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城市精神病院，一些问题的尽头
在东北五线小城，精神病患者大多来自周边的农村，由于文化受限，人们普遍对精神疾病的了解不多，患者出现症状后，家属往往会先按照自己的方法解决，直到严重到控制不住，才送到精神病院。这里，成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站。崔雅楠医生曾就职于黑龙江省一所二级精神专科医院，以下是她的口述：
回总院报道的第一天，我亲眼目睹老主任接待一位患者的场景。
那是个中年女人，身穿黄色呢子大衣，蓬头垢面，身上散发着腐臭。旁边是她年迈的父母。没聊几句，只见女人一脚踹烂前面的木柜，嘴里不停叫骂着，她不承认自己有病。家属吓得躲了起来，五六个医护上去才把人约束住。
女人来自周边桦南县的一个村子，孩子死了，丈夫有了外遇，导致精神崩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次，轻则不吃不喝，重则打人、砸东西。家里始终没觉得这是病。
对刚毕业时的我来说，初次接触这样的重症患者，脑袋完全没法思考关于症状的事，心里只有害怕。经老主任描述，一开始我还站在他身边，后来不知不觉人就移动到了门口，再后来直接不见了。精神科医生属于高危职业。一个男医生伸手给我看，上面清晰可见一道长达5厘米的伤疤，患者咬的，筋断了。
据说，我们院在抗战时期是日军的地盘，解放后的1972年，市里从北安县抽调出一批医生，在这座东北五线城市，建成了当时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精神疾病防治医院。
2005年，我从佳木斯一所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如果去综合类大医院，就必须得考研。亲戚说，精神病院一直缺人，本科就可以，还给编制。我刚好对心理感兴趣，满怀憧憬地入职了。没成想，以后竟是和这样的患者打交道，心凉了半截。
那时，人们普遍对精神疾病重视度不高，有人来看病，一小时的心理治疗费用是60块钱，他不愿意花，问我：“能先聊5块钱的吗？看看效果。”
这里接收的患者大多来自农村，由于文化受限，他们并不了解精神疾病其实是一种病，有了症状家属也不会马上带患者去精神科就医，而是先用自己的方法解决，直到情况严重到控制不住，才送到我们这。精神病院，往往是这些患者的最后一站。
女人最初发病时，家人以为她只是情绪不好，因为遭到村里邻居的嫌弃，就把家搬到了更偏僻的地方。后来又觉得是鬼上身，烧过纸钱，也找过出马仙，不但病情没好转，女人还把房子点了。
最后，是警察建议老两口把女人送到精神病院的。
在这个小城，患者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送过来。有酗酒成性的失意者，每次喝多后就打自己的妻子，孩子；有三十多岁一直没成家的光棍，整天光着屁股在外面跑，见到好看的女性就扑；也有受传统思想和家庭地位裹挟的女性，连生几胎都不是男孩，最后得了产后抑郁。
在外界，精神病患者被视为异类，被歧视、被抵触，唯恐避之不及，这里更像是一个回收筐，成了唯一接纳他们的地方。
问诊后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根本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一切都是她想象出来的。
医院位于市区南部的城郊，穿过一幢三层小楼，是一片连成“王字”形的平房。走进去，愈往深处，喊叫声、唱歌声、絮叨声便愈加清晰，透露些许阴森。
总院的病房分为开放病房和封闭病房，每个房间有4到6张床，均安置摄像头。前者用来住轻症患者，可以家属陪护，后者用来住重症，他们依从性差，易激惹，有攻击性，衣食住行都在医院。封闭病房恰恰是没有房门的，患者一旦把门砸坏，玻璃和碎片皆是利器。
在我们院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无论你是医生、护士还是保安，遇到紧急情况全都上去帮忙，不分职业范畴。久而久之，同事们都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听到响动，第一反应就是冲出去看看。
有次，一个患者在病房闹事，男医生过去约束患者，女护士在下面绑脚，因为着急，把医生和患者绑在了一块。结果患者乐了，说：“我不闹了，你快把大夫松开吧。”
我每天跟主任查5次病房，借这个机会，我开始慢慢去接触这些病症明显的患者，观察哪些表现是书中看到过的。心里胆怯又好奇。
有个本市的患者是躁狂症，由于意志行为增强，他总会忍不住乱花家里的钱。在大城市，这样的行为表现也屡见不鲜，他们通常是疯狂地投资、做生意、炒股，而在我们这座东北五线小城，患者买的都是墨镜、小饰品这些对自己没用的东西。几块钱的花盆，他去古董市场花500多买回来，然后送邻居养花。
药物治疗是我们运用最多的手段，但不少患者一开始会拒绝服药，一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接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的人，不免会出现头晕、乏力、流口水、便秘、手抖、内分泌紊乱等副作用，不注意体能指标，还容易有猝死风险。因此，必须要定期对服药患者做CT、血压、心率、肝功等检查。
现在，许多精神类药物都有迅速崩解技术，入口即化，就是防止有病人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在舌根低下藏药。
被外界污名化最多的就是所谓的“电疗”，很多人把它当成我们“惩罚”患者的方法，“不听话就电一下”，跟杨永信似的。其实，那是一种治疗方式，叫“无抽搐电休克”。
治疗前，医生会给患者注射麻醉，然后通过一台仪器给脑部通电，达到刺激皮层下神经的作用。全程不会感到痛苦。一般用于那些药物、肌肉注射、心理治疗都没有效果的重症患者。一个朋友家孩子是重度抑郁症，就在我们院接受过电休克治疗。
但对于精神疾病，无论哪种方法都没法达到根治，只能尽量降低复发频率。所以，有人十几年来反反复复出院又入院，也有人注定终生都住在这里。
有一家人是家族遗传精神分裂，哥哥弟弟全在这住院。起初，是父母一起来探视，过了几年，父母年岁大了，接连去世，只留哥俩在病房，无人看望。又过了几年，哥哥也没了，就剩弟弟一个人，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
对小城市的普通家庭来说，患者长期耗在病房，经济问题是最大负担。几年前，院里有个躁狂症患者，20出头，单亲，从小由父亲养大。住院之前，他是一家饭店的送餐员，每月工资一千多，不够自己花，隔三差五就得跟父亲要钱，张口就是三五千。可能是天天给别人送餐，心里不服，要的钱全用来下馆子了，爱吃锅包肉。
父亲出身农村，孩子母亲离世早，全靠他一人在市里打零工养家，好不容易把儿子带大，心里有了盼头，儿子却生了病。每次要钱不给，儿子都会动手打他，实在没办法才送到了医院。
病情反复，儿子断断续续住了三年多，父亲跟着折腾了三年多。
直到有天，父亲找到我，询问出院后的治疗和康复事宜。我看孩子恢复得不错，叮嘱他持续给孩子吃药，定期来复查后，便同意办理了出院。结果，就在他们回去的第二天，父子两人全死了。
儿子发病这几年，家里的积蓄全花在了住院上，父亲的精神也被折磨崩溃了。想到自己以后老死，儿子再无人照料，就这样活在世上，心里没了希望。
那晚，他先拿枕头将儿子捂死，然后自己也从四楼跳了下去。
精神病人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疯子，他们身上也会闪耀出人性最纯真的可爱和善良。
有一年春节，护士用家属放的钱给患者发了零食，一个患者悄悄把我叫过去，硬是塞了两包方便面给我。不收，他觉得你瞧不起他，收吧，又有悖医患关系。我只好把东西存在护士那，往桌上一放才发现，里面还夹着五块钱。
有个年轻的女患者，说自己从小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总能感到一个黑影骑在自己身上。有次闲聊，我问她为什么还没找个男朋友，她说，她担心黑影会爬到男朋友脖子上。
有时候，患者家属也会给医护送礼，带的东西很有特色，都是些家里养的、种的。好几次，女孩的母亲来医院探望，手里就拎着一只活鸡，非要送给我表示感谢。搞得我哭笑不得。还有人送家里种的瓜子，是连葵花一起端过来的……
多数精神疾病患者都有多疑、敏感、缺乏安全感的状况，为取得他们的信任，往往要付出更多耐心，并且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
曾有一个年轻女患者，因为服药内分泌紊乱，胖得像怀孕一样，认为我在害她，当场踹了我一脚。虽然心里委屈，明明在帮她，却得不到好报。但我清楚，她并不是在针对我，这就是没有自知力的表现。
患者有自我认知的时候，医护也会和患者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约束他，当时他是如何打骂医护，砸坏诊台的。患者听完，后悔不已，说自己也是控制不住，实在对不起，请医生护士原谅。
没人愿意无缘无故地发疯，他们是处在痛苦中的人。为了给这些人最后的安身之所，我和同行医生在这个行业坚持到了现在。
回想刚入行的时候，精神科在整个医疗体系算是小科，每次参加同学聚会时，被问到在哪工作，心里都觉得比不上其他科室的同学，很没面子。有次在百货大楼偶遇自己的患者，对方立马把脸别过去，很怕暴露自己曾看过精神科的过往。
这的确是个极不容易获得成就感的职业，而我似乎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回想十余年的工作历程，有欢乐也有痛苦，但是精神病人这样弱势的社会群体才凸显了我们平安祥和的生活背后还有更需要关注和爱护的同胞，他们不是异类，需要被社会认可和接纳，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只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遇到了麻烦，精神科的医护人员是所有医疗团队中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体。我会继续在精神治疗领域前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