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秘鲁”念 bìlǔ 而非 mìlǔ ？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秘鲁旅游局及汉语堂

秘鲁，这个谜一般的国度

一己之力缔造了一个多音字

拥有数量众多的他乡遗脉

还有“殷人东渡”的神奇传说

第一次知道秘鲁的时候

  你是否也曾被“为什么”包围？

今天就来聊一聊

 那些秘鲁的“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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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秘鲁”念 bìlǔ

而非 mìlǔ ？

因为一个国名

“秘”成了多音字？
很多人对于秘鲁的第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秘”在这里念作“bì”。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秘鲁”是“秘bì”唯一的使用场景，再无别的用法，看起来像是以一己之力将“秘”改成了多音字。

如果不去特意查字典，绝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将“秘鲁”念成“mìlǔ”，这平白多出来的“麻烦”也让人不免产生疑惑——音译而来的中文名，为什么非要使用“秘”这个字？就不能选一个本来就念“bì”的字吗？

其实，并不是“秘鲁”让“秘”成了多音字，事实恰恰相反，“秘”字最初的读音就是“bì”，至今一些方言中也依然读作“bì”。“秘鲁”这个唯一的例外，其实是唯一的“正统”遗存。

中国人最早认识秘鲁，是在明代传教士艾儒略 Giulio Alenio 所著的《职方外纪》中，当时它还被书作“孛露”，“孛”念作“bèi”，与原文 Peru 的西班牙语发音（p发b音）颇为相似。
《万国全图》，艾儒略，17世纪初
而到了清代，Peru 拥有了正式的译名“秘鲁”。同治十二年的《秘鲁国志略》中，秘字形与现今无异。这个译名一说受到了粤语中“秘”念作“běi”的影响，因为当时移民秘鲁的中国人多为来自广东地区。

虽然“bì”是正式的读书音，但“秘”在口语中受到“秘密”一词的影响，慢慢地被许多人读为“mì”。于是在1985年的普通话审音中，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意见，“秘”去除“bì”一读，仅保留“mì”的读音。

但由于“秘鲁”只能读成“bìlǔ”才能与 Peru 对应，因此在不修改译名的情况下，规定“秘”为多音字，仅在国名秘鲁的读音中念作“bì”。这段演化可以称得上一桩趣事了。

为什么秘鲁

  有这么多华人面孔？

大约4%的秘鲁人

 有一个直系的中国祖先？

相比于南美洲的其他邻国，许多人来到秘鲁之后会发现，从料理菜式到面容长相，秘鲁总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这并不是你的错觉。秘鲁是拉丁美洲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许多华人或混血的后裔至今仍保留着他们的中国姓氏，在餐饮业、商业、政治经济领域都可以看到华人的身影。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849至1875年间，从广东省和澳门（葡占）陆续有91000名华人劳工从动荡的国内漂洋过海，来到当时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秘鲁，签下了8-10年的劳工合同。

当年的华工

Credit: http://www.apch.com.pe

华人劳工给当时的秘鲁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帮助秘鲁修铁路、在热带的种植园干活、挖矿、采集鸟粪，在这片土地洒下了无数的血泪汗水。

被誉为“秘鲁侨王”的华商谢宝山先生

慢慢地，聪明勤奋的华人劳工们积累起了原始资产，并融入了当地社会，很多还与当地人组建了家庭。合同结束后，绝大部分的劳工没有选择回到中国，而是留在秘鲁做起了小生意。

众所周知，广东人对美食的热爱是写在基因中的，于是开餐厅也成为劳工“转行”的普遍选择。据记载，最早的秘鲁中餐馆 Chifa 就开在1863年和1874年，分别位于 Camaná 和 Huánuco 两个城市，正好是当时中国劳工最多的地方之二。

如今，秘鲁首都利马至少拥有6000家大大小小的 Chifa，你可以在那里找到炒饭、馄饨，还可以闻到亲切的爆炒香气。秘鲁当地人也很爱 Chifa 的味道，主妇们在家也会使用大葱、姜、酱油作为调料。

除了饮食，秘鲁的“中国味儿”还在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你可以在利马的卡彭街 Calle Capón 找到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题词。

也可以在利马人最熟悉、最亲切的生活中心 WONG 连锁超市了解创始人黄炳辉 Erasmo Wong Chiang 的传奇，他的父亲就是当初的第一代秘鲁华工。

Credit: Flickr@popaitaly

你也可以在利马 San Borja 区的奥林匹克公园找到Edwin Vásquez 的全身像，他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秘鲁的奥运冠军，也是一位华人后裔。

Credit: Carlos Murga Calderón

关于更多秘鲁华人的传奇，你可以发送“华人”至公众号聊天框了解他们的故事。

“殷人东渡”的传言

  是真的吗？

20万殷商遗民

  来到美洲成为“殷地安人”？

除了上世纪的华人劳工对秘鲁文化的影响，在两个古老文明之间，似乎还另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据后人研究发现，两国不少“文明的巧合”诞生时间要远远早于华工的到来。

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艾儒略曾记载过中秘语言的相似：世界上的方言超过一千里就必须要有翻译，否则就听不懂。但中国和孛露这两个国家，虽然相隔万里，却互相能听懂对方说话。（意译）

除了语言上的“迷之相似”，秘鲁传统的安第斯音乐也让中国人感到非常熟悉。这可能是因为，不同于西方的七个基本音符，中国和秘鲁的音乐都以五声音阶为基础，因此对秘鲁人来说，中国音乐比任何西方音乐都更亲切。

再比如两地的出土文物中大量的纹饰图腾及表现形式非常相似，甚至无法区分，丧葬和祭祀文化也有诸多相同点。这些“证据”让人不由想起“殷人东渡”的传言，这个离奇的假说会是真的吗？


“殷人东渡”的说法最早是在1761年由一位法国学者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他认为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殷商的一支遗民可能渡海逃亡。19 世纪的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也提出同样的设想，认为这批人或许在途中遭到暴风被吹到美洲。

这一假说很快流行开来，不少人循着他们的思路，发掘出了更多历史的“巧合”。在中国，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国学大师也曾一度支持这个假说。

但其实，现代科学并没有支持这个假说的证据，仅仅凭借两地文明的相似性，也只是民间的捕风捉影。典型的一个证据是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当时几乎是100%的O型血，对常见流行病也缺乏免疫力，侧面说明了美洲原住民与欧亚大陆的长期隔绝。


相比于“殷人东渡”，学者更认可的美洲原住民来自于约15000年前穿过白令海峡的蒙古利亚（即黄种人），早在殷商时代的万年之前。
至于那些巧合，也许真的是古文明之间的默契吧。

END

本期责编：张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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