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日本战史中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简介
作者：卢毅，中央党校教授
本文来源：摘编自《党的文献》2015年第6期，
70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倡导的全民族抗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具有的重要地位，战后日本所编的战史都有详细反映，其中收录了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文件，以及当时日本的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的回忆和笔记。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虽然站在敌对方面，但对中共抗战的记载却颇具真实性和客观性。
关于敌后战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
早在1938年1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情报部门便报告：“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不过客观说来，这一认识最初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内部并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1939年4月，华北方面军制定的《治安肃正纲要》即言：“当时方面军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不足，对中共军也未必重视。”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日本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
1941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管内参谋长联席会议，传达新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指出：“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
1942年2月，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年度计划大纲，再次强调：“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 1943年1月，大本营第十五课长松谷城在向大本营报告中国方面情况时也说：“华北共产党实难对付。现正从事土地革命、社会革命。中原会战、浙赣作战以后，共产党的全部新四军开来，虽经扫荡战，但治安紊乱状况正在恶化。”
到1944年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毫无疑问，这些来自敌人、将中共军队视为“华北致命伤”的判断，无不充分彰显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游击战：中共军队“游击战法极为巧妙”
战争初期，日军便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1938年，他们又感慨：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而日军“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1939年5月，日军对五台山地区的“扫荡”失败后，第一〇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也总结：“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
有意思的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也曾进行过游击战，日军还屡屡将国共两党军队的战斗力及表现加以对比。早在1938年，日军便依托伪政权团体“新民会”做了调查，其调查材料显示：国民党军系统的游击队“同共产党员领导的受过政治训练的游击队相比，战斗力相差很大，而且其下级队员大多数倾向共产党”。1939年，日军又看出阎锡山的山西军“行动显见消极，苟延残喘于黄河两岸地区”，而蒋系军也“大部没有战意，希望归顺”，其游击队“丧失了战斗意志，希望归顺者有增加的趋向”。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军的游击战，日本战史也评论：“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故在国共并存的地区内，共产势力掌握着主导权，而且国民党方面逐渐受其侵蚀”。
吊诡的是，日军在华北对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还往往有利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令其颇为烦恼。例如1941年日军占领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长期据守的中条山，结果却是其始料未及的，“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蒋系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失掉以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对此，日本华北方面军曾反省：“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为了解决这一吊诡问题，日军开始利用国民党军队遏制中共军队发展。1940年，华北方面军制定的《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便提出：应“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破坏两者的合作，以导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崩溃。另外，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地去扑灭共军”。其同时制定的《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也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的侵入。”对这个计划，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平田还作了如下说明：“根据过去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反被共军占据。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如果是在讨伐后，不能立即采取恢复治安措施的地区，而且该地区的匪团对皇军又无求战行动，为防止共军趁虚而入，宁可不对其讨伐，暂时默认该匪团的存在，反而对我有利。”其用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之所以能获得民众拥护，首先是因为其积极抗日、保护群众。关于这一点，日军曾表示：“八路军游击队不仅与党、政、军、民有着密切的结合，而且干部、士兵也均抱有对主义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态度，民族意识相当高昂”，“其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日本战史也记载：“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如1943年秋季鲁中作战，“对潜伏于沂蒙山里的少数共军，使用了所有手段企图歼灭和招降，但敌人并不理睬，一直抵抗到底”。
其次，中共在农村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日本华北方面军1941年制定的《剿共指南》便说：“中共为了争取农村民众，以便用于抗日战争，积极策划减轻农民历来深以为苦的各种负担，并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和欢心。其主要措施为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统一累进税等三项。”
正是因为八路军长期坚持群众路线，民众“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在百团大战中，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便说：“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百团大战后，日军曾疯狂“扫荡”报复，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中共通过大力开展民众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力量。对此，日本战史写道：“自1942年以来，由于不断进行肃正剔抉，冀东共军的游击行动趋于消沉，但其地下活动却活跃起来。其对群众的工作及对中国方面行政机关和武装团体的工作，反而更有了进展。”并说：“中共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
1941年夏，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其之所以以三年为期，就是因为认识到“剿灭”得到民众支持的中共武装“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据其起草人、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说：“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出了如下的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
在疲于奔命和屡屡受挫后，日军终于意识到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认为“民心多倾向共产党”，而中共军队“作为我治安肃正的对象，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毛泽东所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正确判断。
（文中引文均出自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