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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失去了30岁的男性

吴寻 真实故事计划 2022-05-18

"在北京,流传着剩女超过80万的说法,一线城市的性别比失衡已成事实。在热门的剩女话题中,许多人探讨大城市对女性的友好,却极少涉及到一个核心,失衡之下,本质是许多闯荡一线城市的男性会在30岁左右选择离开。一线城市对男性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年轻男性会将曾经仰望的目的地视作畏途?


4月,北京晴朗的上午,王冲坐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拥堵的早高峰已过去,朝阳路上难得车辆稀疏。几小时后,他将从飘荡着柳絮与雾霾的北京,抵达重庆。

王冲曾设想过自己离开北京,但不是这样孑然一身。去年,异地两年的女友准备装修,新房在合肥,三室一厅。王冲从北京去合肥帮忙,一起商量装修细节,像一对即将踏入婚姻的寻常情侣。

但面对女友父母审视的目光时,王冲觉得自己不够底气。房子是女友父母付的首付,买房时,王冲不敢开口说分担。来京4年,他换了几份工作,积攒了8万多存款,只够分担合肥新房4平米的面积。他难以向新疆的父母求助,父亲做了40年矿工,曾在爆破中瞎掉一只眼睛,晚年还要倚仗儿子。  

到了这个阶段,谈婚论嫁是顺理成章的事。女友开始规划和王冲未来的蓝图,她准备在合肥考编,希望王冲也来合肥发展,结束异地。 

王冲犹豫了,北漂四年的漂泊感像一根刺,提醒着他,融入一个陌生无根基的城市的困难。但是邀请女友来北京一起发展吗?他微薄的存款只买得下四环内外房子的2平米面积。这座城市的天花板太高,王冲自己都看不到尽头。拉扯几个月,两人分手了。失落中,王冲萌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 。 

30岁,是传统眼光中成家立业的年纪,也是很多男性选择是否继续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分水岭。一家婚介机构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适婚男女比例是1:3至1:4,甚至最高的时候达到1:7。一些男性因为婚恋、买不起房、养娃成本高等因素,在30岁左右的年龄决定返乡。

这是王冲第二段惨淡结束的异地恋。王冲选择离开,除了这些现实考量,还有孤独。

2018年,从东北一所大学毕业后,王冲来到北京。为省钱,他租住在天通苑一间十几平的隔断房。身在这座拥有600多栋居民楼、近70万常驻人口的亚洲第一大社区,走在密匝的人群中,他觉得自己像一颗原子。

和周遭的白领一样,王冲被工作与通勤耗尽社交热情。大家回到出租屋,只想关门恢复元气。合租一年,王冲一年没跟室友说过话。

当时,王冲唯一的慰藉,是当时身在哈尔滨的女友。他们在大学里恋爱,毕业后,女孩去了哈尔滨一家银行工作,他在北京。那时年轻,觉得爱情可以战胜距离。他们一年见了四次面,视频通话时,从无话不谈到隔着手机屏幕干瞪眼,这段恋情很快在彼此的沉默中断裂。

王冲今年27岁,粗眉,大眼,是个寡言的人,问起他对两段感情未来的规划,他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这几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离京前,他在北京一家创业公司上班,为方便工作,租住在离公司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吃饭严重依赖外卖,周末没人约,活动范围限制在这两点一线之间。 

工作上,王冲勤奋、尽职,乐于为同事提供帮助。生活节俭,花销仅用在吃饭、房租上。但行业薪酬的天花板就在那儿,四年来,他基本工资一直没过万,还没追赶上北京2022年1.3万左右的人均工资。后来,他索性连工资条也不看。工资卡上累积的8万多块,还是母亲告诉他的。

今年初,互联网大厂裁员潮加重了他的危机感。他仿佛提前看到自己的命运,愈发感觉必须离开。

身体上的不适,也催促王冲尽快做出离开的抉择。他一米七的个头,来京4年间,体重从150多斤攀升到200斤,体检时被检查出中度脂肪肝,这像只利爪,时不时像在他心头挠一下,疼一阵。

尽早退场,或许还能寻得另一条出路。他计划先去重庆朋友那儿散心、参加一个训练营,调整身体状态。然后回到新疆老家,努力考进乌鲁木齐的一家国企单位,最理想的状态是几年后能在乌鲁木齐买房,再把父母接过来,一家人在乌鲁木齐过上团圆的日子。 

离开前,他总结自己的北漂生活——没跟这个城市建立起情感连接。坐在离开的出租车上,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掏出手机,对着中国尊大楼拍了一段视频。 

本想发个朋友圈,与北京的朋友们告个别。他点开视频看了看,立即摁下删除键。除了工作上的同事,他在北京根本没有朋友。

 

和王冲一样,在北京漂荡了4、5年的叶林,也在年近30时决定离开。

他选择了定居门槛较低的天津。决定去天津是2012年,赶上天津暴发特大洪水。那天晚上,他去接女友下班,街道上的水没过膝盖,叶林看到很多无主的车牌漂浮在水面上,只有来处,不见归途。他恍惚觉得,那就是自己在北京时的状态。

叶林因为电影梦来到北京。那时他未曾想象过,年轻和热情会有燃尽的一天。在北京前几年,他享受那种奋斗的生活状态。毕业后,他进入北京电视台的附属单位做电视编导,一有空闲,他辗转在京津冀地区的剧组,几乎跑遍附近的大部分城市。

为从电视转到电影行业,他专门去传媒大学进修过半年,把剧本审读、摄影、导演都学了。编导工作剪片子最辛苦,他在机房成宿成宿地熬夜,最长持续熬过108个小时,抽完整整一条烟。有一次因为太累他坐在2号线地铁睡着了,醒来发现地铁已经绕了好几圈。 

直到28岁,叶林依旧没能如愿转向电影行业,他对于这种拼尽全力去抢夺有限资源的生活,感到厌倦。

他开始考虑安定,给相守多年的女友一个家。他租住在朝阳东坝的一处老小区,房租2500元,没电梯,他住在6楼,每天只能爬上爬下。吃饭和坐车要有竞争精神,排队抢座。

叶林想过买房。但当时8000的月薪,在东坝这片房价洼地也不值一提,2012年,东坝平均房价已达到2万多,如今已达到4、5万。

针对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可以算一笔清晰的账。位置稍好些的房子,均价大约每平方5万元,购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够三口之家用,加上装修20万元,一共就是420万元。最理想的状况是父母帮助出首付,自己则要承担300万的贷款,每月还款1.6万左右,加上30年的利息,总房价就达到了540万。每一个数字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临近的天津成了最佳选择。那时叶林了解到,类似地段、同等质量、甚至同一个开发商的房子,北京比天津房价贵80万-100万左右。以他当时的薪资水平只能退而求其次。 

去天津第三年,他买了房,和女友结了婚。他幸运地在当地找了份电影制片的工作,后来还尝试投资拍了一部电影短片,自己兼做导演和编剧,虽未能如愿上映,至少圆了曾经的梦想。

天津的生活节奏缓慢,单位没有太紧迫的事,同事们工作状态都很松弛。叶林不后悔北漂,现在的生活也源于北漂几年的积累。但他更喜欢眼下的生活,周末常陪妻子去海边看看风景、溜溜弯。 

置业才算安家,作为社会上的传统观念,是对男性默认的要求。爱情、婚姻、孩子、家庭无不需要房子来庇护,不少男性自己也受困于这样的观念。那些无力承受一线城市高昂置业成本的男性,选择在而立之年逃离。

妻子怀孕后,30岁的吴亮从大厂裸辞,欲返回家乡大连。 

那时,他和妻子租住在立水桥,每个月光房租就要6000元。算上生活费、交通费、水电费,每月至少要花费1.5万。他没有北京户口,在大厂工作年薪最高达到40万,也很难买得起房。2017年是他最关注房价的一年,当时燕郊的房价涨到4万多,北京的房子一天一个价。他焦虑到每天花几个小时看房子,最后连首付钱都凑不够。

吴亮设想过在北京一边养娃一边工作的情形。首先得请个育儿嫂帮忙,不说放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带,每月这笔支出就得一两万。再加上房租、生活费等开销,两个人的月薪要达到5万才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近些年他挣了钱,如果再问爸妈和亲戚借一些,勉强能买套老破小。可孩子即将出生,再背负几百万的巨额贷款,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城市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他和妻子的生活方式原本就比较宅,跟外界的联系很少,除了同事、同行、合作伙伴外,没有形成自己的朋友圈子。北漂6年来,他只和妻子去看过一次宫崎骏的动画展,周末大都躲在屋里看剧。

从生活的性价比来看,回家是最好的选择。离职当天,他做过最繁琐的一项工作是退群,点进一个群,再点右上角,下拉至底部,最后点击“删除并退出”。他不断重复这几个步骤,退出一百多个群都没退完。 

凭借在北京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夫妻两人在大连一面养娃,一面做内容创业。目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靠之前的积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图 |吴亮在大连的办公桌

相比北京,大连的低消费水平为他腾挪出很大空间。

在大连租的是两室一厅,中心地段,90多平,南北通透,房租只要3500。平时在家做饭,与在北京吃外卖相比,生活费缩减大半,每个月三四百元的交通费也省了。养娃的开销也并没他之前想象的那么高,除了奶粉钱,玩具都由亲戚送,像婴儿车、婴儿床都买二手的。他在本市买个二手婴儿床只花了15块钱。吴亮说,“这么久以来感觉自己没花钱似的。”

吴亮回大连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摆脱公司的束缚,做些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他和妻子经营一个条漫账号,妻子画画,他写文案,两人轮替着带娃。尽量保持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长,而且已经做好前两三年没有收入的准备。

他并不急于挣钱,更不急于通过买房获得生活上的安定。

在一座城市打拼到30岁抽身,放弃在此地累积的资源、人脉。选择舍弃“沉没成本”,承受被认为失败者的代价,也需要勇气。

在深圳工作的李科,选择在33岁时逆行回到家乡农村。当时,他已经在一家电商公司做到管理中层。从老家来到深圳的父母对此很不理解,母亲失望地说:“我们都是农民出身,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你现在又要回家种地?” 

发现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李科只说回家帮他们探路。 

毕业后,李科来深圳已经十年,从一家独角兽快递公司,辗转到知识管理,再到一家电商平台。这些年身边的朋友都陆续在深圳买房安家,他亲手带的一位徒弟,去年在深圳买了套单价5万的房子,完成结婚生子的大事。如果咬紧牙关,李科也可以如此。但他做出另一个选择。

如此选择也是考虑到父母。李科在深圳工作的第七年,娶妻生子,将湖北老家的父母接过来,一家五口拥挤在城中村。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两位老人一边帮忙带娃,一边在深圳打工。父亲在一家保洁公司工作,母亲在超市里摆货,一个月能挣三五千块。

久而久之,进城带娃的老人暴露出一些问题。深圳是全国最年轻的一座城市,1700多万人口,老龄化人口仅占5%,平均年龄约为33岁。两位老人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很孤独,没有朋友,一到周末只能躺在家里刷手机。尤其是母亲,娃也带大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常常表达回老家的愿望。

“娃大了,我们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等干不动了就回老家。”李科把这些话听在心里,默默规划着如何实现母亲的愿望。无论有房没房,老人注定不会在大城市一直待下去,他们都有颗落叶归根的心。 

他无法在深圳给父母优裕的生活。李科曾错过买房的最好时机,那是2015年左右,他在东莞看了一套房子,均价只要1万多。因为位置偏,他放弃了,现在已经涨到三四万。但他没后悔过,这些年他攒了一些钱,坚持不再买房,他认为一旦背负贷款,一家人的手脚都被捆上了,再无自由。 

思索出路时,李科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李科来自湖北随州,毕业于农业大学,一直喜欢农业种植。上大学时他就在宿舍的阳台上种草莓、文竹、茉莉花。

刚来深圳时,他住在具有深圳特色的城中村,“握手楼”是形容这里居民楼的密集程度,两栋楼上的人可以握到手。他在顶楼租了一间20平米的房子,天台足有七八十平。他在天台上种了几十盆花,有酢浆草、绿萝、万寿菊、太阳花、铜钱草等。 

图 |李科在阳台种的酢浆草

回家搞种植,一方面是满足自己多年来的种植理想,另一方面是为将来父母回家养老开路。李科在老家承包了60亩地,专门种植蓝莓,没有天使投资,唯一的“天使”投资人是他妻子。对于他的这个选择,妻子从最初的中立态度逐渐转变为关心和支持,在电话里热切地询问他:“我们的苗子种下去了吗?” 

他有个明确的目标,三年内做到盈利,先把父母接回来,再接回妻子和女儿,彻底结束一家人的深漂生活。

种几十亩地要操心的事有很多,他每天去地里和工人一起工作。春天是种植蓝莓的繁忙季节,4月份要除草,5月份要施肥。他有5亩试验田,5月下旬出果后还要防虫,防鸟。剩余的55亩地今年不打算让它们挂果,先让树苗长起来,明年准备大丰收。

图 |试验田里结出的蓝莓

李科向来对硕果累累的场面情有独钟,在广东看到芒果树上挂着满满的果子时,心情会不由地愉悦起来。他想象自己的地里丰收时,近百个工人在六十亩地里同时劳动的场面,他期待见证那种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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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吴寻
编辑 | 林正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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