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学，内卷年轻人的喘息
北京四环边四惠地铁站附近，莫娜租住在一处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夜深了，莫娜蹲在座椅上，把招聘网站刷新了一次又一次，整个晚上都没有收到新的面试邀约。
2020年6月份，莫娜辞去了在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的工作，想转行做内容创作。正好赶上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后的第一个毕业季，媒体报道形容那是“史上最难就业季”。现在想来，当时决定辞职有些天真。“天真地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有选择的空间。”莫娜形容当时的自己。
“能力不适配。”
“在家里，我是我妈在外面聊起我会觉得有面子的那种孩子。”莫娜说。她为面试准备的履历资料显示，她从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前往英国杜伦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4年前从这个英国排名前10的人类学专业顺利毕业。她学生时期还有一些成就，写进资料显得幼稚，但莫娜不吝提起。
“高中的时候可以兼顾成绩和社团，在全年级月考排位20多名，同时在广播站这边，兼任学校文艺汇演主持，”莫娜强调，“选人的时候，还拿了最高分。”此外，2010年她拿过新概念作文大赛B组一等奖，尽管后来再试过投稿，都没入围。周围的人还是盛赞她，这让她确信自己在写作上有天赋。
在老家，莫娜一直是人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在莫娜的认知中，“普通”是个糟糕的词。它意味着莫娜会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把人生拥有最多可能的一段年岁，锁定在一份作用如同螺丝钉的工作上，而后，和其他大人一样买房、生子。
然而，进入职场后“普通”这词还是出现了。
2020年夏天，莫娜花了5天时间蹲守上海金煌煌市场访人，想写一篇关于古着服饰的稿子。采访结束后三个月，稿子写到一万字，她卡住了：文章究竟想表达什么？如何调整文章的结构？这两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她领会到“力有不逮”的感觉，稿子至今没有再添一个字。“我并无太多过人之处，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个念头短暂却清晰地冒了出来。
往回想，莫娜其实能挑出许多暗示自己是普通人的时刻。上一份工作，她再怎么努力，分析数据和口头表达都比不过其他同事；更久之前，她申请杜伦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雅思差点考不过学校要求的语言线；更早的时候在校辩论队，她其实常常跟不上队友的破题逻辑。
新的问题出现了：普普通通的人生，该怎么过下去？
莫娜在豆瓣刷到“普通学”小组的时候，生出一种找到归依的感觉。
投靠“普通学”
“普通学”豆瓣组组建于今年3月。组建人陈诚偶然在知乎上看到关于“普通学”的专题讨论。“为什么只有成功学，没有普通学？”这句话一下击中了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入组人数已超5000。这是组长陈诚没有想到的。练习做一个“珍贵快乐”的普通人成了组员们讨论的标的。
吴非也投靠了普通学。她少年时曾在金字塔尖占据一席之地。
14岁那年，贵州省贵阳一中在她生活的县城只招收4名学生，她以全县第四的成绩考入了那所中学。按照当地人的经验，考入这所中学，就意味着一只脚跨入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门。她本以为这是玫瑰色人生的开始，但第一次月考，她从金字塔顶尖跌落。全年级一千多人，吴非成绩排位八百开外。
得知结果，她把每天早起的时间提前至六点二十分，睡觉的时间延迟至凌晨一两点。除了吃饭、洗漱和睡觉，吴非攥紧每一分钟做题、翻书。
“总想要比别人更好。”许多中国孩子从小被培养了竞位意识。进入社会之前，孩子们需要经历无数考试，筛选、分流，最终进入高等教育金字塔里的不同高度。孩子们早早学会的，是通过排名确认自己的位置。
吴非的成绩开始向上提：三十几名，二十几名，十几名，但从没进过年级前十。没达到，再试；还没达到，继续试。经过现实反复揉搓，吴非累了。一次月考成绩公布，同学们熟练地拿出荧光笔，仔细地将成绩单上自己和竞争对手的那行标亮。她坐在教室里第一次仔细端详那张列着排名的单子：从自己的名字到第一名的名字，只隔了十几厘米，但那是一道越不过的距离。
捱过高考，吴非进入北京一所211高校。大学生活的头两年，她决定不再逼自己，平和地学习、生活。她不再强求绩点和排名，省下来的经历，用来探索一些有趣的社团、实习。
但吴非发现，还有比接受过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更难的事情。比如，让周围环境也接纳她的心平气和。
大三下学期，同龄的好友中，有人已经找到了一份与爱好高度相关的工作。吴非替她开心，但也难掩失意。“你到底之后想做什么？”那位友人问她。吴非答不上来，开始着急了。
跨专业考研失败后，吴非在北京找了一份自媒体编辑的工作。虽说是早10晚7的坐班制，但下班后是延绵的隐形加班时间。写稿，选留言，盯数据，忙起来她得凌晨才能入睡。去年11月，吴非连着三个星期没有休过周末。本打算最后一个周末和室友看电影，结果她发烧了，只能一个人去医院看病。打点滴的时候，吴非忍不住哭了出来。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压力，让吴非感到自己正在被掏空。2021年年初，工作半年后，吴非裸辞了。
裸辞后，吴非决定去西藏旅游一个月。坐在前往景区的车上，她又想起好友的那个提问：我究竟想做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选的了。
乘坐大巴经过一个景点时，吴非看到路边的便利店在招店员。店的对面正对着高原延绵的巍峨大山。她动心了：“找一份可以养活自己又不怎么动脑的工作也不错。”
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吴非觉得和自己爱看的美剧有关。在那个时刻，她突然领悟那些电视剧吸引她的原因——在那个世界里，主角有各式各样的职业：便利店店员、超市码货员、汽车厂洗车、送外卖的。在电视剧的世界里，这些平凡职业的从业者也能受到尊重，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
吴非看过五遍《老友记》。几个主角里，她最羡慕菲比，感觉她活得很通透。几位主要角色中，菲比的工作最不稳定，做过卖唱的街头艺人，也当过按摩的技师。收入不高，她仍然热爱自己正在做的事，包括音乐。“虽然她写的歌很烂，但她想做就做了，始终处于一种快乐自由的状态中。”吴非动了念头，想去面试那份店员的工作。
吴非的反应是本能。她清楚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也明白过于内耗的工作不值得做。但待在北京，即使拿着低薪的工作，她仍然可以靠降低物欲，过上梦想的独立生活，脱离家庭的束缚。而且，北京涌动着大量新鲜、体面的职业，以及其他城市不可比的文化资源。她还有些不甘心，想再试试。
2020年，关于内卷的讨论成为社交媒体的热点话题。人们发现，社会的分层越来越难被搅动，即使拼尽全力，挤占他人生存空间，也只能获得为数不多的竞争优势。
人类学家项飚在《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一文中提出，在比较成熟的社会里，人们会努力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但由于目前国内人们的目标和评价体系高度单一，竞争方式也高度单一，进入其中的人只能在日趋白热化的竞争中，继续向前。
这种竞争难以退出。
2008年高考成绩出分那天，何心怡以区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这是她一生中离精英教育最近的时候。但多年后再回看，她断定那是痛苦的开端。
在北大那几年，何心怡体会到，那是一个拎着人做好人生每一步规划的环境：“刚进去就要想着之后如何出国深造，不能有任何没有用处的爱好。时间不能被浪费，一步都不能走错，一旦走错你的人生就完蛋了。”
每次期中后，校园社团里参与活动的学生明显减少，大家都要为进入期末考的竞技场做准备。和许多同学一样，何心怡不敢松懈：“假如那个时候你不学习，出去玩，学弟学妹可能会在背后议论你是咸鱼，游手好闲，不做正事。”
总会有些离经叛道的人出现。何心怡看见过为数不多选择彻底躺平的学生，无一例外，他们最后都在同辈异样的眼光中，被彻底边缘化。她害怕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每次艰难跟上大部队后，何心怡都会想：“为什么自己这么吃力，是不是我不行？”
当所有人向上看，面对难以缩短的差距，许多人会选择缩回自己的壳里。而在那里，只有情绪，没有答案。
高中时期，何心怡从骨子里爱竞争：“总得第一，会上瘾。”但进入北大后，她再也没办法成为站在金字塔尖的那个人。今天，她对曾经深陷其中的竞位环境换了种看法：“它有种单一的价值观。你可以在不同领域里探索，但一定要在其中做到最好，成为排名前几的金字塔顶尖的人。”
“普通学”教人对抗的，是一种病态的竞位意识。
在北大，每门功课只有固定比例的学生可以拿到85分以上的成绩。对于何心怡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期末的专业考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努力”，需要确保自己把足够多的同学踩在脚下，才能拿到高绩点。
绩点排名没有公布的那段时间里，一些学生会找老师打听自己的班级排名。何心怡的室友芳子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排名的日子里，她多次和何心怡说起，感觉生活失去了动力，难以继续。同时，她强调自己并非要得第一，也不在意名次好坏，但一定得知道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
“她对自己的定位完全是通过跟别人竞争所产生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坐标。”何心怡说。
工作三年后，何心怡逐渐发现当年在北大感到的不适，可能并不是自己的错。毕业后，何心怡去往英国TOP10的高校读研，而后重返北京工作。她发现，一些人并非出自名校，也没有经过精英主义的训练，但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快乐。“当时心里有很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幻灭感。原来你没有必要非得过得很苦，才能过得很快乐。”
如今名校学历不再是成功人生的通行证。去年年末，何心怡看到，那些和自己同样出身普通家庭的北大同学们，几乎都在自嘲“小镇做题家”。
“这种教育其实挺可笑的。它只告诉你怎么把自己塞进一个标签，变成一个工具，把别人踩在脚下，”何心怡说，“但它并没有告诉你如何面对失败、度过空虚，如何获得意义感，成为一个‘人’。”
退一个台阶，但不等于躺平
对从塔尖退下来的年轻人来说，“普通”是需要练习的。
西安人甄蕾今年27岁。此前，她在一家北京互联网大厂待了8个月，大小周的轮班制和冗余的报销制度，都让她不愿再当一颗过劳的螺丝钉。
发现身体被工作消耗得不大行了，是在去年年末。她在一个清晨骑车去上班，骑着骑着就开始喘不上气，无奈只能停下来，缓了好久。那之后，她有了30岁之后退回西安工作的打算。甄蕾胸有成竹，“211本科加上英国硕士学历，在西安当地还挺吃香的。”但在那之前，为了过上体面的普通人生活，她还需要练一练。
一个月前，她完成了职业生涯第三次跳槽，薪资涨了15%，得到一份工作强度稍弱的工作。刚在新东家工作了一个月，她又冒出了离职的念头，但她劝自己，“到哪儿不得加班，但钱给够就行。”
北京竞争压力大，她知道，也没想过要在这里落户生根。继续在北京工作，只是因为：“还得供家里买房呢。”
凌晨3点，甄蕾改完了稿子，关上灯，她在回龙观的出租屋里睡去。十几公里以外，西北旺的大厂格子间里，还有几盏灯亮着。仍然有人渴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在安心投靠“普通学”前，“普通学”组员们想先区分两个概念，“普通”不等于“躺平”。
“这真是很大的一个误解，”豆瓣“普通学”小组成员“Wanki”在一则讨论帖中提醒组友，“普通人也要好好努力。”
还是要去找光。投靠了“普通学”的年轻人，拒绝陷入“佛”的极端。
“找到自己的光，努力让它燃烧得更旺，才是普通学的奥义。” 组员“11”说。2021年4月，“普通学”组发起讨论“如何做好一个普通人”。“11”大段引用了鲁迅于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一段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向“普通学”寻求庇护的年轻人，最终将目光锚定在自己身上。他们尝试剥离社会附加在他们身上的欲望，以自己为坐标，建立新的人生认知体系。对组外一些自我定位为普通人的年轻人来说，生活本来如此。
如今，30岁的何心怡在北京一家民营出版社当新媒体编辑，收入不特别高没关系，足够养活自己就够了，还保证了足够的个人生活空间。她试着撇开外部环境，往里看自己。
“人应该认清楚自己的风格。就好比你写小说吧，你想写成余华，但可能你的灵魂和美学就是金庸的。这是勉强不了的事情。”何心怡说。
去年，她乘绿皮火车回到河北。一个突发奇想，她想回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看看。这些年的竞位训练，她被削得和其他人一样尖锐，但也失去了个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这个理论成立，回到河北，看看生养了自己的土地上乡民们的状态，或许可以帮助她找到自己的个性，她称之为“灵魂和美学”的东西：“这可能也算是一个人接受自己的过程吧。在河北，你会看到自己从哪儿来。可能会让我感到舒适，也许会想通一些经历过的事情。”
“我现在可能对做一个所谓的精英、参与那些圈子化的竞争没什么兴趣了。我就想退回自己，生活每一天该怎么过吧。”何心怡说。
莫娜去年11月拿到了新工作的offer，做音频节目。虽然不是最理想的工作，但至少在感兴趣的内容创作的大方向上，而且，她又可以开始挣钱了。
半年过去，莫娜独立制作了十二期节目。策划——采访——剪辑，每一步，她都控制自己不去想阅读量、“十万+”，把精力放在尽可能表达自己所想，和接纳成品中不尽如理想的东西。
做到第十一期节目的时候，节目被小宇宙App的编辑选上了首页，评论区里一下子多了近百条讨论。也有针对节目本身的批评，但她可以坦然面对这些隐藏在节目中的问题，在下一个选题中改进。莫娜突然意识到，在有限的范围里，自己做出了一些对自己、对他人都稍微有用的东西。
“普普通通地活着，原来真不代表碌碌无为。”莫娜这才确认，此前的担心确实很天真。
5月6日，立夏，莫娜在友人的出租屋里看一档新综艺。13寸的屏幕里，李雪琴说着自己的“塑料袋”理论：东北家庭喜欢在家里的柜子里攒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外卖袋、买菜袋、买衣服袋，以备不时之需。在她眼中，自己的人生像是“走在捡塑料袋的路上，捡到啥就是啥”。
李雪琴觉得，即使每天奋斗，她也不一定能爬上金字塔顶端，但可能会得到一个塑料袋。而学历、机会、运气等等因素都是平等的，像是人们在人生路上可能会捡到的东西，等到真正需要装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掏出来看看，能不能真正装下些什么。
莫娜觉得自己好像也走在了捡塑料袋的路上。她可能没有捡到金子的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只能从路上捡到塑料袋的人。她要修炼的，就是接受现实，练习鉴别、使用塑料袋这种属于普通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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