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人提桶跑路的第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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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曾浅石靠做日结工为生，全国各地的廉租房是他的落脚点。他出身贫困，未能完成初中学业，又长得瘦小，在有限的体力劳动中辗转谋生。
在当代社会做一个游民，看似拥有了世人眼中最奢侈的自由，却要为此承受贫穷和不安，以及与社会维持微弱连结的飘摇。
围绕着一条流水线，十几个工人对坐一圈。一瓶瓶没有封盖的卸妆水排着队来到他们眼前。
桌椅的高度完全契合矮个男人的身材，曾浅石如同融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力臂一样的胳膊重复着精准的动作，一手扶住瓶身，一手拿起瓶盖，大拇指和食指发力，把瓶盖紧紧拧上。
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除了两次吃饭和两次上厕所的时间，传送带一刻不停地运转着，曾浅石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一天下来手指开始酸痛，如小虫在皮下爬行啃食。
走出工厂天已透黑。那是2023年1月12日，离过年还有将近10天。曾浅石当下决定辞职，直到过年都不再找活干。
33岁的曾浅石过了五年“做一休三”的日结生活。提桶跑路是他的生活常态。他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劳务市场，四处打短工。做的大多是一日一结的工作，干一天就结束，长的也不过连续五天。超过10天的工作绝不考虑。
曾浅石生长于江西遂川县一个山村，初中没读完就跟叔叔去外地打工了。2017年，他还在一个工厂做长期工。有天领班安排他下周上夜班，周一白天他便没去上班。结果领班怒气冲冲地打来电话，说没有正式通知他上夜班，以旷工为由把他开除了。
这件事让他对打长期工厌恶至极。他决定摆脱这种遭人拿捏的状态，只做随时可以跑路的短工。
在这之后的五年，他几乎做遍了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包括快递分拣员、仓库打包员、五金厂操作员、医疗厂打包工、景区保安，也送过外卖、摆过地摊。仅2022年，他就做了15种不同的工作。
出于对稳定工作的厌倦，曾浅石靠日结工作享受着世人都艳羡却不敢追求的自由，同时也承受着常人最难以接受的漂泊和贫困。
他喜欢干轻松一点的活。比如在路上拦电瓶车给它们上牌照，在社区做防疫保安，或是在电商园扫描快递面单。这些活儿往往只招临时工，干个两三天，岗位就自动解散。有次他找到一个工厂，工资高，宿舍洁净舒适，到了那里得知要干45天，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去年十月，他在苏州市找到一个在物流园装车的工作，密密麻麻的大包货物快速从传送带上滚落，他要及时把它们装上。不到10分钟，堆积的货物就快把他埋了。他实在扛不住，把工作服还给领班，当下就不干了。
从物流园出来，他打了个车到火车站，又花了16块钱买了张高铁票，从苏州逃回昆山。忙乱了一晚上，没赚到钱，反倒搭进去一些车费。
有人说曾浅石执着于提桶跑路的生活，是因为吃不了苦。他身材瘦小，个头只有1米63，这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个缺憾，甚至招保安的岗位会直接刷掉他。倒是他自己怕被人看扁，很是在意自己的面貌，每天出门前，曾浅石都会花个五六分钟把头发吹出造型，再打上发胶，还会定期把眉毛修剪齐整。
清爽的形象还给曾浅石带来过一段演艺生涯。他曾在横店、宁波象山影视城跑过龙套，因为相貌端正，打扮得精神，有时他能在一众群演中被提拔成有台词的路人，有次在一个古装戏里他还被安排跟男二号对话。
游荡中的年轻人在不同城市间随意切换。夏天在南方打工酷热难耐，他便跑去北方找活儿干，北方的食物吃不习惯，待不了几天他就又回到南方。
没有稳定的收入，曾浅石常年维持着低水准的消费，吃快餐，住三四十块一晚的房间。有的房间比储藏室还狭窄，有的就是在厨房里放了张板床。除了吃住，他的消费只有喝饮料和去网吧，这两项爱好他戒不掉。
他所有的行李装在一个背包里，里面有两件外套，一件轻薄的羽绒服，一件毛衣，裤子两条，还有两件 t 恤，全是耐脏的黑色。此外还有十几双袜子，一双拖鞋，一个吹风机，一个电热水杯。
最拮据的时候兜里只有10块钱。他买了桶泡面，两瓶矿泉水，分文不剩后急迫地寻找工作。没钱的时候，他曾在火车站大厅的按摩椅上睡了一晚。他还住过公共厕所，在一个宽敞的隔间铺了块布就躺下睡了。
最初决定外出打工，始于曾浅石对美好生活的简单想象。一个在学校成绩垫底的孩子，尝到的只有学习的枯燥和老师的批评，打工生活带给他一丝挣脱痛苦的希望。在更难和更容易的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押注了后者，等待他的却是一条更加曲折的道路。
曾浅石念初一时，班主任天天苦口婆心地劝差生好好学习，说这是穷孩子日后能出头的唯一路子。曾浅石却有了辍学的想法。
每年过年，他都看到外出打工的哥哥们穿着新衣服回村，用着那个年代正流行的天线手机。曾浅石家里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一年吃不上几回肉。外出打工带来的财富给了他直观的冲击与诱惑。
那些人还告诉他，在外面打工很有意思，能认识很多女孩，还能看到海，去大海里游泳。他日思夜想，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走出去。
2006年，退学后的曾浅石跟着叔叔去了福建的鞋厂打工。如愿看到了海，也尝到了那些哥哥没有告诉他的苦味。打工的日子，要忍受从身到心的折磨。
在车间做活同样会饱受挫败与恶语批评，程度比在学校更甚。组长见到他就要骂他几句，说他笨、学得太慢。鞋面上有一针没缝好，就要被退回来返工。比学校更残酷的是，即使他做好了，也不会得到褒扬。
那时，他有个表哥也在鞋厂工作。表哥有大专文凭，在鞋厂做销售，平时在办公室工作。曾浅石去过几次他的办公室，发现那里的一切都是车间的反面。
巨大的车间被机器与工人占满，工作时几十台缝纫机在耳边哒哒哒地交响。单调重复的声音连续扰人近十个小时，有时甚至要响彻通宵。车间的窗子对着走廊，白天几乎没有光照进来。
那是曾浅石第一次意识到学历给人带来的差距，悔意涌了上来。表哥建议他去学学编程和鞋样开发，可一想到自己念书时就什么都学不好，这次更不知道学多久才能成事，他还没开始尝试就退缩了。
日子变得没有盼头。被组长骂得太烦的时候，他就翘班去网吧打游戏，或是去海边玩。6个月以后，他离开了工厂，先后去了KTV和酒吧做了服务员。性格开朗又会来事的他在酒吧有过小高光，一路做到了领班。只是后来生意下滑，压力之下他没能在那一行进阶。
一步步地被推到稳定的边缘，最终他轻轻地迈过那条线，过上了彻底放弃安定的游民生活。选择做游民，在很大程度上是抛却长期发展、积累财富的可能，这源于他难以想象自己能够拥有富足美好的生活。
更加轻松的游民生活令他上瘾，稍不顺心便可以转头离开，免于忍耐。他曾经吃海鲜过敏，差点死于窒息，之后更加坚定现有的生活方式，觉得人总是要死，与其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忍耐、受苦，不如随性轻松些。
广东惠州是曾浅石的一个据点，那里物价低廉，气候和饮食都适宜，劳务中介也很多。在别的城市混不下去时，他就会回惠州呆着。他常去同一家网吧上网，那里蛰居着很多和曾浅石类似的日结族。
网吧进门的阶梯上，放着一溜行李箱、编织袋和水桶，没活干时日结工们就来这里消遣。日结族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干一天活挣一天钱，钱花完了再继续找活干。住所也游移不定，有时是每月一两百元的短租房，有时是每日几十块的日租房。
东南沿海城市密集的工厂滋养了日结族。曾浅石发现，很多小型工厂几乎完全依靠日结工做活，长期工则成为监督者。影视行业的勃兴一度让“做群演”也成为日结工作的主流。而近年随着短视频的兴盛，游荡在四处的人们开始在互联网上展示自己的生活，以此谋求到一份生存补贴。
这些年来，曾浅石遇到过不少在全国各地漂流的日结族。每个人选择做游民的时间各不相同，原因却大抵相似。他们都厌恶进厂打工，不想像机器一样在流水线上劳作。在内心深处，他们不认同既定的社会程式，不相信按劳分配的存在，对于积累财富、进而置业结婚不抱有希望，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命”。
面对他们认识的不公，游民唯一的抵抗就是削弱与社会的联结，游离在体系之外，自我放逐。
春节前几天，曾浅石回到江西吉安。吉安离他老家只有100多公里，从火车站出来后，他犹豫了整晚，还是没有回家。
他已经将近8年没回家了。他想回去看看，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去年过年，他和朋友在工厂附近找了一家小馆子，点了一个辣椒炒肉，一个蒜苗炒肉，算是年夜饭。
他怀念小时候过年的热闹，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丰盛的饭菜，整夜都是鞭炮声。他听说近年村前还修了新的公路。他想去看看，也想再上山挖一次冬笋。
只是家之于他已经不再是家了。
童年时，曾浅石对父亲的印象模模糊糊，这个撑起一家的男人只在过年时回家。看到儿子倒数第一的成绩单，他只苦笑着摇头说“怎么就考这么点分。”在曾浅石的记忆里，父亲从未对他流露关爱。
随着他长大后退学、四处飘荡，父子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在父亲眼里，老老实实在厂里打工才是唯一的出路。曾浅石无力扮演父亲期许的家庭与社会角色，一个走在稳定轨道上的成年男人。每次与父亲对话，他总能感受到刺痛。
父亲常把他和别的孩子比较，说别人都买房买车了，而曾浅石“连个车轮子都买不起”。他成了家里晚辈的负面榜样。在家庭群里，父亲对曾浅石的弟弟妹妹们说：“你们要是不好好读书，就看看你石哥。”屏幕另一头，曾浅石心里很不舒服。他未发一语，默默退了群。
只有一次，父亲对他很满意，那是在2011年。22岁的曾浅石给父亲打去电话，说他找到一个女朋友，两人打算订婚，希望父亲能转给他6600元。父亲丝毫没有犹豫就把钱转了过去。
梦幻的泡泡终究还是被戳破了。曾浅石的哥哥发现了真相，根本没有订婚的女友，而是曾浅石被朋友忽悠去搞传销，有人教唆他跟父亲要钱。
这件事让父子关系降到冰点。最近几年，他们联系越来越少，如今已形同陌路。
曾浅石时常想象，如果他现在回家会是什么光景。家人和亲戚一定会揶揄他一把年纪了也没多少钱，更别提买车买房了。一想到这，他感到浑身尴尬，想回家的心被退堂鼓击得粉碎。
游民生活满足了曾浅石的个人欲望，却无法满足家人对他的期待。随心所欲地游荡了五年后，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现实压力以另一种方式紧追着他不放。
作为游民，曾浅石无法拥有建立家庭的勇气与底气。他曾和一个网上认识的大姐一起摆地摊卖鸡爪，大姐经常问他，“老弟，你这样飘来飘去，我看着都累，你就不能稳定下来吗？”他告诉女人，也许交了女朋友后会考虑稳定下来。
2020年他在宁波交往过一个女友。亲密的关系没有维系很久，疫情渐缓后，曾浅石又想去外地了。他不是没想过在宁波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最终还是败给了没有耐性，觉得五六千的工资会挣得很不痛快。后来他执意了去外地，与女友渐渐不联系了，成了彼此好友列表里的陌生人。
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联系，他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如果到了结婚的地步，他愿意稳定下来。然而以他不稳定的状态又很难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2022年底，曾浅石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女人在服装店工作，两人越聊越热络，彼此产生了好感。他们在珠海见了面，一起在海边闲逛，女人送了他一件T恤和一瓶香水。那瓶香水成了他的背包里一件特别的东西，唯一不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物品。
有天两人在微信上聊天，曾浅石问女人的理想男友是什么样的。“要有房有车吧”，女人说。他的心立刻凉了，知道这段关系不能发展下去了。再一次地，他与“落地”的机会擦身而过。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开始意识到人总要在社会中寻到一处具体的位置。他身边的游民朋友们很多都是在漂泊间找到了落脚点。
有一个朋友去年五月起跟着他一同在各个城市间游荡，寻觅短工，经常提桶跑路。到了8月，朋友提前感知到为过年攒钱的紧迫，选择停在广东中山，找到了一份搬运货物的长期工。如今，他每月有了大几千的收入。还有一个朋友已经长住在广州，考了焊工证，能凭此找到薪水较高的工作。有次曾浅石听到他和家里人打电话吵架，但他也知道，朋友靠工作每月能给家里打去2000多元。
曾浅石想起了自己的父亲。60岁的父亲目前身体康健，再过几年，他总要给父亲养老。他需要开始攒钱了。过完年，他搬出60元一天的日租房，换到一间40元一天的。
他仍不想找稳定的工作，也不确定到底做什么能让自己攒到钱。他计划开春后搞个二手面包车拉货，继续在路上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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