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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乳房,1/8女性的命运

高延萍 真实故事计划 2019-12-02

在中国,每隔两分钟就会新增一位乳腺癌患者,一年新增30.4万。在女性一生中,每八名女性,约有一名会被诊断出乳腺癌。这种发病率和治愈率极高的恶性肿瘤,仍然是许多人的认知盲区,因对疾病的误解和恐慌,耽误了最佳治疗期。高延萍失去了乳房、头发之后,开始理解疾病与死亡。

50岁生日这天,我一个人在家脱掉上衣,木然地站在镜子前,细细端详自己的身体:乳房洁白,乳头微微上翘。右手放上去,便摸到一处鸡蛋大小的肿块。

想到这上面即将被划上一刀,留下疤痕,我的泪就落了下来。
生日过后,按照预约的手术时间,我住进了乳腺外科。病房里的人满满当当,护士只能在走道为我加了一张床。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妇女,我安慰自己,或许到了这个岁数,都会经历这么一遭。
“15床的。”麻醉师站在手术室门前大喊一声。医生拦住丈夫和儿子,叮嘱他们在门口等着,“肿块切除后,去拿病理结果,如果是恶性的,就再做大手术。”
我快步跟上麻醉师,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取出来就没事了。手术室的门合上之前,我一回头,撞见丈夫和儿子神色紧张的脸。
武汉已是深秋。我躺在手术台上,一阵寒意从背部浸上来,头歪向右边,恰好正对着墙上一面大镜子。在被医生、护士包围的缝隙里,我最后一次看见完整的自己。
半麻醉后,我听见“呲呲”的声音,意识到冰冷的手术刀正在切开自己的乳房。这个念头使得胸前轻微的疼痛,在心里被放大了。恍惚之间,我看见了一个身影,像是在门外等待的儿子,正焦急地来回踱步。
过了一会儿,医生们停下手上的动作。我听不清主治医生孙教授在说什么,另一个医生拿着切下的肿块走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儿子为了尽快把病理结果交给医生,病理科到手术室的路线,他提前走了两遍。拿到结果后,儿子往手术室跑,在楼梯拐角处,被他父亲一把抓住:“良性还是恶性?”
“还好。”儿子不想正面回答,连忙上楼。
医生很快下了判断:“要做切除,得家属签字,你看是叫你爸来签,还是……”
“我来签。”儿子声音沙哑。他是独生子,已经24岁,我和丈夫仍处处为他操心。生死面前,我的病似乎让他一夜之间长大。
孙教授走到我身旁,压低声音:“情况不好呀,左边要全部拿掉。”
我被这句话吓得一激灵,清醒过来,失去理智地吼叫:“我不做了,我要下来。”我试图起身下床,可身体太虚弱,挣脱不了用力按着我的护士。
我无法想象切掉一边乳房有多难看。
我对女性曲线美的最早印象要追溯到初中。当时,我在电影里看到纺织工厂里的女工,她们戴着雪白的帽子,系着相称的白围裙,腰身婀娜,在一排排纺织机间来回穿梭,我很是羡慕。
高中毕业后,我悄悄去找纺织厂里的亲戚,要求当一名挡车工。亲戚说:“当挡车工很辛苦啊。”我脱口而出:“我不怕吃苦,也不怕上夜班。”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女工装后,我特意配了一件红色衬衣。青春期的小心思终于实现了。
后来我换了不少职业,但最快乐的还是当纺织女工。这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我成为美丽女人的愿望。
“不做不行呀。”孙教授耐心地劝说着,护士帮我擦干眼泪,想到丈夫和儿子还在门外,等着我做完手术,一家人团聚。我绝望地闭上眼睛,不再抵抗。我告诉自己:切掉了,就别再想它了。

手术结束后,我睁开眼睛,感觉浑身都疼。上半身被捆住,手臂被紧紧固定在身体两侧,抬不起来,最难受的是脖子—颈动脉血管上被插了一根20多厘米长的管子。

当时,我尚未得知自己的真实病情。精神一点点恢复,我偶尔参与病友的术后分享。因为病情相似,大家没有距离感,互相倾诉着手术台上的恐惧。“全身都在发抖哟。”“怕死了,尿手术台上了。”我却故作轻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不要想自己在做手术,就不怕了。”

等待拆线出院的日子,我享受着病人的特权,变成了一个懒人。儿子每天早上来给我扎辫子,买了花发卡做点缀。丈夫按时送来财鱼汤、肚片汤,喂我吃下。除了打点滴,我便在走廊散步,身上挂着一个袋子,用来接住从伤口流出来的血。
一周后,护士给我验血、量身高和体重,我胖了近4斤。我以为可以出院了,护士说:“明天可以开始化疗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化疗”这个词,护士解释了一番,原来是打点滴,药水打进身体里,把坏细胞杀死。听上去挺容易,我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儿子很早就来陪我化疗。当红药水滴下来后,不到几分钟,我全身缩成一团,像掉进了冰窖里,冷得发抖,过一会儿,灼热感遍及全身。
我咬着牙,躲进被子里,想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减轻身体的痛苦。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猛地掀开被子。儿子见状,快速拿起床边的小桶,还没来得及接住,秽物全喷在床上和他的身上。我心里一阵酸,想道歉却说不出话。儿子面色如常,扶着我,等我吐完,替我擦干净身上的污秽,扶我躺下。
儿子转身去洗手间清理,我看着他的背影,更加嫌弃这样的自己。不到五分钟,我又坐起来吐,饭吐完了便吐水,挖心挖肝的痛,让我连胡思乱想的力气都没了。儿子的眼眶跟着红了。
直到深夜3点,这一针才打完,可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的头发一把接一把地掉,对儿子嘟囔:“难怪她们剃光头。”儿子开玩笑安抚我:“妈,剃光头酷,现在时兴剃光头。要不,我和爸陪你一起去剃光头,来个光头之家。”
我瞬间被逗乐了。与其每天掉一把,看着糟心,不如直接剃了。“你们就别剃了,陪我去吧。”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尝试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倒挺有趣。理发师抓了抓我的头发,说:“多好的头发,剃了可惜。”
“我要演电影。”我向理发师说了谎,和儿子相视一笑。剃了光头,我戴上儿子买的花帽子,好好自我欣赏了一番。
医生说,我需要做6期化疗,间隔时间是21天。回家后,我在台历上圈好去医院的日期,盼着这场跨越5个月的战斗能按时结束。

作者图 | 小区楼下的荷花池
再去医院时,我一早收拾好东西,催磨磨蹭蹭的丈夫出门。“你身子受不了,过几天再去。”他担心我,却不知道我一天也不愿意多等。

第二次住院化疗之前,我以为自己就是长了一个普通的瘤子。一天晚上,我溜达到医生办公室,看见自己的病理单: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淋巴未转移。

 “癌”字格外醒目,砸向了我。在回病房的路上,我想到的全是电视剧里,癌症晚期病人治不好、跳楼的场景。当时,我只知道,癌是和死联系在一起的,但乳腺癌是什么,我一无所知。
一些病友和我一样,没有科学就医的意识。病友李姐查出了肿瘤,本应该立即做手术,她急着回老家盖房子,耽误了手术时间。房子盖起来了,癌细胞也转移了。
更多关于乳腺癌的知识,我还是从腾讯医学ME大会的直播中了解的。一位叫刘嘉琦的乳腺外科医生科普道:“40岁到70岁的女性,建议每年一次乳腺B超加乳腺钼靶。”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及早发现,生存率大不相同,早期发现大多患者已经能够治愈。但遗憾的是,很多人辛苦一辈子,都是拖到身体不行了才去医院。

18床的婆婆经常唱歌祈祷,她被家人强行送来医院时,乳房已经烂了,癌细胞转移肺部,几乎失明。她相信上帝会保佑她,用不着看病,结果真的治不了了。我很心疼她,暗下决心要积极治疗。
那天回到病房后,我站在窗前发呆许久,脑袋里只剩三个字:活下去。
化疗的每一天都很难熬。我毫无食欲,闻到饭的味道就反胃,常常好几天吃不下东西。看到其他病人输液,仿佛自己身上在疼。胃疼得受不住了,我恳求护士打胃复安针,次数多了,护士说:“打多了不好,不能再打了。”
任性对癌症是无用的。像十几年前哄儿子吃饭一样,我冷静下来,劝自己吃东西。
我拿着丈夫买的馒头、饼干,靠在床头,每次掐一点往嘴里送,慢慢咀嚼,实在咽不下去就吐出来,多少能吃进去一点。半夜醒了,我俯着身子,将胃紧紧贴在床上。无意识地在黑暗中乱摸一气,抓到床头柜上的杏仁,就往嘴里塞。
有一天,我突然想吃葡萄,丈夫很高兴地买来,我含了一颗。满嘴溃疡的刺激下,只有苦涩和辛辣。我很沮丧,不敢再想吃什么,只能麻木地吞咽。
丈夫特意给我煮了面条,家离得远,送过来已经不像样了。碗里的面条泡涨了,丝瓜发黑,底下还藏着一条黄鳝。不忍辜负他一番心意,我假装吃得很香。隔壁床的病人好奇,走过来瞧了一眼,差点吐出来,抱歉地背过身去。
我继续埋头吃下去,最后竟没有吐,这是生病以来,我最开心的时刻。
这一次出院,在病房门口遇到熟悉的病人家属,我和她打招呼,她愣了一下,没认出我。也难怪,刚住院时,我还扎着马尾,精神得很。几次化疗下来,脸上冒出许多黑斑,指甲是骇人的黑色。
那间屋子里,每个人都在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一位20多岁的女孩做了手术后,原本清瘦的面容变得浮肿。临床的大姐正在做化疗,五官拧在一起。她的丈夫背过身子抽泣,用力憋住声音。
生病之后,很多简单的事情变得困难,连走路和抬手都要重新学习。
腿不听使唤,即便上楼有人搀扶,还是打颤。在家里,我不想一直躺着,做点什么心里会好受一些。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擦一擦桌子。精神好点儿,就下楼围着小区转一转,这时,我尽量不走得太慢,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正常人。
有一天下雪,走几步就累了,我坐在雪地的石头上发呆。那天路上没什么人,我庆幸没人看到我的狼狈。
第三次化疗后,我的胳膊越来越重,像黏在了身体两侧。医生嘱咐,每天练习抬手爬墙的动作。一开始,手还没抬上去,人就扑到墙壁上了。
丈夫和儿子想扶着我,我拒绝了。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头顶在墙上,手一点一点往上挪。第一个星期,只能抬一寸,一个月后,能爬过一块瓷砖那么高。这些好转的迹象,让我更有信心找回健康。
那段时间,儿子也被分配了任务—给我埋针管的地方消毒、换纱布,再注射一种防血管堵塞的药物。
两次化疗的间隙,本应每天按时去医院,让护士来弄。儿子不想我太折腾,自告奋勇:“我把纱布和药领回去,我给我妈换。”
护士长瞪大眼睛,表示怀疑:“你能行吗?每天必须严格按程序操作,稍有不当,血管堵塞了还是小事,万一把空气放进血管里了,还有生命危险。”
“您放心吧,我妈的事我还能马虎?”他说完,去向护士长请教操作流程。
之后每天晚上,儿子都在家里换纱布、打针,虽然没有护士熟练,但没出过错。直到做完最后一次化疗,我脖子上的针管才被拔掉。听说,同期做手术的病友,不是伤口发炎了,就是凝血堵住了,都重新植入了针管,多花了800块,还多挨了一刀。
在我们一家人的努力下,第二年春天,我终于结束了这次治疗。
医生告诉我,我的另一侧乳房还有一个肿块,良性的。出院后,我虚弱得上二楼都大喘气,感冒三天两头趁虚而入。我一直放不下心,没有人向我保证癌症不会复发。

作者图 | 复查病例
对未知的恐慌,驱使着我去寻找答案。一开始,我和病友讨论患乳腺癌的原因,翻阅医学健康类的书。我做了许多猜想:年轻时人工流产、盯装修时吸入了有害物质、前两年的胆囊炎手术弄垮了身子……后来在腾讯医典小程序上,看到了专业医生对乳腺癌的科普,才知道这些都是胡猜。
我也了解到,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乳腺癌是现在临床治疗方法最多、疗效最好的实体肿瘤之一。只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很多患者已经能够和病长期共存。
儿子鼓励我适当运动,我想起小区里,每天早上都有一群耍太极的人。第二天,我准点下楼,站在最后边,跟着瞎比划。我有些笨手笨脚,有个老头嘲笑我:“你这样子学不会太极的。”
我不搭理他,好胜心涌了上来。我连化疗都捱过去了,还有什么我学不会的。我从基本功站桩、压腿练起,买来太极拳书籍、影碟,照着模仿。半年后,再站在人群里,还有初学者来找我讨教。
身体痊愈了,我主动去医院进行了右侧乳房切除手术。这一次,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慌张。但两次切除之后,心里还是有些空落落的。
我遇见过几个做了保乳手术的病友,她们说,一发现不对劲就去医院检查。可很多人以为手术做得越大,切除得越完整,效果越好
我想起腾讯医学ME大会上,有位肿瘤专家说,保乳手术的术后局部复发率、生存率和切除乳房根治术没有明显区别。我很遗憾没有及时就医,但也欣慰随着医学的进步,患者不仅可以活下来,还可以留住完整的身体。
所幸我还能选择更有质量地生活,坚持每天晨练,去老年大学上课。晚上回家,就坐在灯下记录自己对抗疾病的记忆,都是些用力活着的日子。
      
高延萍和她的病友是大部分普通人的缩影,他们对疾病的了解是被动的,当重大威胁来临,才不得不重视起来。网络上医学内容良莠不齐,在慌乱中,病患或家属很容易相信虚假科普,耽误治病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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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高延萍
编辑 | 成琨
Modifi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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