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懦夫」背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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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深忠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的主人公之一。数十年里，他一直执着于自己的梦：关于文学，琵琶，一种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村庄奚落他痴人说梦，不务正业。他也曾尝试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学创作”，在山东各地干苦力讨生活，却一次次溃败而归。

现在，杜深忠68岁了。他把自己圈养在沂源山区破败的老屋内，放弃了土地，也放弃了文学与音乐。回忆起人生，他坦言自己是畏葸不前的“一个懦夫”。这个一生背对生活的人，仍旧保持着痛苦。

把自己放逐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伊凡习惯将人比作羊群。怯懦、温顺、愚蠢、盲从的羊群。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的杓峪村，农民杜深忠也用同样的比喻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农民就是羊群，赶到哪走到哪，自己也是羊，被赶了一辈子。

而现在，杜深忠决心不再顺从。他抛弃了土地，几乎不去地里，也刻意地让自己不再想起24节气——作为果农，24节气一直驱赶着他的一生。

立春，给苹果树打药上肥。谷雨时节苹果花开，点花粉。小满套袋，秋分摘袋，寒露采摘。属于苹果的日历，是悬在杜深忠头顶重复又无望的日与夜。在两亩苹果地，90多棵苹果树间耕耘近40年后，68岁的杜深忠说他不愿再踏进地里。他说，“我把大量时间用在无谓的事情上。唯独把自己给忘了。”

让自己忘记节气后，时间变得晦暗不清。他用另一种时刻表继续着自己的生命：1天至少琢磨、攻克《九成宫醴泉铭》里的40个字，7天从头至尾练习一遍《九成宫醴泉铭》。7天后，周而复始，又是新的40个字。

下午6点钟，余晖尚能照亮院里土胚掉落的灰黄色墙壁，光线却几近消失在屋内。几乎像是偷光，杜深忠立在靠窗的书桌前，铺开宣纸，开始写字。左手按压着纸，右手臂筋脉凸起，悬肘向前。落笔前，大臂和捏笔的指尖细微颤抖。

保持身躬头俯的姿势，杜深忠立在昏暗中，轮廓模糊，与黝黑的农屋融为一体。农屋建于1978年，43年来，除了一些缝补式的修缮，屋内与初建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西边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少年时期的奖状，落款从2008年写到2013年。东面墙壁灰黑，贴着杜深忠10年前写的《兰亭集序》，宣纸褶皱处落满灰尘。房顶上是超过40年的梁木和椽木，身下的香椿木书桌已用了将近50年。

比物件还要年老的，是杜深忠自己。除了腕肘处不易察觉的动作，杜深忠几乎静止，如同生长在书桌前的，一个同样老旧的家具。昏暗的黑屋子里，他每夜写作，有时动也不动地一站就是4、5个小时。一片灰黑色的阴影不分昼夜地站在桌前，妻子张兆珍常被眼前的景象猛然吓到，“每天写到半夜，像活死人一样，鬼一样！”

图 | 墙上贴的《兰亭集序》

香椿木书桌是杜深忠当兵复员回村后请木匠打的。20岁出头时，杜深忠俯在书桌前闭门读书。在沂蒙山区深处的小村庄，他读文学杂志，读四大名著，也读现代小说。1977年，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后来又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在这张书桌前，杜深忠一遍一遍地阅读，反复地抄写，心里感叹着，“写得太好了，太美了。”

无论是80年代的《人民文学》、《小说月报》、摘抄本和自己写的小说，还是《鲁迅文集》、《巴黎圣母院》，都被他抛却在书柜深处。曾经连去苹果地干活时都要偷偷揣本书的杜深忠，似乎平息了对文学的饥渴。他拿在手里反复翻阅的是欧帖《九成宫醴泉铭》。翻烂了3本书，写完了超过10令纸，写过书法的废报纸一年能卖100多块钱。

杜深忠几乎不踏出院门。从前执着的那些追求，都随着时间从他身上一一抛下。他早先是杓峪村唯一看《新闻联播》的人，现在，屋里的老式电视机出了故障，他没有再修。“我今年68岁了，我只想做自己，提升自己。说出来有些可笑，这么大年纪，提升什么自己呢。我只是不想这么浑浑噩噩的。”

他曾经花费690元——家庭大半年的开支，去沂源县的琴行买了一把琵琶。他形容，“抱得美人归”。从第一次在村庄喇叭里听到《春江花月夜》后，琵琶便成了他50多年的梦想，50多年的魂牵梦绕。“琵琶声太美了，是圣乐，是天籁之音。”买回家后，他骗张兆珍只花了490元。事后说漏嘴，张兆珍与他大吵一架。“六七百块钱买这么个东西！要有这钱，我能干多少事儿！”

“人需要吃饭，他得活着。”杜深忠一手指着桌上的煎饼，一手抱着琵琶，几乎愤慨，“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哺养。你不理解不理解吧！”

而现在，杜深忠抛下了琵琶。曾经爱不释手的“美人”被装在琴盒里，躺在沙发上。变成同样尘封在黑屋子里的，一件9年的老家具。

农民的本份，身处农民角色中被认为应当做的事，他也彻底抛弃了。9月末的杓峪村空气冷冽，风里能嗅到苹果和玉米的果香。沂源山区县道两旁，农民们支起摊位卖秋收的苹果和猕猴桃。农户的屋檐下晾晒着捆好的玉米果实，有的人家玉米已经脱粒，一片片方正的黄色铺在地面。杜深忠的两亩苹果地早在几年前承包给了别人。山上还留有一小片玉米地，成熟的玉米至今仍在半山腰，无人采摘。

“他不出院子。赶集，买米买盐，油盐酱醋，人情世故，他都不管。熬了我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没有成。别人家男的要么去外面打工，他不干，钱挣不来。庄户人该管的庄户事儿也从来不管。整天追求那些虚的，空的，痛苦的只有我。”谈起杜深忠，妻子张兆珍恨恨地说，语速极快，手没有停下包饺子的动作。筷子碰撞着装韭菜豆腐馅料的盆，发出当当声响。

听着这话，杜深忠沉默着，不似从前争辩，俨然一个孤僻的失语者，背对生活。他走出屋内，注视着院落正对的群山，打量着院里自然生长的一棵榆树，从前柔嫩的小枝条现在已经亭亭如盖。“真是玉树临风”，杜深忠心想。

他的背影看来坚固。只是回忆往事时，杜深忠称自己是“一个懦夫”。

尴尬的农民

坐落在半山腰的杓峪村道路盘旋，依60度向上延伸。走在路上，杜深忠向前倾斜着身子，步速极快。远远看见村里的人，他像羊一样低下头，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大，躲避着可能的寒暄。

见他经过，路边聊天的妇女立刻缄默，连孩子都停下了玩闹。他们打量的目光黏在杜深忠身上，像是打量一个村庄的外来者。

“他是有点奇怪。”被问到杜深忠时，村书记张自恩干笑两声说，他与村庄格格不入。早在九年前，真正的村庄外来者——纪录片导演焦波驻扎杓峪村拍摄纪录片时，就已用镜头记录了杜深忠身为农民的尴尬。

天光渐亮时，阳光跨过破损的木头门槛，挤进黢黑的屋子，在水泥地投下一步长的亮光。杜深忠蹲在阴影里，左手拿着盛水的塑料盆，右手拿着毛笔，在被光铺洒的空地上蘸着水写书法。写完后，面对着冬季门框外苍黄的群山，他起身站立，注视着水渍缓慢变干，注视着字迹消失不见。

杜深忠颧骨高耸，双颊凹陷，紫黑色的脸上皱纹纵横，杂乱的头发纠结于头顶。讲话时，能看到一半牙齿已经掉落，缺口空空荡荡。穿着黑色破旧棉衣的老农民追着光影写《道德经》，2012年，焦波第一次与杜深忠遇见时，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景象。

图 | 杜深忠在地上写字

“焦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杜深忠说。

焦波心中震荡。传统叙事里，农民被强加上肮脏、落后、愚昧、麻木的符号。而眼前的农民，“对美的感受太敏锐了”。

这次见面后，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完成国家电影局派给他的题目《乡村里的中国》。2012年2月4日，农历立春时，摄制组租下村里的一个小院，拍摄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焦波曾在自己的老家山东淄博走访乡村，15天跑了十来个村子。随着城市化转型，他发现多数乡村已在现代化夹缝中丧失了自我特性，变得“不城不乡”。与模仿城市范式的其他乡村不同，位于沂蒙山区最深处的杓峪村仍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缝春鸡、咬春等习俗。在经营苹果、樱桃等经济林果为主的杓峪村，沿着一条盘山小道，深沉厚重的农业文明与外来的工业文明在此进行着碰撞。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逐渐松动、衰退，农民的生活也处在一种混杂的状态。新与旧之间，焦波交出了他的答卷。

影片中，杜深忠的尴尬隐藏在他与妻子张兆珍的争论里。家里种的玉米地被獾拱了。妻子张兆珍恨恨地骂，叫杜深忠弄药把獾药死。杜深忠不以为然，“你别看獾吃这点东西，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獾糟蹋点就糟蹋点吧，人都昧着良心卖假种子。”

“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农民怎么没有保护？”张兆珍利嘴地反驳。

村里的古树被村民刨倒，杜深忠远远望着觉得心痛，“都弄到城里搞绿化去了，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光看到这点钱了。”话音未落，张兆珍打断他，“你又管不了。就在这儿穷发牢骚。现在有钱就行了，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坯。”

夫妻俩罕见的和谐时刻发生在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影片结尾，杜深忠弹奏琵琶，张兆珍唱歌，在不协调的曲调里勉强合作了一首《沂蒙山小调》。歌曲结束，台上的人退场，杜深忠仍留在舞台上继续拨弦，目光专注。他的全情投入和恋恋不舍看来滑稽，惹来村民的阵阵哄笑。“下来，快下来！”直到听到村民的起哄声，杜深忠才如梦初醒，提着小马扎，尴尬地离开。

2013年4月，《乡村里的中国》在国内公映，随着这幅具有内在广阔性乡村图景的展开，人们也看到了非典型农民杜深忠：他朴实深沉，保守着自己的审美与思索，还没有被生活俘获。一时间，杜深忠受到媒体的关注，成为沂蒙山区的文化名人。

“他的心思不在苹果地里。他就不想管果园。”张自恩说。影片里，他更是揶揄杜深忠，“你是咱村里的一个才人。就是苹果比别人管的少点。”

无论是给苹果花点粉还是给果子套袋，杜家都不如其他农户。除了做农活不麻利，为人处事上，杜深忠表现笨拙。寒露一过，是秋收的季节。顺着一车道的盘山公路，开着卡车的客商会来杓峪村收苹果。客商身着齐整的衬衣，议价时，杜深忠动作拘谨，显得被动。不出三个来回，村户们卖2块4毛一斤的苹果被他以2块3毛5的价格卖出。

他的两亩苹果地，是因结婚晚分地时被村民们挑剩的“最孬的地”。种植90多棵苹果树的二十余年，收成最好时一年收入三万，抛去农药、种子、化肥等成本，挣了两万块钱。多数时候，一年收入6、7千，有时只有3、4千。

这样的收成在杓峪村属于偏下。张自恩说，村里167户，每户种苹果的年平均收入约一万五六，一些大户一年甚至能收入十来万。农闲时村民们基本都外出打工，收入也能增加万八千。

除了村里的事务，张自恩还管着3亩苹果地，每年苹果地里收入4万元。今年，他新盖了4间房。张自恩不是村庄的个例。与2012年电影拍摄时相比，农民的生活和杓峪村的样貌已被现代化进程修改。村民们盖起了新房，门楼气派，瓷砖贴满院墙，院外停着小轿车，红砖瓦房顶间错落着太阳能热水器。隔窗望去，家里的摆设也同都市无二。

图 | 杜家院子

村子变化巨大，杜深忠的住所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无论是张兆珍多年不止息的抱怨，还是破旧衰老的屋子，都提醒着杜深忠作为农民的“失败”。沂源红苹果清脆多汁，色薄芬芳，有“江北第一果”之称。甜蜜馥郁的果实背后，杜深忠说，“这些年在果树上付出的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份收入。无可奈何地在土地上挣扎。身心疲惫，失望透顶。”

“没有藏身之地”

杜深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乡村标准。他认为村民应该讲道理，尊崇文化。这样的期待眼下看来虚幻，不切实际。在村庄，文化的崇高感正在经济观念和金钱意识的冲击下渐渐淡薄。村庄里的等级和阶层正被收入水平重新定义。

而现在，作为村里的“文化人”，作为“无钱的君子”，杜深忠感受到的是村庄对他的拒绝。“用你的时候夸你，不用你的时候只剩贬低。”

杜深忠出生于杓峪村，成长于杓峪村。在村庄，人们过着一种无意识的生活，在习惯的生活方式和规则中不加思考地呼吸，吃饭，睡眠，干活。生活吝啬地关闭了想象力与通往思考的契机。杜深忠不想圈在村中，他想要走出去，在密不透风的生活里打开一条缝隙。

从学生时代起，杜深忠就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看到的诗句，无论是《蜀道难》还是《赤壁赋》，“爱不释手地抄写”，一遍一遍地写。他喜欢看书，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山里，一本书往往多人传阅，《苦菜花》书页丢失得七零八落，拿到手里时书脊处被弯弯扭扭的铁丝固定着。每到周末，他就翻两座山头去县里的新华书店借书，两毛钱借一次，回来就读，如饥似渴。

高中毕业在石家庄当了五年炮兵后，杜深忠复员回家。在父母为他娶妻盖的新房里，他闭门读书，专注文学创作，没有心思结婚。邻居老太太说，“他爸不给他送壶水去，他都不知道要吃饭了。”

在农村，“如果25岁还没有结婚，你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从那时起，高龄未婚的杜深忠就变成村庄的另类。他把苦闷写进文字里，写对爱情的憧憬，也批判黄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那些3万字、5万字的小说从杓峪村走出，寄往各地的大小编辑部，又一次一次地被退回。

多方压力下，34岁的他妥协，决定结婚。

缝隙出现在1987年寒冷的冬天。杜深忠收到从北京发来的、来自人民文学函授中心的通知，邀请他去鲁迅文学院学习。通知上写着，“有很大的创作潜力”。这8个字点亮了萧瑟的冬日，也点亮了他十几年来积郁的失意。

与张兆珍结婚的第二天，杜深忠翻过大山，攥紧从村里借来的200块钱，坐上了从济南开往北京的火车。列车摇摇晃晃，他寻找的东西从未如此之近，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正要冲出胸膛。

图 | 杜深忠的书柜

北京，一个想象之中又在想象之外的城市，一个被氤氲雾气笼罩的城市。结束动荡时期的北京在杜深忠眼里是灰蓝色。人们穿的衣裳是灰蓝色，建筑是灰蓝色，城里人说话轻柔文明，也像一团灰蓝色。站在红绿灯矗立的路口，他望着拥挤的街道上，人们骑着自行车风一样穿过。“骑车的，开车的，路上看不见一个闲人。”繁忙熙攘近在咫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迈出腿过马路。

接收到鲁迅文学院学习通知的有700多人，结果来了四、五千人。东四八条上课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青年们人手一本杂志。《小说月报》，《收获》，杂志一出很快被一扫而光。人山人海的文学青年来自城市，来自部队大院，来自各地政府机关，杜深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是唯一的农民”。

新的知识爆炸式地从西方传来。图书馆里挤满了人，连地摊上都摆的都是西方哲学书籍。巴尔扎克，狄更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达达派，欧洲现代派小说，都进来了。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杜深忠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觉得晦涩、无法理解。图书馆浩瀚如海的书籍更让他感到畏惧，“天下的好故事都被写尽了。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有只言片语塞进书里吗？”

当青年们怀抱着憧憬扎进新世界时，杜深忠心灰意冷。他写的文字被老师推荐去各个编辑部，依旧没有回声。唯一的赞赏被掖进心里，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他记得文学院的老师曾说，“你读过《老人与海》吗？你的心理描写写得真好，像海明威。”

北京不是“奶与蜜的流淌之地”。在北京，他是个一无所有的庄户人，在城市知识分子占主流话语权的文学圈，他缩在边缘，更准确地说，他不在里面。解冻时期的热情没有给他更多的希望，相反，他被彻底击垮了。

命运合拢缝隙，将他重新驱赶回沂蒙山区。杜深忠将没有留在北京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自卑，懦弱。1987年冬天过后，他回到杓峪村。他说，“在北京，我没有藏身之地。”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文学梦破碎后，杜深忠又回到村庄的惯性中，呼吸，吃饭，睡眠，干活。他怀着遗憾，也接受了派发给他的命运。“不可能跻身那个行列了，不可能的。老天爷就要我当农民，所以我在土地上苦苦地挣扎。”书还是继续读，逮住什么看什么，只不过已经没有了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缓解内心的躁动。

“一天也不着急，头顶火炭不觉热。”站在“黑屋子”里，张兆珍催促着丈夫。以往杜深忠总会激昂地回应。但这份理直气壮在提起女儿小梅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说起小梅，杜深忠神情变得凝重，每一声都像是叹息。

小梅上初中时需要70块钱的学杂费，杜深忠没有在开学那天按时交给小梅。或许因为少年的自尊心像霜花易碎，或许是敏感地知晓家庭无法负担两个孩子上学。等他借到钱时，小梅决定不再读书了。

学生时代小梅的奖状还贴在墙上——读书时，她像读了大学的弟弟海龙一样努力用功。14岁，小梅辍学去滨州打工。“一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把钱都供弟弟上学了。”

图 | 杜家墙上贴着两个孩子的奖状

不能连孩子的学费、学杂费都挣不出。亏欠里，作为父亲的杜深忠外出打工，希望改变生活。每年从给苹果套完袋到苹果摘袋的时间是农闲时节，这段时间，他连着5年去山东雷州“杀”玉米。

与掰玉米不同，“杀”玉米要砍倒玉米秸秆。玉米叶锋利，叶片上有绒毛，刺在身上又痒又疼。成熟的玉米密密匝匝、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人钻进去就看不见踪影。拿着镰刀，弯下腰，一根又一根，重复十几遍，可能才前进一小步。觉得腰痛难忍时，杜深忠抬头，无边的金色跳荡在眼前，无边的前面还是无边。

“杀”出一亩地30块钱，每天两亩地能赚60块钱。因为过度劳累，5年内，他掉了13颗牙齿。

他也沿京沪铁路刻过站牌，从山东德州一直刻到江苏徐州。先在石碑上写好字，再用钻头刻下站名。一天25块钱。心肠好的同乡老板会给口水喝，管几顿饭。多数情况下，披星戴月地干完活后，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有。农民外出打工时是没有地方睡觉的。铺一把草，睡在没有遮挡的站台上已经算不错。更多的时候是露宿街头。铁路旁杂草丛生，夜晚蚊子很多，睡觉时挂个小蚊帐，蚊子密密麻麻地趴在蚊帐上。白天收蚊帐时轻轻一握，满手是血。

济南太阳毒辣，一个夏天回去，杜深忠的头发被晒成了红色。有人问他怎么这么洋气染了个红头发，他只能无奈地苦笑，是啊，去济南染的头。

杜深忠选择对生活顺从，却也不敢完全沉入乡村生活，不管去哪儿，他都习惯带着书。有时累得饭也不想吃，水也喝不下，还是得翻翻书。在铁路上干活时，行进的绿皮火车车窗内总会扔出旅客们看完的书和杂志。他捡起来，一本又一本堆成了一摞又一摞。他不挑，每本书里都有那么一两篇好文章，好书法。一旦看到了，就拿剪刀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摘录本上。

像杜深忠一样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在少数。大型企业缺少，没有工业支柱产业的沂源县在经济发展上始终处于劣势。从90年代开始，村庄里的人开始外出打工。多数是干农活，或去淄博、张店的烧砖场里搬砖，去工地上干活。

2012年，同村的张自军在贵州工地打工时，从脚手架摔下后去世。回乡下葬时，张自军年纪尚幼的儿子站在棺材旁，指着墓穴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

“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爷爷回答。

“门口怎么这么小？”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关于打工时和城市、和城里人的相处，杜深忠不愿多说。“衣衫褴褛，邋邋遢遢，愚昧，无知，麻木。这不该是庄户人的符号。农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被逼着出去的。简直是拿人肉换猪肉吃。”深吸一口烟，他低声说。

打工赚到的钱与海龙读大学的学费相比杯水车薪。杜深忠讲起海龙和小梅的童年。是一个寒冷的冬夜，窗外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他俯在桌上写毛笔字，听着两个孩子钻在被窝里说悄悄话。“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升旗的时候我都想掉眼泪。”小梅说，海龙接话，“那种场合谁能不想哭！”天亮了就是礼拜一，孩子们在盼望中艰难入睡。鹅毛大雪没有要停的趋势，就那么下了一整夜。

院内积雪渐厚，反射出荧荧亮光，照进屋内几乎像是晨曦。两个孩子兴冲冲地穿上最周正的衣服，系好红领巾就结伴出门了。杜深忠还在睡梦中，犯了懒，听见他们离开的声响继续睡了。

越想越觉得心慌，他匆匆披上雨衣去找孩子们。雪还是簌簌地下，杜深忠辨认着孩子们几乎被雪掩盖的足迹，顺着四串脚印前往学校的方向。到学校后，在给老师和学生烧水喝的草棚下，他看到两个孩子挨着铁锅睡着了。他们脚上鞋底的雪还没有化，急忙脱下湿透的鞋袜，他握住孩子们的小脚。他们的脚，冷得像冰。

用火柴点着火，烤干袜子，把孩子们唤醒。贴着教室的门缝，杜深忠听着打钟声，12下，凌晨刚过。那个瞬间他被愧疚淹没。“如果我没有去，小孩的艰难很难想象。”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家里甚至没有一块用来看时间的时钟。

回家的路上，杜深忠立刻买了一块表。在深至小腿的雪地里跋涉，与千万次走向上的山路相同，他佝偻着背，低头，弯腰，踽踽向上。太阳的光芒跃出山脊，眼前是地窖般巨大破碎的山村，他再一次更深地，明白乡土的贫瘠。

“天地一片大光明” 

“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物质生活，别人看我都是特别失败。”聊天时，杜深忠反复嘟囔着这句话。在村庄，唯一能和他谈心的是杓峪村会计张自芹。张自芹推动乡村文化和书法的展示，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他组织和导演的。焦波说，杜深忠和张自芹聊天时，总是回想当年村庄的绿水青山，对村庄环境遭到的破坏，二人义愤填膺，骂娘放粗口，一聊就聊到大半夜。

2018年春天，张自芹摘下鲜嫩的椿芽准备送人。骑着摩托车下村里的斜坡时，与迎面驶来的汽车相撞，摔下山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去世了。

张自芹的遗体送回村里时，杜深忠没有去。殡葬那天，也不敢去。一整天，他在屋内坐立难安，听着隐约的葬礼声反复踱步。“寒夜难眠做酒徒”，拧开一瓶白酒，他独自一人喝完了劣质的老白干，直至酒醉失去意识。醒来时，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

“我没有朋友了。天地之间没有人和我对话了。”杜深忠说起时语气平静，浑浊的眼里噙着泪水。“天就是我朋友，地就是我朋友，太阳是我朋友，月亮是我朋友。”

张自芹死后，杜深忠觉得死亡的阴影开始逼近这副日渐衰老的身体。他把自己关在屋内，立在书桌前，用极慢的速度一遍一遍地写。点画瘦硬，落笔严谨，笔下的字是：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代文以质。

图 | 杜深忠写字的书桌

欧帖《九成宫醴泉铭》，他写了40年。直至今年，才悟出一些意味。吃饭时，杜深忠聊到书法突然兴起，他快步走向桌子，拿起一本已翻阅斑驳的字帖，指着字说：欧阳询的笔画太有意思了，有时严正规整，有时又有幽默。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行，近一点不行，远一点不行。他叫你理解他，让你猜他写字时是什么心理。你要不断地揣摩啊，真是趣味无穷。

欣喜涌上他的脸。“疯了，疯了。”张兆珍无可奈何，看着他的欣喜若狂没有停止咀嚼。杜深忠也不恼，甚至笑着，“都这么说，都这么说。”

吃喝、游玩，村里的大小事务都拒绝，杜深忠从没有被生活淹没。除了整日不出院地写字，他唯一的外出是一个人上山。从杓峪村向上登，便能登上尹家崮。山顶平展开阔，峰巅周围峭壁如削。这座山陪伴了他的童年，青年。他记得儿时的山更加葱郁繁茂，他爬上柏树，踩着枝条奔跑，可以不挨土地地顺着柏树林一直跑到山的那头。

而此刻，接纳他老年的，仍是这座山。在经历了数次被外拒绝和向内塌缩后，凿开生活厚重的墙壁，杜深忠钻进一条缝隙。在雨天听着淅沥的雨声，在秋天闻着果实垂落在土地里山野的味道，感受着山的蓬勃，草木的清甜，看桔梗怎样在风中颤抖。像是重新认知世界，杜深忠再次用“美”形容，形容给予他尊严的自然，形容生命。

图 | 从尹家崮俯瞰村庄

踩着羊肠小道上湿滑的红页岩向上攀，他到达了山顶。脚下是悬崖，他坐在荆棘丛中眺望着沂蒙群山。背对一切，山风无定向地绕山而行，穿过树林后便像一波波绿色的海浪。杜深忠吟诵起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跨过荆棘丛时，杜深忠突然说，我觉得自己此刻就是这样的境地。向下是悬崖万丈，向前是荆棘丛生，只能硬捱着，继续走下去。他从未想过死亡，也没有给自己选好埋葬自己的一方土地。在心灵深处重建的狭小空间，乘着书法这一叶扁舟，他终于觉得笃定。他只想继续写下去。

月亮在群山之中升起，杜深忠又一次写到了深夜。夜空里传来一两声鸟叫，虫鸣声迭起更显夜的静谧。爬山时，他在荆棘丛中采摘的粉色蘑菇排成一排，晾在被洁白月光照耀的窗下。屋子仍然黝黑，头顶的灯泡仍然昏暗，杜深忠揣摩着，用身体、用心灵写着，他说，“天地一片大光明。”

- END -

撰文 |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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