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细思极恐的历史细节。你知道吗，大唐帝国的盛世与衰亡，竟然跟一把小小的弓弩有关。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用一把弓箭，像射野猪一样射死了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从此开创了大唐盛世。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逼迫据守潼关的大将阻挡安禄山，结果却遭到伏击。将军只好“聚弓弩而射之”，结果弓箭很快耗尽，唐军惨败。大唐累积了几代的财富，一举化为乌有。▲

好书不宜独享五部有口皆碑的好书文、编：先知书店如果说有什么方法能让人提升自我、修炼身心，那么答案里一定有“读书”；如果说有什么方法能让自己读到的书都是有价值的好书，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就是“口碑”。一本好书，口碑有时也不一定就好；但是一本很差的书，口碑却是不可能好的。“口碑”最大的作用，莫过于为读者选书提供必要的参考，帮助省去一些选书的麻烦。尤其是在信息泛滥的当下时代，从浩如烟海的图书中选出值得阅读、值得收藏的书籍并非易事，“口碑”对选书的价值也因此愈发明显。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除了某些畅销的口水书外，口碑也确实能够提供这种帮助——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图书。好书不宜独享，让更多人发现好书的价值，是荐书的意义所在。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经过众多书友检验、口碑极佳的五部人文社科精品——可以说，闭着眼睛买，本本是好书：13244111551.

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先兆，就有什么样的事端”。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上诸多王朝的崩塌也绝非一夕之间完成的，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以往我们喜欢从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的角度去钻研，却往往容易忽视社会学视角。其实对于历代王朝的百姓来说，他们可能不懂什么财政赤字，但是他们能看到苛捐杂税。他们也许不知道周礼秦制，但他们会惧怕苛政滥刑，这恰恰是因为任何因素的问题最后都会体现在“社会”这个基本面上。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在《中国社会史》中谈到：“社会既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但涵盖范围更广，包括组织结构、法统规制、阶层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国人最终行为逻辑的因素”。我们以此逻辑来解读历史，许多王朝的兴衰也便在情理之中了。以下我们就跟随本书的视角，细数历史剧变前的七种征兆。人口：人口锐减与流徙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说的是历代的王朝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其实伴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还有一个“人口周期”也是如影随形。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其实主要是经历过人口锐减，人少地多，“内卷”的压力不大），王朝中期是盛世（人口复苏，社会繁荣），一直到王朝末期（人口过剩社会崩溃，进入战乱消减人口），再循环到新王朝的初期……人口的变化与王朝的兴衰总是相生相伴。人口锐减的直接因素一般有三：战乱、瘟疫以及逃荒。以东汉为例，汉桓帝时期全国尚有五千六百万人口，到了东汉灭亡时全国已经不足八百万人。从瘟疫引起的黄巾之乱到后来的军阀混战，让中国人口下降85%以上。此外，大量人口因为恐惧战乱“润”到了边境以外，以流亡到辽东、南匈奴、鲜卑、乌桓者为多。司马懿平定辽东以后，下令“中国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可知有不少人逃亡到这里。人口锐减于先，王朝崩溃随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状况。市场：市场的萎缩与“囤货”市场的敏感特质，使其在剧变来临之际可以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就像今天大家所说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或者“资本用脚投票”一样，大难临头之际市场的反应通常是最真实的。春秋末年以来，钱币在市场上已经通行，但是到了汉末，钱币的功能快速消退，交易媒介变成了谷米、布帛等实物货币。这显然是因为市场通常只是太平时节的产物，战乱期间人们需要的只有生存资源（有时还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另外对于士族大户来说，建立“坞堡”与外界隔绝成为了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坞堡”里囤积大量的粮食和生活必须品，市场的流通就此被阻断。直到南北朝时期，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仍然被普通人乃至士大夫所向往。可见战乱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之深。阶级：门第与阶级固化每一次王朝覆灭与新王朝建立的过程就是一次阶级洗牌的过程，旧贵族上了断头台，新贵族进了金銮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新贵族便会牢牢地掌控社会资源成为旧贵族。人类天生就有改变的需求，若上进之路完全被阻断，难免不会出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类的人物。农民起义士兵通常是因为生存，而农民起义的领袖通常是因为阶级固化。魏晋以后，很多大士族长期垄断了政府中的高级官位，士庶之间有了明显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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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奇葩作者在书里埋下的一段话：“完全没有经过加工的历史资料，会让人在阅读时产生于心不忍的纠结感，坚持看完后更会被沉重的压抑感折磨，的确不适合让普通大众接触。”

然而，贫穷不是因为资源匮乏，更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勤奋和冒险，而是这些精神长期被束缚在制度和文化的藩篱中。因此，经济改革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尽快解决温饱问题。·

题图：1949年初，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溪口说起中国近代史，蒋介石当然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重要人物。而对他的评价，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阵营，亦可谓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大陆人习惯了对他的“人民公敌、独夫民贼”的“历史定论”；但在开放党禁前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却是拥有中国现代史上数一数二军事和政治才能的杰出领袖，他在大陆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时运不济；而转型后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又变得“百花齐放”……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稍稍喘了口气。然而，当时的情形，逼得他不得不为万一台湾不保而做打算。假如当年台湾失守蒋介石准备逃往哪里？来源

如果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评判既冷静透彻，又能惜墨如金，就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邓野最牛的地方就是分寸感极好，能说清楚的一语点到要害，暂时还不能说的，一个字也不多写。

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对此，他一笑置之。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秦晖有个口头禅——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

民国，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一个乱世，是一个打打杀杀的时代，各方势力都在激烈地博弈。那么，这段历史的内在理路是什么？纷乱的政治局面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着它前进？历来一直众说纷纭。史学家邓野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中给出了他的回答，他认为：“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民国的政治逻辑是一个当事人难以超越的时代逻辑。因此，民国的种种政治博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只有思想理论却毫无武装的第三方，仅仅是一个花瓶。最可悲的是，最向往新政府的第三方人士，在当时两大党眼中连数都算不上。很多人为之可惜的和平机会，实际上，根本连机会都没有出现过。这一切都有其思想上的根源。我们读民国史，往往会从历史的灰烬中，瞥见一条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失败的联合政府之路，继而对那场惨烈的内战与随后几十年的风云激荡扼腕叹息。然而，在民国史学者邓野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的政治逻辑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邓野，因为他为人非常低调，一心埋首书山，出书也基本没有做过宣传。撇开这点不谈，身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邓野，学术水准是实打实的，不掺水分，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公认。▲美国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邓野是位奇人，他属于邓家，却甘坐冷板凳做学问。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父辈是历史的胜利者，他却能跳出来，超越意识形态，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真相。邓野的父亲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的编辑。建国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在“文革”中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雷颐对这位低调的老同事赞叹不已：“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编辑坦言：“惟有邓野这样的红二代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北洋时期议会◎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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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都经过专业人士仔细审稿，力求呈现最真实的历史。极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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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届，出现了一个让人无法忽略的名字——贾雷德·戴蒙德。这位曾获得过新闻界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的生理学教授，以一己之力，打破旧有的世界历史理论格局，拓宽了人类看待历史的维度。并用此前很少被提及的人类世界真相，颠覆了所有人的世界观。比尔·盖茨折服于他的非凡认知，尊他为偶像。（左：戴蒙德

皇帝好大喜功，后果很严重——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魏武侯也给魏国留下了厚实家底。然而，王位传到魏惠王，情况就变了。魏惠王不仅在位时间长，还好大喜功，又眼高手低。两大狠人孙膑、商鞅要给他打工，他硬是瞧不上。结果被成为他国重臣的二人几顿暴打，败掉了魏国两代积累的家底。当然，商鞅是狠起来连自己都坑的人，他还定制了影响国人几千年的D制“潜规则”，比如:——壹民：统一思想。让人民停止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服从君主的指挥。——愚民：人民是笨蛋。如果有谁不是笨蛋，那就有必要将他变成笨蛋。以上出自刘勃的热门历史书《战国歧途》。知乎一个点击五千多万的荐书热帖说：新见频出，还能直击当下……几年来唯一一本读过没记笔记让心里不踏实的书，很多评点深意也靠重读咂摸得以品出味儿来。从这本开始，入手了所有刘勃书。虽然不是本本惊艳，但本本都不亏。刘动是个妙人，他能大方承认自己是“孩奴”，却不在意“学者”这样一顶帽子......他是出版大神读库老六最喜欢的作者之一。老六看到好作者就恨不得薅着脖领子逼他写文章，他薅着刘勃整整发了18篇。他的《战国歧途》是读库最受读者欢迎的书之一，其中《商鞅黑洞》一章被认为狠狠扇了《大秦帝国》一巴掌。这本书断货后，在二手市场甚至被炒到了上千元。许多人追着看他的书。他的《失败者的春秋》比《战国歧途》豆瓣评分还高，达到8.9分。刘勃与其他作者写春秋战国最大的不同：讲述历史是诙谐的——像是郭德纲老师在说相声。但他面对历史是严肃的，而这个阅读过程，则是“像侦探小说一样过瘾”：为什么爱讲道德的鲁国是唐僧式思维——唐僧被抓了：“悟空，快来救为师”：唐僧被救了：“泼猴，怎能杀人哪”?为什么春秋最成功霸主，最成功国家，都是在用成功实践把自己的政z治理想推向深渊?为什么战国时期“士”少有爱国的?为什么诸侯不仅容忍他们“朝秦暮楚”，还重用他们?为什么秦国屡战屡胜，六国百姓过得再差也不愿意迁移秦国?俞敏洪：少见的能给我带来极大启发的历史作家。鹦鹉史航：读库各路写家里最让我高山仰止的一位。为此，我们诚荐刘勃作品《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上，他是非常稀缺的学者，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是秦晖。他是癫狂时期后首批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还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此前，他曾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潜规则”的七个关键词血酬史观，给你一个全新角度看历史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

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文：张链靖当我们有一天离开校园的时候，慢慢地会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十几年来学到的历史原来有问题。对于喜欢思考的学生来说，或许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对那些冠冕堂皇的权威教科书，一直表示极大的怀疑。这也是“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红的原因。所以，袁老师的历史著作《这个历史挺靠谱》，相比教科书，这些书好看多了，幽默风趣，语言生动，人物饱满，简直就是在看故事、读小说，感觉十分过瘾，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看完之后，又觉得自己收获很丰富，吸收了海量的知识，好像是进行一次全方位的中国古代史大普及。吴思的《潜规则》就是这类书。他的文笔直白得让人心生寒意，犹如一把手术刀，冰冷的刺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他的分析入木三分，鞭辟入里，让我们学会用理性看待身边的环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穿历史，洞悉一切。▌历史的潜规则潜规则，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实在是太流行了，因为这个词居然跟娱乐圈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潜规则，就是三流男导演与三流女演员发生的不正常非道德关系。真正的潜规则，作者吴思在书中有详尽的阐述：“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简单地说，潜规则就是在我们的现实“规则”之后所隐藏着的另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才是人们真正遵循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与他们的利害计较紧密相连。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掌握少数资源的平民和掌握多数资源的精英，在利益博弈中产生的灰色地带，精英有权力做这些事，平民能承受这些事，这个摆不上台面的规则就能运作。几千年来，我们都有一个青天大老爷的梦想，包青天，海青天……一个个都深入老百姓的心里。可是，跟我们期望的相反，历史上没有一个清官可以像民间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反而是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大清官海瑞最后尽管当到了吏部侍郎。他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同僚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帏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难道，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雄才大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直坚决打击贪官，整顿吏治，奈何效果欠佳，他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淘汰清官，选择贪官，淘汰贤良，选择恶棍，这正是历史上官场“潜规则”发挥效应的结果。▌重新解释历史只是如果要解释历史全貌，解释中国社会全景，那还要从元规则出发，继续考虑更全面的历史解释。因为，即使暴力决定一切，在对待收益与成本上也有不同算法。是一次性买卖的计算收益成本？还是说长期计算暴力集团的掠夺与生产集团收益之间的平衡？道理简单，我拥有暴力我说了算，但情形却很复杂，如何掠夺才能利益最大化？无怪乎，匪可以变为官，从流匪作派变为坐匪，不同匪帮间划分地盘，各自抽税，还保民保生产；官也可以变为匪，只要短期利益足够。变来变去，存乎一心的，依然在吴思老师提出的元规则支配下的血酬定律框架下。但是，这样刻画出来的历史，在吴思的思考中，还是不够，还只是历史全豹身上的斑斑点点。他在书里提过，这样讲到他更宏大的计划：我用了十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历史的历史观的理论框架。它不是一个讨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那种非常正面的历史观，它是要讨论暴力，讨论破坏力的历史观。很清楚，历史已经是吴思老师安身立命之处，他想积十年之功，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用中国自己语言的自我表达与自我命名，来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这本书就是《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学者陈行之曾说：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吴思是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之一。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是把水烧到了80℃，吴思老师的这本书则把历史这盆水烧到了100℃。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创见的历史写作家，因此他的书也被誉为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来最富创见的历史著作。◎全程高能，没有废话，精彩绝伦：无论是对历史潜规则的揭露，还对历史规律的深度解析，吴思的著作都没有半句废话，精简而到位。没有拐弯抹角，没有文人黑话，读者可直接领会主旨内涵，汲取吴老师几十年的思考精华。拨开层层迷雾，看清历史的本质与真相，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即可洞穿历史的内核。◎不为写历史而写，只为解决真问题：吴思老师本是一位半路出家研究历史的，所以，与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不是为了完成什么课题项目，纯粹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不断困惑，不断收获一些喜悦。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不小心“陷进去”。◎在历史中，感受悲天悯人的力量：吴老师的书将尘封的历史复活，在历史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细节中，让读者感受一种独有的、来自历史本身的悲天悯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历史本来应该具有的、但一直以来很少能有的力量。为此，近现代史论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吴思老师两本签名作品《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和《潜规则》。读吴思老师的书，既看到知识，也能汲取智慧。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吴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吴思：我比黄仁宇看得透潜规则：历史的真实游戏图说

影响中国历史的五条大脉络秦晖轶事：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张宏杰：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拒绝“曾国藩的诱惑”张宏杰

秦晖：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来源：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04期

Fourth

真相被筛选：大数据时代，有些科学家会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实验数据，有些历史作家甚至会以“推理、想象”等方式捏造历史。·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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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潜规则”一词，十几年前由知名历史学者吴思提出，如今早已被社会广泛认知。吴思老师善用民间素材，以旧时故事，谈当下难题。比如，他用自创的“血酬定律”，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中国制度的变迁，解释了劳动者和生产者、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之间关系的变化。吴思：知名历史学者，曾任《农民日报》编辑记者，《桥》杂志中文版主编。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一瓶矿泉水，晶莹透彻，能从中看出鲜血来吗？没人说能看出来。但是马克思在这其中看出了劳动的汗水，劳动的凝结，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系。我们能在巨人的肩上看出更多的东西吗？比如说从这其中看出血。这其中有血吗？这瓶水的成本里一定有一项是税收。这个税用来干什么了？一定有一个比例拿出来供养军队、建立监狱以及用来执行各种死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瓶水是包含鲜血的。我们身边存在着“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在生活中没有大量出现这种事情，因为有一笔费用建立了一个暴力机器，形成了一种威慑，使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变得不合算。这种存在于各种事件背后的暴力均衡和秩序，就像《易经》里说的，“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秩序中，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周围，只有它消失了，我们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01血酬的上升——“法酬”

影响中国历史的五条大脉络秦晖轶事：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张宏杰：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拒绝“曾国藩的诱惑”张宏杰

本文看点1.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为何在英国人眼中还是如此黯淡？因为当时的中国百姓实在是太贫困了。2.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3.如果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乾隆盛世”：自欺欺人的骗局文：张宏杰

：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秦晖轶事：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高华：这部书，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周策纵：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

为了德意志祖国！”在20世纪的冷战期间，德国一分为二，互为“敌国”，在联邦德国北方古城吕贝克的东西交界处树立起一块非常醒目的大路牌，路牌两面写着同样的字“统一和法律和自由

二战中，日本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文：网摘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东北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东北也因此成为国共内战期间三大战役的首役战场。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共最大和最重要的根据地。东北源源不断的人力、武器等战略物资和后勤支持，是中共赢得了接下来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编者按

◎保守古典文明：从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法律、行政手段、到哲学、语言、文字，只要是优秀的文明成果，照单全收，并把它们传授给了野蛮的日耳曼人——蛮族的武士逐渐成为绅士与骑士。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文：秦晖一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会说：错了！应当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才对。的确，《孟子》原来说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人习惯先“达”而后“穷”并改“兼善”为“兼济”，尚不失孟子原义。但我确实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与“济天下”，那还是改成本文题目所云的“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好。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不过，“文本史”的角度讲，这个说法是有明显缺陷的：如上所述，整个这句话原出于《孟子》，本与道家无关。而道家或老或庄，似乎都没有说过“善（无论独善兼善）其身”之类的话。相反，本来意义上的道家是主张“绝仁弃义”解构道德而追求无是非无善恶的“逍遥”境界的，它并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说前半句是儒后半句是道，似难以服人。但如果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道德含义除去，而只把它们理解为“有为”与“无为”，则这句话（不仅是后半句）又成了纯粹的道家思想。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求“有为”的一面。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夹起尾巴做孙子，“危行侧视，振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众所周知，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无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了。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晚清的谭嗣同称赞庄学对君权的解构）是从前一种意义上论无为的。但在传统中，从后一种意义上实践“无为”的则无疑是主流。问题在于：道家所谓的无为恰恰是一种主要面向弱者的“贵柔”学说，而弱者对强者的“无为”，不正是苟且吗？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中的这段话历来被论者看成是道家思想的精髓。的确，我国传统时代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兼容“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磨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法家指鹿为马，儒家曰此非马，则被坑矣；曰此马也，则非矣。而庄子曰：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是故指鹿为鹿者，儒也；而指鹿为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真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旷世之大儒乎！－－庄周的逻辑适足以论证如此“高尚的无耻”！要之，用“达则有为、穷则无为”的道家观点去解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际上就是说得势了就称王称霸，失势了就奴颜婢膝。这自然是大违孟子本意的。《孟子·尽心上》的原话是：“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显然是表示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所谓“独善其身”在这里就是“穷不失义”，而决不是去作“逍遥游”；是“修身见于世”，而决不是“出世”。这后半句并没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种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以“逍遥游”的态度对待世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玄谈中，这与“独善其身”绝不是一回事。总之，这句话如果按其原义，它整句反映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如果抽掉其理想色彩，它整句反映的是道家的犬儒主义。但无论哪种情况，说它前半句是理想主义后半句是犬儒主义（褒义的说法叫“现实主义”），都似难成立。然而，在专制时代的现实中，这两种意思虽然不是前后两半句之别，却可能成为表里之别：口头上表白的“得志则造福天下百姓。不得志则洁身自好拒腐败”。实际上却往往变成“得势则称王称霸，失势则奴颜婢膝”。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行为上的强权主义与犬儒主义。以至于两千多年下来，“独善其身”这个成语的所指已从孟子那里颇有些悲剧色彩的“穷不失义”者，变成了朱自清先生笔下喜剧色彩的“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可怜据说被“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儒学，在“儒的吏化”与“儒的痞化”两边挤压下，不是“儒表法里”就是“儒表道里”，哪儿还有什幺真儒家？二那么，就其本义而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有什么缺陷呢？它的被扭曲、被“道家化”能够避免吗？无疑，“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与“善其身”的个人修养都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然而“达则兼济”与“穷则独善”确实有问题，其被扭曲亦非偶然。关键在于“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很有点“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味道，体现了道德律人的精神，却没有考虑权力有限、权力自律与受律的原则。在这方面，倒是孔夫子早就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说的是“克己”而不是克人，诚哉斯言！克己复礼则善，克人复礼则伪，克人纵己而号称复礼，则假恶丑之尤也。效尤而能达，达则“王长其间”，假兼济之名以祸天下，“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绝仁弃义”，法道互补，莫此为甚。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语而匹夫某敢补言之也。因此对于“能克人之人”来说，他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达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但对“能克人之人”来说“善其身”则是他必须做的。不仅他本人必须做，更重要的是他人与公众也应该以监督权力、制衡权力、约束权力的制度安排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包括掌权的“达”者在内的公众人物，其私生活隐秘权是小于一般公民的。像媒体大炒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若是对一般平民那就构成侵犯隐私权，但对于总统，即使传媒夸大其词，你又能怎幺样？为了维护公民权，现代司法制度必须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司法当局必须承担有罪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有罪，那你就被视为无罪。而为了约束权力，对“达”者的舆论监督实际上实行的是“有错推定”原则，“达”者必须承担无错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无错，那你就被视为有错。这不就是“达则独善其身”吗？至于“兼济天下”，孟子的原话是“兼善天下”，其中自然包括了“善其身”与“善他人”两个方面。但这里还是孔夫子讲的好：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没有说“己所欲，必施于人”。当然孔夫子也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要把“己所欲”的理想和治国方案“施于人”以实现“济天下”的抱负，是很自然的。但是立人、达人、施于人乃至济天下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得到被“立”被“达”者的同意，获得“天下”公民的授权。己所欲而人亦欲，固当施之。若己所欲人不欲而强施之，亦如己所不欲而人强施于我，岂我所愿哉？我不愿而施之于人，则置圣道于何地耶！故曰：己所欲、施于人而不能必也，立人达人而不能强也，济天下而必先请于天下也。换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绝对的，而“己所欲施于人”是相对的；“兼济天下”是有条件的，“独善其身”是无条件的。因此应当提倡“达则独善其身”。“达则独善其身”就是说大权在握时尤其要注意权力的自律，而不能凭借权力用自己哪怕是真诚的理想去无限制地律人。在这里应当讲究一点强者对弱者的“无为”、权力对权利的“无为”，讲究一点宽容与自由，绝不能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要记住：再高尚的人，其权力也要有制约；再平庸的人，其权利也应受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意义上的“无为而无不为”，真正为“天下”百姓带来幸福。三至于“穷则独善其身”，其缺陷在于只强调无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没有考虑需要争取和维护“无权者的权利”。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权利只关乎个人。在发达的现代公民社会里这样认为或许也无大碍，因为在公民权已经受到保障的条件下，他们有权利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但社会并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必须“兼济天下”。但是权利如果尚待争取，那情况就与保住已有权利不至丧失有所不同了。本来，“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总之，“自由”原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另一方面，“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艰辛而挣到一笔钱，别人不能分享；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名声与荣誉，他人不能分沾；甚至经过流血打下的“江山”，别人更不能染指。唯有“自由”这东西，一旦实现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人一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于是，自由主义便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我们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幺“文化困境”。显然，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争取他自己的人权时，他也是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换句话说，他这是在“兼济天下”而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要他自己负的。反过来说，假如别人这幺做了，他就可能无须代价而获得权利。于是面对强权的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因此，“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而这，要比学理上的自由主义体系建构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如果无权者即“穷”者中没有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兼济天下”，则所有的人都将难以“独善其身”。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幺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贡献，甚至他们本人的思想还未必说得上是“自由主义的”。然而他们对自由的贡献无与伦比，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压迫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不仅仅“独善其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应当说，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实践者。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因此“穷则兼济天下”应当成为理想人格的又一原则。如果说这一原则在自由时代也许并不重要——那时人们更需要的是制约“达则兼济天下”的圣君。但在争取自由的时代，却不能没有“穷则兼济天下”的圣雄。当他们作为无权者即“穷”者时，自然不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假如他们日后成了“达”者，那就是“达则独善其身”的问题了。能同时实践“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就具备了圣雄的人格。圣雄而达，则高于圣君，因为后者如果“己所欲必施于人”是会异化成暴君的。圣雄而穷，则高于圣隐，因为后者如果只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则不过犬儒而已。而圣雄者，穷则兼济天下，知其不可而为之，人所不欲之牺牲而施诸己，岂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哉！达则独善其身，己所欲而必请于人然后施之天下，真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矣。是圣雄人格乃圣贤之最，我中华崇圣礼贤之邦，儒风夙被，人怀仁义道德之心，必不让其专美于印度、西洋与南非也。四总而言之，儒家的道德理想，无论是“济天下”还是“善其身”，是可以与现代人权、自由、民主的原则相结合的。也只有与这些原则相结合，“济天下”与“善其身”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一结合的基础就是“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如果“穷”者中多一些“兼济天下”的圣雄精神，那就能“以我之大公争得天下人之小私”，而实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圣贤之道。如果对“达”者多一点约束圣君之制使其“独善其身”，那就会消除“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祸患，真正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因此我们应该让“穷”者多一点权利意识，而“达”者少一点权力迷信。“穷”者要能够“有为而有不为”，“达”者要善于“无为而无不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才能跳出因“达则有为穷则无为”而陷入“法道互补”的怪圈，儒学本身才能摆脱“儒表法里”与“儒表道里”的双重异化、抵抗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两面夹击，才有可能实“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才有了一条共同的底线：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追求儒家圣贤的个人道德完善与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人权法治理念，追求本来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民主公平与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当然，也只有在这样的底线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来讨论中、西“文化”之异和左、右“主义”之别，并进行能够体现我们个性的“文化”选择与“主义”选择。而不至于在“野蛮”的环境下妄言A“文明”与B“文明”的优劣；在“有主无义”的状态下空谈甲“主义”与乙“主义”之高低。一句话，无论中西“文化”之异还是左右“主义”之别，都必须以基本的人道为基础。在“中西”与“左右”之上，有个更为重要的人道与反人道之别。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原载于秦晖著《传统十论》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为此，近现代史论精选了秦晖老师五本代表著作，诚意推荐给各位书友。这五本书从中国传统历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验、现代文明必须具备的底线三个维度，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其中，《传统十论》一书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五本书均有签名版，数量非常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张宏杰：你所不知道的秦晖秦晖轶事：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秦晖

▲1958年，她与先生陈乐民在布拉格郊外◎胆识：对现代价值的追求与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是他们写作与思考的主题“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本就很难，在认识后坚持真理更难。

影响中国历史的五条大脉络秦晖轶事：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张宏杰：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拒绝“曾国藩的诱惑”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国际秩序的亟待调整，以及乌克兰、俄罗斯与欧美等国家多方利益集团的不断冲突，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分裂，让世界局势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在这背后，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关注：俄乌冲突为何能搅动世界局势？各个国家所表明的立场和实际行动，都出自哪些政治上的博弈和考量？美国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图片来源：pixabay事实上，如今的政治博弈，在千百年前早有预演。

影响中国历史的五条大脉络秦晖轶事：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40岁前被万人嫌，40岁后收尽人心：曾国藩的“处世心机”张宏杰：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

好书知时节，但时节更会成全好书。近日，在民族、疆域、政治认同等方面，历史渊源极深的俄、乌两国之间爆发的热战，有朋友自然而然地用本书的框架与观点做分析、评判，甚至做中外比较，竟毫无生搬硬套之嫌。

生于东京的堀田江理（Eri

在全面抗战前和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同样清楚的是，国民党的国家建设远没有取得切实的成功。制约国民党建国成败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其财政构造、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认同上的“半集中主义”特征。——编者按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在导弹袭击乌克兰各地的军事设施的同时，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哈尔科夫边界……我们在战局之外，却又于历史之中。“我们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阿塞拜疆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鞑靼人……我们都是同一国籍，都是苏联人，都说同一种俄语……而现在，街头依旧人来人往，但大家不再相视而笑，似乎有一种东西笼罩在每个地方和每个人的头上……人们在等待着……”遗憾的是，这位曾受到白俄罗斯女记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后被收入其诺奖作品

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文｜张宏杰▍在古代，生老病死都由权力决定欧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是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在世界各国当中，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是最直接而彻底的，很少有国家如同中国这样，用“士农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准、子孙读书就业等方面进行公开性的歧视。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因此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在古代中国，有了权力，你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你就失去一切。中国古代权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意义上对古代中国而言并不完全适用。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皇帝们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之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西方人惊叹不已。不仅是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访，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遂用格外开恩，“惟北地寒苦，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时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都是政治领域。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锐敏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管仲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强大无敌；国君用政策来决定你的贫富和生死，老百姓就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了。在其他很多古文明当中，商业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公元前3000年，中东的亚述人就开始签订商业合约，那个时候甚至有这样的合伙协议书：14个人集资26块黄金成立一个基金，交由一名叫阿穆尔伊斯塔的商人管理，这个商人也拿出4块黄金加入。基金时效4年，收益的三分之一归这名商人。而罗马人发明了法人制度，创造了公司的雏形。“在罗马法中，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和被起诉的任何个体”、“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也许正基于此，很多学者才把发明公司的荣耀归于罗马人”、“罗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资，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古希腊梭伦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而大致与梭伦改革同时代的中国法家变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抑商”。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样奇怪的穿着，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红顶商人”的悲剧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其实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产权比较模糊，有的朝代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是有的朝代规定必须由国家来分配，比如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这两种制度可以无缝切换，说明一切都在权力的任意控制下。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古代皇权不尊重私人产权，表现在很多方面。第一，传统时代的皇帝，喜欢以“迁徙富豪”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势力。如果你喜欢读史书，经常会看到“徙天下豪富实京师”这样的话。确实，秦汉以来，皇帝经常通过把富豪迁到首都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强大家族连根拔起：“从秦以来，经常不断地徙天下豪富于京师……这些豪富都是大的土地占有者，把他们迁离家乡，定居京师，他们只能携带走自己所有的动产，而不能搬移土地。结果，他们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便被政府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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