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如何征服中国？

文/张笑宇（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有很多历史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甚至哲学家，都曾对中国的“大一统”做过深入研究。

就我目前所知，在所有解释中国“大一统”的主流理论中，魏特夫的“水利帝国”是与技术关系最大的一种学说。

而我要讲的是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很可能是某个特定的技术进步，在战国时代触发了某个“扳机”，并由这个“扳机”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围绕这个技术进步而促发的组织制度变革，它为中国历史注入一种全新的力量，支撑秦朝最终完成统一，进而形塑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这个特定的技术发明，就是“弩”。

01 弩、墨家和守城战术

弩是一种远程投射武器，又叫“十字弓”，一般由弓、弩臂、弩机、枢四部分组成。中国人常把弓弩并称，但是弩与弓有一个本质区别：弓依靠的是人的力量，而弩依靠的是机械装置的动力。

弩能够利用弩机将拉开的弓弦保持在紧绷状态，从而弩手可以将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为两个步骤，相较弓手节省了更多的力气。此外，有的弩还可以凭借机械的力量上弦，获得更强大的弹力。

战国时代，中国人在战场上已经大规模地使用弩。“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三大诸侯国，无论是领土、人口，还是地理位置，可以说皆处于劣势，其中尤以韩国为甚。韩国位于今天河南北部一带，北接赵、魏，东临齐国，西有秦，南有楚，处在包围圈的正中心，安全环境极其恶劣。

当时的韩国以强弩闻名，《战国策》有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为各国所惧。当时中国人的制弩技术亦是世界领先。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一种叫“望山”的装置。它是弩机上的瞄准装置，带有刻度，就如同现代武器上的表尺。弩手可以借助这种表尺测量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然后选择相应的刻度，构成瞄准线并发射。“望山”的发明，极大地提升了弩的射击精度。这也从侧面证明，弩在当时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不然，时人不会有对其进行技术升级的动力。

不过，弩与中国的“大一统”到底有何关联呢？让我们先来尽速了解战国时代一批特殊的“擅长使用弩的人”。

有趣的是，这批人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战士，而是某一个学派的学员。这个学派，就是战国时代影响最盛也最为神秘的学派之一——墨家。

墨家创始于墨子。说它影响最盛，是因为战国后期的韩非子有记载，“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足见其影响之隆。说它最神秘，是因为这个学派竟然在秦汉交替之际倏忽消亡，直到清末民初，才有学人从故纸堆中重现墨家的精密学说。至今我们仍不能确实地考证，墨子真实姓名为何，籍贯何处。

墨子同情底层人民，一生简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思想以节用尚俭、兼爱非攻为主。他还与他的弟子建立了古代中国第一个逻辑学体系，有学者认为，这是与古印度、古希腊并称的世界三大经典逻辑体系。此外，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科学家，在几何学、力学、代数学和光学等方面皆有重大贡献，为时人所望尘莫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墨学研究中长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墨子》各卷中，最不好理解的就是第十四和第十五卷。这两卷看似与墨子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也与他的逻辑学和科学贡献没什么关联。总之，这部分内容十分突兀，以至有不少后人猜测，这或许是墨子的学生在整理老师著述时后加上去的。

这两卷几乎就是兵书，类似《戚继光兵法》那样的作战指挥手册。要想理解它在墨子思想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找到一把关键的钥匙，而这把钥匙，就是我们讨论的“弩”。

《墨子》第十四卷，篇名分别叫“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第十五卷，篇名分别叫“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顾名思义，这两卷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守卫城池的战法和组织方法。

在当时，墨家对攻城、守城战术的精湛掌握，闻名天下。《墨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公输盘（传说中的鲁班）要为楚国修造云梯以攻打宋国，墨子闻讯后，就去见公输盘，希望能阻止这场战争。两人争执不下，只好分别用腰带和牃（床板）当军械和城墙，在楚王面前展开攻防战的兵棋推演。

结果，公输盘九次进攻，皆被墨子抵拒，且公输盘几乎用尽所有器械，而墨子尚有余力。但公输盘却对墨子说：“我知道如何战胜你，但我不说。”墨子答：“我知道你如何战胜我，但我也不说。”楚王遂询问其中缘故，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图不过是想杀了我，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守了。但我的弟子禽滑厘已带领三百人在宋国城墙上守着了，所以即便杀了我，也不能断绝我的守城之术。”最终，楚王放弃了攻打宋国的念头。

这段记载或许只是一个故事，不过，墨家的守城能力并非空谈，而是有实际的战例记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楚国的“阳城之战”。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他曾经任用魏国叛逃来的名将吴起厉行改革，结果触动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楚悼王一死，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号令士卒射杀吴起。吴起临死前，把自己中的箭拔下来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大喊：“群臣叛乱，谋害我王！”

按楚国礼法，损伤王的尸体，是夷三族的重罪。楚肃王继位后，命令尹把射杀吴起并同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据说，受此事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余家。

其中有一名贵族，已不知姓名，只知他的封地在阳城，故称“阳城君”。阳城君受此事牵连，抛弃封地，潜逃不知所踪。楚王派人前往阳城，打算收回封地。此时，阳城君有一好友恰在城内，逃离之时，他曾委托这位好友替自己守卫阳城。而这位好友就是当时墨家的钜子—墨家最高领袖，孟胜。阳城君在逃跑前，掰断自己的玉璜，作为信物留给孟胜，并嘱托说，如果来人拿着另一半玉璜，才能听从他的指令。当楚王的使者来到阳城时，孟胜要求对方出示符契，对方自然办不到。于是，双方开始交战。

开战前夕，孟胜与弟子徐弱有一段极富英雄气概的对话。孟胜认为，敌众我寡，如今唯有为阳城君战死一途。而徐弱则认为，若墨家为阳城君战死，死而有益于阳城君，未尝不可，然如今情势，阳城君不知所踪，墨家为之而死，“无益也”，而且还会“绝墨者于世”。孟胜则回答说：“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

随后，孟胜下令将墨家钜子之位传给田襄子，带领诸弟子从容赴死。徐弱为老师的大义感动，战死在老师之前。而派去给田襄子传递讯息的二人完成使命后，也返回楚国赴死。

史载，“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又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由此可见墨家子弟之坚决与强悍。这种为大义赴汤蹈火、死不足惜的信念精神，使墨家成为战国历史上少有的“实干兴邦”的学派，也侧面说明墨家之善于作战并非空谈，而是确有其能。

这是有《墨子》原文佐证的。在《墨子》中，禽滑厘向墨子请教抵御攻城的十二法，也就是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轒辒、轩车十二种战术。“临”是攻城方在城外搭建临时的土堆，居高临下攻击城内；“钩”是用钩子挂住城墙方便士兵上城的钩梯；“冲”是撞击城门的冲车；“梯”是攀附城墙的云梯；“堙”是积土为坡填塞壕池；“水”是灌水淹城；“穴”原文阙失，疑为“火”字之误；“突”是城门门内的防御设施；“空洞”是地道；“蛾傅”是士兵密集攀爬城墙的接刃战；“轒辒”是有皮甲防御的战车，用于掩护工程兵种进行作业；“轩车”指的是楼车，车上士兵可以居高临下向城中射箭或攀附城墙。《墨子》中详细描述了这些战术中所涉及的装备和应对办法。

其中，“弩”出现的次数之频繁，地位之重要，在先秦时代的兵法中，无出其右者。那么，“弩”到底有怎样的魔力，竟得到墨家如此重视？

弓手射箭，装箭和发射是连贯动作，所以射速更快，平均可以达到弩的三倍。在开阔地带，火力发射速度越快，自然越有优势。但是，在攻城战中，防守一方因不必过分担心敌人快速接近，又可以躲在垛墙和射击孔之后伺机瞄准，精确地杀伤敌人，所以弩的优势比较明显。而墨家最擅长的作战场景就是守城战，墨家对弩高度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在我看来，墨家对弩的重视，除了这种武器的军事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在技术层面支持墨家对民众进行前所未有的动员。

02 动员术

弩相对于弓，最大区别就在于利用了机械的力量，将张弦和发射分为两个步骤。如果只是从杀伤力和性能上来看，这个改进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利用机械能的力量增加射程，缺点则是大大降低了整体射速。但是，弩作为一种以机械力量驱动的武器，却有一个明显超过弓的优点：训练难度远低于弓。

弓是一种对力量要求极高的武器。我们今天对弓手的印象，多来自影视作品与电子游戏。《魔戒》中英俊潇洒的精灵弓手莱格拉斯，《暗黑破坏神》中使用弓箭作战的亚马逊少女，类似这些脍炙人口的形象往往会使大众对弓手有所误解，以为相比于穿着笨重铠甲冲锋在前的战士，弓手们更加敏捷，也更加优雅。这实在是一种十分错误的印象。

在现实中，常人往往能持近战兵刃挥舞两下，却很难承受拉弓作战所需的力量。拉弓的难度不只在于拉弦，更在于拉弦之后还需要保持不动，以等待合适的时机瞄准发射，或散射压制。所以弓箭对人的力量要求很高，普通人若不经历长年累月的训练，是万不能及的。历史上，真实的弓手也往往是五大三粗，拥有惊人的力量。熟悉弓射难度的古人就对此十分了解，比如《三国志》中讲董卓的武勇，说他是“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讲吕布的武勇，说他“便弓马，膂力过人”，而不是说他“便方天画戟，膂力过人”。在中世纪英国，为了保持弓手的战斗力，甚至曾经规定弓猎是休息日唯一的合法消遣。以上均说明，合格的弓手需要长期训练，而射术好的弓手，其武勇亦令人崇拜。

而古代军队就不会对弩手提出这样的要求，弩手在军中也不会有此类地位——在西方，甚至曾经出现“弩”是一种卑劣武器的社会观念：因为弩的机械力量使弩手的训练强度远弱于弓，一些讲究骑士精神的人便认为，这种武器可以使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人也能杀死久经考验的骑士，这是不公正的。

不过，对战争统帅来说，这却意味着在军队管理和战场指挥之外，出现了一个影响战争胜负更重要的因素：原本不善作战的平民，只要经过短暂训练能够使用弩后，便可与正规军相抗衡。

正常情况下，正规军与非正规军的战斗力不啻云泥之别。这固然是由于任何理性的国家政权都会为其正规部队提供充裕的后勤补给和训练保障，但也是因为组织作战实在是一门精密复杂的技术活儿。两军作战，决定胜负者往往不在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武勇和军师的灵机妙算，而在于令行禁止的纪律和组织得当的阵法。这是一个用数学思维很好解决的问题：冷兵器时代与杀伤力有关的变量，无非是兵刃的长度、阵型的密度及厚度（所掩护兵力的多少）构成的一个基本线性关系，也即兰彻斯特线性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枪方阵是冷兵器时代人类战争史上最常见的作战阵型。无论如何，在战场上敌我短兵相接，热血冲顶又怀有极大恐惧之时，哪一方能保持阵型，端看他平时是否经受长期有素的训练，对于保持阵型和令行禁止是否形成了肌肉记忆。这也是正规军战斗力往往胜于非正规军的原因。

然而，弩以及弩所发挥作用的战场可以改变这一规律。前已述及，弩对力量的要求相比弓而言大大降低，而守城战场上的士兵相较野外作战的士兵更容易保持阵型，这就极大地减小了正规军与非正规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动员和训练一支足以与正规军战斗力相抗衡的部队的成本被大大降低了。

墨家学派正是充分发挥了这种动员能力，其秘诀就是他们的战时动员术——《墨子》第十四和第十五卷就类似战时指挥手册。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能够从中提炼出什么信息。

第一，《墨子》第十四和第十五卷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守城。“守城战”意味着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需要对城中一切人员进行总动员。《墨子》中对城上守卫的安排，有“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的字样，这说明，此时的战事，不仅需要倚仗正规军的力量，更需要动员城中男女老少齐齐上阵了。可以想象，战争之惨烈，已经到了若不能获胜，则城中无论老幼，必无生还的地步。

第二，“弩”在守城战法中出现得极为频繁，而且被动员起来守城的老百姓的主要作战武器，就是弩。《墨子》中说：“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这是说，十个男性士卒之中，就有六个持弩。这也验证了之前的两个主要论点：一，对守城战而言，弩是一种至为重要的武器；二，弩对训练的要求极低，非正规部队的普通男女皆可使用。

第三，墨家的守城动员法令极其严苛：“吏民无敢讙嚣、三最、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斩。”基本上，吏民在军中有任何异动，都可能会被杀掉。墨家在守城期间之所以明确要求民众相互监视，是为了防止敌方间谍的混入。这些都是近代战时紧急状态常采取的管理手段。这与我们熟知的、墨子的“兼爱”形象似有极大差距，令人惊异。

第四，墨家学派这套守城组织战术，亦蕴含了对政治与人性的洞察。例如，守一座城要有“十四具”，也就是十四个有利因素，包括厚高城、深壕池、利守备、足薪食等经济条件，也包括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主信义等政治条件，以及“父母坟墓在焉”的情感条件与“赏明可信、罚严足畏”的制度条件。这就比纯粹的军事学眼光更上一个层次。并且，文中还有临敌之时，让“重室子”，也就是富家子弟眺探敌情的安排。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安排：表面上看，富家子弟不擅劳作重负，侦察敌情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适合的工作；然而一旦离开城楼，随即处斩。这实际是一种监视性的措施，可以起到约束甚至消除贵族势力、增强集权的作用。这类意味深长的细节在《墨经》最后两卷中还有很多，足见其智慧之老辣和经验之丰富。这也意味着，墨家的守城组织战术，不仅仅是纯粹的军事安排，还是一套政治手段和治理方式。

一个以“兼爱”和“非攻”为主旨的学派，为什么有如此残酷无情的一面？这或许是时代的残酷。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理想主义者提出均贫富、求平等的天下大同理想。然而多数情况下，口号易喊，方案难寻。战国时代，诸侯相互攻侵，天下生灵涂炭，在这样的时代谈普世和平、天下大同的理想，倘若手头没有“真功夫”，是决然行不通的。而“真功夫”中最“硬核”、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战场上见真章。墨家如不能证明自己有“止战”的实力，就绝不会吸引任何诸侯倾听其“非攻”的理想。

就在“阳城之战”结束后不久，有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看到了墨家的实力，这就是即位仅四年的秦国国君秦献公。

03 秦献公与河西地

秦献公是秦灵公之子，从他曾祖父到他父亲，秦国朝政长期由权臣把持。秦灵公死后，秦献公未能顺利即位，而是被迫流亡到魏国。

魏国在当时是中原强国，建立之初就联合韩、赵攻伐齐国，曾俘虏齐康公；后与楚国交战，亦夺取了不少土地；而在西线战场上，魏国则独力进攻秦国，在吴起率领下夺取了河西地，逼迫秦国退守洛水以西。

魏国地处山西大地，受吕梁、太行等山脉自北向南的中分，从此地发源的河流自山脊向西南和东南方向注入黄河，形成汾河和沁河两大水系。这两条河流沿河岸分布的绿洲与冲积平原，则构成魏国所掌控的经济腹地。无论向东进入与齐国交战的华北平原，还是向西进入与秦国交战的关中平原，魏国军队都是从高处向低地进攻，占尽地理优势。

秦国所处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被河西地所汇注的诸多河流切割、冲刷出了数不胜数的群山、丘陵与高地。这种地势显然不利于大规模军团作战，交战双方均需修建重重关隘，一方面是为了凭借地势拦截对方的军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周边的交通要道与补给。这些关隘与附近的村庄城镇等补给点相连，构成两国交锋的攻防体系。军人出身的蓝永蔚教授在研究战国史时就认为，要塞战就此成为战国时代“开宗明义的第一个课题”。

《尉缭子》中记载的“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正是对此种情形的描绘。

而吴起为魏国攻下的河西地，在这复杂的地势中，有着独特的地位。秦魏当时的国境分界线，与今天中分晋陕两省的黄河走向近似。黄河自晋陕峡谷出龙门南下，至潼关为秦岭所阻，折而向东。龙门至潼关之间长约67公里的河段地势平坦，支流众多，河西地就在此段河流的西岸。此地东连汾河平原，西接关中平原，山脉连绵，险隘遍布，距当时的魏都安邑不过百余公里，距秦都雍城亦不过三百公里。

魏国攻下河西地后，便可获得通向秦国腹地的坦途。按照古代行军的速度，这意味着魏军从边境到达秦国首都的时间，大概在五六天左右。

河西地就像一把时时悬在秦国心脏前的利刃，而刀柄已落在了魏国的手里。

在秦献公的年代，秦国尚未自强，魏国国力相较秦国占优。秦献公继位前，秦国与魏国数度交锋，一溃再溃：公元前413年，败于郑下；公元前408年，丢失河西地；公元前393年，于注城再遭失败。此种情势下，秦国若不想亡国，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借助关隘与据点建立军事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守城战。

天下擅守城者，无出墨家之右。

山地河谷之间，两军直线距离纵然极近，但面前却隔着河流深谷，此时无论步兵还是骑兵皆不能发挥作用，唯有以弓弩制敌。在秦与魏的攻防之中，弩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而天下擅用弩者，也无出墨家之右。

在目睹“阳城之战”的战果后，秦献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邀请墨者入秦。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有名的“大事因缘”。何先生认为，秦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亦即墨家钜子孟胜及其百八墨徒为阳城君死难那一年，秦献公就已经与墨家合作，不仅如此，秦之由弱变强，亦开始于由墨家奠定的基础，而不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

我个人认为，何炳棣先生的“大事因缘”说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墨家给秦国带去的并不仅仅是一套战术，更是一系列制度与思想契机。这一契机，后来成为启动秦国变法的“扳机”。

（本文节选自张笑宇所著《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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