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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父母去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杨晓倩 真实故事计划
202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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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衰老会带来精神的塌缩。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危机之一,即是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遭受精神疾病的摧折。

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精神疾患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

走进精神科‍‍‍‍

蒋悦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六十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悦家的一大难事。
2017年,蒋悦32岁,远在北京工作,她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悦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她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
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悦的父亲孤军为战。他有六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别管他。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玩意儿?”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
父亲曾经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悦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钉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
家人们曾猜测,蒋悦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悦家在一栋六层步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得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悦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从2014年左右,蒋悦就开始张罗着想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
真正让蒋悦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悦休假回家。饭桌上,她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宜,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悦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
在蒋悦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它事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
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悦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她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她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悦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

2023年8月的某天,王禹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顶楼,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燎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

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王禹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禹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
除了王禹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禹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
王禹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

图 | 小叔带着爷爷去三楼把绳子解下来

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
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悦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她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
蒋悦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悦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悦每周都给父亲打两三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她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
她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它流变:“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她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
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悦认为,这一个小小的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
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悦的父亲给她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
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道:“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悦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理由,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2018年5月,蒋悦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她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悦的父亲,他们父母的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
检查过程中,蒋悦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悦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她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
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悦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
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
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悦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她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近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

无声的崩塌‍‍‍

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其蓁,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三四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她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

医生对面摆着两把凳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其蓁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目。
她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休了的老人家还抑郁了?”
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
阮其蓁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六十五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其蓁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地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
阮其蓁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她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其蓁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她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述起自己的状态,她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
后来她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常将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蓁,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
由这位病人,阮其蓁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对他们坚挺的姿态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图 | 阮其蓁实习医院的病房‍‍‍‍‍‍‍‍‍‍‍‍‍‍‍‍‍‍‍‍‍

老人自己也难以接受自己的脆弱。步入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
蒋悦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
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顶梁柱”的角色。
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悦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衰弱,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
蒋悦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
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
阮其蓁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她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
老年精神科的病房里,氛围凝滞。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蓁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
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蓁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蓁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
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蓁的带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B,告诉她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
阮其蓁后来和老师讨论过,她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她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她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蓁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
王禹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及时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表达。王禹侃和爷爷联络得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
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未往抑郁的方向想。
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禹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地“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座机”。
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累。
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禹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禹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比隔壁那些老头内脏功能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
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

为老人织网‍‍‍‍‍

2024年6月,阮其蓁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再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

阮其蓁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
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
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她,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她身上。
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蓁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
等奶奶倾诉完,情绪平复后,阮其蓁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蓁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
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
父亲确诊抑郁症的那段时间,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三十岁出头,精力已不如二十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她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她得熬到凌晨两点才能回家。
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她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
父亲初诊时,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她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她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
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她说:“你首先要调整好你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
医生四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她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
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她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她立即在旁边反驳:“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她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她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
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她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她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
从父母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她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三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她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她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
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并不主动对话,她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她会刻意逗父亲,“老头儿,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她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她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
蒋悦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生活圈。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悦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
她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她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悦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她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心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悦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
她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料父母。不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她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护两位老人的责任。
蒋悦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

图 | 蒋悦父母在北京时,去三源里买菜

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
王禹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太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
2024年2月,王禹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
王禹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给爷爷留下一个念想。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 END-

撰文|杨晓倩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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