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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周恩来总理生涯惟一一次“请辞”

作者|罗韬

来源|南方周末

原题《周恩来在1958》



胡乔木有一个有关党史的重要观点:“大跃进”前夕召开的南宁会议,奠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特殊地位。(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p76)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思想斗争、组织措施,为“大跃进”扫平了道路;对国务院在政治构架中的定位进一步明确,对周恩来此后的行事更有深刻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党内生态。


南宁会议召开于1958年1月,其主题是批评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领导人1956年的“反冒进”。这一反“反冒进”主题,还贯穿于此前召开的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的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底与1958年初的两次杭州会议,以及1958年3月成都会议、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这半年间的系列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都称之为一次“整风”。这一次整风,既包括了经济内容:反对“反冒进”,鼓励“大跃进”;还包括政治内容:批评国务院领导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政治局)无权参与设计。”“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修订本,p674)


这些严厉的批评,最终导致了周恩来在1958年5月下旬,即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从现有公开史料看,这是周恩来的总理生涯惟一一次“请辞”,尽管它没有用“辞职”一词。


触发周恩来提出此一问题的“点”在哪?有一些论者认为,柯庆施是毛的新总理人选。因为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称赞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并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p409)并说柯庆施的文章“把中央的领导人比下去了”,褒柯贬周,彰彰众目。


但从柯庆施的资历看,他在南宁会议期间还仅是一般中央委员,而柯庆施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选入政治局时,还不如同时入选的李井泉、谭震林顺利,柯须在向刘少奇检讨了“瓦窑堡会议之后仍然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后,才获刘少奇的谅解而过关(《王力反思录》,p1070)。而当时副总理包括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等人,柯庆施要骤居其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关于柯当总理的推测是缺乏根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提出“总理更换”问题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正是在此期间,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很重要的内容即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5月25日)。这两件事是相联系的。此时林彪正式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他于1954年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仅居陈云之后,高于彭德怀、邓小平。而陈云这时正是犯“反冒进”错误的焦点人物。因此,如变动周恩来之职,林彪就呼之欲出了。


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起了林彪在延安时就说过的话: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毛泽东说,当时我还不敢相信,现在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p329)这在“大跃进”前夕,林彪的“政治远见”在毛心中有何等的共鸣。


林彪作为一个备任人选,其实早在1953年初,已经初现端倪。而指周恩来犯分散主义错误,也可追溯至1953年初。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140)透露:正当批评“分散主义”的阶段,1953年1月1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有过一次长达4小时的夜谈,“谈到周总理,少奇说:‘总理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国际都有威望。’”刘少奇的进言为周恩来缓颊是明显的。


3月,中共中央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政府总党组),终止周恩来的干事会书记一职。而高岗不久又传出“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苏联体制的总理职务)”的说法(分别见于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324)。显然,由林彪主持政府工作并不是空穴来风。高饶事件后,林彪即开始进入政府,出任第二位的副总理。


《周恩来传》在叙述周恩来提请职务变动一事时,是和“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事相接叙述的,这种叙述手法,正是刘知几所谓的“用晦”,读史者不可轻忽。


周恩来5月底含蓄的辞职请求,被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拒绝了。但林彪备而未用的含义还是很明显的。


至此,毛泽东对陈云、周恩来的批判才告结束。但对周恩来而言,影响至为深刻。从此,周的行事更定位于一个“事”字——执行者的地位,他以及国务院决不搞“政治设计”,对于有关诸如建设规模、速度等方向性问题,再难以表达不同意见;也正是这种“执行者”定位,才令国务院在“文革”中得以维持正常运作,而书记处反被取消。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从此不再轻易提出职务变动问题,哪怕1973年11月在“批周会”上被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也不退步。就像他于1974年1月向耿飙说的:“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恩来传》,p1130)看来,这正是他的政治心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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