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 | 关于博古不让毛泽东随队长征问题的一点探讨

简介

作者：罗平汉，男，1963年8月生，湖南省安化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现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当代历史问题札记》、《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天堂试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解读党代会的历史细节》等。

本文来源：《安徽史学》 2018年第4期，转自历史学参考

摘要：由于毛泽东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存在矛盾与分歧，所以许多关于长征著述都提到当时博古并不准备让毛泽东随队转移，是经过周恩来的争取毛泽东才走上了长征路；当时干部的去留博古有很大的发言权，但不能说是“博古设阴谋，借蒋介石之手除政敌”；博古是革命者犯错误，与毛泽东是同志而不是敌我，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如何革命。

关键词：毛泽东；博古；随队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后来著名的长征，与此同时，有一部分干部和部队被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党史界长期有一种说法，博古因对毛泽东不满，原本没打算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是周恩来的一再建议，在出发前一刻才通知他随军行动，而当时被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牺牲比例很大，如果毛泽东被留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可能要改写。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本文拟就此谈点个人的浅见。

一、是否让毛泽东随队长征的两种说法

对于博古不准备让毛泽东随队长征之说，较早出现于担任李德(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伍修权说，对于这样大的战略转移，虽然核心领导层早有准备，但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相反作了严格保密，以至于项英、陈毅这些后来被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高级领导人，“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不但如此，对于博古等人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1957年改名“于都”——引者注)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他的这个说法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所采信，书中说：“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采用这种说法，其中写道：“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走毛泽东。”并引述了伍修权的上述回忆作为佐证。

这些年来，许多有关长征的著述，大多采用此说，甚至还有进一步的发挥。例如，有著述说：“后来在决定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他们又打算把毛泽东留存中央革命根据地搞‘调查研究’，不让他参加长征。直到红军开拔的最后一刻才通知他随军行动。”出发之前，博古、李德曾在项英的住处召开会议，商量主力转移后中央分局的工作和人员的去留安排。周恩来一再建议毛泽东应该参加长征，但“博古、李德等人担心毛泽东利用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会夺回他失去的权力。不同意毛泽东随军参加长征。后来，他们又担心把毛泽东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项英难以驾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也当不成，毛泽东很可能在原来的深厚根基上重新掌握权力。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因此，他们最后决定，还是带毛泽东参加长征。”项英曾提醒博古“一定要警惕毛泽东”，博古却有些不以为然，解释说，带毛泽东西征，就是要使他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根基，“为了不让毛泽东死灰复燃，我们宁愿冒着风险也要把他带上，置于我们的眼皮之下。”“再说，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已经无职无权，即使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也是个‘空架子’，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长征路上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我们相信能够控制他。”

近年则有著述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并非博古要让毛泽东留下，而是毛泽东自己要求留下打游击。说是1934年6月毛泽东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主力红军转移到湘鄂西后，找到博古，劝说博古不要让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理由是这块根据地的建立来之不易，如果博古他们决意要走，他也不走，而是要留下来。这年10月初，毛泽东派警卫员胡昌保和吴吉清两人，连夜赶路给博古送来一封信，再次要求留下打游击，“中央机关里的老人、孕妇、重伤病员以及不愿意跟随中央红军大转移的人，都可以给他留下来，但他需要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留下，并说一军团里也有一些干部战士愿意跟随他留下来，请中央批准。信的结尾还作出保证，说二、三年后，中央苏区和留下的红军都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苏区。”博古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表示不同意，理由是中央已决定项英留下，如果现在改由毛泽东留下，项英的工作将不好做，而且涉及很多人的人事安排，因为留下的主要干部是项英点名要的，现在调整时间也来不及。况且毛泽东提出要将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九军团的第二十师留下，这样红九军团要一分为二，剩下一个第十四师，这个变动太大，涉及到整个大转移的部署，不能这么办，并提出第二天他将找毛泽东谈一谈。而博古担心“毛泽东留下来会不会‘故伎重演’，占山为王，到时候羽毛一丰满又不听中央招呼，闹独立”。所以也就同意周恩来去找毛泽东谈话。第二天，周恩来骑马到了于都，回来后告诉博古，毛泽东同意随部队转移。

至于这两种说法哪种更接近于史实，已有学者进行过考证，*本文不拟赘述。按照前一种说法，博古原本就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而是让其留下，是经过周恩来的争取，博古才同意毛泽东随队长征的。博古等人本来与毛泽东有矛盾，一到中央苏区就一再排挤打击毛泽东，博古开始不想让毛泽东随队转移，说明博古有意将毛泽东作为包袱甩掉。当时，身患疾病的瞿秋白希望随队长征，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为此还找到毛泽东、张闻天反映，但毛、张向博古作了争取也无济于事，最后瞿秋白只得留下，不久就被捕牺牲。毛泽东如果被留下，后果如何难以预料，历史就可能改写。博古此举即便不是借刀杀人，也是心胸狭隘，凭个人意气办事而不是以革命事业为重。至于后一种说法，仅见博古侄儿秦福铨的著述，而秦著关于博古最后同意毛泽东随队长征的情节，则是来自于作者与其父秦邦礼(据该书介绍，1938年秦邦礼与博古在武汉作过长谈，谈到过中央苏区、遵义会议等情况)及潘汉年等人谈话，这种事隔多年而且是听来的转述难免存在不准确。尽管按照这一种说法，不是博古要将毛泽东留下，而是毛泽东主动请缨要留下来开创新局面，同样只是博古他们担心毛泽东一旦留下，项英无法驾驭他，这样毛泽东就有可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再搞成一个大的局面，到时自成体系，尾大不掉，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毛泽东随队长征以便控制，让他失去根基。总之，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不管将毛泽东留下还同意他随队长征，都与博古的私心有关。

二、如何看待长征时干部的去留问题

长征开始前后，党和红军最高决策与领导机关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出发时虽然有些匆忙，但“三人团”在主力出发前还是作了一定的准备，其中包括确定随主力转移和留下坚持的人员名单。对于长征前夕有关重要干部的走留问题，李维汉曾有过回忆：“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

李维汉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是这段历史的知情人。既然留人问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显然不是博古个人的决定。当时，在中央苏区的政治局常委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长征前及长征之初，重大决策由“三人团”决定，“这个三人团主要从事转移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实际工作，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既然军事干部的走留博古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至少说明这方面的干部谁走谁留并不是博古一个人暗箱操作。毛泽东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如果单从所担任的职务看这时算不上是军事干部，而且长征前基本处于“靠边站”的地位，但在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仍有重大影响，像他这样的干部是走是留，恐怕博古还是必须慎重考虑的。

长征之时留下的干部与博古的关系可以说有亲有疏。中央红军主力出发前，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区”中央分局，其成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潭秋、贺昌、陈毅、汪金祥、梁柏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龚楚、毛泽覃、李才莲等。其中固然有如瞿秋白、贺昌、何叔衡这样想随主力行动，但因博古对其有成见而被留下者，但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同时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项英，却与博古走得很近。项英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一直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他与王明、博古原本没有历史渊源，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得势后，项英转变很快，得到了中共临时中央的信任，因此，“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所以，与毛泽东受到冷落与排挤相反，项英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仍受到重用，1933年5月至12月还曾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在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政治局常委同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项英与博古的关系很密切。

那些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高级干部，确实有相当多的人牺牲，如瞿秋白、贺昌、刘伯坚、何叔衡、梁柏台、毛泽覃等，而随队长征的高级干部包括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被称为“长征四老”，上述四人加上何叔衡被称为“中央苏区五老”)这样年龄较大者，都平安到达陕北，于是人们也自然产生了瞿秋白这样的有病体弱之人如果随队长征，也可能不至于牺牲的联想。反之，如果毛泽东留下没有随队长征，其结局也许与瞿秋白一样。

那时，对于高级干部来说，不论参与长征还是留下坚持游击战争都相当艰苦。相比之下，坚持游击战争更为艰苦危险更大。因为长征毕竟是随主力行动且长征的时间只有一年，而且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减员严重，但对于干部还是注意保护的，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的人数不及出发时的十分之一，而随队的高级干部基本保存下来，这其中既包括“长征四老”这样的年长者，也包括王稼祥这样因负伤而只能坐担架行军者，最后都安全抵达陕北。坚持游击战争必须分散行动，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且强化保甲统治的情况下，随时都面临危险，而且南方游击战争长达三年之久，因而凡留下的高级干部都不可能有大部队的保护，其危险性无疑要大大超过随主力行动的，特别是瞿秋白、何叔衡这样的体弱多病者，留下开展游击更是凶多吉少。当然，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也并不等于一定会牺牲，作为中央分局成员的项英、陈潭秋、陈毅、汪金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就坚持下来了。可以说，不论是参加长征者还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者，都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相对而言，参加长征的干部保存的比例大，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牺牲的比例大，这说明游击战争的环境更艰苦，但不论是参加长征还是留下游击，都是革命的需要。

对于这个问题，博古自己在延安整风中曾说过：“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形势——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祥、鄂赣刘伯坚，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负责的。至于以下的去留决定，均罗迈(即李维汉，引者)负责处理。要声明的即对这批人的处理，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但是正确的处理是应该带出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留下一批部队和干部坚持游击战争是必要的，也正是这批人留下后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持了南方的革命火种，才有后来的新四军。但正如博古所反省的，没有必要留下那么“一套架子”，应当将那些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人多带出一些，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这正是博古要“负责”的地方。不能简单地说凡是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都是博古、李德不喜欢要排挤之人，甚至是要乘机排除异己，利用长征将他们当包袱甩掉,更不能如有的文章所说的是“博古设阴谋，借蒋介石之手除政敌”，是“借刀杀人”。

三、博古是革命者犯错误

为了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博古等人来到中央苏区后，开展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这种斗争和打击主要体现在内部肃反上，对于毛泽东这样的高级干部，博古对其主要是采取冷落与排挤，但还不至于存在欲去之而后快的问题。说博古改变主意决定让毛泽东随队长征，是怕他留下之后将局面搞大再与中央闹独立性从而尾大不掉，更是将博古看成只顾一己私利而不顾党的事业之人。博古与毛泽东之间确有矛盾，但他们之间毕竟是革命者内部对于如何搞革命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是思想认识的分歧，但他们在要不要革命、争取革命胜利问题上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如何搞革命，所以毛泽东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矛盾，主要是理念的差异，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与采取什么样的革命方法。在延安整风的后期毛泽东曾说过：“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比如，在要不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进行土地革命问题上，毛泽东与博古等就没有争论，双方的分歧在于博古等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而毛泽东则主张也要分给地主阶级与农民同等数量与质量的土地。所以，虽然博古等人与毛泽东有认识上的分歧、有情感上的隔膜，但他们之间毕竟是同志而不是敌我。

博古和王明一样曾在莫斯科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反所谓“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因表现积极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在王明去共产国际工作时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这是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博古后来曾说：“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会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在这种心态之下，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有些刚愎自用，而毛泽东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临时中央的关系始终不融洽，在如何搞革命的问题上双方大相径庭。博古来到中央苏区之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而这次反“围剿”战争是在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后进行的，在博古等人看来，没有毛泽东指挥红军也照样能取得胜利，所以年轻气盛的博古对毛泽东自然不会重视甚至不信任，而毛泽东对博古这样喝过洋墨水但没有多少实际经验的人，内心也瞧不起，双方的关系不可能密切。不但如此，博古等人认为还有必要对毛泽东的“右倾”开展斗争。一方面，因为博古身上有深厚的教条主义色彩，自以为自己代表了正确路线，而毛泽东代表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正确路线必须战胜错误路线；另一方面，博古等人虽然自以为代表了正确路线，但他们那一套主张和做法严重脱离了实际，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在执行过程中难免有不满与抵制，从而使其教条主义在贯彻中遇到阻力，而博古等人认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于毛泽东的影响，因为毛泽东毕竟是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苏区有根基有人望。博古一到中央苏区，之所以要开展指桑骂槐式的批判所谓“罗明路线”，一个直接因素就是他刚踏进中央苏区的土地，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左一个毛主席如何右一个毛泽东如何，引起博古的不快。因而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临时中央不但不重视毛泽东的作用，反而进行过排挤与打击，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贯彻那一套教条主义主张。

但应当看到的是，博古在如何搞革命的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但犯错误有其主客观原因，如在莫斯科系统地学习过理论，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且还得到过共产国际的肯定，于是对长期在山沟沟里打转转、平时很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术语的毛泽东看不惯也是事实，但他本质上是革命者，应该说是将革命利益摆在首位的。正如博古自己所说的，“我主观上是忠实于党的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绝对没有一点自觉地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所以，对于长征之时博古即便是要毛泽东留下，恐怕也不能说他的动机就是想趁机甩开毛泽东，甚至还有其他的企图，最后同意他随队长征，也是担心其乘机坐大从而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似乎给人们一种印象，博古不但在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且人品与人格也不高尚。毛泽东在谈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时曾说过，“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这是研究中共党史一条很重要的指导原则。如果将历史上的党内矛盾都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有损党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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