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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家族往事

来源 | 网络


01


张诒谋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

“诒”字有“赠送”和“遗留”的意思。很显然,爷爷希望把老张家的优秀基因都传给这位宝贝大孙子。

事实证明,不愧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县长,张爷爷是很有卓识的。

不过在张诒谋28岁之前,这一切都完全看不出来。

那一年,陕西临潼人张诒谋在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招工来到咸阳棉纺织厂,已经当了整整七年的搬运工。苦不堪言,看不到人生希望。

张艺谋给人普遍的感觉是,比较土,不时尚,不讲究,脸部棱角分明,像是脸长成之后,又拿刮刀修过,冷,硬。他和高仓健有一些轮廓和神采上的相似,但在高仓健这里,就是酷,是爷们儿,到了他那儿,就是苦,是营养不良。


当年吴天明看中这张脸,才用他演了《老井》中的男主角孙旺泉,那是1987年。第二年,他便拍了第一部独立导演的《红高粱》,代表作,赢得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电影大奖。

也许是他作为男主角的旺泉形象实在神形兼备深入人心,也许是他的前几部作品对准的都是中国农村,他在电影中运用的色彩浓烈、热艳、张狂,加上他在镜头前很少精心修饰,很少谈笑风生,强化了他的“农民印象”。

《老井》剧照


02


张家在临潼曾是大户人家。

老爷爷辈是临潼的大财主。民国初年,张艺谋的爷爷从燕京大学毕业,回到柞水县担任县长,心怀一腔热血要带着家乡父老剿匪。

但事与愿违,剿匪没成功,却遭到土匪报复,家里老宅被洗劫并烧毁,只好举家逃到了西安城。

经此一劫,张爷爷便把三个儿子都送去黄埔军校,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了要职。

老大张秉衡,黄埔军校九期毕业,官至国军参谋长。

老二张秉权,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毕业。跟着胡宗南混。

老三就是张艺谋的父亲张秉钧,在黄埔军校当过军需官,军衔是少校。

人称“临潼张家三杆枪”,这在民国时自然是风光无限。

张艺谋家族旧照,左起:叔叔、奶奶、姑姑、爷爷、父亲

1936年,张秉钧(左一)17岁时和同学合影

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国民党军界,到新中国新成立的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后来又到到陕西省农林局下辖的一所学校工作。

29岁的张秉鈞认识张孝友时,她才19岁,还在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读书,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

张孝友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职位虽然不高但收入不少。张孝友是他的第四房太太所生,也是标准的大户人家的千金。

一年后,张诒谋出生在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

1951年,张孝友的哥哥张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学生物系。张孝友再次产生了读大学的想法。开明的丈夫答应了。

第二年,张孝友便考上了西安医学院(2000年与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合并为新的西安交通大学,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

1954年,张孝友读大学期间,诞下了第二个儿子张伟谋 。两年后,她又诞下小儿子张启谋。这样一来,张诒谋有了两个弟弟。

张艺谋兄弟与母亲合影

1955年,张孝友从西安医学院毕业,留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工作,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交大二附院皮肤科。

父亲张秉鈞是个性格沉闷的人。

在张艺谋的记忆里,没有见过父亲的笑脸,也没有听过一句表扬的话。每次训斥他们时,都要求他们把手脚放得规规矩矩。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平时坐着不许他们摇晃腿,站着不许他们歪歪扭扭。兄弟三人对父亲都十分畏惧。

和父亲一样,张诒谋从小性格内向,他的两个弟弟也很闷。

1968年到1971年,张艺谋在北倪村插队三年。相比同代人,他插队的地方离家不算远,时间更不算长。他自嘲:“三年农民,一辈子农民。”

现在的张艺谋在穿着上是比较讲究的,他的衣服色调较暗,面料精致,颜色层次搭配看似不经心,清越有风致,毕竟这么多年的影像训练,他轻易能找到适合的风格。这些很难在镜头前面看到。

唯一有点不拘小节痕迹的,也是因为他说话时会动不动站起来,抡开了比划、扮演,有时候动作幅度太大,他习惯性地要时不时把宽松的裤子往上提提,于是就能不断看到他坐下,站起,提裤子;坐下,站起,提裤子。循环往复。不少人也很难觉得他有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背景。




03




上了大学之后,张诒谋改名了。新名字叫张艺谋。艺谋,艺谋。改名明志,后半生就是要献身于祖国的艺术事业了

1997年,张艺谋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导演歌剧《图兰朵》,父亲去世。张艺谋没来得及赶回来。在此之前,父亲跟张艺谋说过多次,要把家族故事告诉他,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要细说。

母亲跟父亲商量,老大时间紧,要不就说两天?父亲很坚持,家族故事很重要,细节很多,两天说不完。张艺谋是个不能停的人,别说两周,就是两天也得咬牙。“我们这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我每天有很多事在做,根本不会在家待十几天听我父亲讲故事。”

母亲做了很多努力,让父亲写下来,但老父坚持要亲自跟老大说,也许他早已做好了面对儿子讲述的准备,其他的方式,都更间接。对老人来说,亲口对儿子讲述家族历史,可能既是一个心愿,也是一种仪式,就算在他身体每况愈下来日无多之时,他都坚持等着这一天。可惜这个庞大、复杂的故事,被父亲带进了坟墓。

张艺谋说:“我对不起我父亲。”

父亲见缝插针跟张艺谋说的故事,被他一点点串起来,他现在所知道的,也只有一个简单的拼图,可惜这拼图中的细节,已经彻底丢失。这段故事中最重要的物证,还是照片。

晚年张秉钧




04




张艺谋的祖籍在陕西临潼田市镇,那里出兵马俑,陈凯歌在那篇流传很广的《秦国人》里,说张艺谋长得就跟兵马俑一样。他的爷爷,大致也是这个模样。

张艺谋的爷爷是临潼的大户,父亲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说爷爷家当年就是这样,只大不小。爷爷是老燕京毕业生,私立大学,家里没底子上不起。

爷爷有报国之志,后来到了陕西柞水县当县长。柞水匪患甚烈,民众不堪其扰。爷爷打算剿匪,那时候政府没钱,爷爷回到田市镇,从家里拿了大洋买枪,装备了一个县剿匪队。

做文人的爷爷实在低估了剿匪的难度,枪买了,土匪抢先一步收买了剿匪武装,行动彻底失败,队伍土崩瓦解。张艺谋跟评书演员似的总结道:“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更坏的结果是,爷爷购买的枪暴露了他的家底,知道他家里有钱,土匪一路追杀。爷爷县长也不做了,落荒而逃,跑回临潼。土匪随后赶到,把家里大院儿给围上,要好几担大洋赎围。家里拿不出这些钱,土匪一把火烧了院子。

爷爷家就此衰败,人跑得跑散的散。爷爷捡回一条命,带着家小隐姓埋名跑到西安,开药铺为生。人到了西安,听说土匪还时不时在临潼找他。

剿匪不成,连累家人,这段经历刺激了爷爷。他觉悟“生逢乱世,家里没有拿枪的不行”,把三个儿子都送到黄埔军校。大伯是黄埔九期,二伯是黄埔十五期。张艺谋的父亲排行老三。

黄埔毕业之后都要带兵打仗,奶奶想留一个在身边,于是张艺谋的父亲做了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军需官。国民党溃退台湾之后,父亲和奶奶留了下来,根据解放初期的肃反政策,军需、军医等技术人员可以留用。正是奶奶的坚持、父亲的孝顺,保住了家,也才有了张艺谋。

大伯一家1948年去了台湾,从此音信杳然,直到1981年,才辗转跟家里取得联系。

二伯从黄埔毕业后,和一批同学一起被蒋介石派到胡宗南部。胡宗南对他们很忌惮,弄了个军官团,把这帮人养起来,不给带兵。

这群人报国无门,成天闲得发疯,很痛苦。延安缺少军事干部,听说了之后,派人过来策反。胡宗南部队流传两句话:老蒋不要老毛要,老胡不用老朱用。

策反到二伯的头上,他很动心,打算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他只是跟母亲说,要和一个朋友一起出差。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父亲千方百计在军队内部动用各种关系打听。这件事怎么也打听不出来,很神秘。有些人肯定了解发生过什么,就是不说。

1949年,二伯的一个好朋友,姑且称之为张三,拿一包东西到奶奶家,说是你们家老二的东西,放下东西就走了。奶奶打开包裹,里面是二伯贴身穿的衣服和零星的个人用品。奶奶一看,浑身发凉,可能人已经完了。等跑到街上去追张三,早已没有张三的踪影。

张三跟二伯的关系非常好,有一年曾经寄存过一只箱子在家里,以前没人会去动别人的箱子,现在二伯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而张三是唯一的线索,顾不得那么多了,父亲撬开了箱子。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些普通衣物,只有一张合影照片,上面没有任何字迹,大家只辨认出,张三在其中。

父亲拿着这张照片在军队系统内问,有人认出了这张照片,是军统培训班某一期某一班的合影留念。大家这才知道,张三是军统的。

父亲根据这条线索,顺着蛛丝马迹,一个人破解二哥失踪之谜。最终捋出了大致经过:二伯和几个朋友,包括这个张三,打算投奔延安,不过最后一刻,二伯一群人被张三出卖。

胡宗南把人抓起来,不好处置,给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半信半疑,置而不论。直到1949年,国民党军队政府一片大乱,也顾不上了,二伯和其他人最终被枪决。

父亲探查出真相的过程可能非常艰辛,里面有很多故事。“可惜我听不到了。”张艺谋说。

在台湾的大伯一家和奶奶断了联系,大伯觉得,母亲和弟弟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直到1981年,大伯得知他们还在,激动得难以自抑。

大伯很小心,怕给母亲添麻烦,从台湾托人到美国,转了一大圈,给母亲寄来了一张家庭合影。在断了音信几十年之后,张艺谋的奶奶在91岁高龄,收到了大儿子的一张六寸全家福。

“我现在还记得,奶奶家的小桌,上面铺着塑料布,奶奶就在桌前,灯光底下,戴着老花镜,一遍遍看照片,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张艺谋说,“照片的四周都被摸黄了,摸黑了,卷起来了,奶奶还看,还掉泪。”

照片背面在每个人的位置上,标注:“长子某某,长媳某某……”母亲提醒张艺谋,在他小的时候,奶奶就经常搬个小板凳坐在巷口,向远处张望。他们都知道,奶奶在等人。三个儿子,一个去了台湾,一个失踪,生死不明,老人的残年,只指望着能见两个儿子一面——二哥已经被枪决的事,张艺谋的父亲一直没敢跟老人提起。

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和弟弟在隔绝了40年之后重新见面,可惜他的母亲已经等不了,于几年前去世。大伯带着一家给母亲上坟,快80的老人,跪在坟前,哭倒在尘埃里。“家里人让我看上坟时的录像,谁看谁掉泪。”张艺谋说。

张艺谋去台湾看望大伯,父亲特地到荣宝斋买了几只毛笔,他记得大哥爱写字。又把张艺谋叫到一边,神秘地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张印在石头上的黑白底片,是张艺谋大伯的戎装照。

母亲大惊,十年运动中家里经历过多次抄家,这么危险的东西父亲到底藏在什么地方,连母亲也不知道。不要说像他们这样历史背景复杂的家庭,就算普通家庭中搜出这么个东西,也可能会带来很大麻烦。

张艺谋到了台湾大伯家,台北小巷里很普通的一家人。张艺谋拿出父亲给的纸包,里三层外三层拆开,露出里面的石头底片。大伯一看生气了:“他留着这个干什么?!这有用吗?!不就是一张照片吗……”他责怪弟弟。

军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不同的。藏着一方哥哥的照片,瞒着世界上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妻子、孩子。冒天大的风险,张艺谋的父亲也许并没有什么奢望,就为有了它,他就不是一个人撑着,至少还有个兄长。

哥哥当然知道,但他更后怕。

张艺谋问起大伯1948年是怎么到的台湾,大伯讲的故事更为传奇。

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大伯接受了一项命令,留在大陆打游击,他需要找白崇禧要50挺机枪。当时一片大乱,白崇禧也不大听蒋介石的命令。

大伯老实,在白崇禧那里待下来,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正在此时,遇见了黄埔同学,同学告诉他,先别忙这些,学着别人把家眷送到台湾去。大伯这才找关系带着家眷到了台湾。

安置完家眷,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又返回大陆。人到了上海,白崇禧找不到了,他也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土崩瓦解,正发愁怎么办,遇见了他的另一位黄埔的同学,是炮舰的舰长。同学说,别想着完成什么任务了,搭我的炮舰回台湾去。

炮舰到了基隆港,几天靠不了岸。当时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负责对撤台的所有军人集中管训。岸上布满了宪兵,大喇叭里滚动播着:“来台的军人们,请将随身携带的枪支武器交给上船的宪兵,然后依次下船接受安排。”上岸官兵必须先缴械,按照规划重新编队,港口拥堵非常严重。

舰长见老同学着急,想了个办法。那时候只有厨师和采购可以上岸采办,舰长建议大伯换身衣裳,冒充采购。临走,舰长不放心,自己也换了身衣裳,护送老同学上岸,“送佛送到西”,上了岸他才能放心。

上岸不久,身后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接着发生了连环爆炸,正是同学那艘舰的弹药库发生事故引发的。一个舰的人全完了。两个人痴痴呆呆看了半天,恍惚不知身之所至。

大伯说,后来舰长扑通一声给他跪下:“老同学,你救了我。”

张艺谋说:“后来我看齐邦媛的《巨流河》,有很多感触。故事不一样,感受是相似的。”

今天再说起这些,听起来就像传奇故事,对于亲历者来说,比如张艺谋的奶奶,一辈子唯恐自己的身份会影响孩子的父亲,惴惴不安的姑姑。“我都已经算隔了一层了。”张艺谋说。

也许张艺谋有一天会拍出类似题材的电影,如同他用《我的父亲母亲》来表达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一样,他的这些感受可能会因为一个剧本的触发奔泻而出,形成另一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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