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很多女性发现，自己成为了母亲的“丈夫”。她们的父亲作为伴侣缺位母亲的生活。不知不觉间，女儿们被母亲选中成为情感对象，需要代替父亲照顾、陪伴母亲，甚至承担育儿责任，扮演家中“丈夫”和“父亲”的的角色。作为女儿，她们本该接受父母的关爱和照顾，但实际上却成了家中照顾他人、承担责任那位。她们中的一些人接手了母亲的命运，却使自己置身于重压和痛苦之中。“丈夫”替代吃着饭，母亲又抱怨起来。就在刚才，她在厨房忙碌，洗衣机排水故障，水溢了一地，但没有人去管，没有人替她分担这项家务。宏欣母亲在饭桌上对着丈夫和女儿抱怨着，在她的讲述中，类似的事情，总是被上升视作她悲惨命运的一环。在宏欣的记忆里，家里的每顿饭都要就着这样的诉苦声一起下咽，每盘菜都叫她尝出了苦涩。坐在主位上的宏欣父亲明显加快了吃饭的节奏。他飞快拨动着手头的筷子，将碗里剩余的饭一扫而空，而后提前逃离了这张饭桌。作为丈夫，面对妻子的怨气，他总是像驱赶苍蝇一样不耐烦地摆摆手，假装听不见。偶尔开口，也只是随意打发道“知道了，知道了”，随即接着闷头刷短视频。外放声越调越大，为他的沉默和逃避开路，任凭空气中弥漫的不满情绪盖过头顶。他知道，如果自己执意漠视，妻子对此无能为力。感到饭桌上的气压骤降，宏欣赶紧和母亲搭话，替父亲补救：“你先吃饭，我查查洗衣机咋修。”作为女儿，她难以像父亲那样轻易离开饭桌，更无法做到对母亲的情绪置之不理，双腿像灌了铅般被紧紧绑在了椅子上，她接过母亲的烦闷，用有限的能力为对方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接替父亲的位置，是宏欣在家中处境的缩影。母亲的抱怨，父亲总是置之不理，所以，宏欣要时时接住母亲的情绪。有时候她过分小心翼翼，时时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母亲不满意。在这个三口之家，有时候宏欣会想，她比自己的父亲，更像一个丈夫。图

END-撰文｜罗方丹往期回顾

"消费者不知道，他们身上的羽绒服跟猪肉的价格有关。年前猪肉价格一降，平湖的羽绒服商饶祖勇急了。吃家禽的人都改吃猪肉，广东粤西的农民就不养鸭了。鸭绒价格一路涨到50万一吨，眼看要翻两倍。饶祖勇边跑供应商边算账，羽绒服要么亏本卖，要么麻着胆子豁出去。干脆冒险囤了一批货。不止平湖的羽绒服商，1500公里外的南京固城湖畔，90后蟹农陈芸也打算赌一把。几千平的仓库四处都搭上了直播设备，她打算大干一场。今年的极端高温，延迟了蟹的成熟。一个多月前，陈芸塘里上万只螃蟹差点被高温“热死”，养护、增氧、降温都要花钱。有扛不住的商家早早卖了蟹，可消费者一打开壳，全是青黑的。信誉是商家的“命”，陈芸宁愿错过中秋国庆的黄金期，“你是要钱，还是要‘命’？”不约而同，他们都赌在了双11。从直播间下单已经是中国人的购物常态。据《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4》数据，中国已经有5.97亿直播电商用户，交易规模达4.92万亿元。这意味着，每年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五个在直播间花掉8660元。而双11，正是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最集中的时刻。饶祖勇在平湖拥有12000平的抖音直播基地，他预判只要这个冬天够冷，羽绒服商家就能抗住绒价上涨的压力，为消费者送去温暖。进入直播时代，电商从未像今天这样激发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动力。如果把2024年间，双11交易总规模换算成GDP，1.4万亿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全年GDP的总和。这一天，超过百万的商家不知疲惫，超过8000万卡车司机开始了长途跋涉，而更多的人则躺在床上，窝在沙发里，点击屏幕下单。当然，这些宏大的数字与陈芸无关。11月11日这一天，她忙坏了。她关心的是怎么把5万只鲜活的大闸蟹，用6000个纸箱，12000支冰瓶，平安送到6000个中国家庭。赌一把竹竿轻探入水，勾住蟹笼拉出水面。蟹农们都是大老爷们，还是忍不住想哭。蟹脚不够饱满，蟹壳一按，软的。水温一高，螃蟹就不动了。到了晚上八九点，气温下降，成群结队的蟹才有力气往上爬。情况严重的一个塘口，蟹刚一脱壳，被池水“烫”死了。原本，9月中旬左右，蟹们就该完成五次脱壳，由纸箱包装齐整，送往全国各地，成为中秋国庆佳节上的盛宴。但整个9月，前有高温后有台风，江苏省固城湖畔的气温更是高达38度，35000只大闸蟹沉在坑底，不爬网，也不脱壳。全国各地的蟹商都度过了一个惶惶的秋天，固城湖产区尤甚。不同于成名已久的阳澄湖，产自江苏南京、安徽宣城交界的固城湖大闸蟹，近些年才依靠鲜甜口感和未过度商业化的质朴被更多人知晓，没想，刚起势就遭遇异常气候的挑战。在这气温异常的一年，蟹的销售成了一道两难的题。要赶上中秋国庆的传统赏味期，这些不够成熟的蟹必须捞起来，代价是牺牲消费者的口感和信任。有蟹农扛不住压力，因为再不捞，蟹就都死了。另外一批蟹农想再拖一拖。他们不敢拿消费者做赌。蟹不够熟，四成概率会死在运输途中，败坏口碑。他们每天往塘里抽井水降温，蟹塘旁的增氧机要连续作业十三、四个小时，养护水草。然而，每多拖一天，成本就多出来一些。图

"“你懒得去思考，所以选择当恋爱脑，这样起码看起来还有个脑。”互联网上，一则对当代恋爱脑的谴责，获得了数万点赞赞同。当下，年轻人对爱情的态度陷入割裂。朋友谈恋爱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把恋爱和对象放在生活的最优先级，失去自我，友情关系也被降级。很多人认为，对此最好最好断交或者远离，以避免给带来更多困扰和麻烦。在人人鄙视“恋爱脑”的氛围下，人群中还相信爱情的年轻人，陷入了被动之中。作为大学生里的“恋爱脑”肖萧推开大学宿舍门进去，三名室友女孩齐刷刷转头看了看她，打过招呼，又转过头去继续她们的谈话。2024年10月初，宿舍的三个女孩都已经保研，此刻聚在一起讨论怎么选择研究生导师。从外面回宿舍之前，肖萧和男朋友吵了一架，不欢而散，有一肚子苦水想倒。她猜，室友们急于继续她们的话题，一部分是因为话题正酣，但更可能是因为看到自己闷闷不乐的缘故。自己愁绪加身，跟室友们欢快的讨论氛围格格不入，她掏出手机，想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倾诉。想了想，肖萧还是决定作罢。暑假回河北老家，肖萧和两位好友彻夜长谈，好友们帮她分析了一系列困扰她的情感问题，肖萧感觉自己在那之后，能更清醒地看待如今置身的这段恋情的利与弊。然而第二天，好友明确地提出：“我们希望只帮你这一次。（在一段感情中）甜蜜和快乐是你们的，不能把痛苦留给我们。”朋友的话，代表了这代大学生旁观他人爱情的观点——尊重、祝福，但不愿过多介入解决他人的情感纠纷，即使是亲密好友，大家也倾向于保持距离，必要时明哲保身。肖萧理解朋友们的立场，觉得自己不应该因为情感上的问题牵扯朋友，给对方带来压力。但另一方面，她也觉得郁闷，因为在人群之中，没有太多机会，可以分享在恋爱中的苦乐。“你懒得去思考怎么爱自己，所以把对爱的幻想投射到对他人无底线的包容忍让上。”“你懒得去思考如何应对空虚寂寞，于是将解决办法浅薄地归于另一个人身上。可这本应是你自己去面对的，本应用新的憧憬与挑战去填满生活,而不是选择一条看似速通幸福的路径。这样的终点往往不是光明灿烂，只有懊悔不甘。”这是一篇来自知名生活社区的热门贴，作者“酒菜合子”讲述了自己对“恋爱脑”现象的观察。在她的观点中，部分“恋爱脑”群体，是因为既对现实生活有美好渴望，又逃避解决遇到的具体困难，所以期待靠亲密关系来获得解决问题的捷径，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帖子的最后，作者说了重话：“你懒得去思考，所以选择当恋爱脑，这样起码看起来还有个脑。”这条帖子，得到了5.6万个赞，评论区也展现了年轻人们对于“恋爱脑”的审视，以及“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恋爱脑”的存在，也给旁人带来烦恼：他们情感受挫时可能需要朋友分析个安慰，一旦“恋爱脑”和恋人和好，可能会对恋人和盘托出朋友安慰自己时讨伐对方的话，让安慰自己的朋友里外不是人。从祸害自己到牵连他人，导致“恋爱脑”群体的风评日渐变差。然而随着对“恋爱脑”群体的讨伐愈演愈烈，也出现了一些置身恋爱中的年轻人，被误打为“恋爱脑”的情况，为她们平添烦恼。在对恋爱脑人人喊打的时代，一些年轻人一边品尝亲密关系的甜蜜，一边小心翼翼地害怕被打为“恋爱脑”。肖萧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当做“恋爱脑”看待，是在2024年6月中旬。吃过午饭后，肖萧发现手机里多了十来条未读消息。是小组作业的队友吴丽。此前，肖萧提交了小组作业的粗剪版，吴丽对这份远超作业要求时长的粗剪版很不满意，作为承接肖萧的一棒，她认为肖萧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任务，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逐条翻阅信息，肖萧发现，吴丽从指责她在小组作业中的不负责任，逐渐说到了她的恋爱：“你每天就知道谈恋爱！”“小心别怀孕了！”肖萧觉得委屈，按照以往的经验，这门课的老师不会对时长有严格要求，主要根据内容本身进行评分。而且，自己提交粗剪版时，准备了几种精剪的思路，她认为接棒的同学可以根据她提供的思路建议进行作业，降低作业难度。肖萧不解的是，吴丽将原因归结到她谈恋爱这件事上。吴丽除了是同小组成员，也是她的室友。平时，肖萧偶尔会和吴丽分享恋爱中发生的事情，吴丽也和她一起讨论、分析。回想起来，肖萧意识到，有好几次，自己和男友出门约会拿着花回宿舍时，吴丽的反应都不太好，有时会讥讽地开几句玩笑。回想来，自谈恋爱后，她在宿舍时间越来越少，和吴丽等室友的沟通也比以前少了许多。肖萧猜，吴丽可能对她的恋爱早有不满，这时爆发了。在别人眼中，自己早已是“恋爱脑”吗？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误打为“恋爱脑”，肖萧不寒而栗。年轻人群体中，还相信恋爱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大学生们，是现在的异类。在大学生的评价体系里，实习、科研、学生会、课程成绩，都是衡量维度。站在鄙视链顶端的，是那些每一项都有所成就的人。恋爱是锦上添花，但并不是必须，如果除了恋爱之外一无所有，那就会被贴上“恋爱脑”的标签。大学生们努力维持恋爱和学业平衡，保持清醒，警惕沉沦。同时隐藏自己的身份，仔细甄别倾诉恋爱的对象。郑墨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大二时，居家上网课有了很多闲暇时间，于是决定自学塔罗。她在实践中学习，给身边人算牌，很多大学生找到作为陌生人的她倾诉情感，答疑解惑。在为大学生们算塔罗的时候，很多人会来问暧昧对象对自己的看法，郑墨墨会根据结果如实回答。但对话的最终指向总是：我已经这么优秀了，对方为什么还是不喜欢我？是不是我不够好？一个台湾女大学生S，因为自己湖南男友只身一人来北京的一所大学交换学习，和在北京实习的男友相逢。实习期结束之后，她跟着男友回到湖南见家长。在饭桌上，男生的妈妈明显表示出对S的不满，他很快对S提出分手。S问郑墨墨，她不想离开男友，现在该怎么办？郑墨墨没有算牌，而是帮她分析了整个过程，清楚地告诉她：“现在你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了，因为你们是否能继续，完全取决于他。”结果，S得出的结论是：她要好好学习，干出一番工作，配得上男朋友。至今，郑墨墨已经给三十多个大学生算过塔罗。“但是大家只把塔罗当作一个宣泄口，很少有人真正听牌的意见。”她说。图

"考证热正在席卷整个社会。二级建造师、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报名屡创新高，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早已突破千万，仅在2023年全国取得职业技能登记证书的人数超过1236.3万人次，比两年前增加了近四成。考证大军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年女性，是职员、妻子、母亲，她们在繁琐的家务和工作之余，争分夺秒地学习考试，试图在不安的人生中抓住一点确定性。中年女性去考证拿到注册会计师证书时，睿臻离退休仅仅只有4年。在山东某县单位工作了32年，睿臻勤勤恳恳，工作岗位也从业务线换到了管理岗。考证的念头，是从退居二线开始萌生的。那是2020年初，她根据规定申请调岗，进入半退休状态。习惯忙碌的人，一旦闲下来就极度不适。除了打水吃饭，看手机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大拇指从早到晚反复来回，工作超了负荷，有一天突然伸不直了，一动关节咔咔响，去医院检查，是腱鞘炎。睿臻决心以通过CPA（注册会计师考试）为目标，重新找回生活的充实。CPA以高难度和时间长著称，拿证需要通过6个科目的专业阶段考试和最后的综合阶段考试。2023年，CPA专业阶段各科的全国平均通过率是20.04%，每一科都只有约1/5的人能通过。睿臻一度在单位从事会计工作，了解行业的基本知识，她计划每年考两门，三年全部考过。考证计划的第二年，睿臻就遭遇了滑铁卢。第一年，士气正旺的她报考的两门顺利通过，本来信心满满地参加第二年考试，结果两门成绩出来都只有50多分，功亏一篑。第三年，无路可退的睿臻决心破釜沉舟，一口气报考4门。身边人劝她，“你这么大年纪了，四科能过吗？”年纪上去了，记忆力的衰退不可否认，锁车门这类的小事她也得反复确认，但睿臻不服气，她觉得自己可以。另外，再有四五年就退休了，时不我待。最终四科都过了。当年，46岁及以上一次性通过4科的全国只有17人，51岁的睿臻是其中之一。之后睿臻顺利通过最后的综合阶段考试，2023年12月，注册会计师证书到手。“这是可想而不可做的事呀。”在朋友圈晒出证件后，和睿臻差不多年纪的老朋友们纷纷点赞，他们多数都在从中年往晚年过渡，在即将退休的年纪，花四年苦功去考证太罕见了。拿到注册会计师证的睿臻计划着在退休后，进入会计行业工作，甚至是创业，即使将来进入晚年也能发挥人生价值。家住上海的Lynn张罗了三次法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终于拿到了证书。她原是公司负责人事行政工作的高管，出生于江浙小城，她一路从基层员工奋斗攀登，成为公司少有的女性高管。她曾总结自己上进路的诀窍，核心就是不断学习精进。考证的决定，是身处职场高位的Lynn在感受到寒意后做出的。几年间，Lynn能明显感觉到企业降本增效的力度在增加，裁员时有进行。做为高管，她明白公司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必须做人员调整来优化运营成本。高层员工薪酬成本尤其高，是公司重点考虑优劣淘汰的对象。要保住工作，Lynn必须不断想办法提升自己，提高自己的价值，降低可替代性。在公司现有岗位上她干了十几年，所有的问题她都面临过、处理过，在业务上她已经非常熟练；在直线的晋升上，作为打工人已经到顶，她没有空间了。Lynn想到寻找新的突破口，她得在横向上做些发展。备考开始后，Lynn把闹钟调到了5:50。起床、做饭、运动、上班、学习，马不停蹄地忙到傍晚下班。晚高峰回家的路上，Lynn会偶尔将车驶离拥挤车流，找了僻静的路边停下，头靠着座椅闭上了眼睛。她必须休息一下，太困了。长期的睡眠不足让Lynn开始掉发，她把长发剪短，买各种各样的育发液，日本的、英国的、中国的。Lynn的妈妈心疼她，美其名曰要来Lynn家散心，其实是来帮她分担家务了。那段时间Lynn不用再早起做饭，晚上照旧学习，但一到10点，妈妈就来劝她，“别再学啦。”努力没有辜负她，经历两次失败后，2023年7月，证件终于到手。图

"BBA曾经是身份的象征，也是赢取金钱后对自我的奖赏。创业大潮下，一批新贵崛起，传统的老钱们也开始经历代际传承，现在，他们开始换车了。这是关于财富的故事，也是嗅觉先行者的选择。潮流从浙江开车回上海的路上，黄昊鸣突然感到腰部一阵疼痛，他不得不把一只手伸到腰后，通过按压缓解。四年前买的这辆进口车，座椅不太舒服，几乎一上高速腰就疼。身体给出的信号，一再提醒他年龄的增长。他有两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7岁。去年春天，他送老婆去机场，两人谈到一家人自驾游的计划，黄昊鸣突然意识到，两个孩子已经这么大了，现在的车空间显得有些逼仄。妻子更偏向换一辆BBA（以奔驰、宝马、奥迪为代表的传统豪车），黄昊鸣却不这么想。他是那种有股子极客精神的人，受到乔布斯的影响很大，崇尚科技感。第一批用苹果手机，也早早地投身互联网创业的热潮。2011年底，他加入一家头部酒旅平台，负责专车业务。眼见出国游的需求快速增长，他被刺激到，便于2014年辞职离开，创立了海外租车平台“惠租车”。抓住了风口，公司起势很猛，有一年营收做到了6个亿。现在这辆进口电车正是那时候买的，当时电车在国内还是新生事物，国民接受度不高，是弄潮儿的专属。时移势易，如今电车已经得到广泛普及，一眼望去，马路上的绿牌车密密麻麻。最终，他换了一款6座的电车SUV，既能让一家人坐得舒服，也适合日常的商务出行。李恐龙想换车，则遭到了妻子的阻击。身为一名厂二代，80后的李恐龙差不多保持5年一换车的节奏。家里的服装和皮具生意，供养着殷实丰裕的生活。如同玩具，汽车换了一辆又一辆，却总是在BBA一类的豪华车品牌里打转。换车的念头随着形势的变化剧烈来袭。疫情之后，进出口贸易颇受影响。在广州，一些原本常和李恐龙一起开车出来玩的老板朋友，赔光了身家，甚至有人破产。李恐龙记得，有一位朋友原本家里有好几辆车，公司倒闭后，他把车全卖了，只留一辆平时代步。见多了急起急落的生活，他突然意识到，舒适、安全才重要，国产新能源完全符合自己的需求。“花四十几万买个国产电车，你是不是有病？”妻子听说李恐龙要把现在的美系豪车换掉，直接一盆冷水浇了过来。结婚9年，妻子深知李恐龙对汽车的热爱，只是她对国产电车知之甚少，少数几个能叫得上名字的都是世界豪车品牌。她认定丈夫钻了牛角尖，于是退一步，建议李恐龙买一辆进口电车，钱全部由她来出。李恐龙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说动了妻子，经过多方对比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最钟爱的那款。图｜李恐龙最终换了一辆自己喜欢的车创业者是我们社会中的财富新贵，曾几何时，他们急于以汽车品牌符号来标识自我身份，这造就了对BBA等豪华车的狂热追捧。而随着新贵们年岁渐长，经历世事浮沉，特别是有了家庭和孩子后，就掀起了新的换车潮流。00后王梓寒是那种天生就要创业的年轻人。从高中起，他就开始做商业社团，每年都远赴上海举办商业模拟比赛。高考后，他就读于一所知名的中外合作大学，大学期间创业，做起了海外留学咨询项目，开始在社会上独当一面。人生的第一辆车，王梓寒就决定选择国产电车。那时他还在汽车企业实习，身边同事多数都是比自己年龄大的80、90后，对生活的品质要求较高，身上透露着成熟稳重的商务气息。他发现这些比自己年龄略长的精英群体，都是开的电车。这种气质吸引着他，在对自己未来形象的设想中，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不错的一辆。在做留学咨询项目赚了些钱后，考虑到要经常进行商务洽谈，要展现出沉稳可信任的气质，他大胆地买入了一辆蔚来。当时王梓寒甚至都还没有驾照。陪伴创业的车黄昊鸣购买的第一辆车是为了结婚。那还是他创业早期，主要考虑的价值是居家实用，因此他买了一辆日系车。省油，维修起来也比较便宜，经济实用。这辆车陪伴了他和妻子五年时间，走过数万公里。2013年，他第一次前往美国自驾游。从旧金山启程，沿着宽阔的一号公路一路奔驰，美国西部的绝佳美景令人沉醉。当时中国人想在海外租车进行自驾游，面临着很多困难。驾照、行程、保险、停车、加油、租还车以及翻译，任何环节出了岔子，都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这里面存在一些没解决的用户痛点，他为此感到兴奋。回国的第二年，他在上海创立了“惠租车”。那时正值全民创业的热潮，但黄昊鸣一连见了五六十个投资人，一天见五六个，磕磕绊绊才搞定了融资。等到公司开起来，境外租车业务筚路维艰，时常都有关张的风险。黄昊鸣咬牙坚持，带领团队从3个人扩张到230人。从事汽车租赁创业，让黄昊鸣清晰地注意到汽车市场的动向。上海等一线城市，是新能源汽车最先出现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新能源汽车品牌越来越多。最初新能源车车主几乎都是年轻人，而现在家庭选用国产电车已成为潮流。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超过832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38.6%。因为从事与汽车高度相关的创业，黄昊鸣深知大众客户特别是新富阶层对汽车需求的变化，正在从实用上升到舒适和品质。车陪伴了他的创业，如今赚到钱的黄昊鸣，也希望将财富果实分享给长期默默支持他的家人。换一辆更舒适的车，能给逐渐长大的孩子以升级体验，也是精神激励。图｜今年6月黄昊鸣开车带孩子到宁波徒步李恐龙的换车史，则是两代人的创业史。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母亲是厦门人。父亲在菲律宾做果汁生产工厂，国内还办了服装厂、皮具厂等。小时候家里的服装厂不大，在厦门一栋破旧的三层建筑楼里，常有七八个阿姨在车间缝衣服。李恐龙的童年，正是东南沿海加工制造业蓬勃兴盛的时代，整个社会都热情洋溢地拥抱外部世界。李恐龙经常跟着家人去香港购买汽车模型，对各类汽车品牌如数家珍。2011年，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李恐龙回厦门在父亲的汽车保险公司工作，成为一名汽车查勘员。同年父亲换了一辆豪华德系车，李恐龙顺带继承了父亲的日系车。接手老款二手车两年后，李恐龙又在父亲的安排下接管服装和皮具生意。接班的李恐龙立志要做出与父亲不一样的成绩，在经营厂子上，李恐龙不同于60后父亲硬派的风格，他更善于与员工们沟通，常常在车间里和员工们加班加点，没有一点老板的架子。两个厂子十多个人，等李恐龙把厂子迁到外贸更便利的广州后，员工发展到五六十人。经营收入逐年递增，厂二代李恐龙向家人证明了自己管理公司的能力。愈发自信的他开始了对汽车的追逐，他换掉旧车，买了豪华大气的美系车。和妻子结婚后，他又给妻子买了保时捷。顺风顺水的生活里，李恐龙恣意享受着自由，结婚9年，他和妻子一直没要孩子。等到近几年外贸生意受阻，服装和皮具出口受到影响，收益减少了30%，李恐龙渐渐有了烦恼。逆境带给他沮丧和挫败，同时也触发了他的好胜心，他更加尽心打理着家里的生意，努力以自身的稳定来克服现实的波动。图｜今年6月李恐龙自驾来到甘肃酒泉度过难关无异于二次创业。在目睹了周围一些生意朋友的破产失败后，生存下来的李恐龙感到自己心性变了，他的抗压能力比以往更强。创业搓磨带来的内向寻求，也使得他对汽车产品的价值注意发生了转移，他注重车的内在品质，青睐舒适有科技感的车型，如同创业人生一般，沉稳中要有不服输的锋芒。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李恐龙喜欢把自己钟情的东西，推荐给身边的朋友。2021年，他发小开的是一辆路虎揽胜，本想换一辆奔驰大G，被李恐龙劝阻。他告诉发小，国产新能源汽车不贵，又有科技感和商务感，要身份有身份，要颜值有颜值。发小听从了建议，“后来他还感谢我呢，给他省了一百多万。”李恐龙说，这几年，他身边的企业主朋友，基本都换成了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给新一代创业者一种轻装上阵的感觉。开什么样的车，往往就能聚拢起什么样的人。在厦门，他时常在路上遇到开同款车的人，双方还会相互鸣笛示意。现在李恐龙已经是当地蔚来车友会的会长。每年他都要组织三四次长途自驾游活动，五六台车，十几个人，一般是从厦门出发，途经长沙、成都、理塘、波密、林芝、拉萨、珠穆朗玛峰等地，全程13000公里。今年他已经跑了两次，一次跑了青海大环线，一次跑了云南环线，还有这次的珠峰环线，都在一万公里左右。图｜今年十月李恐龙和车友行驶到西藏参与自驾游的人基本都是创业者和企业主，这样的长途跋涉，能够锻炼一群人的凝聚力和协同能力，孕育彼此的信任。他在车友会上认识了一个武汉车友，代理着国外的一个音响品牌。李恐龙学习能力很强，花半个月时间就完全掌握了对方的业务模式。互相信任的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从2023年12月开始，李恐龙与车友合作的车载音响业务已经帮助300多位车友改装了座舱内音响系统。独立沉稳，是00后王梓寒创业追求的人生目标。做留学咨询业务后，王梓寒更加明白，这样的气质也是打动客户的关键。留学咨询项目本质上是服务性质的工作。他看到了无数家长对孩子未来的焦虑，有一次半夜，一位学生家长打电话给他聊了两个多小时，王梓寒耐心地陪聊，安抚家长的情绪。他发现，只有自己沉稳有定力，才能够帮助到焦灼的家长们，让他们冷静下来思考孩子的前途。如今，王梓寒已经完全是一名沉稳职业的商业精英了。开着商务款的蔚来，400天里，他辗转于江浙沪皖洽谈合作，行程33000公里，一派风尘仆仆的商务范儿。像王梓寒一样的00后群体新能源车用户增长迅猛，懂车帝平台用户数据显示，00后比90后更青睐国产品牌和新能源车。作为创业新人，王梓寒对自己选择的汽车品牌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有温度。有一次他去深圳出差，租了一辆蔚来，路上不小心追了尾。他打电话给蔚来的人，工作人员首先询问他是否受伤，告诉他，车维修和理赔的事不用管。少年上路不孤单。去年，王梓寒决定休学，全职创业，目标是做一个中外合办大学的学生交流平台。虽经历了投资不顺，合伙人退出等挫折，但王梓寒并不灰心。图｜2021年王梓寒在上海参加教育年会放弃BBA后，黄昊鸣的生活轨迹也被改变了。工作之余，他时常载着一家人出游，汽车轨迹遍布江浙沪一带。现在这款车除了空间大，换电服务更让他满意，中途换电只需几分钟，能够避免去充电桩排队充电的情况。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仍然是一位极客，就像时下如火如荼的新能源车一样，他还有锐意创新的劲头，而且多了一份持重和互联网创业者的务实低调。最近，黄昊鸣经过慎重思考，决心入局食品赛道，创业再出发。新的赛道，新的业务，黄昊鸣觉得自己背后的逻辑依然没变，想把有价值的好东西分享给用户。他过了40岁，但仍然年轻，敢于上路。

我给她买了鞋，强迫她穿上去，但一会儿，她就会把鞋子扔得老远，或者偷偷脱掉。我以为是买的鞋子不合她的心意，后面我才知道，由于一直不穿鞋，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人是需要穿鞋的，穿鞋就像戴紧箍咒，她觉得难受。

"在一堆从废品站捡回的旧书里，她发现了一位已过世女性的珍贵人生。发现女科学家王锐，是冯源把旧书从废品站买回家的第10天。冯源生活在南京。10月8日，傍晚5点过后，她原本打算去家附近的蔬菜店，买点青菜用来煮面。通往蔬菜店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大路，第二条要穿过一处小区，冯源过去很少走第二条路，但她那天选择了后者。一辆停在小区道路边上的三轮车，吸引了她的注意。车身很脏，蒙着经年累月的灰尘和泥垢。车斗上装着两个敞开的麻袋，和散落一车的书籍。书堆的角落里，斜躺着一本小小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红色的封面格外引人注目。冯源一眼便看到了。仔细观察后，她才发现那里是一个废品回收站。冯源情不自禁走上前去翻看。她很难不被这样的情状吸引。她喜欢读诗歌，偶尔还自己写诗，买了诸多诗集，很多都是小册子模样。这些生活里无人问津的角落，是冯源生活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从事外贸工作，但比起和人交往，冯源更擅于和事物打交道。“我是个很i很i的人。”独处的时间，冯源一半宅在家中看书、看纪录片、鼓捣摄影或手工，另一半则用以漫无目的地闲逛。她热衷随性而至地探索“附近”，以至于她的目的地时常发生偏离，总是被中途的其他事物吸引。有一次，她外出散步，路过新建的河道公园旁，发现一座废弃的楼房，与周遭干净整洁的环境格格不入。楼房的一户窗台上还晾着衣物、摆着茶碗，似乎有人生活在这里。她觉得好奇，想象出与之相关的各种故事。生活在这里的人，是钉子户吗，还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玻璃，天气冷的时候，里面的人怎么生活？后来的日子，那栋破败的房子总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吸引着她想要进一步一探究竟。生命中的每次意外之遇，都是宇宙的赠礼。冯源和这些旧书的相遇，便是始于这样的探索。走近后，冯源发现车斗里不只有诗集，还有杂志、期刊、画册和各种小说。期刊和杂志数量最多，都是医学领域的，除此之外，还有好几本词典，俄语词典的数量最多，其次是日文、英文。三轮车和麻袋都很脏，麻袋里的一些书被脏污的液体沾湿，她没怎么碰，只挑了其他还算干净的书翻阅。书有些年头了，翻开后一些页面打着折角，许多段落下还划着密密的横线，满是以前读它的人做的标记。翻着翻着，她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小心。在一本墨绿色封皮的书底下，冯源发现了一叠手稿。那是一叠很薄的格子纸，大概四十多页，应该有些年头了，页面已经发黄，固定这些手稿的订书钉和回形针也已生满了锈。纸张全都写得满满当当，写的大多是专业名词和公式，冯源看不懂，只认出应该是和医学相关的内容。这样的手稿，冯源从书堆里陆陆续续翻出了十几叠。图

"读研曾是年轻人深信的上岸通道之一。2024年，连年大涨的考研人数首次下降，有消息称，新一年的报名考研人数将跌破400万人大关。眼下，一些获得保研资格的大学应届生决定放弃得之不易的保研名额。年轻人对于读研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靠提升学历兑换好工作的路径开始断裂。放弃保研看着时间一点点走过截止提交材料的期限，郑紫泽放弃了提交资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浑身僵硬。直到过了那个点，我才能松一口气，然后发现自己满手都是汗。”她说。本科阶段，郑紫泽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决定停止冲刺之后，她回过神发现，在此之前的数年，她没有想象过未来“保研”之外的选项。面临选择的2023年夏天，她突然急切地想要摆脱“好学生”这个标签，认定这是一种束缚。对她来说，放弃保研，即是对这个身份的一种反叛。“人人都说沿着轨道前进会通向坦途，但我当时真的很想看看轨道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要不要签署弃保承诺书？”9月初，陈馨看到自己在本校预推免名单上时，这个想法冒了出来。2024年7月，陈馨参加了保研目标院校的夏令营，为争夺优营资格、获得保研名额做准备。8月，她如愿拿到了优营资格，只要不主动放弃保研，她将于9月份获得目标院校的保研名额。8月初，陈馨和自己的准研究生导师第一次寒暄后，问了导师一个问题：“老师，我研究生毕业以后真的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吗？”那是当然——导师回答。听导师这么说，陈馨半开玩笑地问：“那如果我找不到工作的话，您可以给我介绍工作吗？”陈馨说，她能感觉到，导师回答这题的答案变得模棱两可。大学毕业的下一步，选择读研还是就业。这是陈馨在这个夏天必须直面的选择。升学固然会增长她的学识、增加履历含金量，但是站在陈馨的角度，她不得不和同龄人一样去思索未来就业的问题。三年后硕士学历就业形势，是否一定比今年本科学历就业形势更好？“就像人在怀孕之后就更容易注意到大街上的孕妇一样”，陈馨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关于就业形势的分析好像一夜之间忽然涌入她的社交平台。“大学生如何认清当下就业环境”“三年后的就业形势会回暖吗”“三年后的秋招难度会是怎么样的”诸如此类的帖子，陈馨看得越多，平台就推送越多。以至于渐渐地这一话题占据了大量篇幅。有关毕业后继续升学还是直接就业的思虑，自陈馨读大二时就开始了。2022年1月，大二学年寒假时，陈馨开始寻找实习。她就读于一个偏艺术类的交叉学科专业。此前，她常听身边的同窗、老师提及，这个专业很小众，对口的岗位很难找。在找实习遇阻前，她一直维持着自信：只要足够优秀，就不难找到工作。开始投递简历时，陈馨才发现，就业市场上对口的岗位太少。她在招聘软件上输入对应专业、地区和工作经验后，筛选国内大厂的工作，开放岗位寥寥无几。投放简历后，她很快收到其中一家大厂的邀约，半个月后参与了实习。但是，她开始对

"西安下辖的集贤镇，距离西安市中心约70公里，隶属西安下属的周至县管理。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镇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耕作生活。2021年，比亚迪工厂落地集贤镇。工厂区蔓延在这片土地之上，给这里世代务农的镇民们带去了新式的生活，也搅动起新旧两种生活观念的冲撞。集贤镇，被超级工厂“收编”带着身份证走进比亚迪在集贤镇的招聘大厅这年，张载19岁。在父亲建议下，他结束在外地入不敷出的打工生活，回到故乡集贤镇的比亚迪工厂找工作。比亚迪工厂在西安的建设持续多年。2021年，比亚迪公司三期工程，在集贤镇落地，也让这片本只凭土地种植创收的土地，改变了面貌。如今，在集贤镇当地，人们都知道，到比亚迪的工厂找一份工作不难。进厂的手续，简单到几乎没有门槛。“有手有脚，四肢健全，能自己拿着身份证去，就能领表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张载说，在他的印象中，遇到比亚迪工厂任务重的时候，招聘大厅一堆人一堆人围着抢表填。图

"日本经济衰退时期，因过劳、裁员、看护父母等因素，超过百万的中年劳动者被迫从职场中消失，蛰居在家，靠父母资助或共享父母的养老金生活。脱轨的他们，如何在父母离世后找到出路，避免“孤独死”的悲惨结局，正成为日本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消失的劳动者蛰居在家“啃老”30多年后，56岁的牧冈伸一孤零零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密不透风的住宅中，骨瘦嶙峋的伸一倒在屋内，垃圾几乎淹没整个房间。上门整理遗物的弟弟二郎，不得不用脚踢开杂物开道。在铺满地板的垃圾堆里，二郎翻出了不少煎饼包装袋。这意味着，哥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新鲜食物，一直是靠速食维持生命。兄弟二人已有5年没见。10几年前，父母相继去世，伸一靠着双亲留下的遗产，和社会工作人员偶尔送来的食物生活。尽管日子艰难，伸一却始终拒绝就医和政府支援。生前最后一次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时，恐惧与外界交流的伸一，仍旧保持着回避的态度：“不要紧，没关系的，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然而10天之后，伸一就因营养失调而饿死在家中。在遗物中，二郎找到了哥哥生前的工作笔记，里面记载着哥哥年轻时跌出职场，最后成为一名蛰居族的全过程。二郎发现，原来哥哥也曾是一名有为青年。考大学失败后，高中毕业的伸一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图书销售员，他会在笔记本上，认真记载着需要打交道的客户信息，还会用工资带父母去旅行。后来，为了追求稳定的工作，伸一考上公务员从事医疗行业。然而等待他的，却是长时间的加班和无休止的劳累。被工作压垮的伸一，身体和精神双双出现问题，最后遭到解雇。那段时间，失去健康和工作的伸一，终日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不与家人交流。只有在笔记本里，伸一才会袒露心声，他绝望地写道：“就业、教员、公务员。活着没什么意思。活着一点都不好玩。连健康也没有了，为了工作而工作，脑袋是空的。“图

"省钱的人，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了大钱。眼下，许多人荷包变紧，开始对过往消费行为进行重估，惊觉许多钱花得冤枉。人的消费观念，是不停被社会现实重塑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就会增多一些。啼笑皆非的冤枉钱从地铁站到学校打车要花10块，我舍不得，走了两公里回去。结果路上买二十多块钱的奶茶和甜品，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在我国，因智力发展迟缓导致的心智障碍者超1000万人。自诞生到终老，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需要监护人照顾、支持。

"一些年轻人正在艰难地偿还由父母欠下的债务。在父债子还的观念下，一些父母因经商理财失败甚至是炒股、赌博形成的债务，在他们年龄变大偿债能力下降后，被转移到了刚刚进入社会的子女身上。亲情关系，成了家人之间财务剥削的脐带。从父母身上继承的负债，成了年轻人们难以脱身的人生漩涡。替父还债酒席结束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这场春节期间的酒席,刘芹和父亲吃得跌宕。酒席上，醉汉当众跟刘芹讨要欠款：“你爸欠我5000块，两年没还。”席上人很多，醉汉借着酒劲对爸爸指手画脚，“这样的老板谁不能当”。5000元是刘芹父亲拖欠那位醉酒工人的工程工资。刘芹知道，这些年下来，父亲拖欠的工资不止这一笔，被当众讨要工资，这也不是头一次。回到家，刘芹让父亲把账本找出来。父亲从屋里翻出了一本薄薄的发黄笔记本。因为经常翻阅，本子比正常情况显得更为老旧。某某来了几天，一天拉了多少车沙子，开了几个小时挖掘机，欠薪资数额多少——本子里一条条记录着每一位工人未被偿还的劳动和薪资。父亲核算好一位工人的工钱，刘芹就把这笔钱转到父亲的账户。父亲转给工人，然后从账本上划掉这一项，一笔欠款就算结清了。一笔一笔，数目一点点累积到20万，很快超过20万，再到逼近30万，账还没还完。刘芹的情绪渐渐失控，“你不是说20万吗？到底多少？”对最后的那个数字，她感到恐惧又无助，5个小时后，四十多笔欠了三、四年的账终于还清，总数40多万。图

"越来越多的人去肠道门诊看病，并试图通过饮食调整、补充益生菌等方式来疗救，可收效甚微。胃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是重要的情绪器官，许多肠胃病症都只是情绪病的躯体化。情绪器官出现肠胃病症状，刚好是林历工作状态变得糟糕后。2023年中，林历在公司的项目被停，感受到危机的项目成员开始思考后路。作为项目负责人，林历一边安抚同事，一边要赶紧想办法重新启动项目。内外的压力一起涌来，首先变坏的是他的睡眠。有时候他躺在床上想事情到三四点睡不着，翻来覆去，床单被身体给卷得皱皱巴巴。很快，他的肠胃开始感到不适，腹内在饭后会有一些疼痛，咕嘟乱叫。在此前，林历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口腹之欲旺盛，靠的就是一个好肠胃。出现肠胃症状之初，林历觉得可能是吃的东西不合适、不干净，并没有太在意。当时新闻报道幽灵厨房做外卖的事情，他赶忙把外卖戒了。渐渐地，连饭搭子同事都开始提醒他注意肠胃，同事们发现林历每次吃饭后就会立即跑厕所。这一发现让林历对吃的东西更加留心，他会注意观察自己吃哪些餐馆不会拉肚子，以做甄别。于是，公司附近林历能吃的餐馆越来越少，可每天拉肚子的次数却越来越多。项目重启艰难，组内的员工已听不进他的劝留，渐渐有人离职。林历所在的项目一直是公司的核心收入来源。骤然遇挫，36岁的林历感觉自己的世界在一点点下沉。项目空转了一个多月，亏损额是一个骇人的数字。有同事离职说，希望能减轻项目的负担。这更加深了林历的心理负疚。不吃辣，戒掉冰美式，禁绝了一切生冷的饮食，林历感到自己的肠胃正越发脆弱。现实中，林历的项目和工作也处于即将崩解的边缘。团队逐渐在解体，项目重启无望后，几个参与方动了撤资的想法，目的是及时止损。为此，参与方还安排了一顿宴席请林历吃饭，席间轮番逼迫林历，要拿钱走人。参与方要钱是因为他们担心影响到自身利益。林历深切懂得参与方的考虑，只是没想到，在他还在犹豫时，参与方中的一家公司一连送来三封催款函，限期给钱，否则就要把公司和他告上法庭。那段时间，林历的肠胃几乎崩了，有时一天要跑厕所八九次。有时上完厕所，他整个人都脱水了。林历有些绝望地感到，不仅是工作可能没救了，自己身体已然垮掉了。感到病情严峻，林历在家人催促和自己的恐惧心理中开始就医。从一家三甲医院的肠道门诊开始，林历的看诊经历长达一年，辗转多家医院，直到2024年七八月，医生在做了许多排除法后，推断林历患上了肠应激综合征。“这个病受情绪影响比较大。”主治医生告诉林历，他的肠胃病或许跟他的压力和焦虑有关，建议他调整身心，在这个基础上按时吃药。在北京各大医院消化科和肠道门诊奔走的这一年，林历想过所有可能，甚至包括癌症，唯独没有考虑过肠胃不适的源头可能在于心理。临近大学毕业时，李思伦也开始感觉到胃痛。他去医院开了杀菌的药，服药到第三周时，肠胃问题却开始加重，每天控制不住地腹泻，一天跑许多次厕所，晚上失眠，白天也没有精神。为了应对毕业季写论文、找工作的种种需要，他不得不喝大量咖啡强行提振精神。和林历一样，李思伦最初也觉得自己应该得了肠胃病，是个小问题，“两三个月就能治好。”没想到，一病就是7年。在辗转求医的过程中，李思伦被医生确诊“肠应激综合征”。肠应激综合征（Irritable

"互联网的四通八达，让“手机带娃”成为一代家长的选择。在当下，一些家长开始恐惧电子设备的存在，认为它们扭曲了孩子们的天性。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作和生活难以平衡，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和电子设备争夺时间。身心俱疲之下，家长们复盘手机带娃的得失。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土壤，家长们培养一个孩子的思考和探索，无法停歇。被电子设备改变的孩子清晨6点半，钟毓敏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她醒来但尚未起床。在床上静躺时，15岁的女儿推开她的房门。钟毓敏一眼便看到，女儿的右手手背上面，歪歪斜斜地划开了5、6个粗长的伤口，血液从伤口深处争相渗出，把女儿细小的手臂染得鲜血淋漓。女儿大哭着说：“对不起妈妈，我是个废物。”钟毓敏感觉天塌了。此时是2024年9月，女儿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钟毓敏知道，女儿的意思是，她今天也提不起劲去上学。她的女儿无法摆脱对电子产品的依赖，还因此产生厌学情绪，因为这些事，孩子学习成绩下降、和自己爆发过多次争吵。拥有属于自己的平板电脑6个月后，女儿像变了个人一样。钟毓敏说，女儿原本一直品学兼优，鲜少让人操心。这也是为什么，当今年3月份女儿提出想要一台属于自己的电子设备时，钟毓敏思虑后还是决定给她买一台平板电脑。但她也和女儿约好，每天在家必须晚上十点半之前上交平板电脑，放到客厅的指定位置。前几个月，女儿一直遵守约定。但逐渐，女儿不满足于娱乐时长，6月份，她请求钟毓敏在周末解开管束，获得了钟毓敏的同意。打那之后，女儿一到周末便“昏天黑地地玩”，第二天再睡到中午日上三竿。让钟毓敏担忧的是，女儿在过分依赖电子设备的同时，连带着出现了厌学情绪。因为周末无节制地泡在平板电脑连接的娱乐世界里，女儿周末常常完不成作业，一到周一便频繁找借口逃避上学。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后来，女儿干脆考试也不去了，经常不去上课，在家休息。成绩也一落千丈，从年纪50名跌到500名外。为此，母女俩曾多次发生矛盾。过程中，女儿曾控诉她和丈夫：长久以来期望她考重点高中，给了她太多压力，让她不堪重负。这才导致她无节制地投靠虚拟世界的娱乐带来的松弛感，一步步酿出严重后果。事实上，这也不是女儿第一次出现自残行为。在此之前，她也用美工刀给自己留下过伤口，只是不像这次这么严重。钟毓敏试图和电子设备“争夺”孩子的依赖。过去的这个暑假，她带着女儿去了厦门旅游。旅途的一周，钟毓敏努力扮演着她理解中，“女儿心中期望的好妈妈”角色。每天，她陪着女儿逛景点、吃美食，还为了满足女儿看日出的心愿通宵等待。旅途中，远离了手机和平板电脑，钟毓敏一度觉得，女儿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作息规律、情绪稳定。母女两人已经有十来天没有吵过架。可没想到，回到家，在开学第一天，女儿就出了这种事。她的情况看起来非但没有转好，还变得更加糟糕。第一时间处理好女儿的伤口后，钟毓敏出了客厅，给丈夫打电话，让他立刻回家。今年，他被调去外地工作，有次女儿寻死觅活时，因为急着驱车回家，路上还差点出了车祸。见钟毓敏准备打电话，女儿急了。她从房间冲出来，拼命往钟毓敏身上扑，想要阻止她。推搡间，钟毓敏感到自己内心挤压的情绪瞬间被点燃，失控之下，她将女儿的平板、桌上的杯子、客厅的落地灯狠狠砸在地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响。她对女儿怒吼：“不是只有你难受，我也难受！”抱着同归于尽般的念头，她冲进女儿房间，翻出空无一字的暑假作业，想到前一天晚上女儿还对她谎称“作业只剩一点了”，更受刺激，连带着把屋内的东西摔了个干净，又砸了一旁的风扇。卧室、客厅一片狼藉，过道上四处是飞溅的玻璃碎渣。想到女儿再次以伤害身体这样最刺痛自己的行为来逃避上学，钟毓敏感到她的内心也被刀割得血肉模糊。钟毓敏不明白，过去一向乖巧懂事的女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一书中，描述了互联网一代孩子们的父母们，所置身的焦虑：想象你正抚育着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某天一家高科技企业登门拜访，恭喜你的孩子成为了它们移民火星计划的一员。未来，你的孩子将被带往一个未知的空间生活，而对此你毫无反对的权力，尽管你对孩子往后生活在这个陌生星球所产生的变化充满担忧。海特提示，只要用“电子产品”替代故事中的“火星定居点”，这一看似虚构的故事，便成了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随处都在上演的真实事件。他认为：如今，这些电子产品正在成为一股重塑儿童青少年心智发展的巨大力量。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陆续爆发，包括但不限于：社交与学习技能退化，认知能力停滞不前，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以及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在他看来，由于法律和父母意识的滞后，人们几乎是在默许这股力量“劫持”了自己的下一代。乔纳森·海特的观点，代表了许多“手机带娃”一代家长的担忧。生活在川渝地区的张媛发现，原本性格温吞的女儿，只要使用完电子设备后，就会陡然变得暴躁，注意力也变得恍惚。若此时她试图和女儿说话，往往会得到极其不耐烦的回应。比如说，女儿会大声问她：“干什么呀！”通常要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女儿的情绪才会平稳下来。她不喜欢女儿的这些改变。特别是，女儿对现实世界的兴趣也减弱了。张媛还记得，女儿小时候，还没有电子设备，主要的娱乐就是下楼和同龄孩子玩。那时候，孩子们喜欢打羽毛球。偶尔长辈们聚餐，女儿也很乐意随父母去参加。但自从感受到手机带来的乐趣后，这些社交活动对女儿明显失去了吸引力。原本以现实互动为主的童年，逐渐被线上的虚拟童年所替代。原本，张媛和女儿关系融洽。成长过程中，女儿的每一步成长都让她欣喜。一次，女儿告诉她，自己在学校打水忘记带水卡了，张媛听了觉得有意思，因为自己也曾有类似的经历，本想下楼到小区里打水，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自己忘记带水桶。女儿对着张媛调侃：“我们真是亲母女啊，一样糊涂”，逗得张媛忍俊不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张媛都因为女儿和自己像朋友一样相处而感到幸福。图

"年轻的美术设计师张玉，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设计了一款“李白”皮肤。她和同事穿越时空回溯了李白的一生，不仅呈现了一个打破固有认知的诗仙形象，更是寻到了中国文化最极致的浪漫。李白长什么样？成都高新区的一栋写字楼内，美术设计师张玉坐在工位上，正为一个问题犯难：李白到底长什么样？答案原本非常简单。张玉的稿纸上，已经有了寥寥几笔勾勒。那是一位长胡子老者的形象，面庞凌厉，眉目飘逸，也带些愁绪。这是张玉记忆中的李白，自启蒙时从语文课本上看到他的画像，他便是这般模样——青葱岁月已过，眉眼间留存的洒脱，更显历经人生浮沉后难能可贵的稚纯。图

"努力活着的个体，是我们讲述2023年故事的核心主题。跨过2024年的门槛，这一工作尚未完成，只是小结。置身时间的混沌，一些真诚记录的文字，帮我们梳理出简单脉络。《在乳山，老黑被囚32年》讲述了乳山一头褪去野兽本能沦为城市装饰品的黑熊，靠游客投喂存活的它在过渡时期幸存的故事；《看飞机的人》写出了发展语境下，一群留在地面眺望的人的处境；《受困缅北的年轻人，溺水的底层家庭》关注了缅北骗局里走投无路的溺水家庭。寻找普通人身上凝练时代痕迹的故事，一直以来是真故编辑部的追寻。在新的一年，我们真诚邀请你回顾往前。真故编辑部票选出2023年真故最值得阅读的7篇稿件。未来，我们将继续找寻潜藏当下时代印记的故事，记录并向人群讲述。N0.1《在跨性别青少年门诊，目睹中国家庭的撕裂》不同人对跨性别门诊的印象，大致是两个极端。有人将这里当成精神世界的避风港，残酷生活的逃难所，有人将这里视为蛊惑、毒害青少年的窝点，以及一群为了挣钱勾结的无良医生。大概没有其他门诊，会像这里一样，需要日复一日地处理来诊者和家属之间的巨大冲突。然而，这间小小的房间，只能算是跨性别者的小型“战场”。仅仅为了成为自己，来诊者承受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风险。而在他们当中，抗争最艰辛，情况最复杂的，往往是未成年的孩子。点击图片阅读原文撰文：陈晓妍

"过去4年，深漂女诗人邬霞在单身妈妈和打工作家的身份里进退失据。28年前，14岁的邬霞从四川故乡初中辍学，到深圳成为一名女工。2014年，她作为工人诗歌电影《我的诗篇》中唯一一位女工诗人，走进大众视野。今年，邬霞42岁。作为单身母亲，她和两个女儿居住在城中村。尝过学历低下、经济贫困的苦，她如今苦苦追逐着超大城市水涨船高的准入门槛，努力阻止两个女儿陷入和她类似的命运。“颗粒无收”的上半年夏夜，深圳西乡共乐旧村一栋抱手楼内，邬霞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面色苍白忧郁。屋内，斑驳的墙壁上粘着一张墨绿色海报，是她在自传《我的吊带裙》新书分享会时留下的，邬霞母亲捡来准备去卖的纸壳，占据了院子里一小块空地。这是邬霞在城中村住了3年的家。今年，邬霞42岁了。自14岁初中辍学，她随父母深漂28年，一直租住在深圳市宝安区“相依为命”。邬霞另外的身份是作家，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19岁开始在打工文学刊物上发表短文，2015年，成为工人诗歌电影《我的诗篇》中出现的唯一一位女诗人，走上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后来又登上央视，这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此后这10年，邬霞不断和贫困斗争，离婚、父亲重病、贫困……也时常出现在媒体上。而她的困顿，也常常成为她被攻击的理由。6月底，邬霞在出租屋的厕所门前跌倒。她感到水泥台阶坚硬锋利的边缘直抵背部，背部很快肿痛起来。看病要钱，她在出租屋里硬挺了2天，拍了受伤处的照片发给附近一个开推拿店的小老板看，对方判断说是“骨裂”。这种情况难以自愈，于是，伤后第3天，邬霞才由母亲用轮椅推着，穿过不平的小巷，抵达宝安医院。在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诊断邬霞2-4根腰椎，横突骨折。从医院回到家，邬霞按照医生的嘱咐服药，在家休养。她每天起床后只能斜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忍受着背部“发神经似的疼痛”。用邬霞自己的话说，2024年上半年，她忙碌，但“颗粒无收”。2月末，因父亲患带状疱疹住院，邬霞和母亲、妹妹轮流在医院陪护。邬霞负责一整个白天。清早，她六点半送两个女儿上公交车，就赶去医院，给父亲擦药、换尿垫、喂饭，紧盯着他的需求。陪床27天，父亲睡着的间隙，她抱着手机刷题，准备5月份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的考试。回家后，她接着用电脑上课、刷题。为赶进度，常常要熬夜到凌晨两三点。3月底，一家省级刊物向邬霞约稿，1万字左右的约稿，她写了一个月。忙起来的时候，她就利用碎片时间，在手机上写几行字，回家再复制到电脑上。这笔5千余元的稿费8月发放，因此上半年还是颗粒无收。因为经济困顿，家人们其实希望，邬霞这次骨折伤好后，能够去找一份工作。另一方面，在家养伤的邬霞，为一件和钱有关的事焦灼不已——两个女儿读私立学校统共需要一万六千余元的学费，尚未凑齐。受伤前一周，邬霞刚刚为大女儿申请了初中学位。深圳实行积分户籍制。作为外地户籍人员，邬霞只有拥有对应学历，再加足够的社保年限，攒够积分落户，孩子才能读公立学校。14岁，她到深圳打工，35岁才在深圳交上社保。为了入户给孩子办入学，2020年起，她在照顾孩子、写作之余，也开始学习，准备自考大专及工程师。去年，她靠自学拿到大专毕业证书。6年的社保，加上自考的大专文凭，邬霞几乎榨干了自己这些年空闲的时间，终于在手里攥了67.6分。不过，距离孩子入学公立学校74分的门槛，还差6.4分，她依然只能给大女儿申请私立初中的学位。在公众号上，她记录了这些年漂泊于深圳无房、无户口的困窘与无助，却招来谩骂。有人将她与同因《我的诗篇》走入民众视野的诗人陈年喜比较。说她天分与才华耗尽，“继续写作也是浪费时间”。有人因她生存维艰还“做文学梦”而不满，说要骂醒她。邬霞在留言下回复，讲述她作为单身妈妈，凭一己之力要解决孩子的户籍、房子和生活费的不易，对方却讽刺她作为清贫的诗人对房子和户口的渴望：“你要等到一间大房子才来写作吗？”在贫穷的催磨中，记录和写作作为宣泄，一直是邬霞少有的精神出口。2022年，邬霞的自传体书籍《我的吊带裙》出版，她在书中袒露了打工往事与一段婚姻，却因一些细节不符合读者对“完全解放的女作家”的期待，而招致攻击。名气为她带来的，更多是凝视，她曾在采访中讲述了妈妈为一家人付房租的故事，又招来了“啃老”的骂名。这些注视难说是否过于苛刻。拥有共同来处的邬霞和陈年喜，仍在线上保持着联系。2022年9月，邬霞出新书后，陈年喜在朋友圈为邬霞发言，说出她作为出书背后，作为贫困的单亲妈妈，不易的处境：“她没有如我们这些男性广泛阅读的时间、自由和条件，也少有广阔涉及社会生活层面的机会，思考、写作到这个层面已堪称优秀”。图

"受困感伴随着许多人，磨难、疾病、偏见和标签如同围墙，圈住一颗颗不甘的心。身为创业者以及为生活打拼的人，对困境的感受则更为深切、具体，在一个信息差消弭的时代，他们热烈地希望打破困局完成出圈，来上一场酣畅淋漓的挣脱。挣脱感，或许是当下的人们最为稀缺的体验之一。从凝滞的现实、止步不前的生活中奋身一跃，这是对于不甘的心最迷人的奖赏。新晋热播短片《出圈吧！Created

"北京，这座习惯了干燥的城市，似乎正经历一场关于“湿”的变革。人们发现，随着雨水更加频繁地光顾这座城市，以往的生活经验被一点点打破。一些意想不到的损害和不适，也接连出现。潮湿的“受害者”9月底，北京迎来了一场雨。秋雨从早上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到晚上。恰逢最后一个工作日，刚从写字楼温暖的环境走出的人们，不禁下意识地紧了紧衣领，加速脚步，消失在夜色中。80后音乐人龚淑均正遭遇一个意外的困扰：因为接连下雨，在湿润的北京，她镀金的话筒上出现了点点黑色的锈斑。潮湿环境中，金属话筒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蒸气发生反应，形成氧化层，产生锈点。这不仅影响外观，还可能对话筒音质和使用寿命造成不良影响。为了更加妥善保护这珍贵的演出工具，龚淑均花了500元购入了一个专业的防潮柜。让她惊讶地是，原本显示38%湿度的防潮柜，在打开数分钟后，数字就飙升至46%。龚淑均用视频记录下了这件事，感慨：“北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潮了，以前（北京干燥）琴都裂得噼里啪啦的。”Ada也未曾预料，她在北京的家，意外发霉了。9月17日，设计师Ada结束了为期半月的广西采风之旅，回到北京住处。打开门，她发现书架边缘爬上了黄绿色的霉斑。打开衣柜，一股混杂着霉菌与腐朽木质的气味袭来。后来，Ada发现了这一切的源头——她出门前为通风透气而打开了窗户，在北京数日阴雨的天气里，那扇为通风打开的窗户成为了湿气入侵的门户。北京正变得潮湿，越来越多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有了这种感受。据北京市气象部门介绍，2024年9月15日，北京汛期（6月1日至9月15日）正式结束。全市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多了六成以上，位居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位。其中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的降雨有12场；超过200毫米的降雨过程有2场。在北京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的彭战英，正考虑让儿子把她带回甘肃，她喜欢干爽的天气。北京朝阳区的一处住宅小区内，每天早上8点30分，彭战英都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在楼下小区晒太阳。她能通过鸟儿的鸣叫，预判当天北京的空气湿润度。对于北京湿度的变化，那些日常穿梭于城市缝隙的麻雀，拥有着比人类更为敏锐的感知力。晨曦初露，若耳畔响起麻雀成群而急促的叽叽喳喳声，那么这天的天气并不会坏到哪里去。然而，当它们的叫声转为悠长而略带低沉的吱吱声时，则表明天气将要从晴朗转为阴沉，亦或是由多云转雨。图

"每年，全国有一千多名高中生获得外语保送生的名额，提前收到国内各所顶尖高校语言类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为此，他们需要经过淘汰率极高的层层选拔，经通过日积月累的训练，让自己适应考试选拔。和高中按成绩分配的环境不同，在大学他们走入更为开放、自由的环境，如何走出应试的惯性，在迷茫中确立自我，成了很多人成长的阵痛。迷茫地着陆大学校园陈逸飞没有想过，厌学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广州工作的罗冬阳决定在30岁这年，带智力残障的妹妹逃婚。作为姐姐，她努力从山村考入大学，进入一线城市工作，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自主生活；而与此同时，妹妹罗春月在父母收到彩礼后被嫁给同样有残疾的男人，在反复出走的过程中遭遇多次性侵、生育孩子，最终，又被不愿负担的婆家退婚。就在妹妹又一次被嫁人前，姐姐罗冬阳决定带她逃婚。即使这个决定会被父母和家人们责怪，即使带一个智力障碍者生活会失去一部分未来，生而为人，姐姐希望智力水平仅有6岁的妹妹有尊严地活着。逃婚后这一年数次参加心智障碍相关的讲座，罗冬阳都发现自己是家长中唯一的姐姐。“孩子不喝饮水机的水，去喝水龙头的水，怎么办？”在广州残障家长们组织的专业交流会上，专家分析着案例，罗冬阳环顾几百人的会场，到场的家长多是焦灼的母亲们。8月，在一个有11个心智障碍孩子参与的职业培训营上，罗冬阳去开家长会，发现其余10个也是母亲。今年30岁的罗冬阳没有结婚。她是为妹妹前来。一年前，罗冬阳带着29岁的妹妹从赣南山区的农村老家逃婚，来到广州生活。站在人群中的姐妹俩长得不像。妹妹罗春月扎马尾，脸庞黝黑，目光闪躲。她总弓着背，微缩着一米四几的瘦小身体，说话时词语在口中像老鼠模糊而仓皇地掠过。姐姐罗冬阳长得高些，披长发，戴眼镜，皮肤白皙。说话时她会直视对方的目光，语速平和声音清晰。在罗冬阳身旁，罗春月看起来与孩童无异。图

"许多女孩的名字与男性有关，她们叫“胜男”“冠男”“亚男”等，名字带有长辈希望她们不输于男性的期盼。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名字中传达的期待，成了这些女孩无法回避的命运。名字的两面时隔十余年，从皖北走出来的女孩胜男还记得，读初中的第一天，她参与竞选班委，给自己写的竞选词言简意赅：我要比男生强。

"能否游刃有余地接待来北京的亲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作一个人“混得开”的软性实力。对故乡的亲朋来说，那些从小城镇去往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是跳出了一方小水池，成就了一番天地的有为青年。因此，每当亲友们赴京旅游，往往也带着某种“取经”和“投靠”的期待。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些奔赴北京的年轻人们，也有各自的生活难题。如何以有限的财力和精力，接待远道而来的亲朋，成了不少北漂家庭难以言说的烦恼，和情理上的矛盾。勒紧裤腰带接待“过阵子我准备来北京玩上几天。”收到叔叔的信息时，杨天正在吃早饭。5月的北京，空气中已染上了几分夏日的气味。这天是周六，杨天本觉闲适，想着吃完了早饭，就躺到沙发上读那本看了一半的小说。看到叔叔发来的消息，杨天没了这份心情。他快速在脑子里算起了账。首先要准备一笔钱，为叔叔定住宿的酒店。其次得包辆车，接送叔叔在各个景点间往返，一天下来少说也要两三百。除此之外，还得请几天假陪叔叔，这是件麻烦事，就算不耽误工作，也要扣不少工资。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几千元就没了。携程发布的《2023年暑期出游市场报告》显示，截至8月23日，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名中，北京排名第一。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统计，2023年北京全市旅游接待3.29亿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一年之中，北京的暑期更是旅游旺季，很多故乡的亲朋会把在北京打拼的熟人列入探访名单，甚至在其家中投靠，省下部分食宿的费用。因此在北京，许多人会在“搞接待”中度过夏天。有人乐此不疲，但也有一些人因手头拮据而难言苦衷。杨天今年32岁，2015年毕业后，他在北京有了工作，后来也在这座城市娶妻、生子。北京见证了他人生中一系列的大事。在故乡的亲人眼中，他是个在北京有着体面工作的文化人，也是很多亲朋教育孩子时会提及的榜样。而实际上，杨天已经有三年没有涨过工资。在故乡亲朋无从知晓的角落，杨天的生活这几年也进入了需要量入为出的阶段。随着杨天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今年年初，这个三口之家刚搬进了间两室一厅的新房。为了节省租金和生活成本，他们搬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东坝，每天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交，才能抵达杨天上班的公司。自去年起，公司的业务就进入了寒冬期，老板的脸色每天随着项目的变化而变化。几千元对杨天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如何与妻子解释这笔支出，想到这个问题他更心烦意乱。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家乡的亲朋们眼中，杨天是能在大城市里拼得一分天地的有出息的孩子，至于他当下面临的这些拮据和生活的压力，故乡的亲朋无法仔细得知。真正令杨天觉得烦恼的，是亲人的顾盼和实际经济条件产生了矛盾。杨天知道，来北京这件事，叔叔已念叨了多年。而且，叔叔待他好，他牢记在心，叔叔在杭州经营着一家轮胎厂，每回杨天去往杭州，叔叔总免不了用好吃好喝的招待他，抽的烟也都是二三十元一包的价位。礼尚往来，于情于理，叔叔的这趟行程，杨天觉得自己应该接待。半晌，杨天回复叔叔道“最好在暑假之前来”。思及自身的经济情况，杨天不敢承诺得太满，只得暗示叔叔避开人流量高峰期，也避开消费的高峰期。“等您来了再说”，他补充道。叔叔要来北京的事，像一颗被用力掷入平静的湖面的石子，在杨天的生活里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涟漪。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天的思绪始终被这件事所占据。他不敢主动联系叔叔，也不敢询问他究竟何时到访，总担心哪天对话框上又再出现叔叔的头像，每天心里总吊着一口气，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图

"越来越多律师在网络上自陈出现零案源和收入的情况。与此同时，涌入律师行业的从业者常年保持高增长，仅2022年执业律师新增7.68万，涨幅超13%。零收入的律师们黄风不喜欢扫楼，因为扫楼时挨家挨户地推销自己、递名片，再加上一身西装，这让她觉得自己更像一名销售。可经历了长达数月无案源的日子后，黄风还是去扫楼了。在一处位于福州闹市区的上世纪90年代老小区，原本是当地电影制片厂的员工宿舍，如今，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本地居民住着。黄风判断，这里的居民有所储蓄，遇到纠纷时，为了不麻烦外出工作的儿女，老人们更乐于花钱求助律师。已经数月没有接过案源的黄风期待着，能从这里接到新的案件，赚得报酬。知道律师需要“扫楼”来拓展业务，最早是在实习时，她替当时的带教老师逐户分发老师的名片并介绍业务，后来毕业后到律所入职，她也代表过律所扫楼、揽收业务。这次“扫楼”，她“推销”的是自己的业务，为此带了新印的名片。入行4年来，她第一次在扫楼时分发用大字体印刷着自己名字的名片。2019年，黄风从法学专业毕业，在福建省一家律所由实习律师转为授薪律师。一年之后，由于薪资低廉，加上在律所实习、工作的两年期间，除了起草诉讼状、整理案件材料之外，黄风没有得到拓展自己客户的机会，于是决定离开律所，成为一名独立律师。离开前，她就做好成为一名独立律师后，没有律所提供的稳定底薪，同时要自负盈亏、更费心费力地奔波寻找案源的心理准备。只是，她没有料到，奔波了一年之后，她还是没有接到案子。决定去扫楼之前，黄风试过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她建了一个专门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上面发帖子介绍自己擅长的方向和相关工作经验。互联网上取信于人不容易，她把自己律师职业证书的证件照置顶在了主页。“欢迎大家免费咨询，就当是交个朋友。”黄风在帖子里写。原本，她想着靠免费咨询先把有需求的客户吸引到线下见面，等初步咨询后客户认可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再跟客户谈钱。“即使这一次没有成也没有关系，希望他们日后有问题能第一时间想到我。”黄风说。可惜这一尝试效果不佳，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黄风的社交媒体平台后台，给她发私信的，很多是和她一样，已经数月甚至一年没能接到案源的同行。“网络上的信息太多，很多人一划就划过去了，线下亲手递送名片比较诚恳。”思及此，黄风决定，继续去扫楼。“律师市场的寒冬是不是真的来了？”2024年7月，入行41年的律师陈旭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一则短视频中发出疑问。视频中，陈旭律师坦言，自己在6月份的营收为零，没有一个案件和一分钱的入账记录，是靠前几个月的收入给同事发工资，这是近2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一边是对律师市场寒冬将至的担忧，另一方面，陈旭律师也观察到律师群体存在接近过剩的趋势。根据司法部发布的相关数据，近年来，国内律师人数持续增长。2023年，司法部发布《2022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比上一年度新增7.68万，涨幅超13%。根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法学位列大学生就业红牌专业名单，已经是连续第5年上榜，而全国有超过600所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然而，在律师人数增长的同时，行业里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缓，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此消彼长之下，律师行业出现了

"2024年初，张健从东北到济南发展，找工作期间，他暂住在历城区一家青旅，发现住在这里的不是想象中的背包客。因为青旅住宿价格低廉，虽然条件脏乱，但也吸引了一群放弃了稳定工作，以做日结维生的年轻人。张健还遇到了河北人秦路。因为经济拮据，到济南打工挣钱养家的白领秦路也蜗居在这里。在秦路看来，青年旅社里住着的这群年轻人，与“三和大神”不同。“三和大神”放弃未来的期待彻底躺平，而这些年轻人仍对成功的未来保有期待。蜗居青旅住进青年旅社之后，秦路花了很长时间适应这里的环境。

"英国小伙子杰凯选择到中国公司工作，并开始在社交网络上记录生活。三年间，他拍摄的个人照片从最初的朝气水灵，逐渐散发出班味，形容疲惫不堪，被网友们称呼为“洋牛马”。杰凯也从“每天很累也很开心”，到逐渐怀疑人生陷入困惑，最后遭遇大厂裁员，走出了一条本地年轻人的典型职场路。来中国工作的第三年，英国人杰凯学会了一个新词：牛马。当时，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当游戏策划，一上岗就过上了连续加班的生活。几个月后，他在中文社交平台上记录生活，“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配图是三个月前他记录来中国打工的理由的帖子，上头有张自拍，他皱着眉，表情苦哈哈，头发被汗水打湿变得油腻。网帖评论区，网友们对杰凯表示同情，甚至有一些想：“洋人来了变洋牛马”、“面相都变成中国人牛马的面相了”。牛马话题的留言点赞数超过1.6万，比杰凯原帖获得的点赞数还高了一倍多。杰凯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语言学专业，学的是西班牙语和中文。牛和马，他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学校里老师没教过。最后，中国籍的女朋友给他解开了谜题。原来在农业社会，农民们靠驱使牛马牲畜不要命地劳作来赚钱。因此，现在年轻的打工人通过自比牛马，自嘲是公司赚钱的工具。听了这解释，杰凯猛然领悟：原来牛马竟是我自己。英国人杰凯背井离乡来东方社会做“牛马”，和一段美好的回忆有关。2018年，杰凯读大三时从英国到北京某高校交换学习一年。杰凯说，那一年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种下了来中国工作的念头”。当然，也有想来中国陪女朋友的原因。为此，他毅然离开了英国东渡重洋，在一家游戏公司当上了翻译。到这边工作的过程颇为艰难，当时受全球疫情影响，工作签证比过往更难申请。杰凯周旋了一年，才获得了入境工作的机会。这个过程，光机票和酒店的费用就将近5万元

"靠写作养活自己是许多人的梦想。袁凌41岁成为作家，46岁从职场抽身、全职写作。和妻子生活在北京，袁凌没有北京户口、单位社保和固定工作，在北京也没有房产。写作，是他支撑起生活的方式。但今年，出版业的萎靡让他更明显地感受到自由职业的艰难。他感觉生存根基正在动摇，日常生活中，他愈发频繁地与不安全感对峙。51岁这年，袁凌考虑重新开始找工作。一个作家的生存忧虑2024年7月的北京浸在高温和雨水中。一个周四清晨，51岁的袁凌早起，牵着小狗“滚滚”到温榆河畔散步。回到家还不到9点，妻子罗兰还没醒，“滚滚”进门后默默在客厅一角趴了下来。袁凌则坐到长桌前，打开了电脑。他又一次置身忧虑的炙烤之中。安静的客厅里，袁凌脑袋空空，一如面前空白的文档迟迟挤不出一句话。两个月前，袁凌的新书《我的皮村兄妹》出版，这本书聚焦于北京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的人生故事。此后这几个月，袁凌一边忙着配合书店和出版社宣发，一边着手新题材的写作。开头总是最难的，但是，灵感缺失的茫然和挫败，还是很快翻出了袁凌内心对未来的焦虑和不安。袁凌想起，前两天罗兰听相熟的出版行业人员说，“按照书的口碑、认可度，如果（一本书）放在头一年可以卖五本，今年只能卖一本。”《我的皮村兄妹》的销售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这本书即便接连入选各类图书榜单，蝉联豆瓣社会纪实类图书一周热门榜，却销量低迷——前两年，同样声量和口碑的书，两个月能卖到一万多册，今年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售出了千册。这是袁凌全职写作的第五年。出版行业的萎靡，正动摇着他的生存根基。写作出版，是袁凌主要的收入来源。今年，靠着往年签的出版合同、杂志刊发稿费，加上一些讲座、活动的费用，他起码能有十多万元收入。但按照如今的市场走势，他不确定明年是否还会有出版社和他签合同，即便有，他猜测合同金额也不会太大。袁凌坐在桌前想了一会儿，决定未雨绸缪。他拿起桌上的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出版市场极度萎缩，对于没有体制养的本人来说，意味着持续了数年的‘职业’码字生涯难以为继，寻找一份生计成为必须。想找一份时间自由些的兼职编辑工作，不知哪家媒体需要。”当晚，袁凌又发了一条同样的动态在豆瓣上，只是多了一句，“心头竟然涌起莫名的失败感，虽然知道这是不必要的。”

"2024年8月2日，“男子离婚冷静期街头杀妻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启二审。该起杀人案发生于2023年7月，赵留超在离婚冷静期期间，将妻子何女士刺死街头。案件一审时，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嫌疑人赵留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当天，法庭没有宣判案件的二审结果。在离婚过程中杀人、暴力伤人，已经逐渐变成一个难解的社会症结。今年4月，何女士被刺死案件一审宣判的同一周，另一起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杀人案也同时宣判。两起案件中的死者伍女士、何女士，都是在离婚程序的过程中，遭丈夫杀害离世。遇害之前，伍女士和何女士都期盼着走完离婚程序，那意味着她们终于结束身上不幸的婚姻契约，迎来新生活。另一边，她们的另一半，则决心以凶杀来终止妻子提出的离婚进程、报复她们。民众对这两起案件的关注，带着对当下亲密关系的思考，以及人身权益保护的担忧，尤其是，对于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在离婚周期中应当如何保障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根据从家属处获悉的相关信息，我们梳理出这两起凶案中，“婚姻关系”中暴力逐步升级，最终酿成悲剧的过程。离婚期间的凶杀直到被刺去世，重庆姑娘伍晴也没等来离婚判决。2023年5月15日晚，伍晴的丈夫徐斌暂停了对伍晴的持续骚扰。他于傍晚6点半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帖子：“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两个多小时后，徐斌破门闯入伍晴父母位于上海松江区的家中，刺死了离婚诉讼期间暂住在此的伍晴。而在刺杀当时，他们年幼的孩子也在当场。同年7月，在一千四百公里外的广州，何晓玲也在等待正式领取离婚证前，死于丈夫的利刃之下。当时何晓玲正处在离婚冷静期期间。为避免和丈夫赵留超横生冲突，也为了保护自己，她搬出了家，和妹妹一起住。期间，赵留超除了打电话、发消息或挽回或威胁地要跟何晓玲修复关系，还到何晓玲公司闹事。一度，他言语偏激，还发了“来吧，报警抓我呀，我就想杀人”“身后事我都交代好了，我还怕什么”这类透露杀意的话。但又情绪反复，用“我有一万个不想离婚才这样闹”“我威胁还不是因为不理我，对我狠心、抛夫弃子”之类的消息求饶。因赵留超以挽回感情为借口持续骚扰、威胁，2023年7月20日上午，何晓玲带着妹妹到广东当地的警察局报案。期间，警员帮何晓玲接了一通由赵留超打来的电话。警员替何晓玲重申了她坚持离婚的态度，并警告赵留超，不能再骚扰何晓玲和何家其他人，不能违法、违规。本以为，有警方的震慑，赵留超会有所收敛，但离开警局后，当天晚些时候，何晓玲又接到了赵留超的电话。这一次，他想约何晓玲见面。“如果不见，我就去找你的家人（哥哥），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赵留超半是威胁地说。为了保全家人，也抱着可以借此结束这场婚姻和闹剧的心情，在赵留超几番胁迫下，何晓玲几番犹豫，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和赵留超见面。当时已是晚上8、9点。出发前，何晓玲还做了准备。她特地选了一处有路灯和监控的地方，还从家人和朋友中喊了人，一共6人一起去赴赵留超的约。约10点，何晓玲和亲朋抵达了约定地点。11点过，赵留超骑着电动车出现。没有任何交流，赵留超下了车就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向正在等待的何晓玲刺去。亲人们奋力阻拦，赵留超捅伤其中数人后，追上逃跑中摔倒在地的何晓玲，手持尖刀刺向何晓玲左胸等要害部位。亲友们负伤追上来阻拦，妹妹何雪则跑过去把倒地的姐姐抱在怀里。街上一阵骚乱，紧跟着传出了何雪的哭喊。倒在何雪的怀中，何晓玲的生机随着汩汩流出的血液逐渐消逝。被刺身亡之时，何晓玲距正式领离婚证的日子仅剩18天。2024年4月，这两起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杀人案，先后宣判。2024年4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何女士离婚冷静期内被丈夫当街捅杀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因为杀害何女士，同时捅伤多人，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留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杀害伍女士的徐斌，也将遭到法律的严厉制裁。8月2日，何女士被刺身亡的案件开启二审，目前法庭尚未宣判结果。在离婚过程中，杀人、暴力伤人事件频发，已经成为一种引发民众关注的社会现象。现实中，也曾发生过女子在离婚判决日将丈夫砍成重伤的事件。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暴力原本，何晓玲在步入冷静期之后，觉得生活又有了盼头。2023年7月7日，她终于说服丈夫赵留超和自己到民政局申请离婚。让赵留超同意办理离婚代价巨大。何晓玲主动放弃了她出资在河南买的房子、车子，还被迫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40万元的共同存款，也以给一儿一女的名义，留在了赵留超的控制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相当于净身出户”。图

"越来越多的高分考生提前瞄准了体制内，他们选择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报考与编制挂钩的大专院校，而这样的分数本可以选择本科院校，甚至985高校。牺牲掉人生的无限可能，牺牲掉青春，追逐稳定的年轻人们挤在独木桥上，也仍有踏空的风险。高分报考大专“恭喜你，出来就是公务员了！”查询到录取结果后的一天，徐曦收到了初中语文老师发来的祝贺。这是对方说的第一句话。今年7月，浙江考生徐曦以635分的成绩，被大专院校浙江职业警官学院（简称“浙警官”）录取。她是典型的好学生，高中就读于本地排名第二的重点中学，在年级约360人中，一直稳定排在前20名。635分，这个成绩高出浙江省“特控线”（可理解为一本线）40分，距离浙江大学的最低投档线664分也不算太远。三年前，徐曦还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一所大专院校录取。在好学生思维中，考上“大专”是一件恐怖的事。从小身边老师和学校灌输的概念，都是一本学校最好，一本率也被学校作为重要的绩效指标。因此，在父亲建议她报考这所院校时，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户口本：“以后要是户口本上写学历，我写一个专科……”她不敢细想。到今年，徐曦感觉身边老师、父母的价值观似乎都变了。得知自己考上浙警官，老师们都说挺好的，“出来就有工作。”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大专院校的提前批有一些“特殊待遇”：浙警官的前身，是1982年8月创办的省劳改工作干部训练班。如今，它是浙江省属司法警官院校，由司法部与当地省人民政府共建，主要培养狱警方面人才。它的全日制学生约有4000人，其中提前批学生约400人，分属刑事执行、行政执行、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司法信息安全4个警察类专业，享有“便携入警政策”：在大三毕业那一年，学校会组织学生们参加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简称“省考”），同时学校会得到单独批次的入警名额，免于与社会大军相竞争。“比如400个毕业生，会单独给学校390个岗位入警。而你参加社招，可能400人只录取一人。”今年从浙警官毕业，成功“上岸”成为狱警的应届毕业生沈喆解释道。以追寻稳定工作为志愿填报导向，已成为今年的显著趋势。这种导向从大学后人们的选择中已初见端倪：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在2016年至2023年持续上涨，仅在2024年，出现8年来首次下跌。与此同时，国考大热，报名人数从2020年的127.7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303.3万人，报录比也从53：1增加到77：1。越来越多家长以考公考编为终点，开始提前为孩子做打算。“毕业约等于有编”的师范生、警校生，成了最优选。“只要能找到好工作，上大专也无所谓；如果找不到好工作，上再好的大学也没有用。”有人如此总结当下考生和家长们的心态。高中这三年，浙江考生孙智翔不断从新闻和身边人的谈论中得知，“现在本科也找不到工作。”“文科的尽头就是考编。”高中老师上课时也偶然会提到，现在即便是一本大学的学生，“也很迷茫，没有什么目标，也一直在愁工作。”最终，孙智翔报考了浙警官。他的高考成绩为601分，高出浙警官男生分数线6分，在高中班里三十多人中排名第二。班主任听说他报考的是个专科学校，第一时间问他，“你会不会太亏了？”但录取结果出来后，孙智翔的家里人都非常开心。孙智翔第一反应也是一样：“以后工作不用愁了，大学四年不会迷茫了。”图

"年轻人做选择正变得困难，好像怎么选都不对，难以通往安稳宽阔的目的。眼下，一些不知道怎么选的年轻人，开始主动把决定权交给父母。选择困难，交给父母上个月我堂哥的孩子百日宴，我妈让我随份子，我怕送错金额失了礼节，就让我妈帮我决定了。她觉得合适的肯定不会错。

"年过30岁的90后正面临一个现实，身边的个别同学因为疾病等原因离开人世。明明人生刚刚开始，却有人提前离场。他们去参加葬礼的过程，会有种不真实感。同学葬礼的聚首，是他们对过往青春的一次回望，也是一次忍心的告别。葬礼上，脑袋一片空白参加高中同学张涛的葬礼这天，是王冬利第一次给同龄人下跪。他恍惚间感到一切极不真实。去世的张涛和王冬利同龄，出生于1991年，刚30岁出头。王冬利和一起来参加葬礼的同学围在灵堂前，在乡村支客的安排下，陆续给张涛行了跪拜礼。三十多年来，这是王冬利第一次给同龄人下跪。他无法把过去的张涛和眼前的张涛联系到一起，感觉很奇怪，甚至觉得有些荒诞：“为什么要给他下跪，如果他知道我给他下跪会怎么看我呢？”张涛安安静静地躺在那，无法给他答案。王冬利在市里开了一家商店。正月初六，春节临近尾声。他坐在商店里无所事事，学生放寒假，店里没什么顾客。巧合地，他点进平时折叠起来的高中班级群里，就看到一条消息——张涛去世了。他感觉心脏被猛然撞了一下，手指凝滞在手机屏幕上方，一条条消息在屏幕上迅速滚动，他再读进去的信息不多。前一年的十月，张涛还发微信叮嘱他：“过年回家的话，一起聚聚啊。”后来就没了消息，没想到不过半年，两人已经阴阳两隔。前一天，群里的同学还在相互祝福春节快乐。张涛去世的悲伤将春节欢乐的气氛打断，一些同学不愿相信，在群里问：“怎么会这么突然？”

"7月7日，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的女儿斯金纳披露了家族中“最黑暗的秘密”：她幼时曾被继父弗莱明性侵，而作为母亲的门罗在知情后选择保持沉默，和弗莱明在一起直至离世。此事震动海内外舆论，有读者从门罗的作品里发现，她曾在小说中写过类似的故事。门罗的写作善于书写女性面对抉择的复杂心理。此前，她对这种幽微心态的刻画颇得外界赞赏，人们认可她捕捉了女性的挣扎，为困境提供了温柔的理解。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曾提及，“她对沉默、被动、不选择、旁观者、放弃者和失败者感兴趣。”此刻，虚拟被现实刺破，重新回看，人们开始感到不适。人们发现在门罗讲述的故事中，孩子的声音总被母亲的困顿所覆盖。这也是女儿斯金纳所痛苦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作家的母亲门罗掌握更多叙事权。在母亲的公开讲述中，犯罪的继父被描述为正面、优秀的男士，她的痛苦则被抹除、修改，被描述为和继父“有着亲密友好关系”的孩子之一。门罗女儿的发声，是对文学之外现实真相的补全，更是一种对叙事权的颠覆。近年来，越来越多事件的亲历者开始挑战作家的叙事权。当被遮蔽的声音出现，写下故事的另一面，更多人开始反思：他人的痛苦可以作为创作的养料吗？文学可以为罪恶辩护吗？创作的道德边界在哪里？公开的秘密“要是我的女儿在作品中写到我，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成为你孩子作品中的人物，这一定是一件恐怖的事。”1994年，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的当下，中产家庭的主妇们转变生活方式，开始量入为出，重拾性价比。由奢入俭并非易事。有人发现，过去追求升级的生活方式，确有可祛魅的地方。中产主妇，向性价比转身口腔医院诊室内，刘琳琳11岁的孩子规矩地仰躺在诊椅上，张嘴接受牙医检验。这是一次免费的常规检查。过后，医生告诉刘琳琳，孩子蛀了一颗牙需要填补，大概需要1700元，而后就继续开动机器，帮孩子补牙。仪器“嗡嗡”声钻进刘琳琳的心里。每一次震动，似乎都在加快金钱的流走的速度。过去，刘琳琳不会把这笔1700元的花销放在心上，但今时不同往日。在上海，刘琳琳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一个孩子。在这个三口之家，丈夫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年创造着50到1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而刘琳琳则是全职主妇，决定着家庭的花销方式。丈夫每年带回的收入花在哪里、如何花，主要由作为主妇的刘琳琳筹谋、决定。2023年下半年，刘琳琳的丈夫告诉她，自己就职的公司决定未来把重心转移到东南亚，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经营成本。这也意味着公司未来在内地的雇佣人员、提供的薪资会逐渐减少。这个消息，让负责家庭开支的刘琳琳意识到，必须捂紧钱袋子，主动过上量入为出的生活。在她的理解中，形势是一点点变化的。在此之前，刘琳琳本也是一名白领，2022年遭公司裁员，才全职在家主管家中事务。以前，她对家庭未来收入的预期乐观。很多时候，她乐于用金钱换取家庭更多的便利，节省自己和其它家庭成员的时间和精力。每到周末，刘琳琳都会安排一家三口下馆子吃饭，一餐大几百元，关系不大。平日为节省时间和精力，也会用餐馆就餐代替自己在家做饭。如今，决定向性价比转身之后，刘琳琳开始尽可能减少一家人在外就餐的频率，在家做饭。一天下来，伙食费至少能省去一大半。家人想吃毛豆，她尝试着买回生毛豆自己从掐丝这种处理生毛豆的步骤开始试着做，而不是买现成的、处理好的毛豆。虽然省不了多少钱，但生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她开始过起了付出时间、精力处理更精细的事务，来节省经费的生活。生活在北京的陈静过往很少为钱发愁。她的丈夫在IT行业工作，她自己则在医药行业工作，夫妻俩收入可观，持续供养着家人过上一种中产式的生活。作为家庭的女主人，陈静主持着家庭各项大事，心有余力，还在互联网上开了账号当博主，这一副业也带来了一定收入。作为主妇主持家中大事，陈静很少去菜市场采买食材。她习惯在“山姆”“盒马”这类的生鲜平台上下单，而后由专人送货上门。这类平台上的食品价格普遍比普通菜市场高，但因为家庭条件负担得起，所以陈静有条件牺牲“物美价廉”这一项，去享受不用两腿奔波的便利。2022年以前，陈静和丈夫还没有摇到车牌号，那时也很少坐公共交通出行。丈夫颈椎不好，两人每次周末出行，乘坐的都是较为昂贵的保姆车，往返打车费要2、3百元。丰厚的家庭收入，也让陈静有自由和经济条件经营自己出门在外的形象，她表示，自己每天出门都要尽量搭配一身新衣服，往往一个季度过去，衣柜里还有不少衣服等不到出场亮相的机会。算上整个家庭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在这个北京的中产之家，女主人陈静每个月经手的支出在6万元左右。然而，2024年以来，陈静也开始向性价比转身。2023年年底，丈夫被裁员，而后入职新公司。新公司的日子也顺流而下，领导以“抽取部分薪资留待年终和奖金一起发放”为由，克扣了30%的月薪。陈静作为博主的副业收入也大幅缩水。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她收到的广告投放数量，从往年的10条左右下滑到只剩两条。她在社交账号上发了自己对降级生活的担忧，引起了许多讨论。许多人表示，自己的家庭收入折半了。收入骤减，让很多中产家庭过往持续多年的生活方式变得摇摇欲坠。如何在消费降级和保持家庭生活质量之间寻到一条可靠的路径，检验着这些家庭中，主持大局的主妇们的生活智慧。在过往，很多中产家庭的主妇的花钱之道，是用金钱购买，去逐步消除生活中那些不便利、大体力消耗、大时间消耗的细节。如今她们反其道而行，刘琳琳和陈静这样中产家庭的主妇们，都选择思路上转变为追求性价比、质价比，愿意在保持生活本身质量的前提下，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品质相当但价格更加低廉的商品，节省生活的成本。从前，陈静的婆婆常向她念叨，北面有个批发市场，买来的菜又好又便宜。但市场离家有一定距离，需要开车前往，陈静觉得不方便，便没放在心上。消费降级后，她让丈夫抽空，开车带着一家人去逛逛，才发现果真不错。不仅面积大、品类齐全，食物的新鲜程度也丝毫不输给那些主打高端定位的生鲜平台。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便宜。有一次，她在批发里遇见一位卖西梅的农妇。在她印象中，西梅是一种偏贵的水果，没想到问价时，对方直接给她倒了一大兜子，约莫四、五十个，让她“五块钱拿走”。陈静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以前在网上买菜，东西没买几样，几百元就没了。到了批发市场，钱一下变得经花起来，两、三百元买来的菜就能装满一个后备箱。钱变得“经花”，是她们过往很少感受到的欣喜。陈静对照过往生活，开始称赞起如今量入为出的生活消解掉的一些过往狠狠踩中的消费漩涡。赶大集成为陈静一家每周的固定项目。她过去带孩子出门玩，不仅要掏各种门票钱，还免不了被各种游乐消费项目“收割”。看着儿子眼巴巴的神情，母爱就冲昏了头脑，办了卡就刷，一趟亲子游动辄就要花上千元，用来支付儿子想玩的各种游乐项目。等结束后，她才回过神来拍大腿。自从开始赶大集，带孩子出游的任务也在采购过程中被变相完成了。“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这条主妇们过往信奉的“真理”，如今正被推翻。刘奕敏和丈夫在广州经商。平日，刘奕敏不仅要负责家庭各项活动和支出筹划，还负责生意上对外的往来。2024年初，她愈加嗅到“钱变得更难赚了”。一开始，是她意识到开始频繁刷到各类提醒大家“注意省钱”的视频。到了2月份时，刘奕敏根据对餐饮行业的了解，入手过几家看好的餐饮公司的股票，没想到一路下跌。在和一些基金公司的朋友聊天中，她得知往年没有亏过的餐饮股，今年也在亏损。刘奕敏迅速转变了策略，杜绝触碰任何实体投资，以及高风险的股票和基金，“专业玩家都赚得不多，（我们）就不要去搞。”难以开源的情况下，她更加关注家庭中细枝末节的支出。6月份时，刘奕敏与一位新开了餐饮店的朋友聊天，发现对方的电费支出占到了营业额的17%，远远超出了10%的上限。根据多年的经商常识，她怀疑是对方购买了大功率电器，由此，也开始留意起生活里相关的细节。那段时间，她正准备家里换新冰箱。刘奕敏发现，母亲家里的冰箱和自己差不多大，电费却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查看之后，她发现母亲使用的是10年前购买的老冰箱，属于5级能耗，是最耗电的一类。冰箱24小时插电，一个月下来，电费总额达到了700多元。刘奕敏当即就给母亲换了一个1级能耗的冰箱。此外，在出租和管理名下资产中的商铺时，她也更加关心店家对电器的购买和使用情况。遇见有门店使用功率过大的电器，便会主动建议对方进行更换。过去，她甚少在意这些支出，但现在一切要“重视起来”。图

"身体衰老会带来精神的塌缩。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危机之一，即是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遭受精神疾病的摧折。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精神疾患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走进精神科蒋悦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六十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悦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悦32岁，远在北京工作，她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悦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她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悦的父亲孤军为战。他有六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别管他。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玩意儿？”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经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悦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钉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悦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悦家在一栋六层步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得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悦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从2014年左右，蒋悦就开始张罗着想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悦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悦休假回家。饭桌上，她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宜，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悦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悦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它事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悦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她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她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悦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禹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顶楼，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燎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王禹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禹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禹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禹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禹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图

"2024年第一季度，北京、上海等地的租金水准有所回落。不少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发现，房东成了“押金刺客”。为扣下金额从数百元到过万元不等的房屋押金，房东开始在退租时不顾体面地寻找各类理由。崩溃的房东，让退还押金成了很多房客不得不面对的拉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房客们推测，这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带来的焦灼，传播到了租客端。租客被扣大额押金“感觉完全变了一个嘴脸。”看着自己曾信任的房东，那位个头瘦小、戴着眼镜的斯文老太太，在白天开着手电筒检查全屋，最终指出客厅门上那个米粒大的刮痕时，陆伊觉得惊诧又陌生。去年3月，陆伊和男友在上海陕西南路租下这套面积六十余平的一居室，月租一万两千元，押二付三。她交给房东2万4千元押金。自陆伊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5年以来，这是她租的最贵、最好的房子，“想着犒劳自己一下”。卧室的窗户正对音乐厅的广场，街道上梧桐掩映。这所公寓是历史文物，刚搬进去时，中介和她说，如果公寓出售，陆伊住的这间要卖一千多万元。她喜欢这间房子，更对房东印象很好：那是个上海本地老太太，会说一点英文，举止斯文，“态度很好”。她说自己的女儿也在美国留学。陆伊感觉她应该受过良好教育，资金充裕，知法懂法，是靠谱的“体面人”。“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都可以跟我讲，我很好说话的。”老太曾笑着对她说。图

"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9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以下是刘红的讲述。偷来的生活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发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白天店里不开灯，到了晚上，就亮起暧昧朦胧的粉灯。有一次，我看见对面洗头房里，一双糙了吧唧的大手在洗头妹穿着紧身裙的臀部游走，像在揉面团。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如意。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梦境。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去。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地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地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他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一百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逃跑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饭，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栏杆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她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由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那晚之后，我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我的人生，还有我两个女儿的人生。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地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这一次，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她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啊！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筒，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中。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急着找份活。旅馆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就是开美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它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吟吟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坐的旋转椅，一个供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吐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从围布里伸出来去摸我腿。我直接把对方的手塞回去，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收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卖肉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贱！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她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这么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娘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寻事，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连续出逃的人生逃离家庭，好像是我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2024年，高考报名考生人数达1383万，增长迅猛。其中，复读生413万人，不少复读考生抱定更大的决心和预期，为未来赌上全部。然而，不是所有复读生都能节节攀高。一部分复读生考取的分数不如第一年的分数。背负不甘、自责抑或愧疚，失利复读生要跨越更大恐惧与低落，才能完成自我重建。高预期的社会氛围里，人很难接受失败，这样的压力让每一个人备受煎熬。而经历过复读失败的人，他们的经验和感受，或许能给当下的人们一些启示：失败，也许并不是太糟糕。青禾

"天通苑没那么挤了。近三四年总有人这么说。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25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天通苑不挤了？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5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8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走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两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去年年底，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8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7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7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5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5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3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它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时，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民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余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驻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丛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应。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IT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就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五十多岁的东北籍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她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青年人，停在她们面前问了几句后，她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扎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图

"中国年轻人对一份工作的耐性正逐渐变得更加有限。因为尊重自我感受、道德感和薪资要求等方面的考虑，新一代年轻人不愿将就，一些人选择通过抛弃令自己不满的工作，寻找新工作来改善自身的就业环境。这也催生了一批“连续跑路”的职场人。当连续跑路数次之后，他们发现，职场对自己竖起了一道隐形的藩篱，在就业承压的当下，找到一份不错工作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职场婉拒跑路年轻人“看到你这份简历，我们很担心。”常柏珊又被婉拒了，展会公司的老板看着常柏珊的简历对她说，“工作更换得太频繁了。”正式进入职场第三年，常柏珊正在找职业生涯的第8份工作。过去两年，常柏珊最久的一份工作做了8个月，而且工种、行业都有所不同。很多公司虽然接受新人，会在行业新人上岗前安排培训，但是面对类似和常柏珊一样简历的年轻人，用人公司还是会担心：要是培训完了，人跑了，怎么办？5月底，她从上一份工作离职，经常要外出参加面试，加上吃穿用度和房租，一个多月过去后她的银行卡余额只剩数十元。她计划着，实在不行，就从公积金账户里申领每月抵扣房租的金额，作生活用。用常柏珊的话来说，她毕业3年，依然在“重开”。这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在游戏的世界里有“重开”的说法，重新开一把游戏，上一把的积累无论好坏都清零重来，后来互联网把这个词作为“从头再来”的意思使用。因为频繁换工作，常柏珊在职场历练3年仍少有积累。每次换工作，她都需要先从基础的岗位做起。而且，起薪越来越低，刚毕业时她能找到底薪8000元每月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她认同用人方对自己频繁跳槽这一系列的担忧，所以如今，她只有底气去投递一些月薪6000元左右的工作，希望通过降低报酬，来提高中选的机会。“提桶跑路”最先用来描述工厂员工把日常用品放在桶里提着便离职的场景，后来，“提桶跑路”应用于各行各业，用来表现迅速离职的行为，连续提桶跑路的情况，发生在各行各业年轻人身上。年轻人对一份工作的耐心正在持续减少。有调研机构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年轻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呈现出随代际显著递减的趋势，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干了超过4年才更换，80后为3年半，而90后减少为19个月，95后平均在职仅仅7个月就选择辞职。图

"“你是她最恨的世界里最爱的人。”近年来，《甄嬛传》中甄嬛与安陵容（安小鸟）间充满张力的女性情谊被进一步讨论，衍生出“鸟嬛文学”这一原型。在宫内鼓励竞争的畸形环境下，鸟嬛不得不成为对手，却也是高压岁月中亲密的朋友，在最恨的时候仍有温情。这与许多人在高压青春下诞生的同性友谊相似。与“雌竞”不同，“鸟嬛文学”中的女性本质上并不围绕男性等具体目标而竞争。这段关系中只有她们。她们共处一个性别身份、一种高压环境，共享着被评价体系严苛审视的处境。她们互相凝视，将目光投向彼此，建立联结的同时，更希冀在其中照见自己，寻获主体。彼此凝视L是作为“天才般的转校生”来到我的初中的。我听说过她的优异，但没想到能和她“交手”。从初二到高三，她总是揽下总分和多个单科年级第一，以超20分的差距把第二名远远甩开——第二名经常就是我。她是令我尊敬的对手。老师、同学们总是拿我们做比较，在我们都选择文科后更是如此。但无论我多么努力，都无法超越她。五年的同窗时光把我们紧密捆绑。有段时间，我有种不甘和绝望，心想为什么要一直和她纠缠到底？我似乎只能当光环下的阴影，作喝彩时的一声叹息，当她名字的附属品。但她又是我在班上最亲密的朋友。在敏感的高中，我们能懂彼此的“优等生焦虑”，也能懂彼此对身材、容貌的不自信，懂对未来迷茫、却选择“不赚钱文科”的决心。在短短两天的月假里，我们会坐火车去省城看展。我们一起在班级元旦晚会上穿着汉服唱歌，一起“不务正业”地玩彩墨、做手账。这种互相较劲又互为知音的友情持续了很多年。如今是我们相遇的第十年。我在内地读研，她在香港求学。我们分隔两城，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专业。我终于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走出了“被比较”的阴影。她于我而言，也终于没有“对手”的意味。我们现在能敞开心扉，毫无顾忌地互诉心事。她激励着我不断向前，又和我一起携手闯荡世界。我的高中没有恋爱故事，她是我青春里的唯一主角。

"一场突发的矿下事故，把作者张太阳的生父困在距离地面600米的井下。从小在鹤岗矿区长大，张太阳知道，决定生父存活与否的，除了救援是否及时，还有家属面对巨额赔偿时是否能坚持救援。而现在，签字权就在他的手里。生父脾性暴躁，导致张太阳自小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他对父亲没有爱，只有恨。当矿难发生，签字放弃救援，他和亲人们就能获得巨额赔偿，一时间利益计算冲击人性底线。此时，带着恨意的儿子成了希望生父活着的人。2015年7月21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公交车下班回家。下了公交车，几张熟悉的面孔就围了过来。是小叔、婶婶、大伯。因为生父的缘故，我与他们已经许多年未联系，他们突然出现，我突然感到不安。他们眼眶通红地看着我，谁也没有说话。沉默了片刻，大伯开口说道：“大侄子，跟你说个事，你也不用担心，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到这话，我心里不安的感觉强烈。大伯停顿了一下：“你爸在的那个井口发生透水事故了，人被埋井下，今天是第二天，还没有消息。不过你先别着急，矿上已经展开营救了，你别瞎想。”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只是感觉到不真实。在鹤岗这座以煤矿为生的小城里，矿难时常发生。但是，谁都不会有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心理准备。当时，生父被困在距离地面600米左右的矿井下，若按住宅楼每层2.8米高的标准层高计算，救援人员需要深入地下大概214层楼的位置，才能把他和其他被困工人救出。但矿难救援困难重重。隔在救援队与被困工人之间的，不仅仅是遥远的距离、复杂的井下结构和地下水带来的随时塌方的危险。更关键的，还有井上的家属面对矿方提出用放弃救援交换巨额赔偿时，是否坚持救援的决定。些微回过味来后，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表情。大伯说：“你要有时间，就去矿上看一看，他好歹也是你亲爸，亲人之间哪有什么仇。”我木讷地点了点头。我和生父之间确实没有仇，但是有恨。他恨我，我也恨他。图

"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她们中的一些人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找回。回家“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箭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

"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社会用作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泛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力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三本学生扎堆考公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八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陆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她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她不太想知道成绩，“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她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她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她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她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旧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十余次考试。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去向，她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焦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掉落，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她还是拒绝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两百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86%，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她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她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作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艺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量难以屏蔽，分散她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艺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艺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艺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她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艺就已开始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艺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喆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三百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二三十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占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相互干扰，但又能相互陪伴。她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复习“行测”，下午两点前订正试卷，两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九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图

"吴敏儿出生在一个有着10个孩子的家庭。她的母亲有智力残疾，在花季的年龄嫁给了40岁的父亲，吴敏儿是母亲生下的第一个正常存活的孩子。在差不多23年里，智力和孩童相当的母亲十度怀胎生子。这是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一位弱势的女性，只能凭借自己的生育价值，在艰难的人世间生存。本文根据吴敏儿（化名）及其家人的讲述撰写。婚礼后，她开始了连续生育的岁月我们家洗过后晒干的衣服里，经常会夹着一些洗衣粉的粉末。自我小时候开始，母亲给孩子们洗衣服总是需要用到很多水和洗衣粉。她掌握不好用量，洗一次全家人的衣服，可能会用掉半包30斤装的洗衣粉。她也曾会连续四、五个小时放着水不关，还为此挨过外婆的打。倾倒洗衣废水的水流，终点是鸭子们流连的池塘，问母亲“为什么要一直开着水龙头”，她的回答永远是“给鸭洗澡呀”。我的母亲是一个有智力残疾的女人。1996年，她嫁给了我的父亲，算是一件多方利好的事情。我的父亲很穷，年轻时一直娶不到老婆，40岁终于才把智力残疾的母亲迎娶回家。于父亲而言，至少传宗接代的大事有着落了。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智力残疾的母亲为什么会生这么多孩子。她今年46岁，共生了10胎。母亲记不住我和弟弟妹妹的年龄和生日。她能区别数字的大小，但不会算10以内的加减法，她也不知道当天是几号或星期几，她的智力像是停留在了六七岁的样子。母亲的智力缺陷，也有遗传的迹象，在我家，除了母亲以外，二妹、三弟和八妹也被鉴定为智力残疾人士，都领了残疾人证。图

"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因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她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00后二胎妈妈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3岁半和1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下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了起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五六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呆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她提前准备了不同牌子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她在生产中积累经验。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童。图

"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汇聚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试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瘦高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随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