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汇聚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试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瘦高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随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图

"经济收缩牵连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止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破产留学生刚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她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她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四十斤重，华人店主还送她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得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她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指定青紫一片。她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记录缠满绷带的左腿，她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图

"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高于国内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退钱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喂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她再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她更是成晚地失眠，虽已是凌晨，她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她的，但她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她在45岁那年办理退休。2千左右的退休金难以为继，近10多年她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她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她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她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超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图

"2023年5月4日，考虑到校园内女多男少的现状，四川大学将部分男厕所改成女厕所，此举引发校内外争议。生理差异令女性如厕需要更多空间和时间，这令公共女厕门前总是排起长队。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仅有两百年时间，许多国家的公共女厕少于男厕，厕所均等，在争吵中缓慢向前。公共女厕，从排斥到接纳1852年2月11日，英国伦敦的贝德福德街51号，全球首个有冲水马桶的公共女厕开张。那是个木制的小房子，里面有6个厕位，六角形尖穹顶，配有桃花芯木制的梳洗池和马桶，门票2便士，如果要梳洗衣物，则额外付钱。开张后不久，这间专为女性设计的豪华公厕就关闭了。当时女性很少出门工作。她们的主要角色是照顾家庭，逛街如果没有男性陪伴，就会被嘲笑。大城市伦敦卫生条件不佳，泰晤士河味道难闻，垃圾随处倾倒，人们在街边大小便。公共厕所是不洁净的代称，使用公厕的女性会被视作妓女。公共女厕的亮相，与抽水马桶的发明有关。此前一年的1851年，伦敦的万国博览会上，水管工乔治·詹宁斯（George

"从《爱的艺术》到《亲密关系》，当代人在畅销书中搜寻维系感情的秘方，却终究只是纸上谈兵。社会逐渐原子化，亲密关系也在变脆弱，一句话就能毁掉经营已久的亲密关系。人们用话语描述世界，传递情绪、态度和价值观。话语也被当作武器，像一记重锤，敲开信任的外壳，震碎对未来的想象和期待。信任的裂缝前任当时在打游戏，我坐在他边上看视频笑出了声。他手机那头打游戏的朋友听到了就问他：“你和哪个女朋友在一起？”之后他解释过，但我不相信他了，或者说我没办法再100%相信他。

"前不久，互联网上有一个小姨文学的风潮。小姨们从物质匮乏又充满规训的年代走来，活得恣意、独立、有主见，被视作敢爱敢恨的形象。在一个多子女家庭里，小姨的身后，站着她的姐姐们。大姨作为长姐，在家里忍辱负重，扶持弟妹，是小姨文学的另一面。小姨和大姨我妈妈是家里的“小姨”，她的形象符合当下流行的“小姨崇拜”中推崇的特质。在我妈的讲述里，她的人生是一场个人奋斗史。年少时为了保住在班里数学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我妈每学期拿到数学参考书后，回家要先自学一次，把参考书中的练习题做六遍。因为这种刻苦，她的数学成绩从来都是第一名，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均是如此。靠着在所有学科保持相似的刻苦，她成了家族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靠着学习离开了故乡外出闯荡。后来又因数学极好，获派去北京进修，接触到了中国较早一批计算机。学成回到贵州，她成为了一名计算机教师，也让我家成为家乡最早拥有电脑的家庭。那是90年代初，互联网还未在中国普及，我家早早开设了私人电脑培训班，妈妈作为教师教C语言。她至今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充满探索精神，脑袋里总会蹦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经常怂恿我爸开车去往无人知晓的山旮旯里冒险。充满传奇色彩的妈妈，在往后余生成了小辈们仰望的小姨。与妈妈相比，大姨的成长故事则略显平淡。她长大后经历上山下乡，回到故乡后，去了钢铁厂上班，而后嫁给了与外公熟识的江西朋友的儿子，两人养育了一对子女，过着平淡的日子。不仅如此，大姨在几个兄弟姐妹之间显得并不讨喜。她穿着老土，思想保守，管得很宽，总是在弟弟妹妹玩乐时缺席，还常因为过度关注小辈们的婚恋和工作，被视作迂腐的代表。完全是“小姨”形象的反面。记忆中，我跟大姨的对话多半发生在厨房里。大姨应该不热爱厨房，从厨房的整洁程度就能看得出。她的厨房总是脏乱的，水槽边上是发黄的百洁布和钢丝球，碗柜里，碗碟和各类杂粮胡乱堆放在一起，碗柜壁上已经结下厚厚一层油垢。没有人愿意在这样一个厨房里久留。但不论愿不愿意，大姨总是在这样的厨房里忙碌，下午三点，晚上十点，都能看见她的身影。初中时，我右手大拇指上莫名长了一个瘊子，怎么都去不掉。一次晚饭过后，我把碗端去厨房，大姨见了给我说，你去路边采一棵狗尾巴草，把茎削尖，从瘊子里穿过去，系个结，隔一个星期就好了。起初我不信，没当回事。几次聚会，大姨见我的瘊子还在那里，就自己下楼采了狗尾巴草，强行在我身上实践她的偏方。我对大姨不相信现代医学还要强行在我身上实践偏方的做法感到不满，跟她顶了嘴。但一周后，瘊子真的好了。再次见到大姨，她挺着脖子说，“看，好了吧，给你说你不信。”我哑口无言。我们家刚搬到大姨家附近时，大姨总会打电话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我常因为要去她家做客叫苦不迭，她家在8楼，没有电梯，去到家里也只能尴尬地坐着，听她嚼亲戚们的舌根子。但就是这么一位大姨，却在一条隐秘的暗线里，影响着全家人的生活。我妈察觉到自己那颇为得意的人生与大姨息息相关时，已经人到中年，在我们家搬到大姨家附近之后。一次大姨邀请我妈去逛街，走过延安路，大姨笑着指了指路边一条小巷，对我妈说，“你刚出生那会，我只有五岁，每天要走几条街过来给你打牛奶喝。之后你喝的牛奶都是我打的，你知道吗？”我妈明显不知情，尴尬地摇摇头。后来我跟身边的人聊起，才发现在家庭故事中，总有这么一位大姨，她们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却经常因为过度干涉亲戚们的生活，被视作守旧的化身。大姨常被简单地归类为小姨的对立面，但实际上，大姨也有恣意的想法，只是她们过早地把人生奉献给了家庭。长姐我妈家里有六个孩子。她自己小时候是出了名的儿马婆（贵州方言，形容性格像男孩子的女孩），童年时每天只有两件重要的事：学习和疯玩。上深山去采摘野果，下河抓鱼，危险的地方总有我妈的身影。有一次，她听院子里的小孩说，银杏树的最顶端能听见神仙说话，便召集几位好友，一同爬树。等我妈爬到树尖，天色已晚，大家体力也耗费殆尽，几个人在树上睡死过去。其中一位同伴翻身，从树上掉了下来，砸破了头，鲜血直流，疼得哇哇直哭。我妈没事人似的从树上下来，最后是大姨出面道歉，才平息事件。回忆起童年我妈才发现，那时候的她没有忧愁。家里的事，我妈从不过问，事情通常也不会找到她，她的吃穿用度都被家里的大人和姐姐们安排得妥妥当当。在她的记忆里，家里条件优渥，不愁吃穿，她的头上常年扎着的两条漂亮的麻花辫，暗示着她享受着所有家庭成员的宠爱。每逢过年，外婆会去找裁缝给家里六个孩子一人做一套衣服，她总能获得一件“上海风”小花裙。在我妈的童年，还没有我们小一辈的时候，大姨还不是大姨，而是家里的大孩子，令兄弟姐妹们闻风丧胆的长姐。有一次，外公从乡下回来，在前院搭了一座平房，初夏的阳光正照到平房房顶，大姨从市场上买回十斤土豆，组织一家人晒土豆片。大姨把塑料盆支起来，给弟弟妹妹们分配任务。最后一个环节是将切好的土豆放到平房顶上晾晒，孩子们跃跃欲试，结果发现房顶只有我妈一个人能上去，她抓住一根铁丝，就能翻上房顶，于是大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大姨承担焯水的工作。焯水是个技术活，焯得不够土豆会变黑，焯过了土豆太软也不利于制成土豆片。那时候，大姨是一个组织者，她总是用游戏把家人捏在一起。妈妈对大姨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大姨自童年就有一个名号叫“黑旋风”，是四舅给她起的名字，意在说明家里大事小事都由她铺排，谁要是做得不对，就要挨打挨骂。听大人说，大姨打骂人的样子凶猛剽悍，像李逵。大姨年少时暴打我四舅的事，街坊邻里都知道。那时候四舅还在当兵，一次家里接到医务室通知，说四舅高血压严重，昏厥过去，抢救不醒，让家属过去看看。外公外婆都出了远门，只有大姨在。14岁的大姨，着急忙慌地买了3斤苹果，动用自己的社交能力，跟火车司机争取了免票坐上火车头，赶往四舅驻扎的营地去探望他。火车上，大姨饿着肚子，舍不得吃手里的苹果。车摇摇晃晃开了一天一夜，大姨见到病榻上的四舅，心疼地坐在床边。没想四舅忽然瞪大眼睛问：“你怎么来了？”“你不是生病了吗？”大姨反问。经过大姨仔细盘问，才知道四舅因为不想出勤，对血压计做了手脚，谎称自己患有严重高血压，佯装昏厥。得知真相，大姨气急败坏地揍了四舅一顿。之后，每每四舅想要证明大姨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便以此为证，“她打我的时候绝对就是黑旋风李逵。”小时候我妈对她大姐的处境不了解，也不关心，只是兄弟姐妹们起哄，对着大姨叫嚷“黑旋风李逵”时，我妈也会跟着叫两句。三姨同样是个喜欢疯玩的人，她常带着我妈去一张装有蚊帐的床上，把蚊帐当幕布，床当舞台，而后在上面跳舞。我妈还记得，有一次她和三姨跳得过于用力，床板塌了，轰的一声，惹来了远处的大姨。“你们一天就知道疯疯疯！”说罢，抬手就要打。我妈和三姨四散逃开，嘴里嚷着：“黑旋风李逵又开始了！”小时候，弟弟妹妹们谈不上多么喜欢这位长姐。三姨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媒人给她介绍过一位家境优渥的军官。到了见面的日子，三姨穿上自己最为时髦的衣服，出现在对方面前。结果回来时，对方退了这门亲事，打电话给大姨说，“你家三妹太时髦了，我怕政审不过关。”大姨听了火冒三丈，劈头盖脸骂了三姨：“你一天天妖精古怪的，你以为人家稀奇你那个鬼样子。”三姨回骂她：“你管天管地什么都要管。他看不看，我都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宁愿死了，也不要变成你这样土眉土眼的人。”我妈还记得，那天三姨走后，她撞见了正在床边哭泣的大姨。我妈天性贪玩，闲来无事就会在家晃悠，经常撞见在角落掩面哭泣的大姨。面对此种情景，她会装作没看见走开。我妈从没询问过大姨具体为什么哭泣，她只觉得，大姨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进入不了她的世界，她的世界好像也不关我的事。”她总结。后来我妈上了高中，考上大学，大姨则去钢铁厂当了文员，她们的生命轨迹自此断了交集。之后，我妈成了家族里的传奇人物。我这几次回家，跟大姨熟络起来，经常会跟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我妈的记忆有严重偏差，或者说她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很大一片盲区，而在这片盲区里修修补补的，就是她的长姐、我的大姨。作为家里的大女儿，大姨那时候过的生活和承担的责任，都和我妈这个小女儿不同。大姨是1958年生人，比我妈妈大5岁。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频繁去乡下搞运动，去一趟要小半年才回来，每个月就往家寄10元钱。孩子们由家中长辈照管，长辈忙不过来，就会找年幼的大姨帮忙。在大姨的记忆里，当时家里的几个孩子，只有她一人靠得上。我妈和幺舅，他们太小了。二姨很小的时候跟六个小伙伴去山里采野果，吃到了有毒的果子，中毒休克，后来勉强被救活，落下手脚不协调的病根，端不住东西，时不时会打烂家里的东西。三姨出生时家里没有粮食吃，饿得患上软骨病，到了4岁都无法正常走路。四舅是男孩，外公心头的宝贝，重活累活都不让他干。因此家庭事务都落到了大姨一个人头上。喂鸡、做饭、洗碗、打扫和给厨房添柴火，打从大姨记事起，生活就被种种家务占满。约是大姨3岁的时候，长辈就把家里所有关于排队的活都交给了她。后来有了弟弟妹妹，每天早上，大姨起床，给三姨的床铺换上新的草纸当做尿不湿，而后就要走3公里，去给二姨、三姨打牛奶。我妈和我四舅出生后，大姨的家务活变得更多了。大姨记忆中自己永远有洗不完的衣服，更为头疼的是被单，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一人只有一床被子，被单必须当天洗完、晒干，再缝好。每及周末，同伴们娱乐的时间，大姨就独自抱着被单去河边洗。她必须在早上洗完，趁中午的太阳，把被单平铺在鹅卵石上晾干。下午收回来缝好，才能保证晚上大家都有被子盖。家务活总也做不完，学习上，大姨就只能等家里人都睡着后才有时间写作业，往往已经是凌晨一两点。学习用的灯泡只有30瓦，光线本就昏暗，为了防止各家换灯泡偷电，灯泡上还包着厚厚的封条，光线更暗了

"验房师是一种新兴职业。业主收房前，验房师受雇佣作为第三方进场排查房屋是否存在潜藏的质量问题。周旋于开发商、业主和装修队等多方利益之间，验房师能守住的只有职业准则。与此同时，日日与房子打交道，验房师们也从一个新角度，观察到了中国家庭和房产之间一生中的种种纠葛。验房师年底最忙的一天，刘子阳验了3套精装房。三套新房散落在西安西咸新区一处楼盘里的不同位置。从早晨9点抵达楼盘到夜晚收工，他工作近12个小时。这一天他几乎都在同一处楼盘的3套房子内走动，上下楼有电梯接送，尽管如此，计步软件显示刘子阳这一天走了一万七千余步。刘子阳是西安一名验房师。验房师是近年来新兴的职业。业主可以雇佣验房师在交房当天，协助业主检查房屋的建筑质量、装饰装修和电气安全，为业主出具一份专业的“验房报告”，以供业主监督开发商或装修公司对房屋交付质量负责，对出现的不足进行后续整改。中国验房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全国至少有2万名第三方独立验房师。这一数量正在逐渐增加。刘子阳2022年创立验房公司时，西安只有5家验房公司，到2023年上半年，他所知的提供验房服务的新公司，就多了十多家。由业主领着，刘子阳进入了第一户新房。一进门，刘子阳就稳稳地撂下了近5斤重的工具包。工具包里放着十来种常用的验房工具。刘子阳和其他验房师平日检查房屋质量、排查安全隐患主要凭借这些工具。空鼓锤，用于检测房子墙体和地面是否有空鼓现象，高光手电筒用来检查房屋的墙面刷漆是否平滑，水平仪能放射出类似“十”字一样的激光，用以检测墙角是否和地面垂直——如果墙角有倾斜，就无法和“十”字激光的射线重合。瓷砖空鼓、墙面不平整、墙角不合时宜的倾斜这几样，都是检查商品房时常见的问题。先是检查地面瓷砖铺设有无“空鼓”。刘子阳从包里取出空鼓锤，以一块瓷砖上四个角为基准，按S型的曲线敲打，一块块瓷砖地轻敲过去，检查一遍。一边敲，他凑近辨听声响。如果是浑厚硬实的“梆梆”声，意味着此处没有空鼓。如果声响清脆，那就说明存在空鼓，需要施工人员后续把瓷砖间的缝隙用小铲子砸开，灌入水泥直到灌满空鼓部分。图

"出生于2000年的李元平，自小生活在四川德阳农村，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作为电竞职业选手的两个月，那是他业余参赛拿到冠军的馈赠，然后，成绩平平的他又一度回到了村里。更多的时间，李元平是在酒店后厨切小米辣，在闷热的夜市炒龙虾，还有一次，他被一头300多斤的猪踩断了肋骨。像所有出身底层的年轻人一样，电竞职业选手曾让李元平短暂地目睹世界的斑斓，而现实，他所能有的选择少之又少。标价180万元的选手今年4月，李元平从一家电竞学校离职，回到德阳市中江县的村里。每天一早，他就被爷爷叫起来吃饭，饭后趁着清晨的空气新鲜，会在院子周围溜达一下。村里生活节奏缓慢，有时候一件事就能搭进去一天。前几天，他专门抽空进了一趟城，给爷爷买了新手机，早上出发，回到家已接近傍晚。时间缓慢，他都快忘了当电竞职业选手时，半天时间能打上好几场比赛。悠闲的心态在下一份工作迟迟没有着落之后，逐渐崩塌。在老家蹲了不到一个月，李元平变得有些焦灼。他开始向认识的电竞俱乐部老板挨个打听工作，但几乎都没有合适的职位。时间退回2019年3月，那是李元平最初接触电竞赛事的时候。他被几个主播邀请组队参加城市赛，一路晋级到省级赛，最后打败专业选手队伍拿下冠军。对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路人队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从村里去成都，李元平要先乘坐面包车或摩的，颠簸着抵达镇子上的车站，坐两小时的班车来到德阳市，然后再转大巴去成都。李元平所在的队伍拿下了冠军后，他也被一名教练注意到，对方发出邀请：“想过来打职业吗……”见他犹疑，对方紧追不舍地灌输了很多追寻职业理想一类的话，说得天花乱坠。“能开多少钱？”李元平开门见山地问。“你是新手，3000块一个月吧。”教练顿了顿说。李元平想了想，有固定收入总比没有好，“而且不晒太阳、不刮风的”，便答应下来。2019年7月到9月，是李元平作为职业选手，正儿八经参赛的两个月，但也仅此两个月。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比赛时，他坐在选手席上，摄像机晃着脑袋、大摇大摆地停留在距离他脸部几十公分开外的空气里。比赛还没有开始，他把脑袋垂下来，五官紧绷，侧过脸去和旁边的选手搭茬，避免看向镜头。李元平不是热门选手，鲜有人呐喊。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少年，有时会爆发出没有恶意的哄笑，这足够让他害羞一会儿。李元平很少回头看他们，只期待比赛快速开始，因为上了战场，就不顾上窘迫了。专注在手里四方屏幕中厮杀时，李元平话多而密集，声音大到观众席都能听见，偶尔也冒出来几句脏话。他负责打野，但总是下意识地指导队员应该怎么操作。这是他印象中，为数不多的参加过的正规线下比赛。李元平的职业生涯短暂，且不算辉煌。李元平所在的队伍由于没能在次级联赛中获得进入最高联赛的资格而解散，队员们不得不为了转会，而去其他俱乐部试训。尽管转会费被俱乐部标价180万，李元平深知各方面都算不上出色的自己，很难被卖掉，果不其然，几轮试训无果后，他失业了。2019年底，李元平回到老家，一个初中同学在工地上做小工，便把他介绍进去。同学调侃他：“怎么不做明星了？”李元平说：“屁，你见过3000块一个月的明星吗？”那之后，他开始在工地做起了临时工，一天100元。图

"描述阶层不平等的《北京折叠》在2016年摘得雨果奖，郝景芳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科幻作家。不久后，她辞去官方基金会的职位，成为创业者，致力于实现自己的巧妙构思：用面向城市家庭的通识教育课程盈利，供养乡村支教老师，推动教育公平。如今，郝景芳成为老板已经第6年，带着作家的身份在商业世界里跌跌撞撞。疫情几年，教育行业备受冲击，在发不出工资的窘迫重击下，她对商业世界也有了新的理解。在这个春天至今郝景芳还欠员工们一个月工资，但最近她的焦虑减少了许多。作为成名的科幻作家，她投身教育创业已六年，不算顺利。合伙人离去，多轮裁员，甚至持续的资金危机，都未击垮她。5月上半月，结束十几个城市的出差，郝景芳终于有时间驻留北京，除了接送孩子，剩余时间都投入到童行书院的工作。见面这天下午，她刚结束了一场公司的对谈直播，与资深数学教授“贼叉”探讨辅导孩子数学，如何才能不焦虑。没来得及休息，她就骑车赶来，一个半小时后，她又急匆匆起身离开，去接幼儿园放学的小儿子。夹在流动的人群里，郝景芳刚刚度过了无比忙碌的两个月。3月中旬开始，她穿梭于全国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十七个城市，直到五一才结束这次漫长的差旅。行程安排最紧的时候，上午还在昆明，下午就到了成都，晚上在成都结束签售，第二天下午又飞到了武汉。新书《不焦虑父母俱乐部》出版。光看书名，很难让人想到是一名科幻作家写的书，出版商的推广标语中，形容这本书是“学霸妈妈”郝景芳写给父母们的家教实用手册。实际上，新作内容与她的创业项目密切联系，她在十几个城市举办读者见面会，读者许多都来自她经营的家长社群，是跟着她创办的企业一起成长的老用户。紧凑的行程中，她挤出时间和各城市新组建的线下团队见面，为之后即将恢复的线下课程做准备。今年，童行的线下课程将拓展至9个城市，38个主题的夏令营也在计划招生。郝景芳很少提及自己的疲惫，她说自己已习惯每周7天、每天15-16小时的工作强度，每日只需要4到5小时的睡眠时间，就足够恢复精力。繁忙的日程中，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在4月23日。她在接近中午时抵达济南准备签售，但公司的对谈直播在中午12:00开始，她在提前安排好的会客室里完成了一个半小时的直播。紧接着奔赴新华书店参加见面会，下午6点她获得短暂休息，之后又开始签售，签完所有的书，已是晚上10点。就在这天，奶奶过世了。郝景芳下午6点就看到了消息，她又撑了4个多小时，签售结束，她把微笑固定在脸上，和在场的粉丝们合照、道谢。她吃不下晚饭，和同行的人打了声招呼就回到了酒店，关上房间的门，眼泪终于被允许掉了下来。图

"当苦闷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中年的提前到来。它大多表现为体质的下降，生活的无力，以及某次不经意间激情的消退。当他们感到自己再熬不了夜，工作更追求稳定，感兴趣的事物逐渐变少，责任与压力改造之下，活力过早地稀释。“中年感”是，力不从心我今年27岁，腰间盘突出，每周三次针灸。看到朋友圈深夜蹦迪的人，感觉自己真的老了。

"这是快手上一个略显奇怪的直播间。肢体语言丰富的漂亮女主播，在镜头前时不时比划着什么，面对直播间里评论，她会偶尔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在刷到这种直播时，有人会主动点上一颗小红心，但却很少有人刻意驻足观看。主播有时候会收到来自陌生人的打赏，也会在评论区被人骂骗子。虽然账号只有2万多粉丝，但每天会收到上百条评论和私信咨询。按照直播行业的标准说法，这类直播间目标客户精准、粉丝粘性强。或许你会认为在玩法层出不穷的直播行业里，又出现了搞怪引流的新花样，但其实这是一个面向聋人招聘的直播间。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超过3000名聋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无声直播间，在广东佛山找到了工作。他们来自天南海北，许多人此前从未离开过家乡，缺乏工作经验，几乎与社会脱节。出门工作是他们第一次独立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看见和融入更大的世界。直播间两端连接的1300公里靠着一部手机，从未出过远门的聋人张金宝在17岁那年踏上了外出务工之路。从云南昭通深山到广州，张金宝现在已经记不清坐得是那一班火车，只记得先搭车去宣威，然后从宣威到昆明，再乘坐火车到广州。在独自乘车的每一站，招工的手语老师徐慧都会通过视频联络张金宝，看一看火车到了哪里。张金宝并不识字，也不会基础的手语。由于担心张金宝联系不上自己，2021年10月12日那一夜，徐慧抱着手机没敢松手。老家湖南的徐慧，父母都是聋人，从小就学会用手语和聋人沟通。2020年2月，她受朋友邀请来到广东佛山，专职从事招聘聋人的工作。图

天慈边啃老边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认识到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工作只是一种挣钱的方式，不会有像安妮海瑟薇在《穿普拉达的女王》中那样一路高升的幸运。现在我认为，与其在大城市孤独内耗，不如回家。

"追逐学历，研究生扩招，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奋进的年轻人通过学历晋升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不过如今，情况生变。在无尽地海投、不断降低标准后，仍有不少名校硕士在这个求职季颗粒无收。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北京的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毕业人数首次超过了本科生。走出象牙塔，许多硕士发现，硕士学历不再是绝对优势，除了帮助自己通过简历筛选外，难以再提供更大的增益。于是，许多人通过延毕或降低标准的方式，来躲避求职的痛感，结果各有不同。当硕士成为“标配”临近毕业，北京一所双非院校的会计硕士刘灿发现，自己的学历不够用了。4月，她参加了一场北京国企招聘会，挑中了一个不拥挤的摊位，递上简历。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瞅了一眼就把简历推了回来：“不好意思，我们只要双一流院校毕业生。”刘灿讪讪接过简历，转身离开。心情已经没有太大起伏。自3月春招以来，刘灿遭遇了4、5次相似打击。每一次用人单位的表现都在提示她：非双一流的硕士学历，在求职市场没有过人优势。3月14日，刘灿在北京参加了一场“硕博专场招聘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资历并不出众。那天，刘灿见现场有提供“优化简历”服务的摊位，想找值班老师提点。前面还排了几名学生。刘灿从老师给他们点评的话中领会到，这些人都是985、211院校毕业的硕士，手握几段大厂实习经历。还没轮到刘灿，她就预感自己的履历很可能拿不出手。她“本硕双非”，除了读研前有一段在银行工作的经历，没有任何实习和工作经验。怕老师当众点评，惹人笑话，刘灿便抱着简历悄悄离开了队伍。在云集了8所985、26所211的北京，双非硕士刘灿发现，面试时，她往往是众人中学历垫底的那位。刘灿某次面试签到时发现，签到表上列有入围者的毕业院校，除了自己，其他20多人至少都是211院校的硕士。刘灿羡慕985、211院校的硕士毕业生，以为他们求职会松快得多，实则不然。图

"性是亲密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被认作是一项重要权益。与此同时，也有人自称“无性恋者”，试图谈一段剥离性的感情。他们拒斥性的成因多种多样，有人发现自己的身体天生无法接纳性行为，还有的人则是因性教育的缺失或性创伤，而产生对性和亲密关系的厌恶。夹在对浪漫关系的期待、来自父母的催婚压力以及性观念的世俗偏见之中，无性恋者们艰难腾挪。征婚的无性恋者同居了五个月，徐卓和女友林雪没有性。卧室双人床上铺着灰色的床单，躺下看到的是灰蓝色的墙面。徐卓是拒绝的那个，他邀请林雪住进了这间冷淡的卧室。晚上，徐卓要求林雪穿上睡裤，才愿意和她盖同一床被子，女孩独身时就习惯光腿睡觉，但同床共枕的男性表达了抗议，起初给的理由是林雪的小腿太冰，或脚指甲尖锐，但偶尔，他会忍不住去捏女孩大腿上的肉。徐卓会亲吻林雪的脸颊、额头和肩膀。与有性伴侣相比，这已是两人在床上最亲密的举动。性和谐被认为是婚姻美满的重要部分。曾有对国内主要大城市的数千份离婚率调查报告显示，过半数离婚原因是性生活不和谐。为了维持夫妻感情，又或是出于责任感，对性不感兴趣的人，也会配合伴侣进行亲密接触。但也有很多人，试图寻求建立在无性约定上的伴侣关系。社交平台上有许多像徐卓这样自认为无性恋的人。他们聚集起来抱团取暖，征婚交友，他们认为比起生理需求的满足，孤独的灵魂得到抚慰更重要。王雨霏今年32岁，住在上海，正在创业。上个月她在某瓣无性恋小组里发布了征婚帖，寻找一位无性伴侣，目前未收到私信回复。她称主动发帖征婚是为了缓解父母的催婚焦虑。走出乡村后，王雨霏取得了大学学历，有不菲的月收入。可她父母总觉得女儿不论能力再强，如果不结婚，就得孤独终老。上周三，王雨霏下班回来，一打开微信，蹦出了母亲的几十条催婚信息，窒息感涌上她的心头。王雨霏心里理想的亲密关系是自由且平等的，“我在乎的是精神上的陪伴，双方财务互相独立，接纳对方的缺陷，一起看书运动，一起面对人生的虚无。”这样的伴侣并不好找，王雨霏自嘲“理想主义”。2018年开始，她相亲了十多个母亲推荐的男性，这些男性都“性致勃勃”，不合她胃口。2019年，在她的房间里，王雨霏被酒后男友抱着亲脸，她预感到男友不仅想要亲吻，马上给他盖上被子，哄他睡觉。她回忆当时的感受：“如果两人都穿着衣服，我可以接受亲吻，但脱了衣服，想要进一步发展，我立刻不想参与了。”徐卓和林雪达成了微妙的平衡。这对情侣生活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徐卓28岁，黑龙江人，在住所附近的幼儿园工作，林雪24岁，来自成都，正在攻读幼儿教育学位。两人在一场密室逃脱局里相识，去年7月，林雪决定接纳徐卓的无性恋立场，与他正式确认恋爱关系，如今两人已同居5个月。“这是我们双方个人的选择。”徐卓认为，就像多数人无法接受家暴、出轨一样，他只是在恋爱原则上额外加了“无性”这一条而已。徐卓把陪伴和情绪价值当做维持关系的基石。他包容林雪过去一切过往和创伤，陪她去探索不以性、外貌和身材为前提的亲密关系。在边界试探徐卓要求不发生性关系，林雪一开始同意了，但之后为此焦虑了两个月。起初她以为这是一种拒绝的话术。失落感如潮汐，总在林雪心头翻涌。她忍不住想，是不是因为自己身材微胖，魅力不足，吸引不到眼前这个高高瘦瘦的男性。无性恋并不为大众接受，几年前，徐卓曾发微博公开自己是无性恋，评论区被质疑占满。林雪父母在大学工作，后来接受了独女的选择。向父母坦白时，林雪告诉母亲：“我们是柏拉图”。母亲除了担心女儿同居会受委屈，就没再说什么了，父亲得知之后，并没有介意“柏拉图”掩盖的无性事实，而是为女儿有人照顾而高兴，感叹女儿“终于开窍了。”亲密的朋友知道林雪的选择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徐卓可能有生理缺陷，还有人提醒，要留意徐卓会不会是骗婚的同性恋。对于来自林雪朋友的质疑，徐卓主动坦白，自己初恋是一位男性，但与那位同性相处不久，他觉得对方无法与自己共情，还没到发生关系那一步就分手了。高中时林雪就被父母送到加拿大，在寄宿家庭生活了三年。她反观自己的青春期，多数时间是在孤独和不得不自我照顾的情境中长大的。徐卓善于照顾别人，打动了她的心。林雪提起两人确定关系前的一个细节，出门旅游，他们住在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游玩一天后，两个人都很累，谁也不想睡在没有空调的客厅沙发上，就都睡在唯一的床上。两人共处一床，空调开得有些冷，徐卓也怕冷，但把唯一的厚被子让给了林雪，自己背过身去，盖着薄薄的床单。照顾是互相的，这加深了两人的感情。2020年下半年的某个深夜，正和朋友吃完晚饭的林雪听说徐卓咽炎犯了，去药店购买润喉糖、止咳糖浆和梨汤，当时新冠疫情正在蔓延，林雪在药店发现，治疗咽炎的药都卖完了，着急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心特别急，想赶紧把东西给他，让他好点。”到了徐卓家里，林雪给徐卓切了水果，扶起他吃了药，还陪他聊了会天，然后就离开了。没想到，林雪是朋友间第一个感染新冠的人，回家后就确诊了。被探望的徐卓随后中招。徐卓病情尚未严重时，林雪已经被新冠击倒在床上，于是他又买了药，给她送了过去。林雪“不带目的的真诚”打动了徐卓，在后者心里，这是当今社会中稀缺的品质。从好朋友成为情侣后，徐卓总能恰如其分地鼓励林雪，但单薄的语言有时无法打消林雪的自我怀疑。每次出门前，林雪会花很长时间化妆，换衣服时，林雪总遮遮掩掩，害怕徐卓看到她肚子上的“游泳圈”和大腿上的赘肉。每当这时，徐卓就会鼓励林雪，笨拙地夸赞她的身体“很可爱、很温暖”。有次出门游玩，林雪感慨照片中的自己脸大得像块烧饼，再度下意识地自我攻击，徐卓语气变重了，纠正她的“偏见”，称她的自我贬低，也是贬低两人之间的关系。林雪对自己没信心，也会试探伴侣的“性趣”。去年7月的一个晚上，两人躺在车里，透过天窗欣赏夜空中的繁星。在这样浪漫的氛围里，林雪转头看了看徐卓，释放出要进一步动作的意思，但徐卓岿然不动，表达了不迎合的立场。8月的一天，徐卓喝多了酒，整个人晕乎乎、醉醺醺的。林雪把这个瘫软无力的高个男人送回家，撂倒在床上。但犹豫几分钟后，林雪决定尊重徐卓，只为他倒了一杯热水，自觉回了出租屋。慢慢地，林雪接受了徐卓选择，也确认了与自己的吸引力无关，这反而增进了两人的亲密程度。今年初两人刚同居时，盖着两床被子，刻意保持距离，几个月后隔阂就被打破了，一天趁其中一床被单没晒干，两人开始盖在一起。但现在，对无性恋女孩郭玲来说，浪漫关系破碎的风暴近在咫尺。郭玲在北方某城市读大学，同级的男朋友称能接受她的选择，但提出了将来结婚后要孩子的要求。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大学毕业了，开始频繁讨论未来的规划，郭玲如果继续坚持立场，可能会失去这段关系。婚姻带来的收益是肉眼可见的。大城市买房压力大，郭玲期待能进入婚姻，两人一起奋斗买房，扎根城市。郭玲对性的排斥仿佛是天生的，刚刚成年时，她探索过自己的身体，但发现和摸自己的脸似乎没什么区别。童年时，父母工作繁忙，郭玲几乎没有获得来自家人亲密的陪伴，长大后郭玲觉得自己挺孤独，需要一位踏实的伴侣陪伴身边。现在她终于找到一个要发展严肃关系的男友，虽然对方表示了尊重，但在日常抚摸中，她总能感受到对方在边界试探。每当这时，她都推开对方，岔开话题，比如开始讨论四月份动漫新番。她用约会软件找过几个陌生异性，简单聊过几次天就失去进一步发展。她一面是因为自卑，怕对方嫌弃，一面又担心对方约自己见面，只是为了一夜情。墙上那片黑霉菌徐卓发现自己抗拒性，是在大一。那是段不愉快的同居回忆，两个人的需求总是无法合拍，相恋半年后，边界被侵犯的感觉成了徐卓的心理阴影。同时，和林雪最初的反应一样，相恋的女孩因为他拒绝亲密，质问他是否爱自己，这成了分手的导火线。在加拿大林雪和徐卓居住的社区，会定期召开无性恋互助会，来访者围着会议桌坐成一圈，面前摆着葱绿植物。徐卓带林雪参加了几次，以期获得对方体谅。王雨霏生长在北方的乡村，在小镇上学，那里有明媚的阳光，但总是照不进她背阴的卧室。童年创伤像房间墙上的黑霉菌，爬满了她阴湿的生活，是她内心恐惧的根源。对王雨霏来说，性曾经是不可言说的禁忌。幼年时，她曾在衣柜顶上的灰尘堆里发现黄碟，封面是裸露的男性和女性，她直觉那是“不好的东西”，吓得赶紧扔进角落的缝隙里。儿童游荡在村镇，暴露在危险之中。小学六年级，王雨霏和同学趁着午休空档逃出去玩，跑到了学校附近的小公园。那是夏天，蝉鸣阵阵，公园里有稀稀拉拉的几棵绿树和一片小湖。假山前面，一个男人等到王雨霏和同学靠近，撩起衣服露出下体。在情窦初开的年纪，王雨霏回忆，她曾听说自己就读的乡镇初中有四个女同学怀孕，被迫退学，早早嫁人。其中一个是她班上的女生，平时活泼好动，喜欢和男生打闹，怀孕之后就被领回家，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当中。高中那会，母亲把王雨霏带到了镇上光线昏暗的按摩店。按摩店面积很小，从屋顶挂起帘子，象征性地遮住按摩床，王雨霏感觉师傅的手不老实，令她难受，走出按摩店，她鼓起勇气告诉母亲此事，但母亲却没安慰她，下意识地惊呼：“诶呀，这种事情你说什么呀？”现在，王雨霏对肢体接触感到恐惧，也对性行为避而远之。2020年春天，已经上大学的王雨霏去云南大理爬山，在山路边看到狗在交配，都会令她感到一阵恶心。林雪决定抛弃性了，徐卓提供了比性更令她看中的东西——尊重和平等。她发现，在眼前这个无性恋男人的眼里，她找到了自己除了外貌和身材之外，其他值得被爱的地方。林雪对外貌的自卑形成于中学，十几岁的她暗恋班上最帅气的男生，却被起哄为“班草的如花老婆”，班草喜欢更漂亮的女生，她成为了俊男美女爱情的旁观者。2021年，她曾与一位男性网友相谈甚欢，从早聊到晚。对方恭维林雪是世界上最懂他的人，像是依据自己的喜好“捏”出来的。但在万圣节前夕，和网友“奔现”后，林雪的发色、妆容、穿着到身高都被批判一番，她至今记忆犹新男网友批判她的具体之处：头发染了蓝色，不如黑色贤淑；穿着吊带短裤，看起来不像是“好姑娘”。男网友点评得头头是道，但反观这位评论家自身，却外表简陋，不修边幅，

"成年后仍受控于父母，是许多家庭悲剧的源头之一。4月，四川一位女性在父母要求下连续考公5年没有上岸，接连承受失败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成年之后，子女与父母本应作为各自独立的个体生活，而在一些家庭，父母对儿女的掌控延续到孩子成人之后。当子女们试图摘下绳索时，免不得牵扯血肉，承受苦楚。被束缚的身体18岁我离开家上大学。头两年，我妈可以在她的手机上实时查看我的手机定位，借此掌控我的行踪。我不知道她一天会看多少遍我的定位。只要我出校门和朋友吃饭，我就会接到她的电话，问和我一起吃饭的朋友的性别、年龄、学校和工作。要是我没接第一个电话，她就会在第二通电话里说：带手机干嘛用的，不想要就扔了吧。后来，在我的强烈反对下，母亲取消了定位我手机的功能。但她对我紧逼的关注一直在持续，常常接连打电话给我。打电话本没有什么，母亲对我的控制欲主要表现在电话不接通时的过分焦灼。一个周末，我早上睡了两个小时懒觉，错过母亲打来的电话。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母亲已经买了高铁票来找我。她跟我说：这班不上了，回家吧。还有一次我手机没电的十几分钟里，她打电话给我没接通，就转而打给了和我同在外地生活的闺蜜，责骂她没有负起联系上我的责任。

"强迫性洗手、一天换十几次口罩、非必要不出门，生活复苏的当下仍有一些人在硬核防疫。他们自称“防疫钉子户”，毫不松懈地进行自我防护，避世，甚至不惜戒断社交。最近不时有“二阳”的消息传出，硬核防疫的人们又将面对新一轮的考验。钉子户联盟沈畅平均每天能用掉十几个口罩。从家门口到地下停车场，他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口罩放进垃圾袋密封好。戴过即扔，是他佩戴口罩的基本原则。进入商场，逛完后出门，口罩要换上新的。外卖到了，戴好口罩开门，门一关，口罩又被扔进了垃圾桶。戴口罩时沈畅有一个习惯，要用S型的小卡将两边挂耳处的绳子勒紧，为了加强口罩的密封性，却不可避免地把他的脸勒紧勒疼，鼻梁处总是红彤彤的。为了置换免于感染的安全感，他每天都要忍受戴紧口罩带来的疼痛和憋闷感。各种品牌、款式的口罩沈畅都买过。柳叶型的，杯型的，头戴式口罩，支架口罩，还买过一种鼻梁处有海绵条的。买多了，他对口罩的要求很高，要透气，面料也要亲肤柔软，贴合鼻子。其中一款绿色医用防护口罩，15元一个，这是他专门为出入医院而准备。现在他常用的两款，也是从试过十几款口罩里选出来的。为了方便取用，他在家门玄关处放置了专门的收纳盒，储存口罩。沈畅37岁，在北京一家公司当程序员。在办公室时，他几乎不摘口罩，不到忍不了，不在办公室吃饭、喝水。他四周的空气永远流动着，工位里摆放的一台空气净化器和左右放置的两台迷你桌面净化器，让他周围总是鼓动着风。图

"在北京顺义，有一个名为“鹊桥大队”的红娘组织，红娘是5位退休老人。过去5年，她们成功配对的男女中，大部分是郊区北京人和外地人的组合。在这样的婚配里，北京户口作为一种条件流通，和其他条件进行利益交换。男女们寻寻觅觅，在寻找伴侣的同时，也希望借助婚姻为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加码。京郊相亲江湖和人交谈的时候，王春文容易不经意地上下扫视对方。她的眼睛小而亮，埋在褶皱的眼皮下，说话时候黑色的眼珠频繁转动，透着一股精明的味道。她总是好奇对方镜片后眼睛的形状，会突然让对方摘掉眼镜，直言想看看眼睛漂亮与否。王春文正式当媒人已经第5年。2018年春天起，住在北京市顺义区64岁的王春文开始和同小区的四位老人一起，组成“鹊桥大队”，给有结婚需求的男女介绍对象。她们主要在线上牵线，了解男男女女们的条件和要求后，把这位的微信推给那位，促成他们线下见面相亲。5年来，光是王春文老人，微信好友列表积攒了2000多个年轻人。作为红娘，王春文有一套端详人的道理。看一个人的家境，要关注牙齿是否整齐、头发是否光亮、双手是否细嫩；判断一个人的卫生习惯，要看指甲是否干净、鞋边是否有灰、衣领是否发黑。王春文不怕冒犯。职业、收入、家庭情况，初次见面的多数人都将其视为隐私，谁若主动询问，就当为自己的冒失而羞愧。但王春文不在意，她总是语气平淡地打探一番。5年过去，“鹊桥大队”成功促成35桩婚姻，其中32对是“本地人+外地人”的组合。在这样的婚姻组合里，本地人的户口和外地人的自身条件，都是落在实处的交换条件。和自由恋爱不同的是，相亲以婚姻为目的，许多人为之赋予了利益交换的意义。因此，许多夫妻都要步步为营，有人成功将利益最大化，也有人一无所获。图

"4月底，天涯论坛官网无法打开。“天涯倒闭”的传言引发网友集体怀念。天涯论坛在互联网走向中国大众的初期，聚集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活跃知识分子，他们灌水、创作、论战，使得天涯成为互联网文化的源头之一。本文作者彭远文先生是一位70后，他在高中毕业后南下广东打工，常年混迹于天涯，与网友相识、学习、辩论，并成为线下的至交。后来，他逐步走出工厂进入央视，成为资深媒体人。彭远文说，天涯论坛就是他的“大学”。他的个人故事也是互联网金色时代的一部分。以下是他的讲述：路指天涯我记性很差，过去对我而言很多时候就是一团混沌。我不记得哪一年注册的天涯，倘在以前，可以登陆查看，现在天涯也打不开了。很多人怀念它，我也是。对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来说，天涯就是“我的大学”。上天涯大概是2001年，那时我20出头，在广东东莞虎门的一家文具厂打工。再早之前，我在四川乐山的一家三线厂（注：上世纪军工企业在中西部三线地区建的工厂）上班。我是在1994年高中毕业之后，托关系进了厂——这对于农民出身的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但年少轻狂，总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两天看《漫长的季节》，我就是剧中的王阳。在经历了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闹剧之后，父母终于明白这个孩子管不住了，放我去了广东。1997年，我进了东莞虎门南栅工业区的利高文具厂开铣床，一呆就是四年。那正是《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时代，我以前常说，启蒙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份报纸和两个人：《南方周末》、胡适和王小波。印象最深的，是当我读到《南方周末》上朱学勤那篇《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我才知道原来解释这个世界还有别的思想体系。在南栅的一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我借到了罗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我曾在天涯的一篇帖子这样写到：“我在走廊看到晚上十二点（宿舍开灯会影响工友睡觉），告诉自己该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那时候一天要上十一个小时），可是躺在床上，怎么都无法入眠，于是走出门，继续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下去。”但在工厂里，很难找到能够交流的人。利高厂工程部很多国企下岗出来的工人，我跟他们有相似经历，但看法不同，经常吵架。他们说“xxx养大了你，你这叫忘恩负义“，我说“明明你的父母养大了你，你这叫认贼作父”，愤激之下，甚至摔门而去（完事了并不影响我们一起在厕所抽烟聊天）。图

"女性被熟人强奸的风险是被陌生人强奸风险的4倍。这是出自书籍《危险的熟人》里的数据。这本首次出版于30年前的书籍，正在中国读者中重新流行，得到共鸣。熟人强奸是强奸案件里一种隐秘的存在。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正常的人际交往，熟人强奸案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难以厘清侵犯边界的难题。甚至，还没走到对簿公堂的那一步。一些受害者女性没有意识到或者否认自己曾受到性侵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的女性，往往也不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她们独自承受创伤，有人甚至开始反省是否因为自己的某些处事失当，导致对方误会了自己。危险的熟人洛丽一开始没搞清楚状况，起初说好的四人约会，只有她和埃里克到了。埃里克25岁，洛丽19岁，他们在洛丽打暑假工的餐厅相识，但没有深入了解过彼此。这本来是另一对青年男女艾米和保罗的约会，洛丽和埃里克只是双方邀请的陪同者。随着烧烤聚会的进行，艾米和保罗一直没现身，倒是来了不少埃里克的朋友。整晚埃里克不停地调酒，对洛丽说：“来，喝一杯吧，喝喝这个。”洛丽不想喝这么多酒，埃里克则一杯接一杯把酒喝个精光。洛丽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不好当场表现得大惊小怪。等朋友们陆续离开，埃里克坐在沙发上开始亲吻洛丽，这时她没有拒绝，对亲吻的体验感觉还行。接着埃里克从背后把她抱起来，用手遮住她的眼睛在房子里穿行，洛丽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埃里克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继续亲吻，然后开始脱她的衣服，洛丽突然警醒起来，说：“等一下，停下，你得知道我并不想这么做。”埃里克说：“那刚才在沙发上算怎么回事？”洛丽回答他：“那只是一个亲吻，到此为止。”这是《危险的熟人》中讲述的一个故事，该书作者罗宾·沃肖指出，女性对于性行为往往有着清晰的边界感，而男性却只想达到最终的目的。洛丽明确拒绝性行为之后，埃里克却不打算停下自己的动作。洛丽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时埃里克把她扔到床上，开始脱她衣服。她不停反抗，拼命推埃里克，而埃里克似乎还乐在其中。埃里克带着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的，很多女人都喜欢这么干。”然后又说：“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或许你也该成熟点儿了。”最终洛丽耗尽了力气，埃里克趁机强行得逞。图

"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酝酿已久。淄博烧烤是这个假期最火爆的旅游项目。不过，新兴的“烧烤热”，意外地把2022年6月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又翻回到公众视野里。烧烤也是唐山流行的美食，但因为去年夏天发生的那起恶性伤人事件，唐山不得不在烧烤热中，躲避讨论。作者安雨的家乡在唐山。5月1日，她前往唐山事件发生地，机场路烧烤一条街。将近一年过去，机场路的烟火气依旧，街上由于有多家口碑老店存在，生意依然火爆。只不过在人们言谈和街面事物细微之处，仍留下了那起恶劣事件的痕迹，它们和烟火气融为一体，难以磨灭。以下是她的讲述：去年6月发生烧烤店恶性伤人事件后，我的家乡除了“唐山大地震”之外，有了新的标签。以往认识新朋友、新同事得知我来自唐山，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起唐山大地震，有人同我说：“我看电影《唐山大地震》看哭过。”由于那场地震灾害已经过去40多年，大多数人不会用语言表露出来，更多时候只是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不过现在，认识的新朋友知道我是唐山人后，一定会问我这个问题：“你们那里的治安到底好不好？”我自出生起在唐山生活了20多年，没有与黑社会、暴力事件交手的经历。去年烧烤店伤人事件发生后，我也感到愤怒与不安。这里是一座资源型工业城市，从小我生活的周遭，许多地方的命名方式都带着资源型工业城市的气质。我家附近有条叫做“煤河”的河，名字的来源就是运煤的河道。矿产与工业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一处原来叫做“采煤沉降区”的塌陷地带，后来改建成了公园，最近还在那里举办了时兴的音乐节。我很好奇，伤人事件发生一年后，机场路烧烤一条街变成了什么样子。5月1日晚上7点20分，我乘车抵达位于路北区机场路的烧烤一条街。现实中，这是一段西北——东南走向的窄路，不足三百米的距离聚集了数十家烧烤店。很多店家营业了十几年，是老店，也积攒了很多回头客。图

"今天（4月30日）是国际不打小孩日。听话并不总能换来想要的好处。有时过于听话，自我的防线就会节节败退，最后，在学业、事业、亲密关系乃至真实的自我方面，失去的或许比得到的更多。乖小孩的遗憾我父母都是中学老师，父亲是校长，母亲是英语老师。我从小就是乖小孩，不吹牛不打架，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不做任何可能招致批评的“坏事”。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期末考了双百，妈妈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想了半天，挤出答案：“两块新的红领巾。”这件事被学校编成先进事迹，让同学们学习，我也被评为乡里十佳少先队员，饱受赞扬。实际上，我根本不想要红领巾，只是潜意识觉得这么做能让老师和父母满意。后来我从乡下转到城里初中，那时候VCD流行，我迷上了李小龙，每周末都要去租香港动作影星的影碟，我还偷偷买了山寨武功秘籍到天台练习，暗暗发誓要做一个很厉害很酷的人。那段时间我变成了双面人。在学校里我还是规规矩矩上课学习，在没人注目的时候，我只想当“坏小孩”。好端端地走在路上，我会突然去踢路边的树，被碰见的人骂了，我也会飙脏话回击。我在两种身份里游移，很累也会迷失，常常拷问自己到底什么才是对的。高中，反叛占了自我的上风。放学回家，我常遇到同一个女孩，不懂爱情的我光凭自己的想象和突破自我的冲动，决定向她表白。某天下晚自习，我拦住了她的自行车，她惊慌失措，可能以为我是打劫的。我结结巴巴地说完了表白的话，说了什么早已记不清，但其中一句是：“你应该佩服我的勇气！”因为这句话，我羞愧地一夜无眠。这个女孩是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学妹，我又写了一封情书，阐述自己放学路上遇到她的心动和决定表白的心路历程，她也回信了，大意是感谢我的欣赏并愿意彼此了解。收到回信，我反而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发展。快高三了，学业繁重，我无心去研究恋爱的事，以为这件事会慢慢过去。结果有一天，那个女孩来教室门口找我，我始料未及。那天下着雨，我和她骑着自行车到屋檐下躲雨，我们两两相望，只能沉默。我尴尬至极，居然又戴上了“好学生”的面具，对她说：“你别想太多，现在应该以学习为重。”于是，我这段所谓的爱情，就这么莫名其妙又无耻地结束了。

"三年来，口罩是全国人出门必备的通行证，也是习以为常的穿戴。2023年4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发布《关于印发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年4月版）的通知》：乘坐飞机、火车、长途车、轮船、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超市、影剧院、客运场站等环境密闭、人员密集场所时，建议佩戴口罩。露天广场、公园等场所可不佩戴口罩。口罩要求从绝大生活中取消，防控标记逐渐褪去。但在长久的规律下，惯性难以一时消除。尚未刹住的惯性口罩要求已经取消，高端百货商场SKP的化妆品柜员王凝，仍要全程佩戴口罩上班。正逢商场店庆期间，来消费的顾客络绎不绝。长达十几个小时，她必须戴着口罩跟顾客高频交流，时常感到氧气不足。她一直在等商场正式宣布员工不必再佩戴口罩的通知。按照品牌方规定，王凝每天早上还要花二十分钟化一套精致的全妆。然后戴着口罩上岗。保险销售员徐玲出门前依旧会随手揣一个口罩。往日的规训像印记一样刻在心里，一时很难适应它真的不存在了。到现在，她还会害怕进入哪个写字楼时，因为没有口罩被保安拦住。徐玲是否需要戴口罩取决于她的客户。有一次，她去大兴的荟聚中心跟客户吃饭，饭后两人坐着聊天时，正赶上中午用餐高峰来临，一大波人涌进餐厅，客户下意识戴上了口罩。出于某种礼貌，她也跟着从兜里掏出口罩戴上。2023年4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发布《关于印发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年4月版）的通知》：乘坐飞机、火车、长途车、轮船、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超市、影剧院、客运场站等环境密闭、人员密集场所时，建议佩戴口罩。露天广场、公园等场所可不佩戴口罩。对于新规的理解，人们往往不尽相同。一名央视工作人员表示，同事们仍在按照之前的规定戴着口罩进入大楼，原因是“上面没说可以不戴”。口罩曾是外卖骑手上线接单的硬性要求，如果不戴口罩，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则无法通过。新规之后，大部分骑手依然选择戴口罩送餐。何婷婷就是其中之一，她说，主要还是怕感染，一旦发烧会影响赚钱。另外，骑车时口罩也能起到挡风的作用。去年十二月份，北京处于新冠过峰阶段，大量骑手因为感染而无法出门接单，餐品几个小时没人送成了普遍状况，一度导致运力瘫痪。2023年4月18日，多家媒体报道，北京地铁已经取消对乘客佩戴口罩的强制要求，广播提示语从“请您全程佩戴好口罩”，改为“建议您全程佩戴好口罩”。那一天，一位博主信誓旦旦来到地铁亦庄线小红门站，特意拍下自己乘坐地铁的过程。他对着镜头说：“三年来，这是第一次不戴口罩坦坦荡荡往里走，我看有没有人要拦我。”顺利上车后，这位博主发现，里面90%的人都戴着口罩。实际上，北京地铁对口罩的管理在这之前就开始松动。四月初的一天，万书豪进站前发觉兜里没有口罩，他灵机一动，掏出一张面巾纸，展开别在眼镜托上，遮挡住了面部。竟然顺利通过了闸机，安检员并没有拦他。当时，地铁里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只有他的脸上是一张会随着呼吸上下飘浮的纸巾。坐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实在有点滑稽，索性摘了下来。闷热的春末一天，北京东三环住邦2000写字楼下停车厂门前，一名保安始终把口罩挂在下巴上；两个食客坐在附近的美食广场里抽饭后烟，口罩同样挂在下巴上。北京电影资料馆里，直到影院熄灯后，陈丹才敢偷偷把口罩摘掉。她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每当资料馆放票的日子，她都定闹钟抢票，有时一天能连看三场。她说，以前管得严的时候，即使电影开场，也有工作人员进来巡视，提醒座位上的观众戴好口罩。随着电影结束，灯光再次亮起，所有观众从黑暗中浮现，她紧忙把口罩重新戴上。她害怕自己的面容突然暴露在光亮下。口罩依赖症在杜鹃家里，口罩就放在门前的鞋柜上，出门前随手戴上口罩成了她的肢体记忆。这位28岁在北京工作的白领，曾拥有各种卡通联名款口罩，根据穿搭风格更换不同样式。她购买过最昂贵的一款口罩，一支要六十多块钱，具备防晒功能。如今，佩戴口罩给她带来更多的是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前几天下班，她因为专注于跟同事聊天，没戴口罩就进了地铁。当她偶然从手机黑屏中看到自己裸露的脸时，心里顿时升起一阵巨大的尴尬，“那感觉就跟没穿衣服一样”。出站后，她像往常一样给沈阳老家的母亲打电话，提到刚才坐地铁没戴口罩，母亲惊讶地说道：“你疯了吗？为啥兜里不多揣几个。”有时，杜鹃在世贸天阶附近的公司楼下抽烟，遇到有人过来问路，她第一反应就是先把口罩戴上。她无法接受两张没有遮挡的脸面对面交流，这让她感到恐惧。刘雨萱曾在公交车上因为口罩和人大吵一架。早上九点多，她从朝阳站乘坐431路公交去往东风北桥。落座后，协管员让她戴上口罩，她不解地问，地铁已经不要求了，为什么公交还让戴？两人争论时，一个中年女乘客说道：“你快闭嘴吧，少喷点。”刘雨萱形容，那语气就像指责她不戴口罩说话，仿佛是在散播病毒。吵架以司机停车劝解而告终。当车内重新恢复平静，刘雨萱才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就像是参加网络骂战，其他人都是匿名，只有没戴口罩的刘雨萱是实名。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拿出手机开始处理工作消息。三里屯太古里商场，库管员赵刚同样不适应摘掉口罩。他所在的潮牌服装店共有十名店员，虽然商场没有明确通知，但大家都慢慢摘掉了口罩。仓库平时少有人走动，觉得憋闷时，赵刚最多把口罩拉到下巴上，有店员进来拿货，他本能地再把口罩戴好。甲流盛行时期，很多店员都出现了咳嗽和流鼻涕的症状，大家依旧坐在一个小方桌上吃午饭。过了几天，赵刚开始发烧，他撑到下班，回到家一量，39度多，“走路都发飘”。他承认，自己坚持戴口罩并不是为了阻挡病毒，单纯是因为不戴不习惯。即便地铁已经取消对乘客佩戴口罩的要求，对赵刚来说，不戴口罩出现在人流密集的空间，是一件需要承担极大心理压力的事。如果没有口罩，他宁愿放弃乘坐地铁。赵刚的儿子今年三岁半，由河北老家的父母带着。他记得两年前刚给孩子戴上口罩的样子，因为不适应，这个一岁多的小生命只要一戴口罩，就会张大嘴巴，转为用嘴喘气，“从外面看一鼓一鼓的”。过了几个月，小娃才学会如何在佩戴口罩的情况下正确呼吸。三年防控占据了赵刚儿子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出门前，孩子会跟奶奶主动要口罩戴。这个三岁多的孩子还养成了监督意识，如果大人没戴口罩，坐在婴儿车里的小人会向奶奶举报：“你看爸爸把口罩拿下来了。”有次，赵刚抱着儿子逛超市，因为天热，他趁着人少把口罩挂在了下巴上，儿子看见后，一把给他撸了上去。这都源于奶奶的教育：“外面有病毒，不戴口罩不让出门。”成年人杜鹃觉得，彻底摘掉口罩，需要一个脱敏的过程。模糊的界限取消口罩要求之前，1999年出生的万书豪曾多次试图和公交管理员辩论。晚高峰时段，他故意不戴口罩挤上从定福庄开往慈云寺的快2公交。被协管员发现后，他理直气壮地喊道：“我没有口罩戴什么戴。”上车之前，他甚至设想过，如果发生冲突，自己就能上热搜了。结果，对方只是用疑惑的眼神瞪着他，再没吭声。早在今年三月份，胡昭行就开始不戴口罩乘坐地铁。每当工作人员给他提供口罩，并要求他戴上，他都会把口罩揣进兜里，谎称一会儿就戴。久而久之，胡昭行产生了搜集的爱好，那段时间，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不同地铁线路赠送的口罩，1号线，6号线，7号线，14号线……他本来想用马克笔在口罩上标记出线路和站名，以后办个展。只可惜，没等搜集多少，地铁站再也不给口罩了，而是直接放行。戴与不戴之间，似乎存在一条模糊的界限。为了不戴口罩，打工人陈斌选择打车出行，他说，很少有网约车司机要求乘客必须佩戴口罩。作为代价，陈斌每月要在通勤上多支出2000元左右，占工资的五分之一。有一次，北漂胡招行打完水准备上楼，进电梯后，一个大爷看他没戴口罩，顺势把门一档，非要让他出去。俩人耗了半天，大爷操着京腔逢人便说：“你们看着小伙子不戴口罩，在电梯里放毒嘿。”等保安赶来时，胡招行已经坐在电梯里打了两局王者。他告诉保安，你们可以劝导，“但我也有不戴的权利”。万书豪一度觉得，口罩大概率是要一直戴下去的，因此，他还买了一家生产口罩的医疗公司的股票。另一边，他又希望能早点解除对口罩的强制要求。他把这一操作称为“风险对冲”。口罩也有存在的必要。身为北京一家二甲医院的内科医生，59岁的王秀丽目睹过很多老年人感染新冠后，引起心肌炎、肺部纤维化、低氧血症等并发症，无法恢复。“我理解年轻人不戴口罩，但老年人抵抗力低，他们是弱势群体。”现在，作为传染病的“风暴中心”，医院依旧每周给医护人员测核酸。即使不在医院，王秀丽仍保持戴口罩的习惯，她说，如果第二轮感染潮后果不严重，或者压根就没来，她才能完全放心地摘下口罩。王秀丽的父亲今年84岁，患有脑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综合征，长期卧床，由二女儿一家和一名全职保姆照顾。去年春节那天，王秀丽怕感染老人，她就站在门口，看着失能失智、躺在客厅的父亲，她想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没敢进屋。＊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春天是残忍的季节。在张家界和什邡发生的新闻，震动社会，同时也令人开始思索春天的意味。激素波动，牵引躯体和精神的病状，万物复苏的春天也隐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在春天复发三月的一天，池月在家吃卷饼。她夹起一块带鱼往饼里卷，带鱼在筷子上晃动。发觉自己的手在不受控地抖，她心想，是这个讨厌的季节又来了。池月今年23岁，手抖的毛病已有多年。她在高三的时候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这是精神障碍的一种，患者会被“躁狂”与“抑郁”两种极端的情绪来回冲刷，同时伴有躯体反应。一进入春天，身体就愈发不受控。池月频繁地心悸、手抖、做噩梦、胃疼、前胸后背都疼。这股疼痛来得没有原因，也赶不走，她只能忍耐，等着它过去。忍着疼的时候，她会想到去死。她想，只要死了就能彻底解脱，但转念又想，父母和家里的五只猫怎么办？两股力量在脑海中拉扯，最后生念占据了上风，把她拉了回来。她说，在这个春天，生死的拉锯几乎每天都在她脑海中发生。胡晓诺其实很喜欢春天。2021年，她高中毕业，本要出国留学的她因疫情滞留国内。白天，她去冰淇淋店打工，走在路上，她喜欢观察两边的树木。早春枝桠有一点发黄，几天后冒出一点点嫩绿色，远远看起来树冠毛茸茸的。慢慢地，树叶生长，变成更青翠的绿。她很喜欢。只是，看着这盎然的绿意时，她的思绪总会飘散，尤其当想到自己，一种窒息感就会袭来。无望的生活与眼前的春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攫取走她的快乐。她后悔出门，只想缩回家里。2021年春天的时候，胡晓诺整整一个月都没出门。原本她特别喜欢去参加唱歌社团，可到了春天，一想到出门排练要洗澡化妆、假装出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就连下床都变得无比困难。图

"18年来，周彤的母亲一直在为女儿的清白四处奔走申诉。2005年8月，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13岁的周彤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强奸的幕后策划者，是他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很快，周志章、王娟和荆勤守都被判刑。荆勤守被判嫖宿幼女罪，这意味着从法律层面上，周彤的遭遇被认定的不是被强奸，而是“自愿进行卖淫”。她的母亲希望通过继续申诉，改变这一局面。曾被至亲出卖，给周彤的生活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创伤。她会独自在家，冲着空气喊叫，以宣泄掉内心的冤屈。她的母亲张霞也备受打击，愧疚令她不停奔走。不论对女儿还是母亲，这都是一场漫长的心理重建。如今周彤32岁了，她穿过婚纱，也当了母亲，开始尝试与世界和解，母女因此事被摧毁的人生废墟上，现出了些许生机。4月19日，在30平的公租房里，在母亲的陪伴下，周彤开口讲述她的伤痛与求生。不断被打破的平静18年来，妈妈为帮我申诉，常年奔波于北京和长春之间。有很多次，我想对她说：要不算了，都这么多年了，告不赢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心里有巨大的不甘。每次母亲尝试申诉，需要我出面的地方，虽不情愿，我还是会参与。每次希望升起来，最后又都以失望告终。日复一日，均是如此。2005年8月，我14岁，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我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事后我了解到，这场强奸的幕后策划者，是我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之后，周志章和王娟又两次把我卖到洗浴中心，让我经历了一生难忘的黑暗生活。事发一年后，妈妈配合警方，抓获了王娟、周志章和荆勤守三人。又过一年，2007年7月11日，妈妈拿到两份判决书：王娟和周志章因介绍、容留卖淫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荆勤守因嫖宿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嫖宿幼女罪的构成要件，是具备有效同意，这意味着我经历的那场噩梦，不是强奸，而是“自愿进行卖淫”。这个判决在之后的18年，让我和我的家庭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我孩子怎么会卖淫呢？”不久前，家里来了记者，妈妈试图用自己的逻辑，说服对方相信我的清白。她会给对方提起我爱干净的性格，提醒对方我说话的方式，文绉绉的，“我们彤儿，之前学习可好了。”还有强调我们家曾经的富裕——我在小学时，世纪之初，就拥有了一部手机。她只要接到话茬，就会滔滔不绝地描述。我有时候听得尴尬，只想逃走。我曾对妈妈带律师或记者来见我这件事，感到无比恐惧。想到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暴露，进而影响到现在的生活，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就会从胃里翻涌出来。更加难过的是问答环节，不论是问起我的过往，还是当下的生活，我都止不住大哭。我的生活是经不起细想的。2005年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从来不会主动回忆，那些记忆只会在噩梦到来时，把我吓醒。每当我述说它们，那个逼真的场景，就会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有时我会害怕得必须用口罩遮住眼睛，不断揉乱头发，才能保持当下的现实感——那件事已经非常遥远了。几次问答，妈妈都在不远处陪着我。她不敢打扰我跟律师记者们的对话，就给自己找些活干，收拾旧衣服，扫地抹桌，或是整理冰箱里的饭菜。听见我失声大哭，她会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小跑过来，抱着我的头，一边摸我的头发，一边说：“大宝贝儿，咱不哭，人家是来帮咱的。”这些会面，我会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对方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就跟妈妈说，我想回家。如果他们放我走，我再接着问妈妈，是不是下次再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直到妈妈回复，“嗯呐，再也不会了。”我才安心离开。只是没过多久，又会有人找上门来。起初我不解，我的日子正在逐步回到正轨，妈妈为什么要不断打破我的平静。2013年，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长相平平，大我9岁，手上有遗传病留下的大块瘢痕，没有正式职业，偶尔去饭店帮忙送货。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里，我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他静静地坐在旁边陪着我沉默。2小时，我们两人没有任何交流，到了下午，他向我道别回家。不久，这个男人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是个能让我感到安心的男人，他从不问我的过去。婚礼是妈妈筹办的，在当地的小酒楼里，总共请了十一桌人。继父家的亲戚请了四桌，妈妈家这边请了七桌。我穿上妈妈挑的白色婚纱，站在台子上，跟男人完成了仪式。婚后一年，在产房，我生下儿子毛毛。如今毛毛已经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吃饭时他会主动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事。有一次他放学回来，突然扑过来，抱着我说：“妈妈，我爱你。”儿子软乎乎的小脸蹭着我的脖子，我心里顿时炸出了“欣喜”的感觉，那是我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正向情绪。婚姻和孩子给我带来了很大改变。我丈夫老实又顾家，每天出门赚钱，按时回家做饭和接送孩子。闲下来时他就呆在家里看看电视，我就在不远处的卧室躺着，听到电视传来微弱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在陪着我。现在我的生活里只能容纳3个人：妈妈、丈夫和孩子，其他人我都拒不来往。但即使是最亲的人，我也难以亲近他们。毛毛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就跟他分床睡了。我和我丈夫说，“你把毛毛接去跟你睡吧，我只能一个人睡”。丈夫没有多问，把毛毛接去跟他睡在另一间卧室，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跟孩子躺在一起过。我害怕跟人躺在一张床上的感觉，即便那个人是我丈夫和儿子。我也想承担起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我努力去接送孩子，但是成功的次数极其有限。我无法跟陌生人接触，送孩子去学校时，校门口很拥挤，来来往往都是接送孩子的家长们。每次这些陌生人碰到我，或者只是跟我擦肩而过，我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紧绷，肩膀紧缩，有时候我要闭着眼睛，平复很久才能缓过劲来。出门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非要出门，我会提前计划好。有时我会提前两天做好心理准备，临到要走，我就看着那道通往外界的门，心想：我可不可以不出去呢？十次中有九次，我告诉自己，没必要。最后，我又索性躺回床上。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在床上。多数时候我闭着眼睛，如果有点力气，我就睁眼看看天花板。心情特别不错的时候，我也会刷手机，看看新闻，或是看一些玄幻小说，比如《盗墓笔记》，但这种情况很罕见。大部分时间，我就是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一躺躺一天。我躺下的这些年，跟我来往过的人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我再也没有交过新的朋友，跟小学同学我也只是在微信上聊天，从不见面。每当他们试图约我出去，我就说：“不去，在睡觉”。久而久之，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喜欢睡觉、很少出去的人。对他们来说，睡觉是我的爱好。跟家里的亲戚，我也不来往。我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舅舅，前几天，我去我妈妈家，她想叫舅舅开车把我送回家，我立即拒绝了，夺门而出。我妈知道我的脾气，没多劝我，只是在门口对我喊：“我把打车钱转你，注意安全。”我头也没回地走了，我无法想象和舅舅在单独在车上的场景，他一定会对我说话。太可怕了。我只想打一个陌生人开的车，立即回家躺着。有了丈夫和孩子之后，我开始对平静的生活有了一种眷恋，不想再去打破。可妈妈却不断用申诉这件事，把我带回到当初的场景。不久前我才意识到，故事还有另一面。妈妈觉得对我愧疚，她想为我做些什么。申诉是她在照顾我情绪，维持我的生活之外，能帮到我的另一件事。她在用这件事赎罪。我和妈妈都是受害者2005年9月，东北的气温开始下降。妈妈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回来后，我一直用被子裹着自己，沉默地把自己封锁在床上。大概过了十几天，我积攒了足够的安全感，再加上妈妈一直抱着我，哄我。我告诉了妈妈我所经历的一切。妈妈听完没有说话。那天晚上，她想从我们住的骑楼上跳下去。继父把妈妈拽了回来，他安抚悲痛欲绝的妈妈，说：“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彤儿没了你可怎么办？你可是她妈妈啊！”十几年后，当继父身患肺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弥留之际，他抓着妈妈的手，说了同样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糟糕。我常觉得她疏于对我的关爱，也不能体察我的心情。在跟她的一次次争吵中，我慢慢拼凑出她的生活，才开始逐渐理解她。有一次，妈妈从朋友那里，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宾馆前台，月薪3000元。我很愤怒，差点想打她。那天，她话音刚落，我就大吼：“你嫌我不够丢人，你让别人看我舒服啊！”我控制不住怒火，直呼妈妈大名：“张霞！”我当时想的是，她怎么能够为了3000元，让我每天对陌生人迎来送往，难道她看不见我对陌生人有多么排斥吗？我经常在家毫无理由地尖叫、大喊。像有一股无名怒火要撑破我胸口。又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妈妈大吼，她对我说：“大宝贝儿，你妈有脑梗，你再吼，你妈死了，你该怎么办？”我才知道她有脑梗。后来我知道，不仅是脑梗，她还身患多种慢性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神经病变。还有一次，我觉得日子到了头，向她要钱，她不给，我们吵了起来。吵到激动处，她把在北京申诉时的住所拍给我看。屏幕里，黢黑一片。那是一个昏暗的五人间，40元一个床位，没有家具。妈妈举着手机，拍着这个残破的房间。妈妈从2007年开始为我申诉，这之后她的生活水平一路滑落。她卖掉了房子，租住在每月房租四百元的公租房里。去北京申诉，几乎很少吃饭，有时候一个馒头就撑一整天，问起，她就说，有糖尿病吃不下去。她缩减开销，衣服也只穿我剩下的。妈妈总是自责。不止一次对我和他人说起，她总觉得整件事是她引起的：如果当初离婚时她没有答应把我判给父亲，18年前她就有理由拒绝让我去亲生父亲家，我就不会被强奸；如果第一次她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出来时，就坚持让我跟她回家，我就不会第二次被卖去洗浴中心。“妈再也不撒手了。”她经常说起这句话。最近这次妈妈回来，我明显发现她变老了。脸上多了不少褶子，走路也不稳，只能摇摇晃晃地挪动。我总看见她在吃药，说不清有多少种。被我发现，她就自嘲，“妈现在是个药坛子了。”我很想跟她说句对不起。如果没有我，她的生活不会是这样的，她本是个爱笑、幸福的女人。我以前觉得，2005年那场伤害中的受害人只有我，这些年逐渐明白，还有一个人，受着跟我近乎同等的伤害。我的妈妈，张霞。遭遇不幸后，我身心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妈妈都看在眼里。刚结婚那会，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突然怒火中烧，大喊了出来，丈夫听到后，问我妈妈：“你女儿是不是有病？”我妈跟他说：“没有，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妈妈和我默契地向我的丈夫保守着秘密。反抗、沉默与爱世纪之交的长春，经历了下岗潮的工人，挣扎在生存线边缘。一些女性下岗工人无奈之下被迫从事色情行当，这在当时并不少见。在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至少就有80多家歌舞厅和按摩店，其中多数店面，都提供性服务。有不少小姐会直接告诉自己的家人，正在从事性服务。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性服务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家庭条件不错，继父在石油公司上班，妈妈卖水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学期间我寄住在老师家，老师照顾我吃饭起居，辅导我写作业。我的成绩也不错，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五。我们一家本本分分，本应该跟性产业沾不上边的。厄运不知道为什么找上了我。在小升初那个漫长的暑假，有一天，生父周志章给我打电话，他说：“听说你初中就要去住校了，爸爸以后很少再见到你，你去我那里陪我呆几天吧，爸爸想你。”挂了电话，我给我妈打过去，问能不能去，我妈同意了，只叫我路上小心。我不叫他爸爸，我叫他周志章，每次叫这个名字，我都牙根痒痒。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跟我生父周志章协议离婚了。爷爷再三央求下，妈妈同意让周志章抚养我，他家那时倒腾粮食，比较富裕，妈妈以为我跟着他生活会变好。事实证明，爷爷奶奶待我很好，周志章对我却非常残暴。和周志章住在一起时，他几乎每天都打我，有时是喝醉了打我，有时没有理由，看见就打。久而久之，我形成了惯性，他一抬手，我就抱着自己，开始发抖。恐惧已经刻在我的骨头里。和妈妈一起生活后，周志章每周都要来找我，每次他说要来，我都告诉妈妈，我愿意。我怕我不同意，他又要打我。我承认，当时我对周志章不只是简单的趋利避害的恐惧，还有被血缘强加的复杂的依恋。爷爷去世后，周志章没了工作，我经常担心他过得好不好。有一次，我继父给我零花钱，我给周志章送去了，回来后妈妈骂了我一顿。我跟继父和妈妈在吃饭，看见眼前丰盛的菜肴，忍不住哭出来，求他们给周志章送去一点。图

"30岁裸辞面试新工作，一线城市白领阿憩看见了和25岁时完全不同的景象。年轻时稚嫩不成熟，职场展现出大度和宽容，到30岁经过历练经验成熟，职场却因生育等工作之外的因素，升起一道“窄门”。越过30岁，已婚未育的阿憩发现，和她一样的女性必须担负着职场和家庭对她们完全相悖的期望，艰难前行。以下是她的自述。临近30岁，意外无限期待业“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已经到30岁了吗？”面试时，HR问我。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对方继续试探：“需要了解您的婚育情况。”“已婚未育，近两年内没有生育计划。”我习以为常地回答。2022年2月底，我从上一家公司裸辞。从那之后，在我求职的过程中这样的对话时有发生。“女”“30岁”“已婚未育”“裸辞”，带着这串标签，我待业至今已超过14个月。简单了解我的情况后，对方语带歉意地向我解释：“不好意思，公司会比较在意这个。”决定辞职前，我刚办完婚礼不久。婚后，我我发现在世俗的眼光里，我从独立的个体变成了“XX的妻子”，这个身份就如我丈夫的秘书一般。有一次，新搬来的邻居想了解我们家装的经验，选择了在业主群里添加我的微信，而不是添加我丈夫的微信来询问。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公公、婆婆，也总是下意识地通过我去了解我丈夫的行程和状况，而不是直接去和我丈夫沟通。再比如，当父母知道我在家，而丈夫要从外地出差回来，总是提醒我做好饭等待。似乎在这个家中，“沟通”“安排”“等待”这些事，就应该是我、必须是我——一名妻子来做。但在另一种语境，比如长辈或外人跟我聊到我的工作转换、家中房屋置换这类话题时，总会问到“你丈夫怎么想”“你丈夫支持吗”，这时候我又成了次要角色，我的想法不如丈夫的想法重要。当我发现所处的环境，对于“妻子”这一身份的注视和要求是这样的时，我感到窒息。生活上的身份凝视已让我十分抗拒。工作上，我所在的行业当时正在走向萧条，眼看职业发展空间不断受挤压缩小，我萌生了转换工作赛道的想法。动荡的大环境下，公司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让我十分疲惫。生活和工作双重受阻，我亟需一个人际关系简单的职场环境。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进行心理咨询，试图在与咨询师的交流中看到“我”的价值、探究“我”的形成、了解“我”和他人的关系，极度渴望找到一个答案、或者说，一个出口。决定行动的那一刻，是我在公司内部年会上睹一位女高管因为业绩没达标，踩着高跟鞋跟一群男士一起当众做深蹲。看着这一幕，我窘迫不已，不知是为台上这位我十分敬重的职场前辈，还是因为想到未来这一幕可能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不忍心看下去，我找理由逃离了年会现场，当下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正式提出离职前，我犹豫过。有一些现实的衡量，比如担心下一份工作的职级比眼下的低、工资比眼下少，比较眼下的工作能给我什么、离职的话会失去哪些。我也会担心，已婚未育的身份会否影响我找新工作，找到新工作前没有收入的这段时间，家里人看待我的眼光会不会发生变化。不断衡量的过程中，我发现内心的鼓声依然不断奏响。我想，比起那些外部的评判标准，我更应该在意自己的情绪状态，事实上，我需要立刻停下来喘口气。于是，在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项目之后，我递交了辞呈。交接期当中，来了几个新的工作机会，我没有急着推进，计划着慢慢接触和挑选，让自己有时间调整好状态、认真考虑考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规划。但生活没有顺应我的计划。那是2022年第一季度，疫情反扑，我所在的城市落地了封控措施。那之后，一个已经面试过两轮、我最有可能入职的岗位通知我暂缓招聘，紧接着，另一个和我经历匹配度较高的岗位从正职变成了外包岗。再往后，我当时正接触的其它招聘职位一一宣告关闭，猎头告诉我一些刚对外发布的招聘需求也被取消了。于是，我从“慢慢选”变成了“没得选”。猎头们能做的，只有建议我“再等等”，我预感到自己的待业时间将被无限期拉长。社交平台上，大家都在讨论疫情蔓延和经济寒冬，每次打开社交软件，我的心就沉下去一次，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感觉到不能一直陷在被动的焦虑和无力感之中

"有性学专家的研究显示，无性婚姻在人群中的占比达到五分之一。后疫情时代，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甚或生活也变得萧条，亲密关系也更容易滋生倦怠。当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不确定，对性的忽视和抑制，就像对消费和享乐的压抑一样，也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关闭了的性开关书房是赖德伦的避难所。白天，他参与鸡飞狗跳的家庭杂务，晚上就躲到书房处理工作业务，累了直接在书房睡下。有时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着了，妻子也会来书房找他，但两个人没有心力互诉衷肠，张口闭口都是孩子和工作中的问题，聊完就各自休息，更没有力气调动情绪发生亲密行为。生活令他们疲惫，“性”冲动像被打湿的火柴，燃不起火花。小儿子现在刚满月。有一天，赖德伦在家里的小白板上列出了孩子3-6个月、6-12个月、12-15个月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密密麻麻桩桩件件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年迈的父母已经承担了快四岁的大儿子日常的接送，刚满月的小儿子就得由赖德伦夫妻俩自己照看。虽然有月嫂帮忙，但夫妻俩的压力仍然很大。白天要从工作中分神照料孩子的吃喝拉撒，晚上也得定时醒过来看顾。工作和孩子两头兼顾，使得赖德伦夫妻心力交瘁。这对夫妻自己创业已有两年，但收入一直不算稳定。他们做的是情感咨询项目，主要帮助学员处理婚姻中的问题。疫情开始后，学员数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令赖德伦没有想到的是，当三年疫情结束，他没有等到预想中的学员数量反弹，就连议价也从过去的开诚布公变成了极限拉扯。不少人以“疫情期间经济压力大”、“疫情之后没挣到什么钱”为由要求降价，有人甚至提出能否作为公益帮助免去费用。有一个月，赖德伦只挣到了2000块。2022年10月，赖德伦带着一家人从燕郊搬到了北京。同样是120平的房子，房租翻了六倍不止，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2023年3月，小儿子降生后，由于是自己创业，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没人能给夫妻俩放产假，因此新生儿到来的喜悦没有维持太久，赖德伦就又被柴米油盐的压力淹没了。赖德伦的妻子从坐月子起就恢复参与工作，每天在手机上处理运营事务，回答客户的售前咨询。工作之外，这名女性还得时刻准备着给孩子提供奶水，有时候小儿子不愿意吸奶，她就得借助机器，机器吸不出来又得上手挤，这令她的情绪十分焦躁。咨询业务都压在赖德伦头上，他需要时刻注意，及时回复学员的信息，疏导学员的情绪，晚上也是语音通话一个接一个。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得分神照顾妻子的情绪和小儿子的日常。才37岁，赖德伦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他是眼睁睁看着白发扩张领地的，从两年前零星半点的斑白，到后来占据了1/3，再到如今盘踞半个头。每个月的成本摊开在赖德伦眼前，他没法不焦虑，他无法想象收入持续低位的后果，“很恐怖”。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由低到高五种生理需求，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越低层次的需求越有必要被满足。原本，性的需求归属于生理需求，但当对安全、稳定的需求关联到生存相关的基本生理需求，性好像自然而然就被放在了不那么重要的位置。面对不确定、不稳定的收入，和维持一家人生活所需的庞大成本，赖德伦不断重申自己背负的压力。有时即使有什么想法，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按捺下来，“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我只想早点处理完早点休息。”赚不到钱，一家人的吃和住都会成为问题。对赖德伦来说，性生活是有开关的。生活的压力、夫妻情感的波动，都会影响他有关性的生理需求。有时他选择关上开关，而更多时候，他是下意识地忽视这个开关。生活已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与冲动勾连的性，好似也失去了吸引力。马由的开关早已盖上一层厚尘。直到被问起，这位32岁的媒体人才惊觉，上一次与女友发生性行为竟然已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随之被意识到的另一个发现是，抽屉里单价几十元的“小雨伞”应该也早就过期了。这两年来，马由从未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也没有察觉感情生活有什么缺失。在他的印象中，女友从未对此有过不满，两人平静和谐的关系让他相信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明显不是大自然的规律，而是由生活压力助推的。这几年，马由成了一个低物欲的人，对消费、财富、成就乃至性，都已经没有太多的欲求。与女友同居三年，马由每个月的工资堪堪足够支付两人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女友的工资则由她自己支配。“排消费需求，男人是在狗下面的，我就是这种人。”马由调侃自己说，在媒体工作10年，他现在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刚入行时的水准，工作压力却比以往要大。他用“降低预期”来描述对现状和未来的悲观。马由和女友相恋四年，同居三年，目前双方家长已经在商议婚事。马由估计，如同他们二人水到渠成的感情发展，无性的状态也会自然而然地延续到婚姻生活中。马由和女友都是坚决的丁克，理由是“没有信心，也没有打算让下一代来背负生活的沉重”。虽然丁克的选择和性生活并不完全抵触，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用来预防生育，但这个选择被锚定之后，马由觉得，性行为的必要性好像就被剖除了。不堪重负的生活张晓慧的“开关”是在生完大女儿不久后关上的。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拮据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清淡。当她看向丈夫，目光里原有的炙热也被扑灭了。丈夫比张晓慧小三岁，是个厨师。2019年8月，34岁的张晓慧和丈夫一起在宁夏开了一家饭馆，主要做新疆小吃和炒菜。生意起初很火爆，一到饭点，就有源源不断的客流。那时，张晓慧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但仍坚持在店里帮忙，她挺着沉重的身躯穿梭在桌椅之间，招呼客人、点菜上菜，有时要忙到晚上八九点。虽然忙碌辛苦，但这对夫妻感情很好。张晓慧时常觉得丈夫有“皮肤饥渴症”，经常要求亲亲抱抱。每天饭馆关店后，丈夫会陪着她散步锻炼身体，两个人手牵手走回家。散步的时候两人无话不谈，展望未来的美好生活。刚生下大女儿没多久，疫情就来了，饭店生意也受了影响。起初，张晓慧和丈夫没想太多，只觉得疫情总会过去。夫妻俩一边带孩子，一边支撑饭店的生意。大女儿是个“高需求宝宝”，要在父母的怀抱里才能安稳睡着，撒不得手，一放下就哭。张晓慧只得和丈夫轮替抱娃，她抱前半夜，丈夫抱后半夜。尽管疫情令饭店生意一落千丈，但仍有忙碌的时候，夫妻二人既顾孩子，也要忙生意，收入却惨淡。在与现在的丈夫结婚之前，张晓慧曾有过一段7年的失败婚姻。离婚时前夫威逼利诱，企图挽回，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朋友们也觉得她遇人不淑。嫁给现任丈夫之后，又遇上饭店亏损，于是朋友们开始将现任丈夫与她前夫相提并论，认为张晓慧“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嫁的第一个男人就那样，第二个男人又这样（没本事）”。张晓慧将这些话听了进去，她身心疲惫，自怜自艾，也将不满投射到丈夫身上。张晓慧将这些不满形容成“在内心种下了恶的种子”，她无法抑制对丈夫的嫌弃，尤其在面对丈夫偶尔的亲热需求时，她会很烦躁。她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我今天好累”、“我今天好困”、“我今天头疼”，并在心里不满丈夫的不思进取：“他一个大男人，天天不想着挣钱，脑子里净想着这些事情，挺没出息的”。有时实在推脱不掉，她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应付丈夫的需求，感受不到过去浓情蜜意时的愉悦和快感。在穷且忙的生活压力下，张晓慧对丈夫的评价降低了。疫情第一年，张晓慧夫妻的饭店还能勉强支撑，但到了第二年，饭店开始持续地只亏损不盈利，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等到闭店时，债务已经累积到了20万。闭店之初，张晓慧的丈夫回归了当厨师的老本行，企图用打工来还债，但时运不济，每隔一段时间，她丈夫工作的饭店就会出现问题，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他白白工作一个月却没拿到一分钱。张晓慧的丈夫原本是个乐天派，即使陷入经济危机，也没有太影响他的情绪，“天是塌不下来的”，他依然按部就班地生活。但妻子长时间的冷待，却让他的心理开始失衡了，他无法再自如地处理生活困境和负面情绪，开始因为一点小事而愤怒和狂躁，仿佛身体里困着一头野兽，他牵不住缰绳，任由其横冲直撞。张晓慧记得，有一次仅仅是扯了两次抽纸没扯出来，丈夫就开始发脾气。相互的不理解，使得这段关系变得岌岌可危。“贫贱夫妻百事哀。”张晓慧说。后来，张晓慧的丈夫放弃餐饮行业，开始向外谋求发展。2021年冬天，他成为了一名房产销售，第一个月就拿了一万多的工资。丈夫兴致勃勃地回家报喜，想带着张晓慧和女儿出去吃大餐，但张晓慧却泼了一盆冷水，她提起小家庭的负债，冷静地盘算这工资更应该的去处，“哪些要还给谁，之后要用在哪里，做销售谁知道下个月又是什么情况呢？”令张晓慧没有想到的是，她刚盘算完，丈夫就开始了怒吼，她已经记不清丈夫大声吼向她的话语，只对他当时的表情记忆犹新。“他像一个恶魔一样，好像马上要来把我撕碎”，张晓慧说，她被吓得不敢作声，孩子在一旁哇哇大哭。结婚这几年，丈夫对妻子如此激烈地宣泄情绪是头一次。听着丈夫的控诉，张晓慧也感到难过。她没有预料到的是，结婚几年来，她在丈夫心里有那么多缺点，在婚姻这堂课上，她仿佛得到了一份不及格的成绩单。不过，张晓慧没有停滞在这场风暴里太久，她当时将这场冲突归因为丈夫的情绪不稳定，但后来再提起，她承认了丈夫的情绪问题与她的拒绝有关。2022年7月，张晓慧开始进行心理治疗。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两年对丈夫的冷暴力，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是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带来的不安全感。她想给自己溺水的情绪和婚姻扔去一个“救生圈”。同为女性，许南珂认为自己的上一段婚姻自始至终都处在“失重”的状态，直到现在，她仍旧认为自己从未得到过丈夫和婆家的体谅与理解。许南珂1994年生，2016年，年仅22岁的她早早地结婚了，23岁就有了小孩。“太天真了。”她认为，与前夫结婚生子太早，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去承担家庭的重任。生下儿子的头两年，这对小夫妻自己带孩子。他们住在男方父母的房子里，没有房租压力，南方五线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不高。但光是养育一个孩子的琐碎日常，就足以让这对年轻且脆弱的夫妇开始怀疑人生。妻子许南珂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育儿责任，“百度百科”是比丈夫更靠谱的帮手。不懂孩子哭闹的原因，她就上网去查，当孩子哭闹不休的时候，她就会崩溃，和孩子一起哭。结婚前的服装店事业因为怀孕生子中止，但直到孩子一岁半，许南柯都没能恢复工作。最令她崩溃的是，丈夫和婆家一边将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一边又挑剔她没有正经工作，不能赚钱。她婆婆是做会计的，不由分说地给她报了一个会计班，让她白天带孩子，晚上去上课。许南珂翘掉了这些课，她觉得很荒唐，“她也不是没有带过孩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我整天带孩子，晚上哪还有精力上课？”起初，实在束手无策时，许南柯会给丈夫打电话，让他回来帮忙，但每次，丈夫回来后都满肚子牢骚，认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许南珂至今记得丈夫那句戳伤她的话，“有本事你出去赚钱啊。”于是，等到儿子一岁半时，许南珂找了一份月薪三千的电商工作。她请保姆帮她带娃，尽管保姆费要四千块，比她自己的工资还高，但她觉得这个钱花的心甘情愿，她无法再忍受丈夫和婆婆的打压了。这段关系最终走向崩溃是在疫情期间。当时，许南珂的丈夫和朋友创业，开了一家舞蹈培训机构，丈夫负责教中国舞。这家机构按年收费，但为了配合防疫要求，机构时不时需要停课，年卡的时效性只能跟着一直延长。拉长的疫情战线，不断消耗这家机构的生命力。许南柯的丈夫创业陷入困顿，却好似找到了“躺平”的理由，在开课受限的时间里，他就和一帮酒肉朋友吃喝玩乐，尚有积蓄时买的一辆宝马车，成为他在朋友面前支撑面子的资本。丈夫创业亏损有父母帮助承担，而许南珂却只能靠自己。她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电商事业，最忙的月份有20多天都在外地出差。她放在丈夫身上的注意力越来越少。生完孩子四个月时，许南珂曾和丈夫尝试着恢复性生活，但进展并不顺利，是丈夫临阵退缩了。那个男人给的托辞是，“陪产之后有了心理阴影”。许南珂上网查询，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她就信了。她曾经劝说丈夫去看心理医生，丈夫则立刻回复他已经去过医院了，“医生说我没问题”，她便没再追问。后来，许南柯怕晚上带孩子打扰丈夫休息，她开始与丈夫分房睡，这成了他们俩感情的分水岭。此后两人交流越来越少，待许南珂工作步入正轨时，相互间的“冷漠”已经成为常态。缓冲过后赖德伦已经在书房住了三年，但与许南柯夫妇不同，他的书房从争端的起点变成了夫妻关系的缓冲带。赖德伦坦然承认，当时搬到书房时，“确实抱着一点想要从鸡飞狗跳的日常中逃离的念头”。那是在2020年初，赖德伦与妻子刚结婚一年多，大儿子才七个月，他的妻子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和婆婆在育儿上观念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一场大战过后，他的妻子决定自己带孩子。因疫情防控而不得不居家办公时，赖德伦参与带娃还比较方便。等到疫情好转，办公室恢复开放，他下班就要和人拼车，跨越大半个城市，耗时数个小时，直到夜幕四合，才能从北京回到燕郊，解放白日被牢牢与孩子“捆绑”的妻子，安抚她波动的情绪。当时赖德伦正在与合伙人一起创业，到了收割期却不见回报，越滚越多的负债压得他喘不过气，令他郁闷又焦躁。即使妻子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他也再不能忍受将事业之外的所有时间投入到家庭琐事上了。他承认自己当时的急于求成，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压力实在太大了，这令他不自觉地开始对妻子有怨言，忍不住抱怨妻子的固执，令他母亲不能来帮忙缓解两人的重负。因为从事咨询行业，赖德伦需要在晚上接待许多咨询订单。当晚上轮到他哄孩子睡觉，他时常一手抱娃，一手抓着手机回学员的消息，这令他的妻子很生气，指责他带孩子不专心。有一次两人争执了起来，赖德伦说了气话：“我就要看手机，孩子就让他自己睡，他也要学会自己睡觉。”再回想起这一幕，赖德伦才醒悟过来自己当时的幼稚。他自我剖析后认为，积压的情绪、不顺畅的沟通，如同一块块砖石垒成厚厚的墙，令他和妻子之间有了心理上的隔阂，身体上也本能地想要远离。赖德伦主动搬到书房睡这件事，令他的妻子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她开始怀疑赖德伦对她的爱，也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而到了2021年初，赖德伦和妻子开始共同创业，合伙人的身份混淆着夫妻的身份认同，夫妻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共同创业的这家公司里，妻子负责短视频的运营、推广和前期的咨询准备工作。赖德伦反思，他当时过于渴望做出成就，心急地用业内人的标准来要求刚刚重回职场，并且正尝试新行业的妻子。而他时而粗放的工作风格也不能被完美主义、习惯于抠细节的妻子认同。于是，在文本策划和视频剪辑方面，两人常常吵架。妻子曾向赖德伦抱怨：“我有时都分不清你到底是我老公，还是我老板。”“你不是婚姻修复师吗，怎么不修复修复我们俩呢？”一次争吵正酣时，妻子挑出赖德伦的职业讽刺他。床头打架床尾和。在过去性生活频率正常时，性行为也是夫妻二人情感流动和沟通交流的渠道，它帮助他们迸发压抑的情绪，也助推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有不少的矛盾和误解都在一次次性行为之后化解。但失去了性这个出口之后，脱口而出的话语再成为利箭刺向对方时，书房就为情绪的冷却留出了空间。随着这对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在磨合中消弭，夫妻间的沟通方式也在调整。赖德伦夫妻开始养成吵架后复盘的习惯，一次又一次平和交流后，他们又开始贴近对方。随着创业项目逐渐进入正轨，赖德伦与妻子的经济收入也增加了，2021年底他们偿还完了所有的债务。债务还清之后，赖德伦的压力少了一部分，尽管当时疫情造成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退，他和妻子已然开始展望一份更有希望的生活。2022年6月，赖德伦的妻子怀上了二胎。在房地产行业游荡了半年后，因为收入不稳定，张晓慧的丈夫在2022年又回去干厨师了，月入7000块。但饭馆总是容易倒闭，这位丈夫也总间隔着失去收入。家里的开支需要靠张晓慧做婚姻咨询来支撑，经过心理治疗之后，张晓慧不再苛责丈夫偶尔待业的状态，但仍希望他再找机会出去工作。直到上个月，春暖花开之时，经历了几个月等待的这位大厨，又找到了地方上班，不过这次不是脆弱的饭馆，而是一家保险公司。张晓慧的丈夫在售后服务岗位，虽然工资不高，但收入稳定，也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下班还能分担育儿的压力。债务还没还完，但自从丈夫入职保险公司后，张晓慧觉得家里的气氛焕然一新，好像未来也跟着明朗起来了。马由仍然从事着稳定却一眼望不到头的媒体工作，但近半年来，他女友一直都在为工作苦恼。疫情前，女友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赶上风口项目，一年的收入抵得上马由几年的收入。但在疫情之后，她就在不断地被降薪。她从最初的民企跳槽到国企之后，收入降了一波，从国企再跳槽到事业单位，工资又降了一波。几年时间里，马由女友的履历不断地在丰富，收入却一降再降。马由对比过，疫情前后，女友的收入可能相当于直接抹掉了一个0——降了十倍。目前，这个颇有能力的女孩在一所高校任职，名头不错，但收入不比过去高，工作压力却比过去更大。马由和女友租住在郊区，他平时无需坐班，但女友每天准时八点出门，晚上回来的时间却说不准，遇上不顺心的事，到家还要继续工作到十一点左右。每个工作日，马由和女友最多的运动，就是听女友宣泄情绪，马由提供心理按摩。到了该睡觉的时间，马由一沾枕头就着，但女友仍然需要通过“网上冲浪”来排解不断积压的个人情绪。周而复始，马由的女友陷入了对现状的不满。尽管不断地增加工作技能，且不断地丰富履历，但她工作的性价比却连刚毕业时的的第一份工作都比不上。她想过换个行业，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坑位。马由也在帮忙关注合适的机会，但太多的岗位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马由和女友来说，感情的稳定和相互的陪伴最重要，领不领证只是一张纸的区别，有没有性生活也并不影响两人依恋关系的缔结。＊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2023年3月31日，豫章书院一案开庭重审，公诉机关指控，吴军豹等人以关“小黑屋”的形式紧闭学生240余人次，涉嫌非法拘禁。而在2020年的一审中，吴军豹判处两年十个月刑期。吴军豹是豫章书院的创始人、校长，他被一些家长称为“救星”，却是遭拘禁孩子们眼里“魔鬼”。如今豫章书院案发已经5年5个月，携手揭发的少年们已经长大成人，而始作俑者吴军豹仍然面目模糊。豹2023年3月31日，上午9点30分，萍乡市安源区法院准时开庭。豫章书院的董事长、最高管理者吴军豹出现了。被害人初悟的代理律师尚满庆这样评价吴军豹在庭审中的表现：“底气十足，毫无悔意。”另一被害人贝贝的律师彭夫回忆，吴军豹手上拿了很多材料，认真记着笔记，有时能感到他的嘴角在微微上扬。吴军豹身穿黑色夹克，白衬衫，戴一副银色全框眼镜，由两名法警从右侧入口带到被告席落座。他并没有像其他四名被告那样耷拉着脑袋，而是笃定的平视前方。犹如参加一场准备充足的博弈。相比之下，时隔七、八年再次见到吴军豹等人，初悟和贝贝依然紧张得发抖。初悟出生于2000年，是清秀安静的南方女孩。庭审刚开始，她因为害怕而腹泻，趁中间休庭，直接躲到了旁听席最后一排，直到庭审又进行到一半，才鼓足勇气，重回原告席。同样在2000年，贝贝出生在北方，他已经长成了大男孩，身材微胖。但因为缺乏安全感，开庭前，贝贝问彭夫，能不能戴墨镜出庭？最后，出于对法庭的尊重，他只选择了戴口罩。庭审期间，彭夫反复按压贝贝的手臂和大腿，舒缓他的情绪。“晚上吃饭时贝贝的手还在抖。”这是巨大创伤被激发后产生的躯体反应。目前初悟和贝贝皆在接受精神治疗，但无奈的是，他们无法证实自己的精神创伤来自豫章书院。而这个“看起来有点斯文”的教育工作者吴军豹，成了他们心中无法散去的梦魇。法庭质证环节，初悟小声念着刚在纸上整理好的措辞。就在这时，尚满庆发觉，吴军豹正用眼睛盯着自己的当事人。他想起初悟之前和自己说过，庭审前一天的庭前会议上，她时常能感到吴军豹在瞪着自己，这使她很紧张。几乎是下意识的，尚满庆用手指着吴军豹大声呵斥道：“你再瞪我的当事人试试！”被告席的台阶比原告席低一些，吴军豹的眼神是从下往上挑着看的，有点偷偷摸摸的窥视，仍残留着上位者的气场。“起码装也得耷拉着脑袋吧。”尚满庆忿忿地说。图

"2019年6月9日泰国乌汶府帕登国家公园，怀孕3个半月的王暖暖被丈夫推下悬崖，而后奇迹生还，成为近年来一众杀妻案中唯一的幸存者。生还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坠崖获救并摆脱丈夫控制后，王暖暖试图从重新站稳。一度，她对媒体说，想要摘下“泰国坠崖孕妇”的受害者标签，然而在复健躯体和重建生活过程中，她不得不承认一切状况都太过虚弱，她必须接纳现状——需要依赖这层身份带来的帮扶，暂时维系生活。劫后余生3年多来，百余根钢钉支撑起王暖暖重创的躯体，她也在给自己的精神锤上钢钉，重新站稳的过程有着难以细说清楚的艰难。站稳镜头之下，王暖暖试图如常人般稳当。4月初的南京城，树木接受春天的感召，释放着生命活力。王暖暖在长江江畔的鱼嘴湿地公园准备拍摄一段视频，作为日常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她常到这里散心。今天由朋友掌镜，为她拍摄。穿越连廊的镜头不足5秒，五六米远，王暖暖反复走上七八遍，才勉强走出自己满意的姿态——如常人的步姿。距离那场悬崖上的行凶已经过去3年多。经过手术治疗和复健，王暖暖走路时还是一脚深一脚浅，左腿的恢复略差于右腿。可她偏想在视频中呈现好的状态，就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调动全身能控制的肌肉，才能协调失衡的身体平稳前行。画面里，王暖暖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瓜子脸，体态瘦削精神。她身后一排翠绿柳树。春风阵阵，纤细柳枝都被吹得摇晃，王暖暖的身影与这些柔软的生命相反，她脊背和双腿站得笔直，在春风中，重复着略显僵硬的步伐。拍完连廊处的镜头，他们准备转场到江边栈桥。王暖暖和摄影师朋友开玩笑说，这次视频的背景音乐要配《回家的诱惑》主题曲。那首歌传唱度最高的一段，歌词为：

"通过一纸诉状，武福枝夫妻决定断绝与儿子武俊伟的关系。在法庭见面时，武福枝夫妻已经和武俊伟断联一年多，夫妻寒心于孩子的不闻不问。作为养子，武俊伟也疑心养父母的抱养意图。武俊伟身上的27万债务，成了压垮亲情契约的大石。武福枝夫妇与养子武俊伟之间的亲情拉扯，让人得以窥见亲情的内在，仍旧充满了利益与情感的考量。离家武俊伟是方脸，宽下巴浓眉，武福枝是圆脸盘，眉毛很淡。2019年11月初，安阳街市旁的一台取款机前，穿着旧夹克的武俊伟把27张红色钞票摔在大理石地砖上，转身就走了。武福枝跟着撵出去十几步，放弃追赶，转头回来把钱一张张收好，又存进了银行。这2700元是武福枝卡里的。这天，武俊伟帮一家人办完农村合作医保，去给武福枝交还医疗本和发票。武福枝说，她想着养子会来，带上了银行卡，准备取钱给养子交暖气费。她在旁边的中原银行自动取款机取了2500元，递给武俊伟时，养子突然提起：“你就不能多给我点水电费吗？”她又给取了200元出来。把2700元递出去的时候，武福枝开口问：“儿子，水电费还得妈拿？”武俊伟的脸冷了下来：“啥意思？你拿还是不拿？”她回答：“这次取了（钱）就拿，下次没取就不拿了。”武俊伟把钱摔在了地上。晚上回家，武福枝给丈夫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她有些心慌，却又认为“没啥事”。她盘算着，养子手里又没钱，也不会挣钱，“没人给他钱还是得咱给他”，“今天不要这钱，明天还得来要”。武俊伟却再也没声响了。几天后的2019年11月10日，次日就是农历十月十五，是武福枝51岁生日。二姐打电话给武俊伟，通知他第二天中午一起吃饭，为母亲庆祝生日。武俊伟拒绝了，理由是第二天要陪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产检。电话里的争吵，挑起了两家人的怒火。武俊伟的妻子段雪慧回忆，二姐语气变得“特别厉害”，说起养母在结婚典礼上的资金投入，以及婚房不用他们还房贷，说武俊伟不孝顺，“现在咱妈过生日你们都不去”，二姐还向段雪慧的娘家宣泄了不满，这令段雪慧和她一旁的母亲感到愤怒。武俊伟和段雪慧并没有住在婚房里，当时正在怀孕的段雪慧搬到娘家，与母亲同住。婚房的房产证写的是武福枝夫妇的名字，武福枝平时住在员工宿舍，有时会去婚房看望小两口。这位养母说，当晚她接到了武俊伟的电话，电话那头没有生日祝福，也没有退让和道歉，而是直接询问身世。在电话里，武福枝向武俊伟首次讲明他是抱养的，但武俊伟却质问：“你这是买卖儿童，判刑要坐5-6年牢。”但如今，武俊伟拒绝承认有过这么一通电话，他坚称，自己是在收到传票时才知道身世的。武福枝生日的隔天，武俊伟和妻子来到武福枝上班的小店，向她索要户口本，理由是为孩子办理准生证。双方又提起抱养的事情，有了口角，不知是谁先提起“要回老家当着大家伙的面理论理论”。又过了一天，双方回到了村里老家，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武福枝拒绝找亲戚评理，理由是她自己并无过错，找人来只会让武俊伟“脸上无光”。说服不了母亲，武俊伟带着妻子回了安阳，武福枝则留在老家的平房里住了一天。再回到养子的婚房的时候，武福枝发现房子已经被搬空了，“抄了我的家”。她买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沙发、茶几和床，甚至连卫生间墙上的纸盒都被抠走了。武福枝对房子里被拿走的东西记得清楚，她一一细数，表达自己的寒心。“也就是我那个楼没有轱辘，要是有轱辘，我估计他都要把那楼给我推走。”账本在河南省安阳市三仓村，武俊伟的身世是个“公开的秘密”。武福枝说，年纪稍大一些、和他们家关系近一些的村民都知道，武俊伟是抱养的。“缺男孩的抱养男孩，缺女孩的抱养女孩。”武福枝毫不掩饰地说，三仓村抱养孩子的现象很常见，她朴实地承认自己“重男轻女”，并坦言：“在农村没有男孩的，都是绝户头”。1996年6月底，有人告诉武福枝，山西太原小店镇有人在工地上生了一个男孩，因为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紧，准备将新生儿送人抚养。武福枝约上两个同村人一起坐火车到太原，在一家小诊所见到了孩子，诊所的医生当着她的面，检查确认孩子没有先天疾病，她就把孩子接回了河南，并支付了4000元“坐月子补养费”。武福枝还记得，抱着孩子离开的时候，孩子的亲生父亲站在诊所门口一直看着，没有离开。家里已有两个女儿，抱回孩子后，武福枝又缴纳了6000元罚款，才得以给孩子上户口。她强调“是以亲生儿子的身份上了户口”，只是因为流程出了差错，武俊伟的生日才从农历五月初六变成了3月5日。武俊伟九岁上一年级，十七岁时，他初二，辍学跟着父亲离开村庄，去城市打工。武俊伟每次发工资，他父亲都会记录，父子俩的工资都上交给武福枝，日常开销则再找武福枝要钱。武福枝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当时父子俩的每一笔开销都要提前向她说明再支取。武俊伟曾经不管是买烟还是买零食，都得提前申明或是事后解释。武福枝坚持说，为了让养子成家立业，她花钱不含糊，对女儿不舍得的，对“儿子”毫不吝啬。“我不想让村里的人戳脊梁骨，说我抱了人家的儿子却不好好养，所以我把儿子当作亲生的。”2010年，武俊伟14岁，武福枝在安阳市内购置了一套期房，房本写的是武福枝和丈夫的名字，但她称那是养子将来的婚房。这套房是期房，总价35万，她支付了第一期的25万，第二期的10万走的贷款。2017年，21岁的武俊伟回乡考驾照，在家闲了一年多。驾照通过后，武福枝带着他去开封全款买了一辆车，花了10.68万元。2018年底，22岁的武俊伟与大他三岁的段雪慧结婚，那套房子派上了用场。养子的婚礼对武福枝意义重大，她为了上庭清算账目时，一项一项细数：彩礼100000、定亲礼11000、补的彩礼回扣12000、三金30000，给婚房添置的家具电器：冰箱5699、电视3000、全自动洗衣机4299、沙发茶几3800、床4800……再把之前买车的钱加上，她总共花了三十多万。可武俊伟认为，结婚成家是母亲的期望，外出打工也是母亲的要求，哪怕是有不乐意，他也顺着母亲的要求在做。他没有琢磨过母亲是否需要特别的回馈。结婚前，他要把所有收入上交给养母武福枝，日常花销被严格限制，这些都令他心里不舒服。他的妻子段雪慧坦言，两人谈对象时，武俊伟想换个新手机，但因为母亲不允许，所以2000元的手机都是分期贷款买的。小夫妻都没想到的是，只是从家中搬出来，过去就会一笔一笔被清算。实际上，武俊伟在结婚后，虽然可以支配自己的工资，但月收入一直维持在两千元左右，并不能覆盖小家庭的支出，所以仍然需要找武福枝支援。武福枝在胡辣汤店干活，儿媳妇怀孕后，她会去送点水果和点心，每年2500元的暖气费也是由她支付。偿还武俊伟从没想过，这些都是要还的，他潜意识想要逃避。他为自己辩解，养母的付出并不是他要求的，他不需要还。比如车、婚房和结婚的巨额花费，都是养父母情愿的，他接受了赠予，但不承认亏欠。他不理解，就算父母买了婚房，那也没写他的名字。他把自己的主动搬离表述成“撵出去了”——一种对他更有利的说辞。在还没想要一笔笔算清楚的时候，武福枝就对养子婚后的状态耿耿于怀，她感觉养子有了妻子后，好像就和自己不再是一条心了。她反复提起，小两口并不总是住在她准备的婚房里，而是常住在儿媳的娘家。而当时的彩礼钱，养子说没有花，而是存到儿媳娘家亲戚的饭馆里，“巧合”的是，养子搬出去后也到了那家饭馆工作。更让她想不通的是，仅在结婚二十多天后，武俊伟就找她要房产证，想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理由是以后有了孩子方便办理上学。武福枝向养子解释“房子现在还没办房产证”，之后又给丈夫打电话。她强调，虽然当时没过户，但丈夫向养子承诺了以后要是有了孙子，将会由他们承担所有孩子的学费。武福枝疑心，养子的身世是儿媳娘家告知的，要房子也是儿媳娘家挑起的。她觉得养子当时的说辞并不合理，“怎么我们有房子，我们孙子就读不了书了。”如今，被问起和养母的关系时，武俊伟沉默了许久，说：“没有什么矛盾。”但问起为什么要搬出去时，他却说：“想不开了。”妻子段雪慧说不清丈夫为什么以如此决绝的方式搬出去，她推测是因为婆婆当时说了一句“我没错，都是武俊伟的错。”在她眼里，当时的搬家并不是离家出走，只是想双方冷静一下，再慢慢缓和，那之后武俊伟又回去过一次，却发现武福枝将婚房的门锁换了。这件事令武俊伟不再主动尝试和好。还不起钱是肯定的，但他也不愿再向养母付出感情，甚至开始用带着敌意的视角去解释与养母的过往。2021年5月，武俊伟收到了法院传票，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妻子吐槽养母。在他的讲述中，去外面干活是养母逼的，不去干活就不给他做饭吃，他从小爱吃大米，但养母不给他做，说大米要掏钱买但家里没钱，他只能在邻居家做米饭的时候去讨饭吃。辍学后有一年，养母让他去北京找养父，但却连路费都不出，让他自己去找亲戚借。虽然狠下心起诉，但武福枝仍在不断表达对养子残留的感情。丈夫长年不在家，听说了养子搬走的事后，难以接受养了个儿子“说没就没了”，就一直试图联系。武福枝也在等儿子回来，“他要是回来了，我肯定就心软了，但他爸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一直没回应。”武福枝总是回想起与养子过去的和谐时光，“我对他很好，他也对我很好”。她还逢人便说，从前她干完农活躺在床上休息，养子可能是看她面色不好，还会上前来问询她的身体，担心她生病。她一直觉得和养子没什么矛盾，也算不上吵架，“儿子嫌我烦我是不计较的”，直到看到被搬空的婚房，她才隐隐猜测到“他是不要我这个老人了”。不过武福枝也承认，决裂后她从未主动给养子打过电话，她想保持母亲的姿态，她认为，养子是自己走的，就得自己回来，“要是我对你不好，那我去儿媳娘家下跪也给你请回来。”就像武俊伟发现换锁令自己心寒一样，武福枝也一直重复养子不孝令自己心寒的时刻。那是在养子搬走不久，她摔折了右手手腕，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她强调当时是女儿在家里照顾她，将饭给她端到床边，她用左手别着勺吃。那时，武福枝的丈夫联系上了和养子一起做工的亲戚，请亲戚转达消息，想让他回来看看。这被她看作一次与养子和好如初的机会，她说，“要是儿子回来了，事情也就解决了”。但事与愿违，传出去的消息没有得到回音。如今想起来，武福枝仍旧气愤，“这也就是我把胳膊摔折了，要是我在地里没气儿了，我也不给武俊伟打电话了，他就绝情到这个程度。”

"用玄学的方式事无巨细地测算命运，是很多年轻人沉迷算命和占卜的理由。他们在算命上投入巨量钱财，其中不乏正在考学读博的高学历学生。在痴迷算命的路上越走越深，他们中有些人开始反思，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接纳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不要惧怕生活失控。反复测算命运的年轻人早上10点，胡雪早早等在一家塔罗牌算命店门口，神情有些焦急。占卜师来了，从壁柜上拿下塔罗牌，把她请进欧式装修的问答室，“大师，我男朋友路过我办公室时看了我一眼，他是什么意思？”她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问题。胡雪31岁，身材微胖，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不久前她跟公司另一个部门的男同事开始交往。这天，男同事从她的部门路过，远远地看了她一眼，“他是刻意制造的偶遇来偷看我吗？”胡雪是一个在感情中敏感又缺乏自信的女孩。她担心自己向男友问出如此细微的问题，会遭到讨厌，于是选择用塔罗牌算出男友的想法。大师根据胡雪的提问，算出了答案：她过于缺乏安全感，其实跟男友的感情只要顺其自然相处就不会有问题。听到答案胡雪松了一口气，这天她还问了17个题，均是指向她跟男友相处的细节，每个问题108元，一共花费1836元。胡雪去的这家塔罗牌店，每天都在迎接着像她一样的顾客。一位顾客每次出门逛街，都会给店里的占卜师发来微信。有一次，她挑选了三件衣服，不知道买哪件，便把三件衣服的照片发给占卜师，询问哪件更能带去运气。顾客在占卜师的指引下抽了一组牌，牌里显示一套蓝色的连衣裙更能带去好运。信息发过去，顾客没有立即回话，不一会她给占卜师发来信息，“可是另一位大师说粉色的更好。”占卜师只能告诉顾客，牌上是这么显示的，可以选择听取不同意见。2021年3月，网易数读发布的一项“互联网算命”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0岁以下人士中，62.05%有星座罗盘和塔罗牌占卜经历。在其中，男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一位算命师曾总结前来算命的男性：他们比女性更加狂热，一旦某件事应验，就会变得非常虔诚。2022年，一则新闻引发热议。24岁云南男子段某科因感情不顺，准备前往黑龙江算命求解。他于2021年11月20日从四川石棉出发，先后乘火车、动车、汽车和骑自行车到西安停留后，再沿108国道徒步到韩城。为情愁求解的算命之旅终结于2022年1月3日，当时他行至陕西韩城段某科被集中隔离。陈晓月也热衷于通过算命测算姻缘。她相信能通过算命遇见真命天子。在2015年年初的一次年运测算中，大师告诉陈晓月，她将在那年6月，遇见一位皮肤黝黑，长相端正的男孩，此后，陈晓月开始在生活中密切关注这一类型的男孩。6月，一位符合“指引”的男士出现。他如算命先生所说，皮肤黝黑，长相端正，引起了陈晓月的注意，她频繁地望向对方，暧昧的眼神被男方捕捉，对方心领神会地举着酒杯过来示好，陈晓月和对方走到了一起。不过，不到半年时间陈晓月就跟男友分手了。男方认为陈晓月总是给他提出要求，这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陈晓月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想不通为什么出身并不好的男友主动离开了她。同时，她也想知道这段感情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对方心里是否还有她。每当脑海里闪过此类的疑问，陈晓月就会继续求助于算命。每次算命师解答完困惑，都能给陈晓月带来片刻的安心，她感激算命师能在困惑时给她答案，因此除了支付算命费用，陈晓月还会给大师转去200元“感谢费”。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陈晓月的钱如流水般花在算命上。陈晓月迷醉于大师给出的未来。算命给出的确定性答案，就像是在风浪中遇见了一块礁石，海浪聚散，她有了参照物，再也不会迷失。当下的一切焦虑、紧张、烦恼似乎只是通往未来路上的尘埃，不足挂齿。不过，这种安慰的时效性很短。通常在短暂的愉悦后，她总会想：大师说的是真的吗？焦虑卷土重来，她会再找六七个大师，验证第一个大师算出来的信息。周扬崇供职的占卜店不到20平米，过去几年，他感到这家小店里焦虑的情绪正在不断积攒。他感受到的总体趋势是，工作繁重且不稳定，引发了年轻人种种生活上的疑难。常客们通常因工作作息紊乱，有时蓬头垢面就来到店里，因为没有精力捯饬自己。来店的顾客往往自身评价低，引发了情感上的敏感和焦虑。“他今天没回我信息是因为什么？”“他跟我吵架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已经成了常见问题。有一个顾客每隔几天就会来店里，抱怨自己不顺的生活，一坐三个小时。占卜师们也没辙，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安慰她。长期接收人们的负面信息，占卜师们也颇感压力，有的靠大量健身减压，有的靠听音乐喝酒浇愁，周扬崇排解压力的办法则是养猫。他在家养了三只猫，下班回家后，猫咪们围拢到脚边，是他一天中最为轻松的时刻。沉迷算命的年轻人，时常会把算命用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位被最亲密的朋友形容为“几乎没有办法独立作出选择”的年轻人，从生活、婚恋到工作，她都要算命确认过后才行动。不久前，她所在的公司忽然流传她的坏话，她想知道始作俑者是谁，便从同事中挑选出了3名嫌疑人，请占卜师用塔罗牌算出造谣者。大师从3名“嫌疑人”中算出了一位，女孩本想当面找其对质，最后还是作罢。因为她突然意识到，除了算命师傅给的结果，她没有其他证据指认对方就是那个说坏话的人。安抚、倾诉在某些时刻，痴迷算命的年轻人将算命的结果视为情绪安抚剂。郑雯本科就读于广东一所重点大学。大一下学期，一位同学说起自己找实习碰壁的经历，郑雯吓了一跳，反观终日耽于玩乐的自己，她顿时有了紧迫感。为了让自己在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郑雯加入了考研大军。郑雯没有考虑研究方向，也没有考虑导师是否跟自己的学术偏好契合，她只是想要获得一个研究生的文凭，这为她带来的某种程度的选择空间——有三所学校的排名不错。她拿着三所学校，去淘宝上随机找到一位大师，准备用塔罗牌计算出哪所学校更加适合她。最终，大师为郑雯选出了一所她需要申请的学校。那是2019年的事，也就是从那年复习考研过程中，郑雯迷上算命，渴望从占卜结果中得到安慰。备考过程中，每次做题，对完答案如果成绩不如意，她都会焦虑得去算一卦。师傅告诉她，“没关系，能考上”，她的焦虑瞬间就缓解不少。她喜欢听大师说“能考上”，这个词语从大师嘴里说出来，立马就有了某种宿命感，郑雯心情都会跟着飘起来，好像成功已经板上钉钉。如果大师给出了她不满意的结果，她会告诉自己“这位大师功力不行”，以此为借口，另找其他大师再算一次，直到有“大师”说出她想要的答案。这让她一算再算，沉迷算命之中。郑雯形容，自己占卜上瘾主要是为了那种“预支快乐”的感觉。她认为当算命师告诉她结果时，她就在那一刻拥有了这个结果，即便最后可能什么也没有发生。研究生考试前，郑雯跟着班里另外12名同学，包车去了广州郊县找一栋二层平房。平房大门的上方挂着牌匾，用书法字体提着“易学堂”几个字。带郑雯去的同学说，这里住着一位算命奇准的大师，可以帮助他们预测年末的考研是否顺利。在算命室门口，13个人一字排开，等待大师叫号，依次进去算命。声音很快叫到了郑雯，她走进房间，看见一位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坐在椅子上。想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大师，郑雯问他，自己是否能考上研，大师回答她：“能考上。”回家路上，车晃晃悠悠，同学们互相交流这次测算的结果。才发现，大家都询问了相似的问题，大师给每个人的回答都是“能考上”。郑雯想：“大师真是个热心肠。”后来，一行人中只有郑雯和另外两名同学考上了研究生学位。如今，郑雯25岁，正在复习考博。她依旧迷恋“玄学”带来的确定感。随着申请时间的逼近，她的房间也变得日渐“玄妙”。她的书桌前贴着几个大师写的“考运符”，枕头底下、床头柜抽屉里还塞着七八张不同作用的符咒，这些符咒大都有保质期，通常是半年，到期后需要去找大师重新写一份。符咒都是花钱“请”的，每张价格200元到300元不等。不过，算命无法解决更深层次的无力感。复习约半年之后，郑雯一个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找工作，四处碰壁。那位朋友硕士就读于一所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的院校，一度是旁人羡慕的对象。回国求职不断落败的她，只能去应聘政府单位的文员，合同工，月薪4千元。郑雯陪着朋友去参加了那场面试，面试大厅里乌泱泱挤满了来自各地的研究生。求职者大都表情严肃，对面试官毕恭毕敬。郑雯的朋友也不例外，原本心气高傲的朋友，这次也耐下性子，忍受着面试官的种种刁难。最终她通过多场考核，得到了这份月薪4千元的工作。这一切让郑雯感到没有意义：难道我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拿到一份4千元，跟专业全然无关的工作吗？这一次郑雯没有算命，她放下了手中的笔，干脆去外地散心旅游了。一个月后，郑雯又回到了书桌前，就业形势容不得她耍性子。出去旅游的这些天，郑雯不时会拿出手机刷新闻，屏幕上充斥着高学历学生最终只能靠体力劳动谋生的故事，郑雯担心这些“悲剧”，会变成自己的未来。在郑雯的心里，有一个声音无时无刻拽着她——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是真正的稳定。不久前郑雯看到了四川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陈涛，38岁后，从一个媒体人变为外卖员的新闻。这则新闻“吓”到了她，之后她脑中常会浮现这样的画面：38岁的她，站在寒风中摆摊卖烧烤。坠落的风险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小心翼翼地生活。想要避免坠落，郑雯首先想到的是，剔除掉可能会让自己失败的选项。于是，算命成了她作出选择的筛选机制。申请博士时她跟意向导师聊天，没聊几句，导师的语气显得游移，她进而找大师算了一卦，大师判断考上这位导师博士的可能性低于50%，郑雯听了，果断放弃了这位导师。郑雯生活中方方面面渴求知晓成功率。她想要掌控生活，但生活总有更多办法失控。不久前她得知了一位同学申请博士学位的经历：同学从美国读完研究生回国，他已经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但申请过程依旧艰难，最终他只申请上一个非985、211学校的博士。郑雯看了看自己的条件，不及同学。她更焦虑了，立即找到大师算了一卦。当然业余其它解决焦虑的方法，比如跟朋友聊天，在交谈中卸掉情绪。但同学们都在忙于考试、找工作，大家也都处于被焦虑压垮的边缘。更多时候，郑雯会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占卜师们。生活中遇见倒霉的事，想找人倾吐，这时占卜师们派上了用场。郑雯总能找到一位愿意听她诉苦的大师。算命师们也有不顺的时候，有时大家互吐苦水，对方只收取“友情价”，10元钱。这些年来，郑雯跟不少占卜师、算命师成为了朋友。有时候，负面情绪上来，郑雯只需随机打开一个对话框，就能跟占卜师们聊上几句日常。陈晓月过去是一名互联网从业者，在工作上，她十分努力，也因此在工作调动、跳槽等问题上，几乎没有受到过太大的阻力。唯独在感情问题上，她处处碰壁，事业上那套“努力就会有回报”的经验无法复制到感情上。几段感情中，她的努力反而让另一半感到窒息，最终对方提出了分手。在感情失意之时，算命成了某种“自救”的手段。陈晓月2015年失恋之后，算命扮演了她生活中救命稻草的角色。有一段时间，陈晓月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跟朋友们聊天没聊几句也都是以“我不想活了，我不开心“收场。唯独在算命过后，她还能对生活燃起希望。上着班，陈晓月想着跟男友的过往，心情瞬间低落下去，她立马点开微信，随机在微信群中找到一位算命师，转200元过去，跟对方聊上两句。算命师跟她说，“不要急，你很快就会遇见真正的‘正缘’”。这句话，让陈晓月心里踏实了不少。陈晓月算命上瘾，起初朋友们还会阻止，但随着她情绪日渐低落，朋友们的态度也开始动摇。有一天，她的手机坏了，修好再打开，微信里全是朋友们发来的慰问。朋友们以为她自杀了，还联系到了陈晓月的父母。自那之后，朋友们知道每次算命给陈晓月带去的愉悦情绪对她来说如同救命稻草，便不再阻止陈晓月算命。一位朋友对陈晓月说，“比起垂头丧气的你，我更喜欢兴高采烈的你，如果算命能让你高兴几天，你就去吧。”有的朋友还会直接在金钱上支援陈晓月，“算命的钱够吗？不够的话可以借你。”有了朋友们的支持，陈晓月在算命上不再节制，她开始提高预算，瞄准算命圈里的“传奇人物”，找他们算命，一次需要花费3000元。这些年零零总总，陈晓月找了上百位大师，在算命上的花费约10万元。陈晓月今年30岁，事业步入相对稳定的阶段，收入颇丰。只有感情还没有着落，陈晓月渴望婚姻和生育，她认为，既然婚姻和生育是一个女人必须完成的任务，早一点完成，就能早一点获得安稳和自由。但是帮助她完成任务的另一半在哪里？她自己和算命大师，至今也没能找到答案。她想要找到感情归属，过上更加稳定的生活。陈晓月周围的人大都已经结婚生子，剩下的同事朋友也在陆续办理婚礼。前不久，陈晓月表姐结婚，这让她感到焦虑。表姐是一个几乎没有感情经历的人，她一直以为表姐可以在家中为她“垫底”。婚礼上，表姐跟新郎交换戒指的那一刻，一种失败感涌上陈晓月心头。回家后，她又去算了一卦桃花运。戒瘾如果决意把前路交给占卜测算，那就需要做好遇到骗局的准备。陈晓月曾遇见过一位把她的过往经历说得“奇准”的人，带着钦佩的情绪付了账，她才发现那个人不久前访问过她的社交平台。所谓“大师”算出的过往，无非是从陈晓月个人主页上看到的信息。还有一次，陈晓月找到一位算命师问自己工作是否可以如愿调动。对方告知，到了秋天，调动就会发生。可以眼见秋天到来，工作还是没有任何调动的迹象。陈晓月心存疑问，于是用另一个账号问了算命师相同的问题，没想对方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你的工作不会发生变动。陈晓月心知上当受骗，便找到算命师对质，对方直接拉黑了陈晓月。日常跟算命师们打交道，陈晓月也觉得心累。她曾找人算自己的工作任务是否能顺利完成，很小的事，对方开口要价1000元。陈晓月脱口而出，“好贵”，没想惹怒了对方，算命师当下就说“不看了”。这件事算命师记了两年，直到一次过年，陈晓月发去节日红包，对方才答应给她算命。不少“传奇大师”都有自己的粉丝团，粉丝们日常会讨好大师，逢年过节还会给大师送去礼物，这多少养成了大师们“唯我独尊”的脾气。面对大师，陈晓月不敢说重话，也不敢提出质疑，一旦大师不高兴，就不给看了。时间进入到2023年，陈晓月精神状态好了许多。转眼回望，自己已经在算命这件事里投入了大把钱财。一位朋友帮她统计了开销，总结说“你的日常就是穷、买、算命，越穷越买，越买越穷，穷到头就是算命，当然更穷。“陈晓月深以为然。她决心开始踏实生活，退出了曾经加的六、七个QQ算命群，微信算命群也只保留了三个。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开导那些初涉算命圈的新人，劝他们及时打住。经常劝说无果，后台还收到数条私信，“请问有好的师傅推荐吗？“陈晓月的经验中，算命这件事上头容易下头难。她自己也没能彻底戒断，只是开始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比如自学命理。为此，年初她在微信上报名了“命理”培训班，30节课，花费4280元，她期待借此节省开支。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年轻人们致力于把生活纳入到确定性的解释框架中，算命则成了捷径。随着互联网算命普及，星座、占卜类“玄学”热度高涨，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我国目前约有177家企业从事“星座占卜、易经风水、命理分析”等相关业务。其中，有32家曾获得过融资，融资总金额至少超过5亿元人民币。像陈晓月这样算命上瘾的年轻人不占少数，甚至因此出现了一些纠纷案件。近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算命诈骗案：00后米某的“男闺蜜”杜某因发现米某痴迷算命，很愿意在算命上花钱，便自己扮演的“大师”骗取了米某130余万元。从事占卜工作三年，周扬祟明显感到社会风气的变化。工作占据着人们的大部分视野，来算命的年轻人表现出了处理情感能力上的不足和社恐的一面。社会浮躁的氛围日渐滋生，几年前，到周扬崇店里算“往什么方向提升自己”的人占多数，而如今年轻人更倾向于琢磨如何“取巧”的法门。“大家都想一夜暴富。”他说。算命久了，郑雯越发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矛盾性，这让她感到绝望。她把去算命的自己称作“韭菜”，意识到自己作一个正在申请博士学位的高学历者，把命运交给只有初中学历的大师这件事有多么荒诞。但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没人控制得了她。郑雯读研期间，生活费主要来自父母支持，每月1万元。父母见她把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全都投入了算命这项神秘事业，心里感到无奈，曾跟郑雯吵过几次，但都被郑雯以“生活费给我了，就是我的。“怼了回去。郑雯算命的另一部分资金，来自男友的银行卡。有一段时间，郑雯沉迷于买算命大师的“周边”，符咒、手串、玉石，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有时是1万元生活费全部拿去算了命。男友意识到不妙，开始阻止郑雯继续消费算命。阻止算命和坚持算命的拉锯战每天都在上演。“我现在很难受，算了就好了。”“你不要管我，我现在就要算命。”焦虑的窒息感，似乎只有算命才能解决。最后男友没有办法，只好任由郑雯去算。郑雯对自己拿着父母和男友的钱去算命这件事感到愧疚，3月，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帖子，称自己算命上瘾，求网友把她骂醒。发出的帖子对郑雯的约束力几乎为零，她每天依旧照算不误。25岁，逐渐活到需要为自己生命负责的年纪，郑雯却越来越看不见生活的出路。唯一能抓住的就是考博——目前她唯一看得见的上升通道。考研、考博、博士后、在学校谋求一个教职，再继续往上攀升。这条路延续着她以往考学的惯性。如果考博失败会怎样？郑雯不敢设想。生活不像考学，有一条清晰的路径。生活是一团迷雾，如果考不上博士，郑雯就会跌入这团迷雾中。这让她感到焦虑。大师算出的那个带有宿命意味的答案，成了她动荡生活的锚，能让郑雯不安的内心，又稍微升起一点点安全感。回想起这几年算命的经历，郑雯意识到，自己应该戒除的不只是算命，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非要在风浪中过安稳生活的美好想象。＊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在这个强调效率的速食年代，存在着一些绵延十余年的当代爱情。我们试图和那些恋爱10年的情侣们聊聊爱情保鲜的秘籍，却意外发现，一些长跑十年的爱情，实际上是犹豫着不敢踏入婚姻的结果。袁媛&李嘉威

"紧缩时代的年轻人不可避免走向消费降级。省钱不仅是风潮，更是一种乐趣。在北京通州，林华李朵夫妇过着极简的生活，他们拒绝一切基本生存需求外的消费。通过极度抠门的生活方式，夫妻俩完成了一场阶层跃迁，并成功落户北京。“抠”出一个家从菜市场买回一根香菜能吃多久？恰当的季节，如果把从菜市场买来的香菜栽进盆栽，它就会在数个月时间里长到半米高，并且生得更为健硕。在新北京人李朵和林华家中，一株香菜在朝北房间的昏暗角落里静谧生长着，它至少比当初同在菜摊的香菜多活了5个月。必要的时候，他们会从香菜躯干上掐下三、四片叶子，放进锅里为炒好的菜提味。香菜根部的盆栽，是李朵夫妇的微缩菜园。不同季节，这里会适时地长出厨房里需要的一些东西，如蒜苗、韭菜。盆栽的原住民，一株观赏绿植，不得不与它们共享土壤和养分。李朵记得，当初这根香菜是和其他4根香菜一起买回家的，一共花了3块多，如果一顿吃光，“太不值当。”李朵这样想着，挑出5根香菜里最鲜嫩的一根，种在了盆栽里蒜苗的旁边。此后5个多月，这个家再没有购买过香菜。图

"作曲家坂本龙一去世，终年71岁。青年时代的坂本龙一带着闪闪发光的才气，凭借《末代皇帝》电影配乐拿下了奥斯卡金像奖，成为世界级音乐大师。同时，他也因为在这部中国历史题材电影中出演角色，而走进国民大众视野。人到暮年，坂本龙一又呈现了另一种生命样态：罹患癌症，但仍旧将心血投入音乐，带着孩童般的纯真，发誓要做出“100年后，人们还会听的音乐”。我们用47个片段来回顾坂本龙一的一生，其中有一个艺术家的才情与浪漫，也看到一个人如何在病痛和死亡面前保持尊严和姿态。11952年1月17号，坂本龙一出生在日本东京都中野区。5岁那年，幼儿园放暑假，每个同学都要把学校的兔子带回家，轮流照顾一周。等到开学，老师要求大家把养兔子的感受写成一首歌。于是，坂本龙一硬着头皮创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曲子——《小兔之歌》。2坂本龙一的父亲坂本一龟是一名著名编辑，母亲坂本井子是一名帽子设计师，两人因为工作经常不在家。上小学后，坂本龙一多数时候要自己照顾自己，看电视成了他最大的乐趣。3小学三年级时，正值日本大规模反战运动“安保斗争”，坂本龙一也学着抗议的学生在学校里喊：“安保，反对！”4和现在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坂本龙一也是被母亲逼着学的钢琴。对坂本龙一的家庭来说，买钢琴和报钢琴课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在钢琴老师长达几个月锲而不舍的劝说下，母亲又给他报了个作曲班。5有一天上钢琴课，一位高年级学生带来一本《音乐生活》杂志，坂本龙一第一次见到封面上的披头士，感觉酷极了。从此，坂本龙一便成了披头士乐队的狂热粉丝，无论是他们出的唱片，还是演的电影，他照单全收。平时，坂本龙一不怎么敢在父亲面前说话，因为太激动，他直接把父亲拉到音响前，放披头士听。6升入初中后，同学大多来自不同的小学，坂本龙一逢人就问：“你知道披头士吗？”知道的就归为好友，不知道的就不用理了。7因为打篮球在学校受欢迎，坂本龙一很快加入了篮球队。但训练容易弄伤弹钢琴的手，父母和钢琴老师都十分反对。面对“继续学音乐还是打篮球”的两难选择时，他毅然决然选择了篮球，不再去上钢琴和作曲课。8有小半年时间，坂本龙一彻底没碰音乐，全心打篮球，可总觉得心里少了什么东西，这才醒悟，原来自己是热爱音乐的。他只好低头去拜托两位老师，让自己回去上课。而后，他又去找篮球队队长，说要退出球队，因此还被队长拉到走廊狠狠揍了一顿。9坂本龙一高中就读于东京都立新宿高中。之所以想考这所学校，是因为他初中喜欢的一个女同学的哥哥穿这个学校的校服很好看。10高一时，有个大一届的学姐向坂本龙一表白，他觉得彼此差距很大，没有接受，结果对方自杀了。这件事对坂本龙一造成很大的冲击。坂本龙一的初恋发生在高二，那是一个纯真的学妹，不过两人只交往了不到一年。11上高三那年，日本爆发了两场学生抗争运动。坂本龙一游走于30多家爵士咖啡店，跟女孩搭讪聊政治：“越南发生的事，你有什么看法？”第二天就把人拉到游行的队伍中。罢课持续了四个星期。有传言说，坂本龙一被封锁在学校里，戴着安全帽弹奏德彪西。坂本龙一自己表示已经不记得了，如果真的如此，那肯定是为了出风头。12德彪西是影响坂本龙一最大的音乐家之一。坂本龙一儿时一度觉得自己是德彪西转世，努力在纸上练签名。13学音乐专业的孩子从小就花销大，坂本龙一到了大学，发现学院里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和少爷，散发着一种华丽优雅的感觉。而他留着长发，穿着牛仔裤，一脸凶相，和周围同学格格不入。整天喊着他是为了瓦解大学体制才进来读书的。14新宿有一条因作家、记者和编辑聚集而闻名的餐饮街，大学时期，坂本龙一经常和一帮搞戏剧的朋友去那喝酒。他们聊的都是“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效仿中国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服务”……15坂本龙一第一次结婚是在大三时期，他和妻子同是东京艺术大学的学生。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生下一个孩子，然后结婚。不过，没过久就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16离婚后，坂本龙一曾去地铁工地搬砖，每天工作9个小时，能拿四千五百日元。干了三天，工头对他说：“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劝你还是不要做了。”而后，他又去各个酒吧弹钢琴伴奏，给地下剧场伴奏。直到1977年研究生毕业，坂本龙一始终处于“音乐打工人”的状态，那年他25岁。171978年，坂本龙一和好友细野晴臣、高桥幸宏成立了大名鼎鼎的前卫电子乐团——YMO。那天，细野晴臣一说想组个乐队，坂本龙一是这样回答的：“我的工作很忙，一切工作优先，不过有时间的话，倒是也可以试试。”18乐队成立的第二年，仅推出两张专辑的YMO便在欧洲和美国进行了巡回演出，等回到日本，他们俨然变成了火遍全国的明星。有一次，坂本龙一去街上吃饭，被一个高中生认了出来，当场喊他的名字，吓得坂本龙一赶紧跑回了家。出名是坂本龙一当时最大的困扰。1983年底，YMO在武道馆的演出上宣布解散。191982年，日本著名导演、坂本龙一的偶像大岛渚主动邀请他去参演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他直接把配乐的活也揽了下来：“配乐也请让我来做。”20拍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前，导演大岛渚跟坂本龙一有个约定，就是导演不能冲他发火，一旦发火，他可以选择不干。于是，拍摄时遇到坂本龙一演不好的地方，导演就骂旁边的北野武：“你怎么演的？你这么做坂本都没法演了。”“都是你不好他才记不住台词的。”211983年，《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入围戛纳影展。就是在参加影展时，大岛渚引荐坂本龙一认识了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后者是《末代皇帝》的导演。221986年，《末代皇帝》在中国开拍，有一幕是让坂本龙一饰演的军官甘粕切腹自尽，坂本龙一觉得这种刻板印象很丢脸，直接逼问导演：“要切腹还是要我，如果非要留下切腹的剧情，我马上回日本。”最后，导演改成了让坂本龙一举枪自杀。23拍摄进行到溥仪在伪满洲国“登基”时，导演希望演员身份的坂本龙一能给这一幕配乐，作曲和录音的期限一共只有三天。贝托鲁奇拿自己的朋友埃尼奥·莫里康内激他，人家可是啥曲子都能当场写出来呢。一听这话，坂本龙一没有推辞。影片杀青半年后，身在纽约的坂本龙一刚把酒店房间退了，没等坐上车，前台把他叫过去接电话，制片人让坂本龙一再做几首配乐，这次的期限是一星期……241990年，举家搬迁至纽约后，坂本龙一和更多的西方艺术家们达成了合作。1993年，坂本龙一出演了麦当娜演唱的歌曲《Rain》的MV。在这个讲述戏中戏的MV里，坂本龙一扮演一名导演。252001年，坂本龙一亲历了9.11恐怖袭击。灾难发生当天，他拿起相机冲向纽约第七大道，拍下了冒着浓烟的世贸中心。坂本龙一并不热衷摄影，但在那一刻，某种责任感驱使着他抵达现场，“这是凑巧在现场的人应尽的义务，所以不能不拍。”12月，坂本龙一还出版了一本关于9.11事件的评论集。262002年，坂本龙一的父亲去世了。得知消息的那天，坂本正在欧洲巡演途中。演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按原计划完成。因为早有预料，父亲的离开没有在坂本龙一心里掀起太多波澜，但这个50岁的男人确实觉得“自己一直倚靠的强大后盾消失了”。272008年，坂本龙一前往格陵兰岛，目睹了因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他想记录下冰雪断裂和水流淌的声音，用一根绳系在录音设备上，把设备放到冰面下，“我想把融雪的声音钓上来”，他坐在冰上，笑着说。后来，这些声音用在了坂本龙一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Out

"大部分人对于退休生活的想象，是颐养天年，享受自由。然而，当退休老人家中有更为年长的老人需要照料，他们从岗位退下后，就需要回到父母床前，成为看护老人的全职护工。55岁退休这年，李秀莲把83岁的父亲接回家中，父亲进入了阿尔兹海默症后期，她承担起24小时照护的责任。全职照顾父亲的4年时间里，她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生活。从26岁起，李秀莲持续参与家中不同长辈的看护。她先后送走了姥姥，婆婆，公公，父亲。看护老人大半辈子，她也日渐衰老。她已经看淡了变老这件事，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人如何老去、如何养老的新理解。于是，她不要求后辈看护自己到终点，只要求对方提供耐心和包容。以下是李秀莲的讲述：退休后，在老人病床前“上岗”55岁这年，我离开工作37年的单位，正式退休。还来不及休息，我就在父亲的病床前“上岗”，成为了看护父亲的全职护工。当时，83岁的父亲已经进入认知症后期，老人身边24小时都不能没有人。把父亲从大哥家接回家前，我参照医院的标准，把家里的一间房间布置成了看护病房。父亲的房间里，放了两张单人床，靠墙的位置还放了一张一米二的折叠沙发。老人的助行器就放在床边，床底下还放了便盆。为了方便老人上厕所、洗浴，规避可能发生的危险，卫生间里要装上特质的扶手。原本房间里的瓷砖，也换成了防滑的木地板。此外，屋内多余的椅子也需要丢掉，降低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我也是个老人了，独自照顾老人，体力、精力都跟不上。当时我的丈夫还没到退休年龄，无法跟我一起全职照顾老人，于是，我找了24小时的住家看护。雇的人40来岁，管我叫大姐，她照料父亲的起居，穿衣服，梳洗，搬动老人等一些重体力活；我负责买菜做饭，清洁卫生。退休之后，我就用这样的照料方式，照顾了父亲11个月。之后，我开始察觉身体出现了问题。家里空间有限，丈夫独自睡次卧，我和看护睡在父亲的房间里。看护睡在剩下那张单人床上，我只能睡折叠沙发。由于睡在上面腿无法伸直，整夜都得勾着腰，11个月下来，我长期全身疼痛无法缓解。我不能让自己也病倒了，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不再雇佣24小时看护，转而求助钟点工。这样一来，有人帮助的情况下，我也能睡在另一张单人床上，缓解睡眠对我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位刚退休的男同志，人家也愿意过来帮忙。他在我家固定上班，从早九点到下午四点，周六日还给他放假两天。请看护，也是为了给自己喘口气的机会。我不能整天关在屋子里，有时候下楼买菜或者遛个弯，还能转换心情。退休后作为老人去照顾老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临时状态，而是一场长期的“抗战”，我们得有这个认知，再和年轻时不一样了，没有肆无忌惮不遗余力地照顾老人的资格。对我来说，在看护老人之余，保证自己尽量不能病倒也十分重要。平时请看护的钱，是由我们兄妹三人共同分担。每周末，哥哥和妹妹会固定来我家“值班”，全天照顾父亲。那两天，我住在另一套房子里，算是给自己放假。照顾生病的父亲这件事，实际上是我们兄妹之间的一场“接力”。自父亲诊断出失智到去世，病程长达十余年。1999年我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一直独自生活。73岁这年，他脑部健康问题慢慢显现。有段时间，父亲总是目光呆滞、健忘，性格变得异常暴躁。我们带父亲去医院拍脑部CT，医生诊断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兆。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妹三人。哥哥大我5岁，我排老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都组建了各自的家庭。父亲生病后，需要有人近身照顾，当时是大哥挑起了重担。和父亲生活，大哥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病情初期阶段，父亲的行为变得很古怪，从早到晚都在修自行车。一开始是找邻居的车修，再后来从收废站把车买下，拆卸零件，接着修。院子里，全是父亲修车的工具和废铜烂铁，乱得像个垃圾场。父亲太能折腾了，乱发脾气、骂人不说，还动手打人，有时候气得哥哥全身哆嗦。父亲曾走丢过两回，最后都被好心人送了回来。找到父亲之前，哥哥吓得腿软，一遍遍地寻找，腿从此落下病根，至今走久了路都会剧烈疼痛。这些麻烦事儿，大哥都一并承担了下来。父亲77岁这年突发脑血栓，左半身子失去了知觉。就医后，老人做了一个月康复训练，身体才能勉强移动。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发展着，到我退休时，他已经无法出门了。照护老人全是琐碎的细节。从早上睁眼，穿衣洗漱，吃饭，吃药，打扫卫生，钟点工陪着父亲，我就去买菜，做饭，吃完中午饭又来一遍。父亲不愿意穿纸尿裤，经常走着就拉了，弄得身上地上都是大便。我和看护就得慢慢把父亲扶到卫生间，一起给他擦洗身体，换衣服，之后再洗了衣服，清洁地面。做完这些，我都得在沙发上休息，体力才能缓过来。等丈夫下班，他去做晚饭，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回房间补个觉。丈夫性情温和，支持我把父亲接回家照顾，每次父亲洗澡，也都是丈夫代劳。父亲没有固定作息，想睡就睡。为了更好地休息，我慢慢靠近父亲的频率，他睡觉我也睡觉。到了晚上，我一个人看护父亲，他入睡后我得时刻关注着，他一个翻身、咳嗽，我都得去判断他有没有陷入危险。有时候，他突然尿床，我也得及时发现、处理。四年来，没睡过一个整觉。凌晨3点父亲会突然坐起来，喊着要吃饭。我把备好的饼干、蛋糕和牛奶放在父亲面前，他坐在椅子上能吃上3个钟头。熬到清晨6点，他体力耗尽，又爬到床上睡觉。长此以往，我的睡眠变得很浅，明明很累，却整夜整夜睡不着。照顾老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察他的变化，从一点点细微处判断老人的精神、体力怎么样。前两天我逛超市，旁边一个50多岁的男士一下子晕倒了。人躺在地上，四肢抽搐。我同倒在地上那个男士说话，发现他意识清醒，马上叫人群散开不要动他，判断他没有生命危险。两分钟后，那个人没事了，自己站了起来。我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知道，脑子里长了个瘤还没做手术，是这个引起的。我嘱咐他按时吃药控制，及时去就医。对方还以为我是医生。这很像我父亲癫痫病病发的时候。他的症状50多岁才出现。以前一年犯一次病，到了后期一个月就得犯两回。父亲犯病时，看起来很吓人，手变成鸡爪，腿也蜷缩无法伸直，整个人都在抽搐，还会口吐白沫，跟触电一样。这个时候照料者一定不能慌张，尽量让他平躺着，保持呼吸通畅，周围也不能有危险的东西。大概一两分钟，等父亲自己缓过去，再慢慢地将他的手脚捋顺，安静下来后老人就要休息了。照顾老人会观察细节很重要。我的父亲心肌功能不全，发生房颤前他会晃动身体，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站在一个地方来回打转。我看到他这样，判断一定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就给他吃药。看护父亲这些年，父亲变回了幼儿时期。他有些行为就像个孩子。父亲喜欢吃鸡蛋，我煮了鸡蛋搁在盘子里，他顺手拿过一个就吃了，总是这样。一开始，我担心他鸡蛋吃多了，胆固醇高对身体不好。后来发现父亲吃得多排泄也快，去医院抽血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才放下心来。他想吃什么，我就多做一些。看护父亲很累，但老人陪一天少一天，我很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丧失了表达能力，问他什么都答非所问，无法连接成句，听不懂收音机里的节目，也看不了电视了。白天大多数时间，父亲就坐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安静得如一株植物。我还是日复一日地试着跟他聊天，聊他的老朋友，“邻居盛大爷您还记得么”，父亲一辈子都生活在北京大院里，周围的邻居、朋友都熟悉，走到哪都能认识好多人。我也常夸奖他，“你真棒，吃得比我还多，来掰掰手腕”。有时候，父亲脸上的表情会略微生动一下，他能感受到有人在陪伴他。2022年年底，疫情放开前，父亲在家离世，活到了87岁。离开那天，我没在家，是哥哥给我打的电话。我赶过去，父亲已经在睡梦中安静地走了。图

"贵州“杀妻灭子”案的嫌凶李玉前刑满出狱。在21年牢狱生涯中，他与家人、亲属不断上诉，辩称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正是李玉前曾经的情人。不忠的原罪，牵出的惩罚巨大而漫长，先是两条无辜生命被残杀，再是数个家庭破碎，真相直至今天尚未昭然。愧恨、冤屈夹杂着恩义，获释的李玉前想要身心解脱并不易。谢罪坐牢21年，李玉前已很少流泪。再次见到岳母张琳合时，他哭了。2023年第一天，李玉前乘车前往大方县探望生病的岳母张琳合。张琳合如今和四儿子一家居住。几天前李玉前刑满释放，时隔21年重获自由。他本想一出狱就前往岳母家“忏悔、谢罪”，但当天由于出狱程序变动未能成行，哥哥李玉山把他接到了家里。“对他们家来说，你是永远的罪人，要悔罪。”哥哥给李玉前安排了忏悔行程，先是去妻儿旧居、母亲及自家四弟的坟前告慰，等疫情稳当，再前往岳母家。病中的张琳合不知晓李玉前要来的消息。听到开门的声响，屋里坐在炉火前的老人抬眼，迷惑地辨认了一阵才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后是哀切。李玉前跪到岳母膝前，低声哭泣。来之前，他积攒了很多话，全哽在嘴边。张琳合也说不出话。78岁的她身患脑梗，嘴唇开合，连一个完整的音节都发不出来。李玉前上次见到岳母还是2020年，在关于自己案件上诉的庭审现场。张琳合出席了庭审，站在被告席上的李玉前近视得厉害，只能模糊看到岳母为自己申辩的身影。可如今岳母瘫坐在轮椅上，衰老得他难以辨认。一边哭，李玉前一边说着“对不起”。张琳合颤巍巍地抬手抱住他的头，一遍遍抚摸着他的头发。李玉前知道，从妻子和儿子遇害后，老人已揪心了20多年。21年前张琳合女儿谢初明、外孙被害一案中，李玉前被当作杀害张琳合女儿和外孙的嫌凶逮捕。李玉前与谢初明都是毕节大方县人，大学毕业后在六盘水市定居，在水钢炼铁厂工作。他们在1997年结婚，次年两人生下了一个儿子。2001年3月19日晚上，李玉前邀请同事夫妻来家里吃晚饭，饭后他和同事外出应酬，事后，李玉前因妻子和孩子失踪报案。后来警方侦查推测，第二天凌晨，李玉前从外面回家，见妻子对他不理睬，又因近来妻子发现他婚外情后两人有积怨，一怒之下掐死了妻子谢初明，又捂死了大哭中的儿子。第二天晚间，他叫来情人孟瑞红协助他分尸，最后由孟瑞红将尸体丢入钢厂的高炉毁尸灭迹。图

"当女儿决定带母亲去接种HPV疫苗，劝服母亲出发成了最为困难的一环。过程中，女儿试图去理解母亲的性观念、梳理她们的心结，了解上一辈女性在健康上吃过的苦。在这个过程中，女儿的坚持和妈妈的推脱、不以为意，呈现出两代人在性和身体认知上的差异。在医院，中年女性不是稀少的人群。她们或罹患疾病，或尽心力看护患病的家人，却很少出现在接种HPV疫苗的人群里。带妈妈去医院接种HPV九价疫苗的过程中，刚刚步入社会的吴欣怡很快意识到这点。从医生处接过“国产二价宫颈癌疫苗接种知情告知书”，吴欣怡用手机拍了照。医生把三次接种的日期一并写在了知情告知书上，3月6日，便是吴欣怡带妈妈接种第一针HPV疫苗的日子。吴欣怡多少有些焦急，因为再过一年，她的母亲就45岁了。一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提示，宫颈癌是全球第四大妇女常患癌症，接种HPV疫苗、筛查和治疗癌前病变是预防宫颈癌经济又有效的方式。在这所县城的卫生院，一层的接种大厅等待接种HPV疫苗的人群里，几乎看不到中年女性。医生们如果得知来就诊的女性超过45岁，会建议她们考虑每年都做妇科检查和两癌筛查。理由是女性一般会在45到55岁之间绝经，绝经之后，每年做妇科检查和两癌筛查来避免罹患癌症威胁生命健康，意义比接种HPV疫苗提供的保护效果更大。不过，最困难的部分还是说服母亲。对于吴欣怡接近45岁的母亲来说，拒绝女儿的理由，光是自己年龄过大，接种疫苗受益有限，已经足够。她也听说过HPV疫苗，但考虑到自己会定期去医院做妇科筛查，她认为再花一笔钱给自己接种HPV疫苗没有太大必要。女儿吴欣怡对此有不同想法。长大后，她渐渐地也发现了母亲小时候不会袒露的苦恼。她的母亲40多年的人生里生育了4个孩子，加上常年操持家务，身体上落了病根。母亲因子宫内膜增厚，来月经时时常贫血。吴欣怡的脑海中，总有母亲因贫血眩晕躺在床上的场景，那是她想起来都会内心焦虑，眉头紧皱的画面。似乎从女儿开始关注母亲的健康开始，就总会发现，妨害母亲健康状况的缘由，总与子宫有关。这些愁绪和模糊的印象，演变成她关心母亲健康的线索。有意无意地，她会额外关注和子宫健康有关的消息。于是，当她了解到接种HPV疫苗可以预防感染HPV病毒，从而规避因HPV病毒感染引发的子宫颈癌时，她决定，带母亲去接种疫苗。了解HPV疫苗生效原理后，她清楚理论上母亲接种HPV疫苗预防效果微乎其微。但只要有些微的预防效果，她认为在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的举措，都值得她去尝试。一只小小的疫苗，引发了母女俩对用金钱换取母亲健康这件事上态度微妙不同的立场。最终，吴欣怡为了说服母亲，自己做主地告诉母亲，已经咨询过医生，确认只要没超过45岁，接种疫苗的效果就会很好。事实上，她没有正式询问过医生意见，之所以编这一段，是为了说服妈妈安心去打疫苗。最终，母亲接受了她的提议。吴欣怡不是唯一对妈妈打HPV疫苗感到迫切的女孩。互联网上，有女孩发帖提到，发现妈妈进入更年期后，整个人开始憔悴，再加上身边有好友的妈妈查出宫颈癌晚期后很快去世。这让她带妈妈去打HPV疫苗的心情迫切。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在发生性行为前，接种疫苗的最佳年龄是11至26岁。发帖的那位女孩知晓这个时间范围，但她还是决定在妈妈45岁（疫苗确认接种效果上限年龄）之前，带妈妈去完成HPV疫苗的接种，规避高危型HPV。对她来说，这是在回报妈妈养育自己的恩情。“打了总比没打强”。陪妈妈打完针留院观察了半小时，确定妈妈没有出现任何不适，吴欣怡才带着妈妈往家走。离开接种点前，吴欣怡把门诊处几本科普HPV疫苗的宣传小册子装进了包里。她想到了家里的几位姨妈，她希望让姨妈们也了解疫苗接种。册子后来挨个发给了姨妈们。不过半年多过去，直到吴欣怡的母亲完成三针疫苗接种，也没有一位姨妈去接种第一针疫苗。吴欣怡问起姨妈们进展，她们总推脱说“太忙了”“没有必要”。赵梦瑶第一次听说HPV疫苗时，这个接种项目以关怀少年女性身体健康的方式出现。当时她读初中，同学中有人的家长得知了为年轻女孩接种HPV疫苗来规避感染HPV病毒，防止HPV感染病变为癌的消息。那年中国内地还不存在九价HPV疫苗，那位同学的家长带着她花高价前往香港接种疫苗。那时候，赵梦瑶隐约领会了这支小小的疫苗和女性健康之间的联系。这种认知，后来继续萌发，当她决意关心妈妈的健康时，打HPV疫苗也就被提上了她的行动计划之中。HPV疫苗2019年刚在中国内地登陆时，九价疫苗被宣传为适合16到26岁的女性接种，超过26岁的女性往往建议接种四价或者二价。直到2022年下半旬，赵梦瑶看到“九价疫苗扩龄至9-45岁”的热搜，她意识到，这是一个妈妈打九价的好时机。当时她的妈妈已经44岁。放学回家，赵梦瑶和妈妈谈起此事，督促妈妈要早点去打疫苗，妈妈只说自己要先去公立医院预约。不过，赵梦瑶能感觉到妈妈的“懈怠”：她后来问过几次，妈妈都简洁地告诉她“没预约上”，看起来一点不着急的样子。意识到母亲45岁的日子和高考倒计时一样，过一天少一天，赵梦瑶急了起来。晚上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赵梦瑶会不经意提起自己今天学到的HPV知识，妈妈听完微微皱眉，让她不要继续说下去，转身继续看电视。不断催促母亲去接种疫苗的过程中，赵梦瑶发现了妈妈和自己在认知上的一些差异。她的妈妈似乎对于性有一些微妙的耻感。出门前，赵梦瑶的妈妈会用小胸衣包裹胸部。她会提醒赵梦瑶，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把卫生巾拿到在手上。有一次撞见赵梦瑶往卫生间走准备使用卫生棉条，也阻止了她。赵梦瑶的妈妈还曾经问她：“如果没有不洁的性行为，那就不会有HPV

"第一批不婚女性是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如今她们正在老去。没有家庭，逐步从社会职业中退出，独自生活的女性们发现，老去是一个渐渐失去身份的过程。正在老去50岁的胡俊没结过婚，依旧与父母同住。早上9点，胡俊在上海一处150平米的复式里醒来，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查看客户的邮件。如果当天没太多任务，她会先把被子抱到阳台晾晒，然后再泡一杯咖啡，听听播客。过一会儿，七八十岁的父母会准时喊她下楼吃饭。25年前，胡俊从江南小镇来到上海，成了中国较早一批电脑平面设计师。在那个万元户都值得一提的90年代，她花两年时间就在上海买了房子，总价135万，并把父母接到一起生活。直到现在，这对老两口还像往常一样给胡俊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胡俊享受这样的独身生活。有时，做手工这个爱好就能消耗她一下午的时光，一块块布料经过她的加工，从而变成精美的手提包、钱夹和笔袋。她把它们挂到朋友圈展示，售卖，怡然自乐。早些年，胡俊还有另一个爱好，爬雪山。每隔两三个月，她就约上三五好友，带上专业设备，去登山。巴哈雪山，乞力马扎罗，勃朗峰，都曾留下她的足迹。只是，后来这些一起登山的朋友成家的成家，出国的出国，眼看身边的玩伴一个个回归家庭，她也很少再去了。现在，胡俊每周的固定活动是和闺蜜喝喝茶，约个饭。闺蜜比胡俊大一岁，是个丁克。一个未婚，一个未育，2018年，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晚年寻求归宿。俩人在杭州一家顶级养老机构转了一圈，看着机构里年轻而专业的康复团队，胡俊心想，养老这件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她转头问经理：“如果全瘫了在你们这住是多少钱？”对方说，大概一个月要三万块钱。她和闺蜜盘算了下各自的资产，然后相视一笑：“OK，没问题。”可到了第二年，胡俊突然对未婚未育的生活产生了迷茫和恐惧。那年，闺蜜查出子宫癌，她和闺蜜的老公一同去医院陪护，手术从早上8点进行到下午3点，直到闺蜜从麻药中苏醒她才离开。回到家，胡俊忍不住跟父母大哭了一场。“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该怎么办？”图

"当女孩们没有自己的房间，一些关于女性特有的隐私、秘密全部袒露在外，没人告诉她们应该得到怎样的尊重。离开家庭后，她们在出租房里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获得自由的同时，成长过程中缺失的东西，在这里一点点浮现。在家中流浪杨楠家的客厅有两张沙发，贴着墙呈“L”型摆放，她和姐姐一回家就睡在这里。一张是深灰色的布沙发，自杨楠记事起就在了，已经变得相当老旧，又窄又硬，睡在上面翻身都困难。另一张深红色沙发是姑姑搬新家时淘汰掉的，看上去又宽又软，但沙发垫之间有凹陷，难以托住身体，睡在上面腰是悬空的。两姐妹都喜欢睡那张深灰色的老沙发，如果她们都在家，就会商量着一人睡一天。这是爷爷生前单位给分的房子，70平米，大门还是老式的铁皮门，进门后是又短又窄的玄关。房子有两室一厅，父母住一间，奶奶住一间。剩给她们的只有客厅。很小的时候，杨楠和父母、姐姐住在一间小平房里。青海全省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冬天很冷，那时杨楠生了一场病，父母便带着姐妹俩挤进了奶奶这套更具现代化的房子里。因为年龄小还能和父母、奶奶睡一间房，等她们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只能睡在客厅。图

"网络云盘成为大众储存工具的同时，一群程序员已经开始在那里修筑秘密乐园。他们以代码为砖，以生活中冒出的星星火火的创意为蓝图，在云盘修造一个个满足现实需求的程序。“码代码”在这里不是工作，而是一种创造和表达。在网络云盘恣意创作的程序员，是一群被历史之手推到舞台中央的技术控，也有人称他们为极客，他们会把这些APP视作乐高，在APP上，去肆意创造不一样的玩法。我们找到了几位活跃在一个阿里云盘开发者社群里的独立开发者，了解在科技浪潮之下，他们如何在生活中践行极客式创作，验证创意，也惠及他人。那就自己搞嘛夜深人静时，程序员孙宇会出现在十平米的书房。他坐在电脑前，双手有节奏地敲击键盘，屏幕上快速闪现着他刚刚输入的几十行代码。在外人眼里，这些如同乱码一般的英文、标点、数字，对孙宇来说是他下达的指令，如同一块块石砖，最终能够搭建成一组完整的建筑。在孙宇的设计中，这些代码会搭建成一组安装在车载屏幕上，能以浮窗形式，播放储存的视频、音频资源的云盘播放器。孙宇和家人常年生活在厦门，每逢长假会开车回到150公里以外的龙岩老家。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他喜欢用音乐对抗困倦和枯燥。2022年下半年，孙宇在往返厦门与龙岩的车程中，点开车载屏幕地图查看导航，女儿在后座想更换播放的音频。孙宇发现自己只能将导航页面关闭后，才能进入播放器挑选音频。驾驶途中，这几秒钟的分神令孙宇感到不安。他测试了市面上的车载播放器软件，都无法满足两个软件显示在同一页面上的功能。“那就自己搞嘛”，从老家回来后，他决定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开发自己理想中的系统。一个月后，这款名叫“蜗牛云盘”的软件上线，接入了阿里云盘，目前超过6万人下载并使用。图

"那所市中心的重点高中，是林行走出山村的第一站。2009年秋天，瘦小寡言的男孩搬进了宜宾三中的宿舍，行李里塞着一张充了钱的电话卡。他从小留守，抚养他的奶奶年事已高，父母在东部打工，每周给他家人拨去电话，但心事从来说不出口。“高中的时候，老师就是全部。”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林行开始小声讲述。他面前，是北方开阔的金秋，话语中的秘密埋在北风里，路人的耳朵无法捕捉。林行现在28岁，比15岁时高了10厘米，重了30斤，他定居在大都市，朝九晚九，收入不菲，但在未成年时，他孤独得像一块干瘪的海绵，老师是全部精神养分的来源。只是，他的高中班主任梁岗，除了给他化学知识和空泛的人生道理，还给了他用欺骗包裹的伤害。高中班主任梁岗，1981年生，性别男。他有一双肥厚的手，白天，这双手在黑板上写化学方程式，晚上，这双手被用来向自己班里的男生实施性侵害。2020年春天，一篇公开发表的举报文章里，包括林行在内的12个曾经的男学生讲述了梁岗对他们的侵害。晚自习时，梁岗常叫男生去心理辅导教室“单独辅导”，在那里，他给男生们按摩放松，手滑向他们的内裤。这间心理辅导教室对面，距离不足10米，就是人挤人的高四复读班。这样的情况和场景，多次出现。林行被梁岗单独叫去这间“黑乎乎的，开着热风空调的教室”，他难以反抗，“任由摆布”。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他对权力关系有了更多认识，才找到了自己和同学没有反抗的原因。“当时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很模糊。”林行说，在他当时有限的认知里，只有女性才会被强奸，后来他查阅当时尚未修订的刑法，猥亵14岁以上的男性并不是犯罪。“不知道怎么去给它定性。”不论是法律还是性教育方面，这都是一片空白。林行发现，舍友们一个个被梁岗带走，不反抗，回来也不说话。“我知道他们可能会遭遇跟我类似的情景，但是大家都不说，这个事情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太小了。”林行在举报信中写道。羞耻感令他们说不出话。还是小男孩时，父母就教育他们要坚强、不示弱，那些被老师侵害的烦恼，全被“不能说”的枷锁困住。林行的一位舍友回忆，后来，他们宿舍进行了卧谈，大家讲了梁岗所施加的“怪异行为”，但只谈到“被骚扰”，林行遭遇的真正的严重侵害情节，这位舍友也是看了举报信后才知道。十年后的举报信，比卧谈会更加敞开心扉，但仍然没有说出全部。参与举报的12人中，8人曾就读宜宾三中，其中5人来自林行的宿舍。这间宿舍共住了8人，同学们一致回忆，未参加举报的3人中，有两人从没宣称受过侵害，他们分别是警察的儿子和“不修边幅的钢铁直男”，还有一人被公认“受伤最深”，“一提到梁岗的名字就不想说话”，但他沉默了。

"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发起过这样一则提议：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就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应予以彻底摒弃，否则会对受影响人员极不公平。罪犯后代的烙印伴随他们成长。作为罪犯子女，他们在考公、参军上被政审明确隔绝。法规之外，其求学、求职、婚配等过程中，同样避免不了因亲人触犯法律而被区别对待。带着罪犯后代的烙印，走出这片阴影、脱离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山药

"高学历年轻人厌倦了办公室脑力工作，扎堆去干体力活，已经演化成一类群体现象。年轻的脑力劳动者希望逃入体力劳动的圈层，来消除职场带来的疲倦和麻木。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发现，身体上的苦役，难以从根处消除当代职场携带出来的焦虑。扎堆去干体力活换上蓝色的工作服，王言冰就成为了北京一家自助生鲜超市购物区出口处一名不起眼的收银员。如今在这家商场当收银员，大多数时候无需埋头扫码与敲击价格键盘。超市配备了自助结账机，收银员只需要站在结账机附近，监督顾客自助结账并适时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帮助。这是王言冰2022年从大厂裸辞后找的新工作。更早的时候，王言冰每天要准时到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办公室报到。乘电梯抵达高楼层办公室，而后把双腿蜷缩在一方办公桌下，双手来回敲击键盘，如此度过一天。那份工作不消耗太多体力，更多的时候只操劳脑子。担心完不成kpi，怕业务上出错被上司责骂，与同事扯皮，她会埋头于各式表格和报告中，怀疑这些措辞苍白的文档有什么意义。精神内耗膨胀到无法忍受时，她决定脱逃，躲进一份轻体力活里。于是成了收银员。每天两班倒，上班时定时擦桌台，挂塑料袋、换打印纸都是她的职责。每逢超市会员日，随着客流量变得密集，她也更忙一些，从早上9点一直在收银区站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两个小时吃饭的时间。这份工作消耗体力，好处是她不需要和太多人打交道，工作内容简单、明了，每一笔账都有准确的数字。图

52岁那年，刘锋从县文联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但他并不想颐养天年，而是孤身前往北京，赚不到300万，他就不回老家。每个人北漂的理由各不相同，如今64岁的刘锋给出的答案是：让儿子有套婚房。刘锋本想追求文学梦想，但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他只能另寻出路：去会所做侦探，在写字楼掏马桶，当娱记造明星的谣，跟城管斗智斗勇。他屡屡受挫，却又总是从泥泞中爬起，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向现实的风车发起总攻。有人说他的不是，有人看他笑话。无论如何，刘锋的北漂之旅还在继续。请看【真实故事计划】视频号内容，欢迎点赞关注~-

"农村女性从事家政行业，如今受到许多地方的鼓励，这既能帮助落后地区与家庭就业增收，也解决了很多城市家庭工作与育儿的燃眉之急。进城做住家保姆，是许多农村女性第一次走出家庭和家乡，前往陌生地方开始工作。离开家人，失去既有的人际网络，迎面撞上知识与生活方式的悬崖，住家保姆们陷入孤立。节假日无处可去的她们，甚至只能流浪在街头。这是一种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痛苦。住家保姆多是40岁往上的女性，她们的城市化过程尤为艰难。游荡张兰提着蛋糕出门时，天才刚打亮。光线昏暗，她在没开灯的屋里穿梭。作为这个家的住家保姆，她熟练地铺床、洗漱，窸窸窣窣，发出不足以吵醒雇主夫妇和小孩的声响。每个清晨她都这么做，为了让雇主一家尽快吃上早餐。不过今天整理完内务之后，她需要离开这个家，出门休假。她小心翼翼从冰箱里拿出雇主昨天嘱咐她带走的蛋糕，出门前还带走了前一天的垃圾，轻轻合上了门。在雇主家工作两年有余，张兰对一家人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走出单元门的时候，张兰打了个冷战。天津这处高档小区刚刚入春，树芽悄悄冒出尖来，风中还残留一丝冷冽。休假的一天突如其来，她眼神涣散，一时不知道该去哪儿。今天是她儿子的生日，女主人不知道从哪一次闲聊中记住了这件事，昨夜，她把张兰叫过去说：“阿姨，明天给你放一天假，去陪你儿子过生日吧。”按女主人的意思，她愿意把张兰这周末的假期挪到周中，让她好好去给儿子过个生日，还提前订了蛋糕。张兰来自陕西安康的农村，今年48岁。她和家人向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几天前她和在天津打工的儿子通过电话，儿子说他生日当天还得上班，没空庆生。当然，在张兰心里，这不足以成为拒绝女主人好意的理由。所以，当女主人通知她休假并送给她蛋糕的时候，张兰下意识心虚地说了感谢。来天津7年，张兰还是不懂得如何跟城里人一样放假。她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住处，每月4天休假的日子，她必须在早上7点前出门、赶在晚上7点前回到雇主的家里。中间休假的12小时不知道该去哪里，让假期成了一种折磨。度过假期最安全、实惠的做法，就是在城市的街道里游荡。图

"两岁半的女儿和一岁半的儿子被人从15层高楼推下杀害，凶手是孩子们的亲生父亲。31岁这年，年轻母亲陈美霖的人生被残忍撕裂。丧失子女的巨痛，令人齿寒的罪恶掏空她的身体与精神。陈美霖选择不原谅，不释怀。愤怒无从宣泄，只有复仇火焰照见这位母亲。空心火山开车在路上，陈美霖的右腿有时会突然没由来地抽痛。她需要腾出一只手用力按住不断颤抖的肌肉，强撑着让痛感缓下去。这是两年前的罪恶在她身上留下的后遗症。2020年11月2日，陈美霖的两个孩子从15楼坠亡。那时她和前夫离婚不久，大女儿归她抚养，小儿子则是暂由男方照顾至6岁。事发前日，前夫把女儿接到家里玩耍，却在第二天将两个孩子抱出窗户从高楼上抛下。后经警方调查，这是一场由陈美霖前夫张波和他的现任女友叶诚尘蓄意已久的谋杀。叶诚尘无法接受张波有孩子，曾在微信上多次要求张波杀死他们。接到孩子坠楼的消息后，陈美霖焦急地开车赶往医院。如同噩梦骤然降临，她无法相信如此可怕的事真实发生了。她嘴里不停地叨念孩子们的名字，扶着方向盘，全身难以抑制地抽搐。到达医院，陈美霖不顾一切地冲到前夫面前，泄出全身的力气抽打他。女儿躺在白布下，没了呼吸，双眼却还睁着。陈美霖的母亲想为孩子合上双眼，陈美霖并步上前，发疯般地拽开母亲的手。谁也不能碰我的孩子。陈美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两年过去，这个当年在重庆乃至全国都引起关注的事件已鲜少被人提起，陈美霖也已外出工作。只有身体时不时的抽痛提醒着她一切并没有过去。掩盖在平静生活下，陈美霖如同一座休眠的火山。她个子不高，齐肩的棕色短发打理得很柔顺。较之事发后的暴瘦，这几年她身材充盈了一些。人群中她温和有礼，看起来毫无攻击性。她常常怄气。孩子去世两年，凶手却还没有得到最终审判。想到这事，升腾的怒火灼烧起她的身体。有天晚上她觉得胸口特别痛，动一下都疼，呼吸也疼。她想着睡一觉会好些，可到第二天早上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她请假去了医院。CT显示，她的心脏较正常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大。心脏变大，陈美霖却时时能感觉到这颗心脏内里已被挖空。日子里没什么事能让她提起兴味。她每天定点上下班，下班后总是没胃口吃晚饭，直接回家。她和父母同住，平时却很少和他们说话。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洗漱，随后就把自己关进卧室。整个房子静悄悄的。有时听到父亲在客厅看视频的声音，她会沉着脸推开门叫他把声音调小一点。她自己则在房间里看电视剧，音量放得很低。看个一两集，困意袭来，她便在百无聊赖中睡去。无聊或许是一种幸运，好过痛忆翻涌。想到过往，她会在房间里低声哭。有时，她会在地下车库的车里哭完再上楼。孩子坠亡时的场景总会闪回。当时，窗户上留有女儿的手印。陈美霖忍不住想象，在坠落前，女儿的小手死死地扒着窗户，也许嘴里还在喊“妈妈”。女儿的额头很高，去世时，陈美霖看到孩子高挺的前额凹下一个坑。无法想象那有多疼。2021年12月28日，陈美霖等来案件的一审判决。去法院的前夜，她几乎一晚没睡，到凌晨四点才迷糊了一会儿。在那之前的七月，法院有过一次开庭审理。在法庭上，被告叶诚尘不停地抗辩自己并无杀人动机。陈美霖听着很想大声反驳，但她怕一旦闹到法院休庭，不知道审理会拖延多久。她用指甲死死掐住虎口，极力遏制住自己的情绪。直到审理进入末尾，法官征询她的意见，她说出准备已久的话：撤回民事诉讼。这表明，她拒绝一切赔偿，只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判处两个凶手死刑。一审宣判后的十天内，张波和叶诚尘提出了上诉。又过了一年多，陈美霖仍在等待二审开庭。二审过后还有死刑复核，她知道这是一场持久战。现在，她每天早上都尽量锻炼身体，为迎接后续的较量积蓄能量。蜕变两个孩子从高楼上坠落，大女儿当场离世，小儿子被送到医院抢救，最终因器官衰竭而亡。在医院的手术室外，陈美霖看到前夫张波呆坐在椅子上，双目空洞，看不出悲伤，反倒像是在盘算着什么。她突然察觉眼前男人变得陌生可怖。也就在那时，她开始怀疑张波亲手杀死了两个孩儿。孩子刚离世后的几天，陈美霖安静得吓人，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吃不下饭，吃几口就吐，一个星期体重轻了10斤。不靠安眠药根本睡不着。醒着的时候她不停地在脑海中推演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她曾质问张波事发前在做什么，张波说他感冒了，在房间睡午觉，忘记关另一个卧室的窗户，两个孩子爬到飘窗上不慎跌落。但陈美霖又从别处听到张波跟朋友说他当时是在客厅吃外卖。相左的说辞让人怀疑。再加上，陈美霖很了解孩子，觉得他们不会轻易涉险，更何况窗台那么高，两个孩子很难爬上去。所有推理都指向一个猜测，那就是前夫张波亲手把两个孩子推了下去。她需要从崩溃中抽身。人处在极度痛苦中开口说话并不容易，但她每天都给警局打电话，询问办案进度。很快，警方通过现场的指纹以及聊天记录认定，是张波在叶诚尘的一再要求下亲手杀死了孩子。这还不够，还需要得到更多帮助。陈美霖想联系媒体，一开始找了重庆当地的记者，对方却没有报道的意愿。她没轻易放弃，把案件的事实真相披露在自己的视频账号里。在那之后，全国各地的媒体蜂拥而至。每次接受采访，她都得强迫自己回忆一遍案发的细节。她曾大哭着向母亲发泄，说自己完全受不了了。她觉得自己像被一张网紧紧缠住，不停地向上蹦以挣脱束缚，却身心疲累至极。偶尔，她冒出了轻生的念头。两个孩子的骨灰被寄存在重庆北碚区的天台寺，陈美霖常去那里看他们。寺庙的师父总劝她少来，说她身上的悲伤会传递给孩子，让他们的灵魂走得不安稳。陈美霖也常想到自己正在苍老中的父母。母亲患有甲状腺癌，身体本就不康健。父亲在孩子去世后也消瘦了许多。失去外孙，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道重击。她不能让父母像她一样再失去自己的女儿。为了父母，为了孩子，她渐渐不再沉湎于悲痛，在生活里硬撑下去。图

"每逢“金三银四”招聘旺季和六七月毕业季，获得互联网大厂岗位的求职者，无疑是求职者中最志得意满的一批人。大厂周边的租房需求也会随之被拉动。初来乍到的大厂员工，早已被利欲熏心的黑中介和二房东们盯上，他们发布隐藏祸患的房源，如同布下一个个张开的兽夹，只等涉世未深的租客落入陷阱。“不搬走我就上你屋开锁，不信治不了你们了。”晚上九点多，下班回到出租屋，小米公司员工陈佳倩在微信上收到二房东的消息。狠戾的威胁，让她感到浑身发麻。她只好尽快在房间里安装了一台摄像头，以防二房东趁她外出闯入房间，她也能收到摄像头关联软件发出的提醒。白天上班时，每当摄像头关联的APP发出提醒，陈佳倩心里都会“咯噔”一下。不过每次打开一看，都发现是窗外晃动的光影触发了摄像头提醒。中国当下最具盛名的互联网公司，百度、网易、新浪、小米、滴滴，人们习惯称之为“互联网大厂”。对于大厂员工来说，住所是工作和生活的根基。每到“金三银四”招聘高峰和六七月份毕业季，大量就业人员涌入互联网大厂。公司周边的房源，成了附近白领初到大厂落脚的第一站。只不过，要小心甄别房源和出租者，因为签约之后，二房东真正的嘴脸才会渐渐显露。2022年6月份，陈佳倩在建材城西路85号院租下一间次卧，月租2350元，押一付三。此外，她还按要求一次性缴纳了一年的服务费，每天两元钱。小区距离小米产业园1.8公里，骑行十几分钟即可到达。图

"进入婚姻1年后，25岁的李美慧（化名）查出了卵巢早衰。疾病侵蚀她的健康，也让她难以孕育生命。治疗和求孕试管婴儿4年之后，她决定放下产子当母亲的执念。在这之后，她还要面对的，还有很多。以下是她的自述：抽离点开群聊，我把看诊记录文档分享到卵巢早衰病友群。群里大概40人，都是平时聊得熟络的卵巢早衰病友。在群里，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病情最严重的一个。其他群友经过艰难取卵，往往在移植胚胎阶段屡败屡战。我走不到移植胚胎的阶段，因为我的卵巢连卵子都难以产出。“春暖花开接好孕”，这是群名。我点开群名旁的菜单键，划到最下方，点击退出群聊。自2015年查出卵巢早衰，我有记录就诊经历的习惯。内容包括治疗情况、病历表症和疾痛梦境等，也记录了一些我走过的弯路。希望这份文档可以帮助一些同病相怜的群友少走一些弯路。刚进群的时候我25岁，发言积极。有病友心情不好，我还会主动安慰。当时群里大家都年轻，很多人还在27到30岁之间。治疗4年，大家都老了4岁。最年轻的我没有成功受孕，身体反而越来越差。而且，被困在了生育执念牢笼中的感觉愈发浓烈，影响正常生活，我于是有了放弃的念头。我退群前夕，一位病友在群里推销一款药物，其他病友找她买药。吃过药后，很多人觉得没有效果，认为自己被骗。她们和卖药的病友在群里吵起来，搅得乌烟瘴气。这就是我下决心与求孕的日子告别的导火索。之后，我退出了所有病友群。好友列表里的所有病友，我逐一打过招呼后删除。一气呵成，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29岁这年，我就这样放下了想当一名母亲的执念。图

"快要三十岁了，邹雪迫切感到生活需要她稳定下来。疫情里，妈妈没了工作，她在培训班的教职受到双减影响，教师编成为唯一能想到的稻草。中公教育多年前开创的“保过模式”给了她报名的底气一考不上能拿回钱，基本没损失。但这次，她跟投诉平台里的9万多人一样，都没能获得这种侥幸。据多家媒体报道，由于营收危机，中公教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欠薪，财报披露亏损信息后，再次引发股价暴跌。直到目前，撤点裁员、拖欠学员退款等问题仍在持续。钱还没拿回来，一家人靠倒腾信用卡过日子的生活还在继续，邹雪又报了一个机构的保过班，她想到的只能是再赌一次。“做生意的年入百万，比不上编制里的·”跟她一样执着报名的学员这样说。刚开年，邹雪又过上早9晚12的学习生活。她从老家五线小城公主岭，到70公里外的长春市区培训机构暂住，准备半年后的教师编考试。去年，她已经失败过一次，损失了妈妈四处借来的23800块。她28岁，去杭州漂了两年，在一家公司给人卖黄金，2019年继父白血病去世后，结束了这份总要出差的高强度工作，回到公主岭，跟妈妈和弟弟住在出租房里，租金一年八千。原先的房子卖了，也是因为继父——开大客车时出了交通事故，进看守所后还背负高额赔偿。这几年赶上疫情，她在小城里的私营辅导机构当老师，一个月工资3000出头，老板经常不给交社保。她日子过得紧巴巴，没什么积蓄。妈妈给人做催乳师，也接不到什么活了，一家开始靠倒腾三四张信用卡。邹雪“受够了这样的生活”，跟妈妈说就算借钱，也要去培训考编，“我得稳定下来”。中公“保过班”进入她的视线，就在离住处一条马路的教育点里，她看到“吉林协议系列教师项目，半年定制随机学”，课时一个半月，按照合同，如果考试失败，会在结果公示后的45个工作日全额退款。现在离考试过去了八个月，失败的邹雪还没收到这笔退款。中公方告诉她，退费的学员太多，需要排期。后来，她给各处轮番打电话，都没有下文。截至今年2月16日，在互联网投诉平台上，对中公教育的投诉已经超过了9万条。这其中，95%以上是涉及退费问题。有人原本打算用这笔钱结婚，有人等着用它给父亲看病。多数人是在过去三年的疫情生活中，想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忽然被动地开始寄托上了稳定的编制。去年五月，在接连两个月领到800块底薪后，山东临沂的王大鹏决定辞掉私立学校体育老师的工作，全职备考事业编。由于疫情停课，原本占三千多工资中大头的课时费没了，他连车贷都还不上。2017年大学毕业后，王大鹏就一边工作一边考编，投入中公的钱超过6万，他考上过安徽、江苏的编制，但考虑之后最终都没去，“在外省买房、结婚，都是压力。”他也报过中公和浦发银行合作的贷款课程“理想学”，有些考试没通过，原本该全额退，但钱一直没拿出来，只好退转成其他课程。今年过年，王大鹏相过亲的姑娘就有四五个，加上前几年的话，跟走马灯一样。年轻人把各自的条件台面上一摆，聊几句就知道合不合适。“做生意的年入百万，比不上编制里的。”王大鹏对这个规则了然于胸。近十年，中公教育靠包过、不过全退或部分退款等类金融模式的“协议班”——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及教师招录培训，经营和业绩高速增长，股价也持续走高。此后，这种模式在相关培训市场被广泛运用。而今年，仅从考公需求来看，据国家公务员局数据，国考资格过审人数超250万，同比增长25%，达近十年之最。这次，坐在另一所培训机构的教室里，邹雪还是觉得“太卷了”。一个班里的学员有六七十个，整个机构有很多班。她记得，去年公主岭全市有几百人报名考教师编，只招七个。2021年“双减”之后，邹雪在私营辅导机构的工资越来越少，从3000多降到1600，再到1400，甚至更少。几个月里，一个校区陆续走了七个员工。光她知道的，就有三人考编，但只有一个上了岸。一开始，邹雪是抗拒这个选项的。硬挺着到了去年6月，她还是不敢辞职，想着疫情之下，走了可能会一点收入都没了。她还是喜欢跟学生们待在一起，觉得自己经历复杂，出身不好，孩子们的可爱、简单能治愈她。因为妈妈总被爸爸打，在邹雪小学三年级时，两人离了婚。后来妈妈跟继父生了儿子，她感觉家里的关爱都给了弟弟，而自己从一个长托班出来，又进了另一个长托班，在三个姨的家里轮着住。她无数次觉得，如果没有弟弟，自己会不会不用过得那样辛苦，“我甚至有点恨他。”邹雪跟父母的关系都不好。中学快毕业那年，她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亲爸空着手看望，她一下很不是滋味，“这些年一分钱没给我花过。”大专二年级之后，邹雪就很难再能从妈妈那要出生活费，每次收到的是一两百，和“家里不容易”的提醒。她读的是小学初等英语的师范方向，妈妈做的决定，因为觉得她英语成绩还可以，好就业。成长中，这样的剥夺感常有。初中时她喜欢画画，后来也被妈妈中断了，为了让她好好学主科。高中时，周围人说她声音和外形条件好，她想学播音主持，因为没钱最后也没让学。后来，邹雪做微商、在大排档里卖啤酒，养活自己直到大专毕了业。“因为卖黄金挣得多”，她到杭州挣扎新的生活，但最后还是被继父的变故给拽回现实。去年，吉林公主岭连续封控三个月，妈妈打不到零工，弟弟在家上网课，老想着打游戏，高二的成绩从600多分降到300多。她想着，自己也快30了，得先稳定下来才能顾上这个家，不得不背水一战去考编。“三十岁”，好几个女学员提到这个头上的“铁箍”。一个东北女孩在老家读完大学后，到北京做了三年金融商务，加班和单一的生活让她感到厌倦。2021年，她在疫情中高烧了两次，生病后的孤独感没法消除，身边的人总提醒她，“你快30岁了，卡着这个时间试试稳定的选择，不会后悔。”犹豫了两个月，她决定回家考公。她也选了中公“理想学”的保过班，贷款43800元，60多天课程包含冲刺2022年的省考和国考。她在北京每月工资一万出头，没攒到什么钱，家在农村种着十几亩玉米，去年收成不好，减产了一半，紧紧巴巴大概就两万。她想着，这个考试即便没过，到时候退费也没什么损失。疫情打破了她的计划，吉林三月的省考推迟到了七月，但银行的还款日期照旧。中公告诉她，如果不还款，会影响个人征信。她不得不厚着脸皮，跟家里要了两万块，先还了一部分。邹雪的妈妈也还在为那没着落的23800着急上火。过去这些年，这个农村妇女有太多欠债的回忆，一个人带着邹雪和小儿子生活，做小买卖，给人搓澡，打零工，借钱给丈夫平了事、送了葬。她的三个亲姐妹也过得不好，借不出钱来，只能试探地找丈夫生前的兄弟，“那滋味，我现在想起来都想哭。”现在，月初几张卡上欠出七万块，不知道怎么填。2月21号，邹雪意外发现，卡上收到了中公教育打来的2380元退费。她意识到，那笔本该被全额退还的学费，被强制分成了十期退还。据多家媒体报道，近两年由于退费率高，加上现金流充裕时大手笔买地买楼“短债长投”，最终造成如今无钱退费的困局。目前，中公教育的退费难投诉正在全国蔓延，几乎遍布其有办学的31个省区。“这就是个心理安慰的智商税。”荆大刚在中公华北某分部当了两年讲师，主教申论和面试课程。去年八月，他笃定了这个判断。过去一年，他所在的部门整体经历了三次降薪。绩点下调，每天120元的出差补助取消等等，让90个讲师走得只剩20人。在八月的考试旺季，荆大刚被派到邻省的多省联考班，他意外发现，当地研究院给他配置的三位助教竟然是计算机维护、行政和销售人员，上岗前只经过两个小时的专业课程培训。荆大刚带的是学员通过笔试后再上的面试课，半个月的课程收费三四万。最终，将近60个学员，只有三分之一勉强上岸。他说因为看不下去想辞职，但他刚结婚，还供着房贷，赶上去年底的疫情，没走成。一个2017年入职吉林中公教育的前员工，在2021年秋天离职了。她说进公司时，扩张势头迅猛，她成为了中公工号以十万开头的员工。她从一所普本美术专业毕业，进去之后做了助教，负责批改作业、督促学员学习，考试旺季时要到全国各地出差。疫情后无法出省上课，绩效降低，干不下去之后，她反而交了学费给自己报了一个教师编的保过班。关于考上教师编以后的生活，邹雪只有一种抽象的概念，“稳定”。她难以描摹和想象那具体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思忖半天，她只能说出，“有饭吃吧。”为此她再次坚定报班，这次花了三万，是从男友的信用卡里套出来的——这让她感受到了爱情。但妈妈对这个男朋友并不满意，觉得他16岁就进了社会，在汽车配件厂做工，父亲有小儿麻痹，家里的房子是花8万块买的，借的钱还没还完。之前她给女儿介绍过一个对象，有钱，可情绪不稳定，邹雪不能接受。“我自己的条件，还能找什么样的人呢？”疫情之后，全家的日子过得更差，她想自己必须得稳定下来，不能再依靠别人了。今年春节，许多学员过得都不好。山东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宝妈，在2020年就报了班，跟丈夫商量，把当年结婚时的钱拿出来，支付了23800的学费。这个新年，她连新衣服都没给孩子们买，二宝穿了大宝的衣服。她的爷爷那会儿还感染了新冠，住院治疗二十多天，她的学费拿不回来，只能眼见着农村的父母东拼西凑出4万块医药费。她看到网上有律师说可以帮忙讨要学费，但不敢尝试，觉得有风险。有些学员为了追回这笔钱，又掉入新的陷阱——很多账号在网上出现，假装中公已经退费成功的学员、老师代理，声称可以帮忙追回学费，但钱打过去，就没了消息。这个新年，邹雪家过得比往年还要惨淡。饺子没包，碗里的酸菜，让她连拍照发朋友圈的兴致都没有。在电话里诉说这些的时候，邹雪细软的娃娃音变得沙哑起来。备考的压力和经济的窘迫，让她时常被崩盘的情绪袭击。几天前，在男友面前，她歇斯底里地哭喊了一通。但哭过之后，她仍然严格控制自己的作息，中午12点下课后快速吃饭，保证午睡再上下午从2点上到5点的课，不允许自己走神。晚饭后，她会回到教室，一直学习到9点，夜里继续在床上背资料和单词到凌晨。关于那前路不明的两万块退费，邹雪不想再想了。自己这次提前半年学习，去年还参加过一次考试，和教室里那些新加入的学员相比，上岸的概率总该更大一些吧，她这样想。*

"有人说，每个人都在穿过庸常的生活，在某些时刻接受感召，逐渐圆满自我。我们在觉醒的时刻，会获得一种崭新的经验方法，投入生活中。正如电影《普罗米修斯》中所言，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当我们发觉人生的某个阶段进入无物之阵，周遭尽是困顿，就到了觉醒时刻。你会发现，机遇可能存在在任何瞬间，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勇敢改变。觉醒的瞬间深刻且宝贵，可能降临在某一天的微风中，也可能降临在某人的一句话里，对我们每个个体的成长都具备着非凡的意义和价值。真故找到了几位在不同方面得到人生觉醒的女性，以下是她们的故事：——————

"戴安娜·阿西尔是一位活过百岁独身女性，她一生未婚，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母亲。对于这些她不感到遗憾，觉得自己拥有了完整的自我，人到暮年依然迸发出生命的激情。76岁退休后，她开始写作、画画、搞园艺，89岁写出《暮色将尽》这本女性文学回忆录。书中，她展现了一种豁达的晚年生活态度。阿西尔的一生，是一个独身至101岁的女性生活样本。一位独身女性的晚年89岁的独身女士戴安娜·阿西尔退休后独居在伦敦，渴望一种欢腾的生活。清晨，她常从卧室看到外面有五六只活泼的哈巴狗四处溜达，这有些刺痛她。她也很想养一只哈巴狗，但碍于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出门遛狗变成了一件件辛苦的事，过程中步履蹒跚的自己也会成为小狗的负担。饱经岁月让她对动物富有同理心。家里有一只和她同样年迈的狗，除了每天给它喂些狗粮，阿西尔对它已别无所求。从步入晚年开始，阿西尔偶尔也要应对衰老带来的怅然。她租住在表妹的房子里，前后都有花园，她热爱在花园里搞园艺，营造出具有诗意的生活环境。有一次她打电话订购了一棵树蕨，准备栽在花园里，打开包裹，看到里面放着一个三英寸大小的罐子，树蕨上四片脆弱的小叶子刚冒出头来，完全不同于她在照片上看到的大树。新生命反衬出她的暮色，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已不大有希望看到它长成照片上大树的模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