原因?


导致13世纪的增长终止(增长可谓13世纪的主要特征)并导致中世纪后期贸易萧条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的大幅度、长时间下降。


人口减少的直接效应乃是一般价格水平上升。这种上升是实际上的还是表面上的,目前仍不清楚,因为在同一时期,瘟疫和饥荒很可能已经出现——即便不是在同一时刻出现的,至少也是在同一个十年里出现的。



瘟疫的一个后果是人均货币存量增加,因为幸存者可以继承不幸去世的人的财富,因此总体效应是使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升。


饥荒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如此,并且特别反映在粮食相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上。粮食的需求是无弹性的,会将在正常年份本来可以用于其他商品的储蓄和收入全都吞噬掉。总之,在饥荒岁月里,收入中用于粮食的比例上升了。粮食价格是最早留下历史记录的价格之一。我们在拥有关于其他商品的价格的统计数字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关于小麦价格的一些情况。但是,仍然不清楚的是,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反映的到底是人均货币存量的增加还是食物的短缺。总之,我们拥有的那个时期的价格指数仍然过于粗略,以至于我们无法对14世纪价格水平的变动得出确定的结论。


现在,我们不妨暂且假定,到1375年为止的价格指数的剧烈波动反映的是真实的通货膨胀,此后出现的是一个真实的较平缓的通货紧缩,并一直持续到了这个时期结束。对于这种价格的持续下行,有人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与硬币(specie)从北欧外流到南欧、再流转到东欧有关。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货币供给的持续下降就可以解释价格下行的原因。无论如何,现有的资料还不足以推翻这个解释。


不过,人口的下降足以解释贸易条件和相对要素价格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工资相对于地租的上升是由于位置偏远的劣等土地被弃耕所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致。由于人口下降,劳动力变得更稀缺了,从而在与地主、商人和制造商讨价还价时可以要求一个更高的价格。


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因为重新变得充裕起来的大量土地只有最优良的那部分才有人去耕作),但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基本上没有改变,这是由于制造业只需耗费极少量土地所致。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变得比以往相对更高了,再加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改变,因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相对于粮食价格上升了。


实际工资也上升了,因为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已经提高了,而且只要人口继续下降就会一直提高。这样一来,那些严重依赖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的人的境况就得到了改善。


一般而言,那些严重依赖地租为生的人的境况则明显恶化了。如果只从人口下降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农民的命运可能有所改善,同时领主的命运则可能有所恶化。


上面的分析是隐含地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进行的。


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中世纪后期人均收入显然增长了,这种增长伴随着收入在封建社会各阶级之间重大的再分配。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过于明了,但恰恰是这种简洁性本身才最有吸引力。为了对这个显得过于“乐观”的解释加以适当的限定,并使之与这个时期出现了全面衰退的观点相一致,有必要考虑前面的阐述中忽略掉的某些因素。


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人口下降的时间会延续得如此之久。


对于这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人口下降,需要给出一个比简单的“马尔萨斯再调整”更为复杂的解释。如果真的只有“马尔萨斯再调整”在起作用,那么应该可以推论:一旦人口减少到足以导致人均产出上升的程度,人口就会停止下降,或者开始再次上升。


事实上,我们的解释要稍微复杂一些。


从10世纪开始,一直到13世纪,人口持续增长,到那个时期结束时,西欧社会的人口已经多到了极容易受饥荒和瘟疫影响的程度。这样到了后来,待鼠疫在西欧社会的人群内部深深地扎下了根之后,就长期持续流行,从而导致瘟疫接连不断地爆发和蔓延。这些瘟疫的重复发生,在相对人口过多的后果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然阻止了人口的恢复。从历史上看,似乎是一直等到中世纪的普通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并基本上摆脱了鼠疫之后,人口才重新开始增长。



这个时期,军事政治斗争永无休止之日,这无疑助长了饥荒和瘟疫的凶势。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过农民起义,同一时期各低地国家的城市地区的工人也时常暴动。当然,在革命之后,镇压通常随之而来,它们除了会夺走生命、致人伤残之外,也增加了饥荒和瘟疫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因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表面上看来可以因实际工资上升和生活水平提高受益,但是也无时无刻不为高度不确定的未来而忧虑。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新税要缴纳,随时可能因被盗窃、破坏或没收而损失财产,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朝不保夕。未来的不确定性肯定降低了提高生活标准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在中世纪后期,普通民众是不是真的能将更高的农业生产率本身固有的潜在收益拿到手中。


人口下降,再加上战争、无偿征用、没收、抢劫,还有革命,这一切会导致贸易量减少,从而刺激了一种在本地范围内实现自给自足的趋势。专业化程度下降了、劳动分工范围缩小了,所有这些在给社会造成损失的同时,肯定也会阻碍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变化实际上等同于提高利用市场的交易成本,而利用市场的交易成本的提高,又增强了独立团体依靠政府强权来组织经济活动的激励。争取政府帮助以便垄断贸易和制造业,与努力提高生产率相比,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就这样,在这个时期,自愿团体越来越紧密地与政府联合起来,创设了各种各样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地降低了中世纪经济的效率。这一点与前一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一个世纪的制度创新,主要是为了获得源于生产率提高的收益。



本文节选自《西方世界的兴起》
道格拉斯·诺斯 开创性代表作
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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