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抑郁症：躲在房间的孩子，敲不开门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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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精神卫生疾患中，抑郁症是青少年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内，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但“青少年抑郁症”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讨论。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孩子们与社会连接微弱，难以有效求助，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无声地蔓延。

对初一学生孟秀来说，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

上学期，孟秀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一直以来，他就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也是最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他，爸爸妈妈也视他为骄傲。至于“学习压力”，那原本就平等地落在每个学生头上，不管怎样，他是第一名。

孟秀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痛苦，这痛苦几乎侵入了他的每一寸。可他无论如何尝试倾诉，都只换来劝慰和鼓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压力，早已经越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孟秀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这所学校奉行应试教育：学生们每一天、一周、一个月都需要考试。而每逢考试，他就紧张得心跳加速、头晕，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写的答案全错。

说出那句“不想上学”，是孟秀最艰难的决定。那天是父亲的生日，也是妇女节，母亲买了蛋糕，炒了两个菜，想给儿子一个温馨的夜晚。孟秀放松下来，准备和父母讲讲心里话。他告诉父母，他很怕考试，这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他记得父母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们哄着自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那晚，自己的班主任也被父母请了过来，在老师的威严面前，除了点头，孟秀做不出其他动作。在他的理解里，班主任一条一条地列出上学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更改的答案：孟秀必须上学。

“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习的问题，他们只在乎学习。”孟秀说。他觉得，家长和老师，其实根本没明白他的感受。

他们都觉得他是学习压力大，或者稍稍理解，他的压力比其他人都大，他们不懂，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深渊里。

孟秀妈妈记得，初一开学不久，儿子几次在家里大哭，说心里烦得很。可每次发泄完压力，他又会默默地拿起书本，成绩从未下滑过。这让妈妈觉得很心疼，想方设法带他下馆子，看电影，唱KTV，“怎么也要帮他减轻点压力。”

可对孟秀来说，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妈妈。

他随口说出一段回忆，小升初考试结束后，妈妈带着他逛商场，想让他放松。可不知怎么，妈妈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的家长已经晒出来孩子录取的喜报。他还没有，妈妈以为他没考中，在商场里面突然发火，当着人踢他：别人都考上了，为什么你没考上？你是不是都在假努力？

其实，他考了一个很优异的成绩，两千人中，他也在前几名。

第二天早上，孟秀走出房门，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父母远远看着他，不敢吭声，似乎在等待他的决定。

一瞬间，这个14岁的男孩大哭着跑回房间，又从房间里走出来，告诉父母：“我上学去”。之后，他穿着拖鞋冲出家里，爬上六楼楼道的窗台上，想要往下跳。

妈妈死死抓住儿子，语无伦次地喊他，妈妈同意你休学了，你先休学吧。

孟秀的爸爸，冷眼站在一边，说出口的是嘲讽：他是故意的，就让他跳。

一直到后来，爸爸都没能理解，学生苦，哪个学生不苦，怎么偏偏自己的儿子遇到困难就往回缩。

两段生活， 一段是白昼，一段是黑夜，一段充满希望，一段无边绝望。这其中是每一个抑郁症家长无法接受、耿耿于怀的落差。而切开两段生活的那个瞬间，听起来无比残酷，却总是那样平常地到来。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道出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生存困境：误解和偏见。也正如伯顿所说：“所有这些疯狂皆源于我们自己，但最能使我们遭受重创的还是他人”，抑郁症患者的康复依赖于周围世界的温度。当抑郁症降落未成年人身上，一个孩子和他的父母都将面临少有人知的处境。

在我们接触的多个抑郁症患儿的家庭中，父母大都后悔不迭：为什么当初完全没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号？他们尝试描述一些模糊的“征兆”，却和“学业压力”、“青春叛逆”这些平常词汇搅杂在一起，无从分辨，无法拾起。

郭彤妈妈反复回忆的“那一天”，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妈妈手机上的电话，老师说，郭彤在学校身体不舒服，让她来赶紧接女儿。老师边说着，女儿就自己拿过电话，亲口说：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听到这句话时，郭彤妈妈正在开车，她把车停在了路边。从脚尖到手指，她突然不能动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来。

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两周，郭彤几次在家里哭闹，要求父母送自己去看心理咨询。

他们去了本市一所精神咨询诊所。走廊里，郭彤妈妈呆呆地坐着，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女儿大哭的声音，仿佛女儿在说，她想自杀。

中途，咨询师开门出去，女儿还在里边哭。咨询师告诉郭彤的父母，孩子情况危险，建议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那天晚上，郭彤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六周。当时，郭彤的父母已经震惊得没了感觉，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重度抑郁”，但他们坚决无法接受孩子近两个月不上课——“天就塌了”。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解里，封闭，远离人群，病只会越来越重，何况还有最重要的前途……最后，他们给孩子拿了一盒抗抑郁的药——“舍曲林”，哄着她休息两周，随后返校。

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祈祷着，在药物和同学陪伴的帮助下，女儿会好起来。

却终于，才刚刚返校，女儿在电话里告诉她，真的坚持不了了。

郭彤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看着女儿那样绝望的样子，她就明白了，女儿说的是真的。

郭彤回了家。

陪伴女儿的日子里，郭彤妈妈一直在想为什么走到这一天。不是没有线索，每一个画面却在事后才清晰起来：女儿一直抗拒上学。上初二以后，女儿曾在穿过马路时，说出自己不想上学的愿望。望着马路对面的校门口，郭彤妈妈一口回绝。女儿眼圈变红了，却不再回嘴。

随后，哪怕本该休闲放松的事情，女儿也似乎失去了积极性。比如，女儿原来十分期待每个周末的羽毛球课。可后来有几次，临上课前，她帮郭彤梳起辫子时，女儿的表情就会无端变得失落，央求自己取消羽毛球课。郭彤妈妈气恼，摸不着头脑，但也顺着女儿。她劝自己说，这个年龄的女儿青春叛逆，心里藏事，父母应当尊重，给空间，不多问。

郭彤的诊断结果显示，拖延至重度抑郁，那种痛苦早已越过这个孩子的身心极限。她就这样沉默着坚持了很久，她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爸爸妈妈都没接收到。

想到这一点，郭彤的妈妈总会心如刀绞。

瑞莎第一次诊断出抑郁症，是同学陪着她去的医院。去之前，瑞莎曾经恳求父母给自己联系心理咨询师，她已经痛苦了很久很久，恐惧，不知来由。收到的回应是：小小年纪看什么咨询师？

那天，瑞莎拿到了那一纸诊断：她得了抑郁症。

这个事实，是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告诉了瑞莎父母——瑞莎那时已经不信任父母，也不愿意自己和他们说。

在迪卡确诊“重度抑郁、轻度焦虑”一周后，迪卡妈妈也一直在纠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女儿患上了抑郁症？女儿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上学？直到另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打来电话，对方在自己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到，迪卡频繁在学校里哭，一直哭。

迪卡妈妈说，那一刻像是“当头棒喝”，她那时才意识到女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痛苦。

当天晚上，她问迪卡：你想要休学吗？迪卡马上回答：是的。如释重负。

瑞莎以为离开学校自己会逐渐好转，却渐渐发现，其实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稍稍松弛的痛苦，和更加深刻的迷茫。“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之前，瑞莎习惯在情绪失控时用小刀割伤上臂、小腿，此后放下衣袖，仿佛这样就变回了正常人。住进了精神专科病房，刀具是不被允许的，正规治疗也缓和了瑞莎的部分情绪，但身体上的伤痕渐渐褪去，心里的伤却越来越深。她发现，最无法面对的，是她自己是个病人这件事实本身。

有一次，电休克治疗之前，瑞莎逃了，不是怕疼，她无法接受这种叫做“精神治疗”的手段：我难道是精神病人吗？

尤其是，精神渐渐稳定下来，她不得不意识到，抑郁症，已经慢慢把她抛弃了同龄人的轨道。别人在向前走，她在原地看着他们。

曾经，朋友在微信上发消息，想要到医院看望瑞莎，瑞莎回复，那你帮我带把刀来。那位朋友最终没有前来看望。

住院半个月，瑞莎刚完成镇定药剂的注射，有些站不稳，被护工搀扶着走回病房。正巧有个朋友来看瑞莎，就在走廊上撞见她那一刻的模样。瑞莎说，她一下子就烦躁起来，刚注射的药剂也压不住。

后来瑞莎知道，这个词是“病耻感”，是她生病的一部分，必须接受。

心里翻江倒海，但瑞莎尽力维持着脸上的微笑，像从前那样和朋友寒暄，谢谢朋友给她带的课堂笔记。

瑞莎就读于全国前十名的国际高中，上一届，有近三十位同学拿到了牛津剑桥的入学邀请。本来，她想着只要随波逐流，别被丢下，就自然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可随着状态不受控地滑坡（最初瑞莎不知道自己是得了病），瑞莎渐渐无法集中注意力，但关乎前途的忧虑逼着，再怎么痛苦，她也没真的撂挑子。即使在病房里，瑞莎也天天做题，看笔记，只要稍稍平静，她就会拿起书本。

一个疗程过后，瑞莎出院了，正好有一场阶段性的大考，瑞莎要求回学校考试。这一次，学校为她开设一间单人考场，心理老师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完试卷。

成绩出来了，瑞莎仍然退步很多，这已经是她最大的努力，以前的分数仿佛回不来了。

原本，所有人在一条求学轨道中齐齐行进，可那些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在痛苦超过了身体极限之后，只能慢慢离开熟悉而依恋的集体，以及自己的位置。

无法选择，就只能消失。那之后，瑞莎从所有同学的朋友圈里隐身了，但有时也能知道他们的动态。休学一年后，瑞莎看到一个同学抱怨某所国外知名高校的申请流程过于繁琐。那位同学讽刺道：在申请计划里，这所大学只是保底的，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破事？“保底”两个字深深刺痛了瑞莎，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裂开了。那一刻，对着手机屏幕，瑞莎说，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青少年抑郁援助者邹峰在采访中说，这种“被抛离”的迷茫，是悬在所有抑郁症孩子头上的一把剑。每个抑郁症患儿家长都担心孩子的未来，可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自己其实更担心，只是不想说，不敢说。

2019年，邹峰参与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抑郁群体亲子营活动。孩子依次自我介绍，一个女孩微笑着宣布，自己将在20岁生日那天自杀。邹峰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话，另外两位孩子接过话筒，附和着自己也有一套自杀的计划，只不过没有确定哪一天。

邹峰当时问女孩：如果在20岁之前，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追求你，你会改变你的计划吗？女孩回答，他们追求是他们的事情，我自杀是我的事情。

邹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他一直记得这个女孩。直到女孩20岁生日的那一天，邹峰看到女孩在群里自嘲：我还是下不去手。后来，邹峰慢慢了解到，女孩说想要自杀，恐怕是因为以为只有自杀，才可以解决对未来的恐惧。——父母都是高知，只有她休学数年。关于未来，她已经没有别的答案可找。

在三年的心理援助经历中，邹峰感受到，病中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一个容许自己正常生活的环境。在现实世界，孩子们始终在寻找着那间屋子。

然而，对很多孩子来说，那间屋子总是不知道在哪里。休学后，孟秀一度处于低能量状态。那时，他关上卧室房门，仅在去厕所和取餐时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暴露在卧室之外时，他极力避开父母，害怕看到他们满脸同情，更害怕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自己。

他买了一大瓶叫作“白苔”的香水，味道像雨后的青苔，那是唯一让自己稍微舒服的方式：他只需要躺在床上吸一吸鼻子，甚至不需要挪动身体。在一年多的类似独居的生活中，白天黑夜，孟秀把微信通讯录的同学逐一删去，不停刷美剧，希望能把大脑放空，什么都不必想。但他还是本能地做着严肃思考，他衡量过应试教育这个体制，他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而言，这个体制是相对公平而低成本的，甚至是高效的，但副作用是压力过大。他劝自己，不要把所有问题怪罪给外界，自己也要学着改变，学会抗压。

一度，孟秀从卧室走出来，提出要读一年初三，参加中考。母亲得知后欣喜若狂。可是复学前两天，压力就排山倒海回弹，熟悉的痛苦和恐惧袭来。孟秀不愿放弃，还是上了两天学，他说，那两天，他连吃早饭时都在思考要不要活下去。第三天，孟秀放弃了。

交流过程中，几位妈妈都觉得，即使搜索所有的经验，她们还是无法完全共情孩子，她们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痛苦，也不能理解孩子为什么陷在莫名的东西里难以自拔，总想着“做点儿什么”让那个会笑、知上进、懂生活的孩子回来。可所有的努力，在短时间（以年计），几乎注定像投进深渊里的石头，没有回响，而他们的焦灼和用力过猛，又会反过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很多家庭在这种循环里搏斗，消磨，最终，父母和孩子一起坠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孩子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能拗过他吗？

孟秀休学后，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上去毫无生气。孟秀妈妈病急乱投医，正好有个亲戚说孩子身上可能有什么，要不要试试做一场法事，她也就同意了。那时候她自己身体也很差，就找了一个给自己祈福的理由，带儿子去拜庙。车开到庙门口二百米处，法师叫儿子进庙里接受仪式，儿子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跳下车，朝着来时的方向猛跑，身旁车辆飞驰。

几个小时后，孟秀妈妈才追上孩子。孩子的情绪骤然爆发，大喊大叫。

那天之后，孟秀和父母没了信任，他把自己卧室的门关上一年多，父母说什么再也不理。

儿子生病的第五个月，孟秀妈妈也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医生建议她住院。她拿了药，却没住院。丈夫一直不肯接受儿子生病，她无论如何也不放心把儿子留给丈夫照顾。每天，孟秀妈妈回家做好晚饭，端到客厅，又躲到自己的房间，不多时，孟秀悄悄出来，把饭端回自己房间，客厅里永远一片寂静。

此前，在单位里，孟秀妈妈和几个同事闲聊，提及有个朋友圈里公认的“出息孩子”得了抑郁症，那孩子在香港大学读书。有人叹气，考上那么好的大学有什么用，一辈子废了。更多人附和，是啊这辈子都废了。后来，她的儿子也出现了抑郁症状，孟秀妈妈没和任何同事说，难过的时候，她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拿手机反复往自己脸上砸，用指甲使劲掐自己的胳膊，一道一道。

郭彤妈妈把女儿从学校接回来那天，女儿一下子倒在床上，背对着自己看起了手机。帮女儿关上房门后，郭彤妈妈盯着房间，发现她刚出去，里面的人就开始鼓捣，一会坐起来，一会躺下，不知道在做什么。她一进去女儿又不动弹了。

郭彤妈妈忍不住打开门，质问女儿，你到底有没有病？

郭彤情绪一下子爆发，走到客厅里，开始历数父母从小对自己的伤害，情绪渐渐失控。当天晚上，女儿冲出家门，坐到了楼道里的窗台上，牢牢盯着地面，像在考虑跳不跳下去。把女儿抱回来以后，郭彤妈妈再不敢再提上学的事。

女儿不上学以后，郭彤妈妈这么形容她的感受：“天都塌了”。女儿在家的第一个月，郭彤妈妈一直盯着班级群大小消息，包括哪个孩子被老师提醒穿校服，她都记得。随后，疫情爆发，郭彤妈妈每天按照群里的要求打印讲义、作业，到女儿房间外一板一眼告知网课安排。在她固执的想象里，女儿正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在生活。

房间那头始终没有回音。

为了寻求帮助，郭彤妈妈加入了一个由家长组成的线上微信社群，很快成为群主。她发现，群里的近500名家长每天发上千条信息，历数孩子的“不正常”：“孩子不做作业、日夜颠倒、不洗澡、不出门……那他以后怎么办？”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郭彤妈妈忍不住推开女儿房门看，女儿正在睡觉。她质问女儿为什么不上网课，女儿说自己头痛。她想戳穿女儿，带她穿戴好开车去医院，期待女儿半路上能和自己解释一下。但女儿一句话都不说，最终，她没等来那句解释，也没有真的去医院。最后，调头回家，一路沉默。

两年多，瑞莎躲在自己的空间里，感觉自己在一个无尽黑暗的地方，身旁是黑暗，明天也是黑暗，她需要紧紧抓住什么理由，让自己活下去，比如，一件洛丽塔风格裙子的尾款还没有付，她告诉自己裙子到货之前不能死。

裙子到货后，她给自己化了妆、染了头发。她说，那一刻的自己是崭新的，这个念头如同一道亮光照进屋子。但在大多数时候，她的情绪只有割伤自己才能释放。她一直极力寻找让自己感觉快乐的事情，写日记、画画、做公众号，这些事情成为她的生活里顷刻熄灭但毕竟存在的微小光芒。

在朋友圈看到同学纷纷晒出入学邀请之后，瑞莎决定一边吃药，一边在父亲的陪同下出国读预科，如果顺利，一年以后就能拿到大学的入学申请。

走出房间，回归所谓的“正常”生活，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瑞莎和父亲都无法预料。离开太久了，她期待，却陌生，也恐惧。某天，瑞莎的父亲听见女儿在电话里让自己赶紧回家。到家以后，他看到家里的碗碟碎了一地，新环境再次带给瑞莎痛苦和压力。看女儿这样，父亲难过，又感到释然，他早已明白女儿这是在释放。

事后，瑞莎爸爸独自去附近的树林里散步，让心情平静下来，回到家里，他只让女儿看到他的笑脸。

作为唯一一个确诊过抑郁症的学生，瑞莎成了全班的焦点。在学校，几乎每个月她都要被叫出教室，去心理咨询室做辅导。她的每一个讯号，比如趴在桌子上几分钟，就会被老师和同学解读为某种危险征兆。为了不被当做一个病人，瑞莎开始学着开朗，健谈，控制流露情绪的低落。在日记里，她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挤在人群之中，被人推着走”。

瑞莎的专业是心理学。预科末尾，有一个长篇论文作业。瑞莎撰写的《在中国，抑郁症病人受到哪些歧视》获得满分。查到分数那一刻，瑞莎感到久违的快乐，可反复通读全文，却越看越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够格，自我否定的习惯一时难以抹去。但比起从前，她确信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2020年12月，瑞莎拿到了大学的正式入学邀请。

在交流中，孟秀不时梳理着自己“向前走”的阻碍。在不上学的日子里，他尝试学编程、视频剪辑、日语和绘画，努力想让自己成长得快一些。他说，自己的第一个困难是很久没有回到学校，难免会有不舒适的感受。另一个困难是父亲虽然也照顾着自己，但他至今不能接纳抑郁症。

父亲的脾气并不火爆，通常是把所有怒气压缩成嘲讽。可在孟秀的记忆里，父亲总是会重复一个观点：自己同事天天打孩子，那个孩子都没出现问题，那么孟秀为什么就会出现问题呢？孟秀告诉他，自己和同事家的小孩不一样，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每次说到这一点，父亲总是试图终止话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孟秀学着不再关注父亲的反应。这个孩子决定再一次改变自己，试着去接纳这样的父亲，接纳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接纳他的事实。

只有这样想，他才能说服自己平静。

在所有家庭里，孩子的抑郁症，也是父母的一课。有些父母在漫长的挣扎中“毕业”了，懂得了医学意义的“抑郁症”是怎样的状态，以及，如何和这样的孩子相处。也有些父母一直徘徊在里面。

在收拾女儿的房间时，迪卡妈妈发现女儿在一本名为《活下去的理由》的书中做了大量标注。女儿划选上了和作者共有的症状，在作者列举出的书单和音乐下方，她也一一注明自己的的兴奋，似乎每一次被书中的观点吸引，都给了自己希望。那时，迪卡已经就读于一所环境相对宽松的私立学校。母亲本以为自己全部懂得了孩子，但在那一刻，她发现女儿在病中走过的路远比自己想象中艰难。

同样，隔着校门口的伸缩门，郭彤妈妈也看到了女儿的另一面。从开学第一天起，郭彤每天给母亲打电话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一小时。对郭彤来说，这所国际高中充满挑战，她时常失去信心，隔着听筒流泪。

有一次，学校保安破例打开校门，郭彤冲进母亲怀里。还有一次，郭彤一定要请父母吃午饭，转身去食堂打包外卖。郭彤妈妈从人群里看到，女儿的肩膀上似乎同时绑着几件外套，这是流行的穿法，但又显得潦草。女儿刚刚走出食堂门口，四处张望着。郭彤妈妈一阵心酸，之前觉得女儿在家里总和自己作对，此刻才意识到她也一直在被迫成长。女儿走后，她和丈夫舍不得浪费心意，在学校对面的公交车站寻了一块空地，坐下来把饭吃了。

过了两个月，郭彤每隔几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她不再为疾病烦恼，融入了同龄人的世界。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感谢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为撰文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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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石润乔

编辑 |   林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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