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秩如歌·兰台叙 | 沈正乐：恩师培育春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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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尖山星海，梦里常相见；

恩师同窗，心中犹感念。

同舟共济，初心如一；

相会母校，拳拳深情。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院）70周年院庆，特别推出“兰台叙”校友访谈栏目，对话各界校友，一同聆听他们的成长故事，一同感受他们的赤子情怀。

校友介绍

沈正乐，1960-1964年历史档案系本科，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原副局馆长、中国档案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

同学情义在心间

1960年是我在人民大学度过的第一年，国庆节之前，学校在铁狮子胡同大院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其中唱了一首歌颂人民公社的歌，那首歌给我震撼很大，印象很深。不仅是分声部合唱，男女合唱，优美动听，且指挥和乐队都是学生，让我大开眼界。

一入大学我才知道，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是面向党政机关的，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我们班上除邓良明、曾晓前、何祥福、冯泽湖4 位同学是团员外，其他同学都是布尔什维克，说明我们走上了一条红色道路，一条革命道路。

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多才多艺的人很多，我们班上打篮球最好的是邓良明同学。那个时候，每一个班都有一块黑板报，板报书写的字相当漂亮。有两位军人，一个是三班的王焕义，一位是一班的曹义，看他们打篮球，好似看表演。我们那时生活、学习很规律，该上课时上课，该自学时自学。一到下午4点左右，开始集合做操，之后自由活动， 晚上10点准时入睡。同学中，在职干部考入学校的较多，年龄偏大，同学年龄相差较大。但同学关系融洽，好似兄弟姐妹一样。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叫王秀芳，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学习很刻苦，礼拜天她总是到图书馆学习，那样的年纪学习俄语，发音不算标准，但是学习精神令人钦佩。她都把我们当作弟弟对待，我们也都把她当成大姐姐看。我们那时候的被子都是自己拆洗，王大姐一有时间休息了，就帮着我们拆洗被子，或者缝缝补补。

假期同学们返校时都带回家乡土特产让同学们品尝，如山西闻喜县荆忠仁带回的小烧饼，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格勒盟谢佳木苏同学带回的奶酪。还有我们班上邓良明同学，他是高干子弟，我是太行山的农民子弟，他对我很关照，有时带我去他家洗澡，并留我在他家吃饭，毕业分配后他还骑自行车送我到国家档案局报到。同学之间的情义真诚、朴实、无华。

师生真情难忘怀

当时的系主任吴宝康先生，副主任是刘正业先生、赵德芳先生。刚入学不久，一天下午4点多，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我在打太极拳，遇见了赵德芳老师。因为才刚入学不久，赵老师当时应该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但我主动向赵老师打招呼问好，赵老师问我是哪个系的，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答之后，赵老师很亲切地对我说：你们那里是革命老区，你考上人大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好为党工作，为家乡工作。赵老师对学生像父辈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赵老师的一席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年夏秋学生都要到农村帮助农民栽稻、收秋，干农活。大概是1962年夏，我们到顺义支援夏收，锄地。有一天我被分配到山上锄地，我们正干得热火朝天。郭影秋副校长来看望同学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郭影秋副校长，我就向他反映说，我们老家锄地是用锄头往后抡，他们这里用铁铲往前推，很不顺手。郭影秋副校长说的原话记不准了，大致意思是，同学们来这里是劳动锻炼的，这个方面不用太关注，一地有一地的习惯。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也很受教育。当时我想，天气这么热，我们的校领导竟然还爬到半山坡看望大家，工作作风真深入。

学校老师的讲课，我记得讲制度史的韦庆远老师，他中气很足，抑扬顿挫，讲得很有条理，我最愿意听韦老师的课，只要专心听讲不用做笔记，基本上都能记住。还有一位女老师，叫薛美珍，她讲我党的机要交通史，讲得有声有色，讲我党地下交通站先辈们的机智勇敢，无惧无畏，甚至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而做出了牺牲。听薛教师的课就等于多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课。

还记得有一个教学方法的内容，毕业的上半年，文献编纂学的赵建老师，带领同学们到辽宁档案馆去实习。实习期间，赵老师拿了一份文件并用纸盖住文件标题，让我们5、6位同学传看，看完后，要求同学们各拟文件标题。书本上讲文件标题要准确、鲜明、生动，说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5、6个同学做的标题都不一样，有的生动贴切，有的则文不对题，这就是教学的学问，使我懂得，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在我后来的工作中，我把这个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很有成效。例如，有的同志认为，文献编纂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把档案集中起来出版吗。光讲文献编纂的原则性、政策性、保密性，同志们没有什么能动性，我就把领导人的5份手迹，复印分发给同志们，让同志们将领导人的手迹作出释文，没有一个人能全部辩认出来的。就用这一方法使同志们认识到文献编纂不仅注意文献的保密性、政策性，还要懂得书法，搞好文献编纂不容易。

其他老师的讲课也各有各的风采，都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课基本不用看稿子，手到拈来毫不费力。总之，那个时候的学校生活严肃活泼，团结紧张很规律。学生学习很刻苦，教师值得尊敬。

峥嵘岁月再回首

我走上档案工作战线，是我们高中教导主任的指引。

我高中就读保定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时，我的志愿是学医，学校教导主任找我谈话说，你性格急躁，不易学医，劝我学文，并推荐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我听老师的话，第一志愿报考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并如愿实现。对李主任的指引，我铭记在心。我工作之后，还专程到保定第一中学看望我们的李主任。

我们上大学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学校招生也是有计划的，学生毕业后，有组织直接分配，我被分配到国家档案局研究所筹备组。一起分配到国家档案局还有2位同学，他们是3班的于桐、顾生法。于桐分配到文书档案指导处，顾生法分配到技术档案指导处。文革后这2位同学均调离了档案局。

我在研究所筹备组期间，业务上主要是研究档案的防虫、防霉、防湿，另处，还协助领导做些行政事务。虽然我觉得工作不太适合我，但我也没有向组织提任何想法。服从组织分配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到什么单位、具体做什么工作坚决听从组织安排。

工作中，档案学院对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工作支持的两件事，至今我时常想起。第一件事是1966年元旦的第二天，冯乐耘和李鸿健老师带领我和研究所筹备组的康荣中同志一行4人，乘2天2夜的火车到广西进行调研。广西自治区档案馆的侯炳峰同志陪同李鸿健老师和我，牟佳慧同志陪同冯乐耘老师和康荣中，要两路到广西自治区地、县档案馆进行调研，实际了解考察档案部门档案防虫、防霉、防湿的保护技术。从各地、县档案部门调研看，多半用的是土办法，用石灰、木炭除湿，用香草防虫，何时开窗换气，根据户外气象变化而定。我们在广西也做些实验，例如，把无保存价值的档案装到塑料薄膜袋内密封好，放在水池里进行观察，看放置1个月有什么变化，放40天有什么变化，放60天有什么变化，进行比较再作记录。

在广西进行了5个月调研，回北京后由冯乐耘老师执笔，将调研材料整理成“关于档案保护技术小册子”，这次随冯老师、李老师出差调研，亲身领悟到两位老师严谨、细致的科研精神，受益匪浅。事后得知，当年越南档案同行希望国家档案局提供档案保护技术方面的材料，因广西的气象变化同越南相近，气象对档案损害也相似，因此有了到广西的调研任务。冯老师整理的小册子通过外交途径，送到越南同行手中。两位老师的辛勤工作不仅是对国家档案局工作的大力支持，也为中越两国之间档案同行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还有一件事情，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中南海业余大学，并专门为中央档案馆开设了档案本科专业，聘请档案学院老师为学员授课。授课教师往返于中央档案馆与人民大学或铁狮子胡同1号之间，授完课回到家已是深夜，老师的疲惫可想而知。从1981年至1985年，经档案学院老师们认真传授知识，为中央档案馆培养了40多名专业干部，这不仅为中央档案馆解决了人才青黄不接的难题，也使这些同志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发展，成为中央档案馆业务骨干力量，分别担任不同部门负责人，冯鹤旺、杨公之还走上了馆局领导岗位。这些同志为中央档案馆业务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些同志感谢档案学院。

使命担当刻心头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4年，较系统的学习了档案专业知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通史、中共党史、哲学、逻辑学、古汉语等，这为我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老师的培养教育，肯定不会有我的今天。在此，向培养教育我的老师表示永远的感恩和敬意。

档案学从一个专修班发展到一个学院，是经过几代人努力的结果，相当不容易。现在的教学条件，无论是硬件还是师资力量，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学院肯定还有一些具体困难，但我相信，在校党委领导之下，档案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同心协力，共克艰难，在继承发扬档案学院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再创新、再发展，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档案学院一定会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合格人才。

在建院70周年之际，我愿同年轻的学友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对年轻人的期望和教导。毛主席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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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学院信息中心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