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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信里的北宋政坛大佬“秘事”

仇春霞 历史研习社 2023-04-08
作者丨仇春霞

宋英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治平二年(1065年),57岁的宰相韩琦于百忙之中想起了十年前在老家建造的昼锦堂。他要请人为昼锦堂写一篇文章,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当时最有名的大文豪欧阳修身上。

欧阳修自然乐意效劳,他此时身居副宰相之位,与韩琦的提携是分不开的,而且他很清楚韩琦的心思。十年前昼锦堂刚建好时,韩琦自己写过一篇《相州新修园池记》,那篇文章是为了讴歌皇帝,现在韩琦已经成为新皇帝的第一任宰相,他也需要别人讴歌自己

《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 《信宿帖》

疾病缠身的欧阳修第二天就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写好并交给了韩琦,文章以雄博的美言将韩琦盛赞了一番,韩琦读罢大喜,他给欧阳修回复了一封信(即《信宿帖》,图48),文字如下:


琦再拜启:

信宿不奉仪色,共惟兴寝百顺。

琦前者辄以《昼锦堂记》容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辞浚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者,徒耸骇夺魄,焉能测其浅深哉!

但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布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

其在感著, 未易言悉, 谨奉手启叙谢,不宣。琦再拜启,□□□□台坐。


这封信的大意是:两个晚上没有见到你了,祝你起居百顺。我之前很草率地请你帮我写《昼锦堂记》,回头仔细想了想,这么一点点小事,不应该麻烦你这位大文豪。我这两天一直感到惭愧后悔,不知所措,没想到你突然就将写好的文章送给我了。你的文章雄词濬发,就像江河决堤,奔腾汹涌,势不可挡。我一口气读下来,只觉得魂魄耸骇,哪里还能感知它的深浅呢!只是你对我的褒奖太过了,我资质浅陋,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要是这篇文章流传太广,只怕对你的名声不利。这让我读文章的时候感觉非常惭愧和害怕,深感不安。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不能用言语表达,特地写封信来表达我的谢意。


为什么韩琦一边夸欧阳修文章写得好,一边又说会对欧阳修的名声不利呢?因为韩琦知道欧阳修是在拍他的“马屁”,所以替欧阳修担心:你如此恭维我,被人耻笑怎么办呀?


无论如何,韩琦被夸得很舒服,他太喜欢欧阳修这篇赞文了,为了让它更有价值,他又请当时最有名的大书法家蔡襄誊抄一遍。蔡襄此时位居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他也是韩琦力推上来的,当然也愿为恩公效犬马之劳,于是在蔡襄的书迹中有了一份楷书版的《相州昼锦堂记》,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其拓本。



虽然欧阳修也被后人称为政治家,但他的政绩并不突出,他的成果主要在文学和史学,但不得不说他是文人群体中政治情商极高的一位。他一路紧跟韩琦,帮韩琦登上宰相之位,也成就了自己的副宰相之位。


困顿之际遇贵人


欧阳修(1007—1072)4 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投奔了叔叔,他发奋读书,可是两度落榜,很是郁闷。天圣六年(1028),22 岁的欧阳修迎来了命运的第一个转折,因为他遇见了一个人——胥偃。


胥偃是潭州(今湖南长沙)人,在和欧阳修相遇之前,曾担任过开封府的考官,他和同事偷拆密封了姓名的考卷,然后录取了熟悉的人,事发后被贬,后来又逐渐被起用。欧阳修第二次落第回家后,带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见了正在汉阳军(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任知军的胥偃。胥偃被欧阳修的文采震服了,觉得奇货可居,于是果断将欧阳修收入门下,并决定将他“捧红”。这年冬天,胥偃回京述职,就带着欧阳修一同前往,欧阳修的人生从此开了挂。


在胥偃的推荐下,欧阳修用自己的诗文做“药引子”,迅速进入了京城有活力的青年文学圈,并结识了苏舜元、苏舜钦、尹洙等“官二代”和“富二代”。接下来的科举考试,欧阳修获得了进士甲科第十四名的好成绩,接着成为胥偃的东床快婿。不久,欧阳修就到洛阳担任西京留守推官,负责查案。


他的上司是大名鼎鼎的钱惟演(977—1034)。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的儿子,雅好文艺,很喜欢和欧阳修这帮年轻人在一起玩。据说有一回欧阳修和朋友们外出爬山,途中遇雪,钱惟演就派了厨师和歌伎去伺候他们,还安慰他们不着急回来,府里的公事慢慢处理没关系。

还有一回,钱惟演宴请宾客,欧阳修姗姗来迟,另一位官伎也迟到了。钱惟演问官伎是什么原因,官伎推说是因为自己的钗钿不见了。钱惟演就说:“如果欧阳推官愿意为你作一首词,那我就赔你的玉钗。”欧阳修深解风情,当场谱词一首。除了遇上好领导,欧阳修还结识了一群好朋友,如大诗人梅尧臣、古文家尹洙、书法家蔡襄等,洛阳的生活是欧阳修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以至于他在诗中称自己是“洛阳花下客”。


名列“四贤”与“四谏”


洛阳任期满了之后,欧阳修参加了馆阁考试,并顺利当上馆阁校勘,成为一名“京官”。

景祐三年(1036),47 岁的开封知府范仲淹为弹劾宰相吕夷简而向朝廷递交“百官图”,一石激起千重浪。负责纠察刑监的胥偃不断纠察范仲淹,欧阳修很生气,翁婿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最后吕夷简反咬一口,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等都因“朋党”的罪名被贬,朝野哗然,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知县,瞬间又被打回起跑线了。25 岁的蔡襄心中不平,便作了《四贤一不肖》长诗,将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称为“四贤”,将趋炎附势的高若讷称为不肖之徒,此诗在当时影响巨大。


欧阳修五月二十八日从京城沿水路出发,十月二十六日抵达,路上整整用了五个月时间。出于文学家的本能,他将旅途中发生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了,还编成了一本文人旅行日记《于役志》。他还在旅行途中留下了一句深有含义的话,“昨日因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

意思是最近在转运使那里接受教诲,才觉得自己现在是县令了。看样子是转运使给欧阳修上“政治课”了,欧阳修虽内心不服气,可自己眼下不过是小小知县,与身为地方大员的转运使差了好几个官阶,只能默然不语。



宋夏战争爆发后,欧阳修的很多朋友如范仲淹、韩琦、尹洙等都到西北战区打仗建功。范仲淹邀请欧阳修一起去,并请他担任军队里的秘书,欧阳修拒绝了。战事结束后,国库空了,各地治安也越来越差,各种矛盾都开始暴露。

仁宗皇帝将范仲淹、韩琦等召回朝廷,请他们说说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范仲淹列了一个单子,陈述了十条对策,皇帝很满意,就让范仲淹等人按这十条对策来实施新政。为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仁宗决定增设谏官。宰相晏殊是欧阳修的老师,在晏殊的推荐下,36 岁的欧阳修得以回京担任谏官。与他同为谏官的还有余靖、王素、蔡襄。

当时舆论环境比较宽松,又有皇帝撑腰,所以这四个人火力特别猛,被时人称为“四谏”,欧阳修第二次在北宋政坛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一篇宏文祸上身


“庆历新政”实施没多久就遭到了强烈反对,撕开口子的人是一个名叫蓝元震的太监,他给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等人扣上了“朋党”的帽子,这种罪名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太监自作主张的,但年轻的改革派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危机。博学多才的欧阳修就顺着蓝元震的意思认认真真把“朋党”的帽子戴好,然后写了一篇千古名文《朋党论》呈送给皇帝。

欧阳修在文中说自古就有朋党,皇帝要做的只是区分这朋党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只要驱除“小人党”而任用“君子党”就是明君。能言善辩的欧阳修以为把自己这帮人纳入“君子党”就没事了,他似乎忘记了七年前他们这些君子因为“朋党”之罪而齐遭贬黜的往事。

果然,仁宗皇帝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虽然改革是他发起并大力推行的,但他更忌讳“朋党”,不管是“小人党”还是“君子党”,只要结党就不行,他要果断掐死这棵“毒草”,于是改革派成员陆续被外放。


欧阳修被派往河北路担任都转运按察使。其实这个职位并不低,相当于现在省的一把手,还兼任监察领导,这说明仁宗皇帝将他外放只是因为他结党,并没有否认他的才能和功绩。对欧阳修的轻微惩戒显然不能让有些人满意。不久,就有人揭发欧阳修与外甥女有染,虽然没有证据,但人设崩塌的欧阳修还是被罢免了河北都转运使一职,被贬往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醉翁亭里翁不醉


什么是宋代文人的风雅?看看欧阳修在滁州的生活吧。他纵情游览境内的好山好水,乘兴吟诗,援笔作文,再将这些诗文散布于四方的新朋旧友,一州之长成为妥妥的滁州旅游形象大使。


欧阳修在滁州修了一座“丰乐亭”和一座“醒心亭”,被贬扬州的韩琦派人送来了细芍药,欧阳修将它们种在“丰乐亭”旁边,他在亭子里宴请朋友,请通判杜彬弹琵琶助兴。他又将一座无名小亭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其实欧阳修在滁州的佳作并不止这一篇,但其他诗文都不如《醉翁亭记》有名,不仅是因为这篇文章文笔好,还与文中传达出来的觉悟有关。


欧阳修在文章里描述了他的“乐民之乐”: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太守醉了,他不是贪杯,而是高兴国泰民安。一方父母官能够游山玩水,又能与民同乐,说明治下太平无事,这既是知州工作有方,更是皇帝治理有效。如此贴心的臣子,皇帝当然是喜欢的。滁州任满之后,欧阳修被移往东南重镇扬州,明显是减轻处罚了,后来又被任命为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知府兼留守司事,官职越来越高,离京城也越来越近。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不约而同,“庆历君子”们在被贬各地之后都开始拿亭台楼阁做文章,除了欧阳修写《醉翁亭记》之外,还有滕子京修岳阳楼,范仲淹为他写《岳阳楼记》,韩琦修昼锦堂,然后自写《相州新修园池记》。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章竟然都是同一个套路。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的开篇。滕子京(约991—1047)名宗谅,河南府(今洛阳)人,是范仲淹的终生挚友。他们两人相差一岁,在同一个考场上竞赛过,成了同学;一起挽起裤腿筑过海堤,成了同事;又一起抗击过西夏侵略者,成了战友。


滕宗谅与范仲淹是两种性格的人,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简单来说,范仲淹中规中矩,而滕宗谅就比较会设计。例如,范仲淹想要扳倒宰相吕夷简,他就把这件事情当一个课题来研究,先收集各种铁证,写成条理清晰的论文,然后有理有据地论证和攻击。滕宗谅却不爱做这种“实心眼”的事,比如他为了敦促皇太后刘娥还政给宋仁宗,就把宫里发生火灾这种事归结到太后干政上,一次不管用就两次。好吧,天都怒了,烧了那么多房子,毁了那么多先帝们的遗物,都怪你刘娥。

刘娥即使心理素质再好,怕也不能无动于衷。

不过,不管是“实心锤子”范仲淹,还是“虚心萝卜”滕宗谅,他们都不讨当权者的喜欢,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上做基层工作。宋夏战争爆发时,范仲淹和滕宗谅都处于被贬官反省的状态。西北传来战败的消息,急需人才上前线,有人就想起了范仲淹,年过半百的范仲淹二话没说就上前线了,顺便带上老同学滕宗谅。


在西北战场上,钱最不值钱,因为那里是一个无底深坑,扔多少钱进去都填不满;可是那里的钱又最值钱,因为钱能招募到愿意上战场打仗的士兵,更能让士兵卖命。所以,要想做好领兵打仗的工作,首先要懂得怎么弄钱。钱从哪里来?朝廷自然是有军费拨过来,但是不要指望这些钱够用,不够的就要自己想办法。办事不那么循规蹈矩的滕宗谅就开始拿着军费以钱生钱,比如放高利贷,搞边境走私等。他做得很成功,当别的知州为缺钱而抓破头皮的时候,滕宗谅却有大把的钱修堡垒和招募士兵。他一边抗击入侵的西夏兵,一边安抚境内百姓,效果非常好。


“庆历新政”开始后,范仲淹主持改革工作,滕宗谅自然也成为他的得力干将。在暗处窥伺的反对派势力不断寻找突破口,“雷点”很多的滕宗谅就被抓做了反面典型,他被光明正大地查账了。滕宗谅对自己的问题很清楚,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不止查账这么简单,所以一气之下干脆一把火将账本烧了,这等于不打自招了。于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巴陵郡”是个旧称,在宋代,这个地方的名称是“岳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岳阳地区。


54 岁的滕宗谅在岳州干了一年多后,各方面工作基本都理顺了,就抽空重修了洞庭湖边的岳阳楼,并挑选了一些古人的好诗刻上去。然后,他给被贬邓州的范仲淹写了一封信,请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此事。年近花甲的范仲淹虽因新政失败而被贬,但家国情怀却从未消解,于是便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尤其是篇尾那几句话: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几句光耀千古的名言,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标杆。《醉翁亭记》乐民之乐,《岳阳楼记》忧其民、忧其君。对于皇帝来说,这些都是美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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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
作者丨仇春霞
感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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