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陪读的妈妈们，现在怎样了
送孩子出国读书，富人多选择发达国家，而中产家庭则会出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后者拥有更高的性价比。不少孩子甚至会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泰国念书，陪读妈妈们也因此背井离乡。
经济压力，叠加如今的国际流动困难，也使得妈妈们的陪读之路愈发艰难。
放轻松
泰国清迈杭东区，李莉带两个孩子租住在一栋二层别墅，房租仅3000元/月。楼下是客厅和厨房，楼上有三间卧室。站在二楼阳台，能看到几百米外清迈最大的高尔夫球场，一到周末曼谷的富人会驾车过来玩。
这是清迈最大的华人社区，方圆一公里内有两所国际学校。陪读，是一些华人家庭寄居在此的首要原因。走在社区，常能看到一个华人妈妈带着一两个孩子的组合。
李莉的女儿在一所国际学校读九年级，学费一年10万元。儿子上二年级，一年学费5万元。四年前，他们从深圳来到清迈开启留学之路。相较之下，深圳排名TOP10的国际学校，学费普遍在20万至30万元。
1978年出生的李莉看上去很年轻，头发染成粉色，脸上少有倦色。在清迈全职陪读的生活，对她来说是在规律的节奏中舒适游走。
每天早上她6：40起床，为两个孩子做早餐。饮食习惯已经西化，食物讲究均衡搭配：鸡蛋芝士三明治、牛奶、麦片、培根，以及各类水果。
早饭后，她开车把儿子小宇送进学校。李莉从未在小宇的书包里见过任何教材、作业本、习题集，只有水壶和文具盒。老师不提倡把功课带回家。
回到家，她开始忙于家务。泰国没有太多便利的APP，购物更多是在线下进行，李莉会驱车去商场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来回要几个小时。准备好晚饭后，下午四点半，再去兴趣班接孩子放学。
日子过得井然有序，除了忙于孩子的事务，李莉仍有自己的时间，可以约人喝咖啡、练瑜伽。“来泰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两种，一是为孩子选择新的教育，二是为自己选择新的生活。”李莉说。
因与西方教育接轨，学费和生活成本较低，以及靠近中国的地缘优势，泰国成为许多国内家庭带孩子留学的高性价比之选。
泰国国际学校历史悠久，从1951年建立至今已有180余所，知名国际学校每年能将50%以上的学生送进世界顶尖大学。相比国内国际学校动辄高达二、三十万元一年的学费，泰国国际学校的学费往往便宜一半。
在教育圈工作的崔老师，给北京国际教育圈的家庭做了分类。海淀家庭追求洋高考，对牛剑藤（牛津、剑桥、常春藤）有执念，会让孩子上顶级公立学校的国际部。顺义富人家庭，愿意一年花三四十万元，送孩子接受私立国际教育。普通中产家庭追求高性价比，选择去东南亚上国际学校。
避开国内激烈的升学竞争，直接对接国际名校，只是留学家庭在现实层面的考虑。国际教育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模式，是吸引他们的内在动力。
李莉儿子在泰国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小学，如今在SIBS清迈双语国际学校上二年级，班里22个学生，学校采用英式教学，沿用剑桥体系，教材都是通过船只从英国运来。
课堂的开放性体现在每一个细节。课堂不限制吵闹，老师重视每个孩子的提问。一次GP（全球视野）课上，老师介绍说到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小宇疑惑地问：“怎么确定是他们发明的呢，如果有人同一年发明了飞机呢？”老师没有急于否定他，最后没有盖棺定论，对小宇说：“这只是一种公认的说法，你可以去探索其他可能性。”
在SIBS，素质教育不是挂在横幅上的理念，而是需要落地践行的课程。泰国国际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更注重平衡学术生活和课外活动，后者包括各种兴趣班、体育锻炼、科学探究以及社区服务。
小宇每年参加冬夏两期夏令营，一期长达四五周，孩子们跟老师四处安营扎寨，锤炼独立生活的能力，彻底融入自然。在李莉看来，这样的教育能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培养孩子的人文素养与国际视野。
38岁的白静和李莉同住一个社区。她女儿可可所在的国际学校一进门就是篮球场，每天老师站在门口迎接孩子，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How about you today?”（你今天怎么样？）跟学生说话时，老师会俯下身来。“这里没有尊师重道之说，非要说尊重的话，反而是老师尊重孩子。”白静说。
可可的班主任是个英国男人，个子高大，留着光头，喜欢在活动日穿艾尔莎公主裙，露出长长的腿毛，不会招来任何异样的眼光。学生从不会被题海战术淹没，学校每学期至少有5个课外活动，如阅读周、动物保护周、反穿衣日等。
在这里，紧张孩子成绩的家长，一般来自中国。时间久了，白静感觉自己有些格格不入。一次女儿数学没考及格，白静咨询老师问题出在哪里，情绪有些激动。但在老师看来，这几乎不成问题。老师安慰白静，赞美可可各方面表现都好，不用担心，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Take it easy”（放轻松）。
不少泰国陪读家长在分享国际学校的优势时，都会提到全人教育。一位妈妈在博客中提到，其女儿就读的清迈IB学校，学生从小就被鼓励长期坚持社区服务，比如清扫校园、去孤儿院等，培养孩子奉献社会的主动意识。
在乌托邦式的教育实践下，中国家长及孩子被考试和分数裹挟的焦虑逐渐平复，在素质教育里找回了对学习的热情，并体会到慢节奏生活的愉悦。
每一个出走异国的家庭，都对比过国内外的教育体制。国内公立学校激烈的升学竞争，以及僵化的应试教育，是大多数家庭选择逃离的初衷。
白静曾与女儿一起体验过一年的国内教育，最终仍然选择忍痛止损，及时从不认同的教育体系中抽身。
白静曾在深圳某跨境电商公司任品牌主管，两个孩子长大后，她成为一名全职妈妈。2019年，女儿可可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她进入有名的深圳南山区某重点小学，白静和老公倾尽家财，花几百万买下一套学区房。
学校招生时，大力宣传创新办学的理念。白静被其小班制的创新设置吸引——一个班只招收25人，5人一张桌，围成扇形，如同欧美电影里出现的场景。
等到开学，她发现预期一一落空。可可所在的班级，满满当当挤着50个学生，老师需要戴着小蜜蜂扩音器上课。想让孩子得到老师精细的照顾，几乎不可能。女儿的班主任是一位刚毕业的年轻人，上完课要开会，开完会还得写教案，甚至还要给学校写公众号推文，一篇推文需要经过6个领导的审核。
全校师生从上到下都追求分数，这种压力从班主任传给学生，再进一步传给家长。一次考试前夕，女儿学习到深夜十点，最终成绩还是不如人意。班主任对考试不理想的孩子，态度凶狠。白静不忍，国庆节期间帮女儿多请了五天假，自驾带女儿去敦煌玩了一趟。
一位家长对白静的做法发表了意见， “才上一年级，不应该请假带孩子出去玩，对其他孩子影响不好。”白静听后很想反驳，考虑到女儿可能会因此被同学孤立，只得把火往肚子里咽。
在这座号称要创新办学的学校，白静感受到的全是规矩和束缚。两个孩子在走廊上跑步相撞，一个孩子摔掉一颗牙，学校采取的措施是禁止学生在走廊奔跑，违规者罚跑操场。运动会更像是规训的集大成，全体学生整齐划一地走方阵，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列队、踏步。“这几乎是一种变相的惩罚手段，抹杀孩子的天性。”白静说。
孩子说不出道理，但能表达感受。一次女儿说：“妈妈，我不想在这里读书了，一点都不好玩。”白静开始思索在国内上学的意义，“以为买这么贵的学区房就能上好学校，其实不是。”
更大的动摇，来自升学的压力。白静着眼的不仅仅是女儿的小学阶段，而是国内一整条升学之路的残酷，“深圳中考生压力很大，每年中考前夕都有学生跳楼。”
思来想去，白静决定规避风险，“如果你花高价买套学区房，几年后孩子没考上高中，这种落差感你能承受吗？”第二年，她带着两个孩子飞向了清迈。
2021年，深圳有近10万中考生，普通高中录取率只有48.3%，四大名校录取率仅4.48%。部分学校为了升学率，会让学生签署《自愿放弃中考申请书》。 2022年全国报名高考总人数为1193万人，创造了近几年来最大增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更甚。
对许多家庭来说，不仅成绩至上的公立教育难以接受，国内的国际教育体系也难以打入。一些国际学校报考人数众多，导致录取率极低，或者只招收外籍和港澳台籍学生。种种问题，让中产家庭把目光投向东南亚的国际学校。
像李莉一样，许多家长不愿让孩子置身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之下，逃避国内高考成为一条需要从长计议的道路，从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就将孩子送出国。
2018年，李莉的女儿还在深圳一所公立学校上五年级，她感到小升初的压力无处不在。老师的过度紧张，让李莉也神经紧绷。孩子没带书或橡皮，校服领子没翻出来，老师会直接给她发信息，指责她作为家长不够负责。
焦虑总是在无形处蔓延。家长们总能自己摸索出一些规矩，比如，给老师送礼是必须的。“送了礼心里会踏实些，不是为了买到老师的尊重，而是为了不被苛责对待。”看到其他家长都送了礼，李莉绷不住，也送了老师一张800元的购物卡。
焦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一种思维习惯。一次，女儿回家跟她聊起：“数学课上，老师举例说20块钱买不到价值200的东西”，一时间，李莉感觉女儿是在暗示自己礼送轻了，甚至开始忧虑女儿未免过早开始通晓人情。
身边家长圈子的“鸡娃”氛围，更是让李莉仿佛身处无法逃脱的密网。李莉的一位朋友，早早为儿子安排好升学路径，一路读重点公立学校，目标是考进清华大学。为了应对中考，朋友的儿子每天写作业到凌晨2点，整个青春期都在一摞摞教材与试卷中度过，最终顺利考入深圳四大名校之一。
有一天，这位朋友突然问她：“付出这么多值得吗？未来三年还要不要这么做？”这个没头没尾的问题，一直在李莉心里盘旋，现在看来如同一种警醒。
随女儿蹚过一遍国内的教育体系后，李莉不想再让儿子重蹈覆辙。儿子上幼儿园前，李莉将深圳的幼儿园都考察了一遍，最后看上了香港维多利亚幼儿园的深圳分校。虽然提前知晓这家幼儿园不好进，但她没想到，这里设置的关卡会繁复到让人失去耐心。
不仅儿子需要参加入园考试，家长也需要，包括英语水平测试以及教育理念考核等。这意味着，即便儿子考试通过，家长没通过也不行。虽然李莉和儿子最终都通过了考试，但她开始对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游戏”感到厌倦，以至于最后“不想玩了。”拿到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后，李莉放弃了入学。
反观泰国的国际学校，表现得甚至有些“散漫”。一些学校整个小学阶段均无任何考试，期末评估也没有具体的分数或排名，老师再三强调不让孩子背诵单词，而是通过持续的阅读去积累词汇。失去量化指标的家长变得越来越“淡泊名利”。
不同模式下的教育氛围，首先在孩子身上显现，在泰国佛系的教育模式下，他们的兴趣显得更加自主。一位泰国陪读家长这样形容在孩子身上看到的变化：他对科学节目很感兴趣，还会自己查阅外文网站，滔滔不绝地分享免疫系统是怎么回事，而这并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泰国陪读家庭，多维持着同一种模式：妈妈在泰国陪读，爸爸在国内赚钱。这意味着，陪读妈妈们需要承受照顾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双重压力。
刚到清迈时，女儿的英语基础差，李莉每天把她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补习，一边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两个小时的课程，她和儿子只能在外面等，边等边喂蚊子。
一次，家里两只乌龟生病了，女儿在凌晨两点央求李莉带乌龟去宠物医院，否则就又哭又闹。在清迈昏暗的路灯下开着夜车，李莉感觉又困又累。到了医院，她把钱包递给女儿，对她说：“你自己去解决吧。”女儿走后，李莉站在路灯下号啕大哭。
全职陪读生活要求妈妈们要表现得全能，遇到突发状况只能分身，在异国他乡没人能充当自己的帮手。李莉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练就一颗强大的心脏。
跨国陪读的不确定性，随着疫情的到来被加倍放大。2020年底，泰国疫情严重，学校开启了几个月的网课。这对中国的陪读妈妈们来说，意味着某种损失，既然付出了跨国成本，心理预期也相应提高。一些中国妈妈由于过于焦虑，甚至去学校闹事。
疫情之下，跨国家庭的团聚显得更加艰难。2020年春节，白静老公从深圳飞来清迈，因为突发疫情无法回国，在清迈滞留了半年，工作也受到影响，最后只能花16000元高价买下一张回国机票。
孩子居家上网课，对李莉来说，更难承受的是突然加大的工作量。原本孩子可以在学校吃午饭，现在一日三餐都需要李莉准备，甚至打印学习资料的任务也归她。那段时间李莉变得特别焦躁，甚至会对孩子大发脾气。
疫情给国际学校带来不小的影响，泰国不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一些外籍老师也陆续回家。许多学校为了维系生存，在招生上放低了门槛，甚至下调了学费。陪读家庭也因外部环境经历着不同程度的震荡。
2021年4月，清迈政府开始研究封城措施，李莉害怕孩子感染病毒后自己无力应对，打算回国过渡一段时间。当时李莉老公被调到杭州工作，夫妻俩在杭州找了一所民办国际学校，学费高达20万元。相比清迈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无法达到李莉的预期，所谓的国际化也难以接受，因为学校只有两个外籍教师。
由于两国的疫情防控政策不断变化，李莉的过渡期一延再延，从几个月变成了一年。直到今年8月才带孩子重返清迈。断裂一年，再建联系不易，李莉只能和孩子重新适应。
对陪读妈妈们来说，与老公聚少离多，夫妻感情经历的考验更是难与外人道。李莉身边就有三个陪读妈妈，因为老公在国内出轨，双方只好协议离婚。其中一位来自北京的妈妈，得知老公出轨后，一周内变卖了清迈的所有家当，带着孩子回国，孩子的留学之路也因此中断。
李莉不愿将忧虑前置，“不是说我对他特别信任，既然选择过来陪读，就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 白静则更加坦然： “国际教育很重要的一点是教会小孩怎么玩，中国男人普遍缺乏这一点，在深圳的时候，他因为工作忙就不怎么管孩子，来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通常情况下，陪读家庭会将孩子的升学路径规划至高中，一旦选择了国外的教育体系，再回国内的可能性不大。但疫情打断了李莉的规划，眼下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疫情让家庭的相聚时光越来越少，她不得不衡量是否值得。或许未来她会带着孩子回国，“只要孩子把英文学好，就能领跑国内很多孩子。”
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到来，清迈的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由于相关政策的限制，中国人在当地就业的机会稀缺，许多家庭陷入只出不进的财务状况。这对普通的中产家庭而言，并非全无顾虑。一些陪读妈妈为了赚零花钱，甚至会做些中餐在陪读群里卖。
据白静观察，自己身边没人在泰国有正式工作，“这边政府的宗旨是，外国人可以来花钱，但挣钱很难。”想在当地找工作，必须有工作签，创业至少要有一位泰国人做股东，并且泰国人持股至少要占51%以上。
有些陪读家庭因此变卖国内的房产，在泰国买公寓投资，但公寓套牢了现金，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中断留学。
白静有时仍会感受到经济压力。她算过一笔账，一家三口在泰国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需要30几万元，老公是唯一的经济来源。白静的老公目前在国内创业，有时会遇到资金周转问题，困难时期只能靠家中老人接济。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陪读妈妈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在异国的困境只能慢慢消化。白静早想开了，“有得必有失，不能什么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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