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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 •“三十年间有与无”】1984:知的执着与思的迷惘

陈家琪 安斯本文化 2024-01-11


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无论是事件还是事情,哪怕就发生在眼前,大家也不会有一个共同的认可,甚至就连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了”也会众说纷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记录过去?也许只有以诗的方式来描述和解释历史最好。这就是我更多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小说、电影、诗歌、绘画、音乐的一个内在原因;也许只有在当时的某种情绪性的感受最为真切,因为我相信我所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历史———最好是能折射出时代中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我对此并不抱有奢望。我知道我的日记只具有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作用,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卡片。


生活中有更多的东西是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的。


自从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以后,人们就以为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道德、政治、价值领域中的所有争端;或者说,以为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把所有这些领域里的问题都变成“科学”。伯林认为,这主要是个人想推卸责任,既希望自己不被评判,也不希望评判别人,于是诸如上帝、领袖、阶级、民族、国家等等概念就成了最好的避难所。


在决定论、必然性、整体观中,没有了个人,当然也就没有了个人的责任。

最可怕的是失却了某种个人的敏感性,让大家在本不该相同的感受方式上也千人一面。


1984年,当我在春节晚会上听香港歌手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些人与海外游子对“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会有共同的感受吗?然后,就是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电视片,大家忽然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最后一次“浪潮”;下来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发行,我的学友李平晔的《人的发现》被列为该丛书的第一本,“未来”的“人”重又带给人新的希望。连同以后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共同汇成八十年代所谓“文化热”的浪花。还有就是第23届奥运会的开幕,尽管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声势,但也给人带来了一种期盼;阿城的小说《棋王》,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都是那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就国家大事而言,当然要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发表,等等。


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就是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经“清污”后的七零八落与风吹云散:所长与书记、外来调入的与原就是本校的、站在被“污染”的人一边的与“清除者”一边的,如此等等,都是原先设想“麻省理工学院”时始料不及的。黄克剑、郭世铭、王炯华、柳延延和我先后都提出要调走;宣良到人民大学读博士,世忠一家去了新疆……


从83年到84年,我日记本中的事还真不少,有“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到处流窜,持枪杀人,各地人心惶惶,神乎其神,全国通缉,前所未有;有1981年8月,台湾一名姓黄的少校驾一先进战机飞回大陆,于是举国欢庆,从福州机场到杨得志将军,为他接风不断,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消息;谁知后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劫机事件”,不断有人外逃,终于在5月6日有5人劫持载有105名乘客的三叉戟飞往韩国,举国大哗;有了在合肥开“宗教——哲学研讨会”的经历,与张岱年、任继愈、汪子嵩等人对话;与余敦康老师一起在钱广华老师家吃饭,席间所论,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宗教及宗教对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有了返汉时在“东方红26号”客轮上尽饱长江风光的美好记忆;有了镇江会议,有了熊伟老先生在会议结束时激动万分的朗诵、沈少周先生慷慨激昂的总结与我们自以为得意的“真正的学术立场”的胜利,如此等等。


1984:陈宣良、黄忠晶和我与熊伟先生在镇江参加第一届存在主义哲学讨论会


于是,就想关进小屋成一统,觉得也许只有翻译外国人的东西才最有保留价值。那一年,开始为陈老师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写自己承担的章节,开始翻译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中的有关部分,翻译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导言》,还有R.J.Hollingdale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英文版所写的“导言”。那是一种竭力想使自己沉静下来无望努力。之所以说是“无望努力”,就是因为“知”与“思”、理性与情感、逻辑与诗意、科学与宗教、理论建设与现实的断裂、意识形态的统和与信仰的缺失,外国人的问题与本土经验的差异等等依旧纠缠着自己,前者总想在对象化的认知中找到某种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后者则在怀疑、迷惘、困惑与自我表现中想显露出更多不确定的可能。


所以,在湖北社科院筹办《青年论坛》以及我在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知的执着与思的迷惘》也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记忆。


与此同时,我们与北京的朋友联系,想共同为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写书评,以此方式让哲学有另一种面孔、另一种情怀和另一种话语。


“我还记得高墙

还有高墙下那簇不知名的小花

忘了吗,寂寞的沙漠

连同沙漠里悠长的胡笳

在生活中让我前行

寻一处地方让思想扎根发芽”


怀念远方的朋友,怀念我的老师、同学,怀念所有与我在这些日子里共同喜怒哀乐的友人。这一年岁末,我知道我的妻子就要调来武汉了,心中忽然充满感激。现在的人可能已经无法理解了,那时想把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妇调到一起,几乎就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中的神话。


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清污”的一个副产品,一个想把我继续挽留在这所学校里的特殊的恩赐。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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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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