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藏起来的9年
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
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9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
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
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
以下是刘红的讲述。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发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
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
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
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白天店里不开灯，到了晚上，就亮起暧昧朦胧的粉灯。有一次，我看见对面洗头房里，一双糙了吧唧的大手在洗头妹穿着紧身裙的臀部游走，像在揉面团。
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如意。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
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
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
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梦境。
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去。
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
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地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地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
“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
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他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一百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五味杂陈。
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
我顿时感觉胸口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
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
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饭，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栏杆锁在一起。
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
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她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
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由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那晚之后，我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我的人生，还有我两个女儿的人生。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
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地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
这一次，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
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她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
“去哪儿啊！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筒，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
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中。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
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急着找份活。旅馆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
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就是开美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它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
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吟吟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
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
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坐的旋转椅，一个供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
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
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吐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
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从围布里伸出来去摸我腿。我直接把对方的手塞回去，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收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卖肉吗？
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贱！以后别来了！”
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她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这么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
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娘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
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寻事，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逃离家庭，好像是我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人生的前15年，我爸掌控着我生活的走向。
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
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健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
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种”，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
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
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
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着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地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
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丰满，只简单地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到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
“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去。
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
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仄，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它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地睡不着。
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住工人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
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刨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它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
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
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
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
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她没有其它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两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
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的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营生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
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
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
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她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
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
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起来。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当口正撞上他直勾勾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都抖着围布，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
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
“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
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女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嘛。”
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
婚后，被我视为底气的理发店营生受到了侵蚀。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
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抽烟、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
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
我的丈夫很浑，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多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
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摸了起来。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轻骨头，天天给男人摸，这个婚你做梦别想离！”
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她避风头。
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要么就打我，要么就逼我同房，有一次衣服刚撕开，他手里还有一截烟，边上没烟灰缸，他顺手就烫在了我胸脯上，痛得我一阵阵嚎叫。
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
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
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他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
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
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
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
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拖。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
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
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
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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