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为何是抑郁自戕的高发期
池月今年23岁，手抖的毛病已有多年。她在高三的时候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这是精神障碍的一种，患者会被“躁狂”与“抑郁”两种极端的情绪来回冲刷，同时伴有躯体反应。
一进入春天，身体就愈发不受控。池月频繁地心悸、手抖、做噩梦、胃疼、前胸后背都疼。这股疼痛来得没有原因，也赶不走，她只能忍耐，等着它过去。
忍着疼的时候，她会想到去死。她想，只要死了就能彻底解脱，但转念又想，父母和家里的五只猫怎么办？两股力量在脑海中拉扯，最后生念占据了上风，把她拉了回来。
她说，在这个春天，生死的拉锯几乎每天都在她脑海中发生。
胡晓诺其实很喜欢春天。2021年，她高中毕业，本要出国留学的她因疫情滞留国内。白天，她去冰淇淋店打工，走在路上，她喜欢观察两边的树木。早春枝桠有一点发黄，几天后冒出一点点嫩绿色，远远看起来树冠毛茸茸的。慢慢地，树叶生长，变成更青翠的绿。她很喜欢。
只是，看着这盎然的绿意时，她的思绪总会飘散，尤其当想到自己，一种窒息感就会袭来。无望的生活与眼前的春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攫取走她的快乐。她后悔出门，只想缩回家里。
2021年春天的时候，胡晓诺整整一个月都没出门。原本她特别喜欢去参加唱歌社团，可到了春天，一想到出门排练要洗澡化妆、假装出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就连下床都变得无比困难。
程思怡生活在重庆，同样在两年前的春天，她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她患有重度抑郁症。本来在大部分时间里，她能表现得与常人无异：性格开朗，工作中与人沟通也很顺畅。可在春天，当病情频繁发作时，她会全身疼痛，躺在床上连撑起身子都难。
失眠紧紧缠绕着她。她总会整夜都睡不着，在床上捱到太阳升起，听到外面鸟叫、公交车和摊贩开始运转的声音，她又困又累，却仍无法入睡，心里只有绝望。
独自躺在家里，她很少进食，只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勉强吃几口，在春天里瘦了十几斤。原本她很喜欢飞到各地吃美食，而困在床上的那段日子里，她打开外卖软件，一看到重庆那些辛辣诱人的菜就反胃。她只能吃下一点面包和三明治。面包入口，味如嚼蜡，怎么嚼都没有胃口，嚼着嚼着，她彻底崩溃大哭起来。
2022年春天，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再加上疫情的封锁，程思怡无法去别的地方散心，只能迫使自己在家附近散步来调节情绪。
天气变暖，走在江边，她看到江水流动，植物生长，摊贩们积极地营生，人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还有宠物相伴，她能感觉到人们都因春天到来而充满希望，反观自己，却一片混沌。“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感到轻松和满足呢？”她不断地责问自己，而这只让痛苦叠加。
起初，胡晓诺和程思怡都没有察觉到季节对身体的影响，直到她们频频感到不适，去网上搜索了和抑郁症相关的帖子后，才意识到众人眼中象征着美好的春天，原来是抑郁症高发的季节。
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度每升高9.6 度， 自杀率就可能会升高10%。
精神科医生于宏华分析，温度升高的时候，身体内的血管就会扩张，更多的血液会流向四肢体表，再加上春季人们的活动增多，大脑的供血就不像冬天那么充足，这会影响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比如多巴胺和肾上腺素，这些神经递质对稳定情绪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春季昼夜长短的变化，还会影响人们褪黑素的分泌，对于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来说，这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失眠。
还有精神科医生观察发现，在春季，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会很容易病发，他们会在春天躁狂加重，容易过度消费，或是做出一些不理性的投资决定。
37岁的刘岚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她在北京的报社工作，入春后，她有一个月都没有发稿子。她的丈夫季宇成观察发现，每到春天和秋天，刘岚的身体和情绪状态都会出现波动。今年3月起，刘岚每日服用的助眠药物不太起效了。有时她晚上准时吃药，却还是会辗转到早上六七点都没能入睡。
北京的春天气候多变，有时明明已热得像要入夏，转天却气温骤降，还伴有风沙。晴天和阴雨天交错，阳光时有时无。季宇成察觉到，多变的天气令刘岚在春天不愿出门，有时已经提前约定好与人见面的时间，临到出门因为一些事件触发，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心理学家李玫瑾在2017年参加的电视访谈上断言：“春天是精神病的高发时期。”她曾在精神病院调研发现，在春天，当地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有1/5，远高于其他季节。而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也发现，每年三月起，看门诊的人数会增加，床位会爆满，到四月底五月初才会有下降。这位医生发现，一些精神障碍患者即使在春天没有减药，也会更容易出现原本没有的幻听、妄想等症状。
在深圳定居的谢莉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已有十年。她觉得自己的病不只是心理疾病，还是一种精神疾病。这可能来自家族遗传，她的奶奶曾经也有过精神层面的症状。她能明显察觉到，在病发时，自己并不是只有情绪上的急躁或忧郁，而是有“发疯般”的精神症状。
五年前的春天，谢莉和丈夫生活在上海。那时家庭生活安稳，她做全职主妇，并没感觉到过多的压力。有天，她照常在健身房健完身，突然感觉自己特别累，好像所有力气都被抽走。她强撑着去幼儿园把儿子接回家，给丈夫和父母发去消息说自己身体不适。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在自己的房间昏倒了。
之后的一个月，她陷入了完全的精神错乱。整天躺在床上，无数诡谲的剧情在她脑海里放映，她深陷其中挣脱不出来。即使是睁着眼，她也看不到现实中的场景。
这不是梦。身体恢复正常后，她能清楚地分辨出两者的差别。梦境不会给她那么强的刺激，醒来之后她往往就忘记了，而在当时，她完全将现实和幻觉混淆。
她“看”到了自己把孩子扔进洗衣机里的画面。之后，她真的发现到儿子不见了。父母跟她解释是把孩子送到亲戚家了，她却“坚信”就是自己把孩子害死了。
白天稍微清醒的时候，谢莉会侧躺在床上，不吃饭也不洗澡，一只手掐着另一只手腕上的大动脉，感觉自己只要轻轻地划过那薄薄的一层皮，可能就死掉了。她想要指甲用力，出于恐惧，最终没使出力气。
埋藏在大脑深处的求生本能拯救了她。她没有划伤自己。躺了一个多月后，她把丈夫叫到床边，让他订第二天最早的航班，带她回老家深圳看病。
高三的时候，池月曾一口气吞下了30片止痛片。当时，周围有不少同学觉得自残很酷，而她觉得他们幼稚。她不想自残，她只想一死了之。
池月是个超生儿，出生10多天后，就被父母送去寄养。童年阶段，在为数不多与父母相处的时间里，她总是目睹他们争吵。敏感的性格就此养成。高中时，她又被送到河北以严苛著名的某中学读书。家庭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下，她开始频频失眠、手抖、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得知女儿试图自杀后，池月的父母把她带去医院问诊，她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小小年纪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这就是打我们脸，逼我们。”父母不理解她的病。
在东方传统里，“自杀文化”隐秘而坚固。受到屈辱后以死自证清白，这是常见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中的情节。延续至今，很多青少年在承受与父母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也常会产生以死自证的念头。有专家指出，在这样的文化背后，藏着的是绵延已久的对生命权的漠视。
池月曾把自己生病的事告诉同学，招来了注目和讽刺。她说，当时有同学说她“真牛逼，生这种病”，还有的在班里起哄，叫大家别理池月，因为她是“精神病”。亲近的朋友对她说，没什么想不开的，会陪着她，好好看病吃药就好。朋友出自真心的劝慰，在她看来有些轻飘飘的，没能对她起到帮助。
如今，她在北京的高校读博，再没有跟父母提起自己的病症，身边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对此也毫不知情。
青少年时期患上精神障碍的群体，很多发病的诱因都是来自家长和学业的压力。心理咨询师陈婕君发现，如今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已有27%，而实际数据可能已经高达60%。
胡晓诺在中学时曾受到父母严格的管控。她说，父母不允许她和朋友出去玩，他们认为这样很浪费时间。除了学习，她只能在家弹钢琴、做家务，偶尔母亲会带她去听音乐会作为放松。
父亲总是用训斥、辱骂的方式和她对话。有次晚饭后没有做家务，父亲大骂了她一顿，言语里对她整个人全盘否定。委屈之下，她在屋里痛哭了三个多小时，想到了自杀。转念想到自己就算死了父母也不会认错，她便放弃了自毁的打算。
从十六七岁起，胡晓诺就一直饱受失眠困扰，每晚两三点睡，第二天六七点起来上学。白天总是疲惫又昏昏沉沉。她一直想不通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直到高三那年，因为疫情出行要扫码，她终于被允许使用手机，在网上看到了和抑郁症相关的资料。她意识到也许自己是生病了。
怀疑自己得了病，但她完全不敢向父母提出去治疗。今年二月初她终于离家去了澳洲上大学，学校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她留学已有几个月，却始终没鼓起勇气走进咨询室。
她感觉，自己心里藏着一个很乱的屋子，去进行咨询，就是要把门打开，将屋里的杂物悉数清点整理。她很怕这个过程会更多次唤起创伤。
成年之后触发精神障碍的人，还曾面临更多样化的社会压力。
刘岚在2019年确诊双相情感障碍，此前她已在媒体行业工作多年。她丈夫季宇成认为，妻子常要通宵写稿，工作节奏紧密，再加上作为社会新闻记者，时常要接触一些极端的事件，刘岚性格敏感又责任心强，季宇成觉得，她的身心难免会受工作影响。
2013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谢莉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孩子出生后，她陷入到极度的兴奋中，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精力。每几个小时她要喂一次奶，喂过奶后她又想做自己的事，看书看得入迷，完全忘记了睡觉。产后四个月里，她几乎没怎么休息。
全家人都沉浸在新生儿诞生的幸福中，没人意识到刚生产完的谢莉需要休息和关照。睡眠不足诱发了她的躁狂，她精神持续亢奋，变得很爱和人争论。有天晚上她和母亲躺在床上，讨论年纪大了以后是否需要很多朋友的问题，争着争着，她开始大声尖叫，一把抱起儿子躲进了洗手间，说母亲要杀了她。在这之后不久，精神症状第一次在她身上出现，这个病断断续续跟随了她十年。
程思怡几次发病的原因不相同，她总习惯于归咎自己。2018年的春季，她因失恋陷入极度痛苦，频频想寻死。站在楼顶想要跳下时，她瞥到阳台上自己的多肉植物开花了。一瞬间，她感受到了美好。
她没有真的走入自毁，后来和恋人复合，也暂时压抑住了痛苦。到了2021年开春，工作频频加班，再加上长期失眠，她再次明显感受到抑郁的侵袭。不只是情绪问题，还有躯体反应。她总是没由来地胃痛，还很容易过敏，焦虑时像强迫症一样不停地抓自己，一抓红一大片。
她去医院看病，从胃科看到失眠门诊，最后走进精神科。诊断抑郁症的过程，除了要做好几套心理量表，还要做脑电波测试，在头上贴上贴片，进行红外线检测。测试时，她要跟着语音播报朗读“12345”，并根据播报提供的字来组词。她觉得自己说的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
小半天的检查过后，她收到报告，上面显示她患有了轻度焦虑、重度抑郁。她沮丧又不解，医生告诉她，她的大脑存在植物神经紊乱。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程思怡才逐渐接受，自己生病不是因为在恋爱和工作中做得不好，而是大脑器官出现了病变。她应该正视它。
心理咨询师陈婕君认为，在人群中，大概有60%的人处在安全的依恋模式中，他们早年的心智发展、适应性相对健康，在成年后如果遭遇工作上的挫折而患上精神障碍，通过一至三个月的药物治疗与自我调节，可以恢复健康。而余下的40%具有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可能受原生家庭和过往的创伤影响更重，在其它外因刺激下患上精神障碍后，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
五年前的春天在上海严重发病后，谢莉回到深圳接受治疗。遵医嘱服了药后，她逐渐摆脱了严重的幻觉，却又陷入了漫长的抑郁。
以前，做饭、开车和接送孩子对她来说毫不困难，但刚开始服药那段时间，她却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稍微和陌生人一靠近，就会神经紧绷，濒临崩溃。
家人帮谢莉一点点重建世界。母亲带她重新学做饭，她试着坐在副驾驶和丈夫开车出行，病情稳定后，看到路边的行人，她不再觉得他们会冲过来害她，几次确认安全感后，她重新握上方向盘。
如果谢莉忘记吃药，失眠会再次侵袭。当一天安然度过，深夜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时，她会立刻察觉到不妙，赶紧起身翻出加量的药吃下，回床上深呼吸，同时给自己“心理按摩”，告诉自己失眠也没关系，大不了第二天不去接送孩子，在家休息一天，一定可以调整过来。
一粒小小的药片就能缓解她脑海中的风暴。她时常想，如果不是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富足家庭，如果得不到药物治疗，又没有家人的耐心帮助，她可能就像乡下的“疯女人”一样，被锁链拴在家里。
服药初期，她也感觉自己变得迟钝，还会食欲大增，体重一度升到130多斤。持续吃了5年药后，她的身体逐渐适应，外出工作也完全能应付。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她学着控制饮食，把体重减到了100斤出头。
不同人对药物的感知并不相同。池月觉得吃药后自己会变得前言不搭后语、记忆力减退，正在读博士的她难以接受这些身体变化。而程思怡在刚开始服下药片的前几个小时里，会觉得很开心，紧接着会陷入到漫长的低落，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自己高兴。
很长时间里，程思怡都抗拒吃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最近这一年，她试图通过调节心态来摆脱抑郁，尽管她一度觉得自己变得开阔许多，今年复查时，却仍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如今她开始认识到，排斥吃药也是抑郁症的表现，这源于自己对患病的不认可与逃避。在医生的劝说下，她开始恢复服药。
去医院看病取药可能给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带来麻烦。如果病历上留存在精神科的问诊记录，甚至会影响在一些工作单位的求职。一些商业保险的投保要求也显示，如果有精神病史，将无法参保。
很多人不想去取药，就寄希望于心理咨询，但效果寥寥。要想起到治疗的效果，往往需要长期稳定进行咨询，而一线城市里，单次心理咨询的费用在500元左右，这对工薪阶层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
双相情感障碍时常令池月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不相信任何人，每月一次见咨询师时，她会下意识地否定对方抛出来的任何观点，“就想压对方一头。”
同样的情况在刘岚身上也存在。季宇成发现，看心理咨询是件“心诚则灵”的事，而妻子作为记者，习惯了向人发问，自身阅历又多，她很难全面相信医生，这让咨询的效果并不好。
谢莉曾经参加过疗愈心理的灵修课程，价格不菲。她看到同行的人中，有的只是有轻微的抑郁情绪，他们能够在活动中得到纾解，但她不能。她觉得，到了已经发病的程度，没有什么比吃药更管用。那些高额的课程，很难挽救一个在病痛中被自杀念头深深缠绕的人。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更加弥足珍贵。病情加重时，刘岚的工作产出降低，只能拿个底薪。为了保证家庭能维持运转下去，季宇成需要慎重考虑工作的选择，谨防失业。他已经将近40岁，这是一个若被裁员就难再找合适工作的年龄。
从2019年至今，季宇城已经积累了很多照顾妻子的经验。刘岚刚确诊双相情感障碍时，一度非常想自杀。有天她告诉季宇成，自己已经买好药了。心里着急，季宇成还是尽量保持冷静，稳住妻子，跟她聊点别的转移她的注意力。
他对妻子说，有什么问题咱们就解决，未来还是有盼头的，不至于为了这点事咱就不过了。
他也知道，他口中的“不至于”在妻子的思维闭环里并不成立。妻子果然反驳：你又不是我，又没得病，你怎么能理解我？
季宇成答，是的，我确实不是你，不能完全理解。更多的时候，季宇成能做的只是陪伴。
这对夫妻曾对于自杀有过详细的讨论，刘岚一条条分析每种自杀方式的可行性，季宇成在一旁静静地听，默默在心里记下刘岚可能会倾向于选择的自杀的方式，以做好干预的准备。
有时在上班时间，他还是会很担心，会给妻子打好几个电话，问她有没有起床，有没有吃东西，确认她是否安全。
有时电话会无人接听，或被按掉，最危险的情况是他直接被拉黑。季宇成对此做了各种预案。电话打不通就发短信、发微信，他还联系好住在家附近的同事作为照应，如有危险就及时到家里援助。
起初季宇成琢磨不透妻子为什么会拉黑他。他去读了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论文和科普文章后，了解到患者处在极度抑郁的状态时，会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什么都不想说，谁也不想理。
作为婚姻伴侣，承诺、相互扶持是关系的基石。季宇成没有想过与刘岚分开。不止是出于爱，他也进行了理性的评估。首先是目前家里经济尚且宽裕，其次是他发现刘岚的状态虽有起伏，但在职场和家庭，她整体上做得还是很出色。她能够从外界获得正向反馈。因此季宇成觉得，虽然这个麻烦的病会相伴他们很久，但对未来不必过多担忧。
不是每个家属都能理解患病的亲人。程思怡生长于单亲家庭，和母亲更为亲近。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强人，她想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抑郁。她的质问，甚至给程思怡的心灵留下创伤。
确诊重度抑郁以来，程思怡始终独居，独自去医院复诊。去年春天，在抑郁再度冲刷身体时，她试着去调节生活方式。
运动能改善睡眠和情绪。程思怡在去年春天第一次接触到滑板陆冲，突然喜欢上了。
在那之前，每天吃完晚饭，刚8点多，她就到床上坐着，什么都不干，状态越发萎靡。学滑板后，她能自己饭后下楼去滑一小时。有时，她能一口气滑十几公里，听着歌，享受完全和自己独处的时间。这是她在春天的复苏。
抑郁症“晨重夜轻”，程思怡不喜欢日出，却非常钟情看日落。下班开车回家碰到落日，她会停下车花几分钟认真看着太阳西沉。在那几分钟的专注与静谧里，她能感受到真正的治愈和满足。
今年春天，程思怡还会时不时失眠。但她隐隐觉得，过去的黑暗已经要被抛在身后了。四月，她在海边试着骑车追逐落日。小时候她骑过自行车，长大后就很少尝试了，她一直害怕控制不了车把。
那一天，她顺畅地骑着车，看到太阳落山，天色从橙红变成粉紫，直到夜幕降临。她捕捉到了一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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