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磊 | 革命党政体制的形成及其逻辑： 当代中国治理体制的制度渊源

革命党政体制的形成及其逻辑：

当代中国治理体制的制度渊源

作者简介：

王若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治与国家治理。

缘

起

     当代中国体制有其独特的体系架构和治理模式，它建基于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革命党政体制之上，后者构成了其重要的制度渊源，塑造了其根本的运转逻辑。那么，这套革命党政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它是理解当代中国党政治理范式的基础。而这一问题本身即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其形成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是被近代中国革命进程所塑造的。近代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曾经历过无数制度尝试但都未能成功，最终在这套体制推动下才结束了持续百年的动荡与分裂、迎来了革命胜利。那么，革命党政体制是如何建构的，为何最终走向这一体制、形成这种体系架构和运转形式？建党百年，总结正当其时。回溯这一过程，梳理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既有助于认识革命胜利这一建党百年第一个重大成就的核心制度基础，也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运转逻辑。

     对体制的认知不能脱离其历史进程和历史情境，静态断面的分析往往是空洞的。我们必须“转身回去”，回到真实的历史过程和场景之中，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理解其是如何被形塑的。学术界有时常抱着某几种既定的模式和标准、以静态的眼光外在地分析甚至生硬地比附。然而体制形成的过程是真实的，它是被“过去的社会现实”一步步塑造内生演化的结果，是在“实践”面前不断碰壁、一次次失败后被打磨成这样的；体制也在不断调适自己以适应“现实”，否则无法赢得革命胜利。

     本文将站在这一立场去展示革命党政体制形成过程背后的历史逻辑。它或是社会科学首先应采取的态度，首先是历史性的描述的（historical descriptiveness），是真实的而非虚构的。因此，本文将采取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说对其认知要回到真实的历史过程，回到起点而非站在终点，顺着历史的进程去梳理它的来龙去脉；加上社会学的方法，则是指它又并非单纯历史事件的罗列和堆砌，而是结构性的，是指这一历史进程是被一定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塑造的，它们作为约束条件在互构中影响了历史走向和体制形态，并非偶然。　　

一、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

     革命党政体制也是被自身历史塑造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发，面对西方冲击和自身危机，最终走向一个百年颠沛的“革命时代”。在这一救亡图存、寻求富强的革命进程中，面对艰巨复杂的革命形势和交织缠绕的革命任务，必须寻找到恰当的革命道路与革命组织形式。近代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场“寻路”之旅，经历了大量的试错和失败，才找到了适宜的制度形态，契合了中国的革命任务、历史现实和社会结构，最终赢得了革命胜利。唯有在与失败的对比中方能理解革命党政体制形成背后的历史逻辑。

     这一体制探索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波。第一波是传统内的制度变革。起初，初次接触西方、刚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士相们认为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砸开了我们的国门，天朝上国只是“技不如人”，由此开启了洋务运动。然而器物层面的学习掣肘过多、举步维艰。特别是在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及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两次胜利的刺激下更多国人幡然醒悟，发现器物只是表象，是制度间的差异造成了器物之不同，由此开始学习西方制度。然而，一方面由于天朝上国心态作祟，认为祖宗之法根本制度不可改弦更张，一方面受晚清统治集团统治利益之阻挠，制度变革只作了些表面文章。因此虽尝试君主立宪、代议制度，然而传统帝制内的立宪必然走向失败。

     第二波为推翻帝制后效仿西方建立共和。帝制立宪之失败不仅因为立宪是假，更关键地在于其不够彻底。时人逐渐发现，中国之积贫积弱、备受凌辱是传统宪制本身的问题，它是走向富强和现代化的根本束缚。由此一举爆发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了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等。然而民国一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西方制度移植终又落得一场“空泛的噩梦”，不仅国家没能走向富强和现代，反而加剧了内外危机，中国进一步分裂、帝国主义进一步凌辱，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崩溃。

     第三波是学习苏联建党模式推进革命。移植西方制度的民国沦为军阀势力的“角力场”，共和革命落得一地鸡毛；而西方列强这些“老师”的欺辱更有增无减，彻底让国人认清了何为“帝国主义”。二者叠加走向了对西方体制的“幻灭”，又开始探寻新的道路。事实上，这一失败至少有两方面更关键的原因：一是近代中国危机太过深重，革命任务极端困难复杂、国家彻底崩溃解体，革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坚力量”。一是社会层面贫困衰败，广大人民备受欺压，社会凋敝、积重难返，仅上层革命变更政体改变不了社会面貌和根本问题。因此，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解决”、“彻底的改造”。

     正好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同时针对这两个面向：一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只是表象，解决表面权力更替问题，但并未改变制度背后更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压迫和不平等。人们恍然“觉悟”，五四运动追求的“德先生”不是纸面的权利，而是真正的“解放”。谋求受难者的翻身、庶民的福祉和彻底的解决才是革命的真义，因此必须从政治革命深入到“改造社会”这一更为宏大的场景之中；一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第一次变为现实，不仅由于其社会理想的优越性，更在于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使其变为现实。列宁组建起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纪律化、强有力的政党，使之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才推翻了沙俄帝制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开始学习苏俄方式去推动革命。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也出于同一考虑。其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长期领导者，数十载革命到头来一事无成，有着切肤之痛。在孙中山看来，没有“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是中国革命党很大的教训”。他直言，“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第四波是政党体制不断下探，最终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政党领导、深入基层、组织严密、有效动员的“革命党政体制”。建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光有中坚力量也不足以赢得革命。第三波单纯模仿苏俄模式的革命体制和方式也失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依旧失去了政权，早期共产党也在工人暴动和城市武装斗争中屡屡碰壁、多次险些断送革命前途。

     这是一场在中国土地上的革命，就必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国情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它是真实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约束着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和组织形态。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有两个关键的“国情”不同于苏俄，也不同于西方。一是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俄国革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革命”与“建国”一体实现。当时俄国社会并未彻底解体，而其整个国家经济社会主要力量集中于首都，因此它可以通过一场由核心力量领导的“政变”式的暴力革命一夜之间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而中国的经济政治重心较之俄国更加分散，革命之时传统中国的组织形式也已解体，因此既需要更大规模的组织，也需要彻底的社会重建。。

     二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基层社会”在农村，而非城市。革命要组织基层并动员最广大的力量。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个群体和力量在城市。那时资本主义在西欧已有长期发展，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了社会主要力量，城市已是经济社会的重心。所以在欧洲可以进行工人罢工、城市暴动，但它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决定的。近代中国依旧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据了大多数。1928年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中小型轻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即便到1949年建国前，工业产值也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五，产业工人数量不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

     因此，实际上近代中国革命的第三波制度探索又一次在中国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壁”了。就体制视角而言，国民党没有去深入基层，而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找对”基层。面对中国的革命形势，革命者除了组织自身，还必须去组织基层农村社会。这时，农村才从边缘走到革命的中心位置，农村秩序才被纳入革命视野。

二、革命党政体制的

社会结构基础及其制度形态

     通过上述历史进程的回溯和梳理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革命党政体制的。近代中国面对艰巨复杂的革命任务和强大的革命敌人，需要寻找到正确的革命组织形态，而后者必须匹配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结构。之前的失败正是忽略了这一根本问题。在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中，有两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影响了革命的组织形式，一是社会秩序结构，一是社会阶层结构，前者决定了必须“组织起来”，后者决定了“去组织哪里”，它们奠定了革命党政体制的制度逻辑基础。

     首先，就社会秩序的整体性结构而言，近代中国根本的社会状况是全面崩溃、彻底解体和系统性失败。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外敌入侵和王朝崩溃，但近代这次危机有根本不同，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崩溃和整体性的文明危机，进而引发了结构性失序。在此基础上，经由长期内战和外部侵略，国家解体得更为彻底，真正变成“一盘散沙”。这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任务是重新把中国组织和整合起来。

     其次，就社会经济和阶层结构而言中国依旧是乡村社会，农民是社会主体。如前所述，不同于西方，中国的基层在农村，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在这个彻底解体崩溃的国家去组织基层社会，就必须去组织农村和农民。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传统中国备受压迫的最大群体，在中国土地上的革命其根本就是要使他们“翻身”得到解放；而同时，作为最大多数的群体，他们是革命最可依靠也是最大的力量。

     因此，这样的革命任务和社会结构要求必须去“组织一切”——革命者要不断组织自身，也不断组织农村社会，以此将国家重新整合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汲取力量、赢得支持。革命的机制就是“组织”。正如列宁所言，“我们的战斗方式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事”。亨廷顿在其研究现代革命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以“谁能组织政治，谁就掌握未来”一句结尾，道出了革命政治的“真谛”。

     在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革命党政体制，基于有效组织的要求主要包含了三重关键的制度维度：

     一是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在解体的社会对内推翻专制、对外抵抗侵略，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形成领导力量。第一，它具有普遍代表性和公义性，以引领革命方向。后发国家的革命党并非西方意义上的部分利益代表党，它代表和争取的首先是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如保全国家、反对专制、抵抗侵略，以及进一步的国家建构和现代化等。其革命首先是一场整体性革命，追求的是超越国内部分阶层部分利益之上的民族整体利益。第二，它具有行动力和领导力，来凝聚革命力量。革命不是抽象的，更不是松散的，而是真实的，要落实为具体行动。广大而空泛的社会和大众不可能直接行动，列宁组建的党就是“用一个有意识地创立、建构和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代替了一个无定形的社会阶级”。建国后梁漱溟在反思自己乡村建设的失败时就谈到，他一直试图“改造社会”，却“没有任何依靠”，“临末了自己今天却是不在任何团体组织的一个”，“做梦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

     二是铺设一套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于俄国甚至其他后发革命国家，中国解体得更为彻底，因此除要打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党外，还必须深入基层，把崩溃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它既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也是推进革命的力量源泉。而这是国民党虽模仿苏联建党但依旧失败的体制性原因。国民党组织结构上是一个“泥足巨人”“头重脚轻”， “上层有党、基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在最需要组织的基层反而最为空虚。 

     正相反，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近代中国这一根本的社会结构性特征，组织力量不断下沉，建立了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借助严密的组织形式把广大农村地区整合起来，成功替代了传统中国的组织形态，呈现高度组织化、细密化、集约化的特点，使基层组织像“绘画绣花”般铺设在农村地区和农民周围。

     三是形成一套灵活有效的动员体制。组织基层的延伸下探不仅要铺设网络，还要使其能够有效传导、发生“化学反应”，这就需要去“动员联系”群众。而旧中国彻底分散的小农备受压迫但并非先知先觉，习惯于隔岸观火，甚至为自身利益也少有抗争，因而还须通过动员去“唤醒”和“改造”农民，将其“发动”起来才能形成革命力量。

     由这三个维度构成的革命党政体制最典型的表现是“革命根据地体制”。它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纪律严明的党，在根据地范围内领导革命；在此过程中，党又不断地将组织力量下沉，如在地方上建立党支部、苏维埃、赤卫队、农会、合作化社等；进而又采取大量行之有效的动员形式，如劳动竞赛、卫生运动、扫盲学习、大生产运动等。在根据地，党、政、军、地、人深度融合、高度统一，本质上是将党与人民连在一起，人民政权、人民战争、人民运动是典型形式。

     由此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党政体制，发挥了提供领导力量、整合基层社会、动员人民大众、获取革命支持四大功能，也由此契合了那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小农中国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结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这一模式在苏区奠定时，之后虽历经曲折，但终究会回到这条道路上，也必然会以此方式走向革命胜利。

三、革命党政体制的实质

——“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

     在模仿苏俄模式的基础上，由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塑造的革命党政体制，它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政党—国家—人民”关系模式。斯考切波提炼的“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或许是对中国革命党政体制一个较为恰当的概括。在这一模式中，政党置于国家之前，是一个具有公义性质的代表民族整体利益的领导型政党，但其依旧与人民高度一体、双向互构与嵌入，它既引领、动员大众，大众也经由这一过程深度参与整个体制，去塑造政党的领导方向与根基。

     就其特点而言，第一，它更为集权。其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为中坚力量和领导力量，去引领和实现艰巨的革命任务，再以之为顶点向下铺设完整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形成一体化结构。第二，它更为深入。它还不断向基层延伸扩散，如神经网络一般散开遍布整个政权范围、渗透到一线。“政权的权限和影响拓展到史无前例的范围”。第三，它更为大众。它并非与民众疏离的传统体制，也非等级森严和单向压制的极权体制，其本质是大众化、能动的。它通过这套组织动员体系广泛联系人民并与其融为一体，能够充分接收人民讯息、回应人民诉求、不断调适自身。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人民革命动员体制。在这个体系中，党和人民相互塑造、“直接联系”。一方面党领导人民，去渗透并改造基层结构，也发动人民、唤醒人民；另一方面，人民不断地参与、反馈，并让革命在人民中汲取力量、获得支持。人民与党是高度“辩证统一”的关系。在这个结构性体系中，党既在“人民—社会”之上，又在“人民—社会”之中。它成为了党和人民之间的“传送带”，也由此建立了真正的“鱼水”关系，形成了决定性的支持力量。

     因此，这一体制既有特殊性，但也具一般性。相对于西方政党和苏俄革命体制它有特殊性，但由于后发革命国家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又具一般性。当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分散，革命周期更长，在此过程中进一步锤炼了组织能力，所以基层组织动员更到位，体制更深入、更成熟，革命也就更成功。

     在近代中国革命历程中，通过这一体制实际上“再造了国家结构”，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重构了中国社会的“格式”。这一党政体系“以过去从未有过的规模深入中国社会”，它以一种现代的组织方式重建了中国社会的“基盘”。

结   语

     最后作五点简要的小结和评论。第一，革命党政体制是在历史中一步步形成的，它是被自身历史所塑造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曾有过无数次体制尝试，但都一一失败了，唯有在与失败的对比中才能理解中国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及其功能价值。

     第二，这套革命党政体制在中国近代革命进程中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适应了革命任务和形势的需要，契合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对于体制的认知与评价同样不能跳出一国的“社会状况”。明显地，相同体制在不同国家的运转状况往往不同，背后是历史社会结构的差异。

     第三，任何制度均不能僵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如多年后一个社会可能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体制架构和行动方式也应随之调适。

     第四，革命党政体制其组织运转的经验仍具指导意义，特别是在艰苦斗争、生死存亡环境不再紧迫而体制可能出现懈怠之时。在革命党政体制推动下能够赢得近代中国革命胜利，是由于领导党具备公义性，能够坚守和推进民族整体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由于党能够深耕基层网络、不断下沉组织力量；是由于党能够直接联系人民、代表人民、根植于人民，与人民互构互动。

     第五，这一视角与态度并非强调“存在即合理”而缺乏规范性和反思性。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党政体制的形成不单纯是仅切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前提和方向，它发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阶级压迫的实质，才让近代中国革命有了全新的目标方向和根本的动力源泉。“中国化”强调历史社会结构，但单纯中国化的革命只会退回到传统中国的旧式农民起义上去。

     在近代中国革命进程和社会结构塑造下形成的革命党政体制在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自然延续下来，构成了当代中国治理体制的主体框架和权力结构基础。当理解了这套政党领导、纪律严格、组织严密、下沉基层、与人民一体的革命党政体制其建构的历史社会逻辑，也就理解了当代中国党政治理模式的体系架构与运转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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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为作者主要观点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