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断亲的年轻人躲去南极
出生于河南许昌一个普通家庭的李开，长期过着被父母严密安排的生活，成长中自我意志的苏醒，让他越发想挣脱被动的人生轨迹。
23岁这年，李开搭上前往南极捕虾的渔船，成为一名船员，将自己抛向遥远的无人之境，期望通过断亲实现自我价值的确认。然而南极也非桃花源，他最终发现，要解决内心的迷茫和不安，还是需要回到现实生活。以下是他的自述。
来南极之前，我从不知道海能幻化出这么多颜色。我看见夕阳从天边倾泻而下，把海染成金橙色。也见过绿色的海，像是在白色荒漠里淬出的一块翡翠。而当船队漂浮在翻滚着黑色浪花的海上，则有种在末日里狂奔的感觉。
每当遥远的海岸线上浮起雪白的“糕点”，看上去松松软软的，形状不一。我就知道，要靠近岛屿了。这时候，我会点上一支烟站在窗前，沉浸在独属于南极的浪漫时刻。船上规定不许出现明火，但在这个全是糙汉的地方，香烟例外。在风浪里摇晃的渔船，挤着110多位船员，咸腥的海风混杂着汗臭味四处飘荡。
春节期间，渔船驶入南极洲内部，船上彻底断网，并将持续四个月。此前，大家都忙着给家人发消息报平安，我却感到无尽的自由正朝自己走来。
初到南极，眼见的一切都令我兴奋。有时是十几米长的鲸鱼浮上水面喷水换气，在远处溅起两米高的水花。有时是成群的企鹅站在冰山上眺望船队，用嘶哑的叫声向入侵者发出警告。我们还遇到过被塑料袋、绳子缠住的海豹靠近渔船向人类求救。而当误捕到带有剧毒的章鱼时，则慌慌张张地往海里放生。
搭上南极的船，对我来说是一场逃离。毕业后的三年里，我一直没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对未来的生活也一片迷茫。陷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如同一艘下沉的船只，逃离是一场迫在眉睫的自救。
上船不到十天，我的皮肤就开始瘙痒、龟裂，被船上的医生诊断为海水过敏，给我开了些涂抹的药。雪山折射的光穿透玻璃，将我的鼻尖照成蓝紫色，映衬出我溃烂的紫红色脸颊，新旧交叠的疤痕层次分明。伤口难愈，一遇风就灼痛，严重时人还会发烧。
过敏的人一般不会在船上久留，而我却已经待了一年。我喜欢南极的偏远和冷清，这儿离我的家乡足够远，离我不如意的生活足够远。
招工的渔船负责在南极海域捕虾，常年往返于南极和舟山之间，出行一趟需要20个月。应聘需要考取船员证，再交一笔三千元的中介费。我以高分通过考试，最终获得这份工作。出发前两天，我告诉父母要去南极了，一个月工资一万多。父母很满意，觉得我终于找了一份正经事。
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和父母一直处于拉锯状态。早在高考结束后，他们就替我规划好未来，但这周密的安排却成为束缚我的绳索，我越是挣扎越是疲惫。
当初因为高考不理想，我只能去读大专，从那时起，父母对我的前途不再抱有希望。他们咨询了开连锁餐馆的亲戚，认为做厨师是理想务实的选择。十七岁的我只好听从父母的安排，进入了一年花费需要十万的厨师学校。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苦心，学厨过程中，我丝毫不敢懈怠，学不好还自己躲起来偷偷练习。但日子一久，我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只是在被动完成任务，这不是我未来想从事的职业。
抵触的情绪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做菜时我频繁走神，有时还会头晕眼花，喘不上气。我计划着如何跟父母开口，从这份厌恶的工作中解脱，这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一次寒假，我在父母的要求下准备饭菜，故意表现得技术生疏。母亲忍不住质问原因，我趁机表达了内心的痛苦。“花了这么多钱，你想不上就不上了，你以为家里很有钱吗？”没等说完，母亲就打断我，父亲则在一旁保持沉默。
无法挣脱被规定的生活轨迹，我只能回校完成大专最后一年的学习。毕业后，我先后辗转于厦门、兰州和杭州，换过三家餐馆。我讨厌锅里溅出的油、冲起来的烟、高温的空气和狭小的厨房。厨房里来来往往的脚步急促，所有人都神经紧绷。困在厨房的日子让我感到无望。磕磕绊绊干了一年半后，我再也坚持不下去，最终决定辞职。
与其说我逃离的是一份不喜欢的工作，不如说是逃离父母无处不在的掌控欲。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对我严格要求。上学时，成绩是他们评判我的唯一标准，工作后，这个标准换成了薪水。稍有偏离预期，他们就会强制干预，连工作都要替我安排。默默服从了二十几年后，我迫切想改变现状，再不反抗，连结婚生子都会被安排。
2021年8月，我无意间刷到一则船员招聘，密密麻麻的行文中，“南极”两字瞬间抓住我的眼球，令我生出远离家乡的冲动。我想象着把自己丢进海里，在一片湛蓝中缩成一个无人在意的黑点，这让我感到无比放松。我决定了，无论干什么，先去南极，逃离这令人泄气的生活。
当渔船在一片轰鸣声中缓缓驶离岸边，眼看城市的建筑群逐渐变小、褪成灰色，最后被拉成一条直线，我发现自己对陆地毫不眷恋，甚至享受这种与现实生活切断联系的感觉。
逃离
能逃离现实，首先得益于忙碌的工作节奏。
在船上，我先被分配到厨房，后来又去冷冻室做搬运，忙碌时也参与绑船、挂包、编缆、捕网等工作。大家累得从不缺觉，船翻了也能睡着。每当轮到休息时间，我都累得睁不开眼，跌跌撞撞摸回宿舍，倒头就睡。我感激这份辛苦的工作，让我没时间再去想那些陆地上的烦心事。
渔船在几百平方米的海域来回作业，我们把渔网撒下去、固定好，几小时后再用机器打捞上来，一次能捞40吨虾，然后打包、装箱，搬往冷冻室。渔船实行六小时工作制，每工作六小时可以休息六小时。这是一份体力消耗极大的劳动，半年下来，我从170斤瘦到125斤。
在高强度的压力下，与我同期上船的三个船员，工作了半个月就吵着要回家，三个月后才等来一艘货船，将他们捎回去。
一艘小小的渔船，仿佛一个真空环境，很多社会规训都不复存在。船上的人际关系简单，大家上船的目的都很简单，有人为了躲避债务，有人只是想捞一笔快钱，我们很少关心讨论彼此的过去。我在这里肆意解放天性，喝酒、吹牛、赌牌、展示纹身，这些是我在陆地上从来不敢做的事情。
在南极，我有了与家人切断联系的正当借口——没网。很多次，我站在甲板上，望着南极海域茫茫一片，恍惚觉得天地之间只有自己一个人存在，逐渐感到心胸开阔、呼吸顺畅，心情也好起来。时间一久，我产生一种错觉：自己一出生就在这艘船上，而陆地上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我厌倦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与嘈杂的人群中穿梭，按部就班的工作令我兴趣索然，复杂的职场关系对我是一种折磨。我不具备任何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的品质，比如健谈、幽默、察言观色。从前去一些应酬的饭局，我总是张不开嘴说一些漂亮的恭维话，徒增现场尴尬的气氛。在陆地上，我需要费力地扮演一个能被社会接纳的人，这令我感到疲惫至极。
为了挣脱内心的枷锁，我不止一次冲破社会规训，放任自己去做一些不符合社会期望的事情，仿佛这样才能感受到活着的乐趣。
放弃成为一名厨师后，我曾独自前往新疆旅游，这种反叛给我带来了自由的快感。我尽可能去体验一些极限项目，滑雪、骑马、射箭、跳伞、徒步。仅一个月，就花光了一年的积蓄，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留下。我就没打算返程，而是在当地果园打零工，摘了三个月苹果，一天两百元。
父母在电话里责怪我不务正业，进一步刺激了我脱离正轨的冲动。我发现只要不联系家人，就能获得短暂的宁静和自由，摆脱畏畏缩缩的状态。我尝到了失联的甜头。
从新疆回来后，我闲在家里，找不到事做，母亲冲我大吼“养你还不如养条狗。”我冲到阳台，站在围栏上大哭，哭完冷静下来，看着脚下几十米的高空，有些错愕，我连死都不怕了吗？在家消沉了两个月后，我告诉自己必须离开。
一份去贵州六盘水山区支教的工作打动了我，父母却毫不掩饰对我的讽刺：“自己都挣不到几个钱，还想帮别人，哪个学生需要你这样的老师？”父母的态度，反倒令我产生了一丝快感：一定要去！
与之前几次的反叛不同，南极的工作因为有不低的报酬，并未遭到父母的反对。但我在意的并不是这份薪水，而是这遥远的无人之境，能让我暂时摆脱控制。父母远在万里之外，即使再想伸手，最多只能打个电话。
下船
然而，即使逃到再远的地方，桃花源仿佛也仅存在于想象之中。渔船的辛劳和南极的孤独，时间一长也很难抵御。
渔船顺着太平洋西岸一路向南，抵达南极，单程耗时两个月。前往南极的兴奋很快被生理的不适冲淡了。我没料到自己会严重地晕船。每逢渔船撞上大浪，房间里的东西都纷纷滚落，在地板上来回跳窜。人也站不稳，只感到头昏眼花，胃里翻江倒海，几天后体力就变得空虚。
2022年10月末，南极迎来极昼。两个月里，我所在的海域，白昼长达20个小时，太阳终日挂在头顶，白色的天光像火焰一样燎得人焦躁难安。我们的作息也变得紊乱，只能困了就睡，但睡觉时总会被门外的脚步声吵醒，昼夜和虚实都失去了界限。
为了遵守南极公约，每年渔船只能在2至7月作业，剩下的七个月，我们待在船上无事可做。2022年7月，我第一次经历极夜，黑夜长达20个小时，这是渔船最清闲的一段时期，时间变得无限漫长。
无工可上的时候，我们都强迫自己睡觉，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醒来总是头疼。打发时间的方法有限，无非是喝酒赌牌。起初，面对同事们的多次邀请，我都拒绝了，这来自父母对我的告诫：任何上瘾的事都不能做。
我整天躺在宿舍读小说、看电影。直到把船长拷贝的50部电影看完了，自己带的小说也翻遍了。连续三天无事可做后，我决定做点什么转移注意力。我起身走到食堂，那天夜里赌牌输了五千块。
极昼白天还能拉上帘子，极夜是真让人着急。渔船被黑夜和涌动的海水吞没，透出点点微光，夜长得令人心慌。我站在甲板上，生怕海里出现庞然大物把自己拽下去，恐惧黯然滋长。
我曾渴望把自己抛向虚无，最终发现彻底的孤独令人难以忍受。在条件有限的南极，渔船渐渐成为一座与外界失联的孤岛，这对有社交需求的普通人来说很难适应。
整艘船只有食堂有网络，网费一个月100元，网速很慢，发消息总是延迟，一张图片需要三五分钟才能成功上传。打电话则需要卫星通话，100分钟200元钱。除了个别热恋中的船员，船上大多数人都不会使用这个功能。
我不愿和熟悉的亲人朋友联系，但无法完全做到切断社会连结，于是转而去社交平台上结识陌生人。坦白讲，谁不希望获得理解和认同呢？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更新南极的见闻，异域的风景引来一些网友围观，但我们的交谈仅止于聊一些新奇的经历，没人关心我的内心世界，我好像更孤独了。
一年过去了，南极对我已经不再具备最初的吸引力。现在的我，不再总去甲板上望着远方发呆。再新奇的事物，天天看也就那样。最极致的体验拥有一次就够了。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中，我对陆地的向往又回来了。
一次，渔船遭遇了一年里最猛烈的风暴，渔船在狂风巨浪中摇摇晃晃，物品在房间里飞来飞去。那一刻，我以为渔船要完蛋了，出于强烈的求生欲，我抓紧床边的栏杆，脚底却一直打滑。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整天。
不久前的元旦，我曾许愿，能以一场飞来横祸结束不愉快的一生。但真到了危急时刻，我才发现自己还想活下去，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下去。这次事故，让我看清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
我越来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自由轻盈地活着。我不想像一些老船员一样，在船上一待就是十年，被磨练得毫无生气，无论是面对震撼人心的美景，还是葬身大海的险境，都表现出程序化般的从容。这趟南极之旅，还有七个月就将结束，我知道，自己必须下船了。
在我前25年的人生中，支教是我唯一怀念的经历。我去支教的学校建在半山腰，只有不到一百个学生。孩子们是住在山上的少数民族，当地流行近亲结婚，中年人多数外出打工，留下这些孩子。他们很少有机会读课外书，课余时间还要割猪草、放牛。我自费买了三十本课外书，游说家中老人让孩子们周末来学校免费补习。
支教的一年，我终于体会到被爱、被需要的感觉。孩子们为了答谢我，总是从家里带来好东西，有时是十个土鸡蛋，有时是一只扒了毛的公鸡，也有父母外出买来的柚子、哈密瓜。结束支教后，我也总收到孩子们的问候，请求我打视频电话聊天，毫不掩饰他们简单热烈的情感。在地球一端漂泊一年后，我发现自己仍然心系着一个小山村。
渔船的工作替我攒下了十八万存款，足够我在陆地生活一两年。我计划，回到陆地后，先买一辆摩托车，环中国骑行一圈，然后见一见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女孩，最后回山区支教。这一次，我希望自己能更坚定内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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