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语言测试经由40余年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数据。近年来，各类语言测试有了相互交流的融通意识和行动，若进一步加强合作，有望建起具有中国气派和国际影响的语言测量学。语言测试未来的努力方向有：1.根据语言行为理论，研究语言行为的心理图式，测试人们掌握语言行为的心理图式的水平和“以图行事”的语言行为能力。2.研究近1500种职业所需要的岗位语言能力，在水平测试的基础上发展岗位语言能力测试。3.将信息化成果不断转化为语言测试手段，把语言技术的运用也纳入语言测试视野，同时发展对计算机语言能力的测试。4.我国语言（语文）教师有500万，担负着公民语言能力发展和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重大使命，向他们提供语言测试学“给养”，意义重大。语言测试界应将其视为份内之责，在教材编写、师资培育、课程开设等方面贡献心力。
[关键词]语言测试；语言行为；岗位语言能力；机器语言能力；语言（语文）教师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首发地，积淀着浓郁的考试文化。人们常把隋朝（581年～619年）实施的科举考试看作中国考试制度的源头，距今约有1400年历史（邓嗣禹，2011）。其实，考试制度的起源也许更早。据《晋书·卷一百五·载记第五·石勒下》记载，“十六国”的后赵(319年～352年)国君石勒，虽是羯族胡人，但却重文崇教，在都城襄国（今邢台）就设有太学，还办有宣文、宣教、崇儒、崇教等10余所小学。“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这种“三考修成”制便是其后隋朝科举考试的前身。若以此计，中国的考试制度约有1700年之久。然而现代考试制度，却不是历史科举考试的直接继承。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开始实行西方学校的教育体制，学校考试制度也便由西方东渐。有外语课便有语言测试（考试），之后逐渐形成了语文课，也便有语文测试（考试）。但是，作为专门的“语言测试”，形成行业甚至产业，形成学科，那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是由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第二语言教学”引发、推动的。之后普通话测试等母语测试也发展起来，民族语言的测试也发展起来。中国的语言测试逐渐形成多个序列，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学术效益甚至经济效益。在语言能力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在语言测试越来越学术化、信息化、国际化、企业化的今天，在线上教育、“智慧教育”、5G网络和语言智能成为教育“口头语”且教育正在面临巨大变迁的今天，中国的语言测试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对测试从业人员提出新要求，也会波及语言（语文）教师。本文从语言测试的融合发展和语言（语文）教师的“语言测量学”素养两个方面谈些看法，以向方家请教。
中国有1400年甚至或1700年的考试历史，有40余年语言测试的数据与经验，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有较为充分的国际经验借鉴，有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语言智能的快速发展，完全有条件由语言测试的大国发展为强国，形成有中国气韵的、有国际影响的语言测试学。中国拥有丰富的语言测试实践。从测试内容看，有汉语测试、外语测试和少数民族语言测试；从测试形式看，有口语测试和书面语测试，也有口语和书面语相结合的综合测试。目前，较有影响的语言测试有如下几种：普通话水平测试（以下简称PSC），是对应试人运用普通话的规范程度、熟练程度的口语考试，是唯一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语言测试项目。1994年，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2007年，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开始试点，测试手段部分自动化（王晖等，2013），测试人数呈爆发式增长，至2019年底，境内累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人次已达8829.23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0）。在港澳，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可以提高雇员和应征者的竞争力，吸引了各行各业人士前来应试（田小琳，2009），至2019年底，港澳参加测试者超过13万人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0）。国家语委与海外学术单位开展合作测试的尝试，表明PSC对欧洲和东南亚华人也有吸引力。在学术上正如聂丹（2011）所言，这一测试已经成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一些单位为其设有硕士点和博士研究方向。
汉语水平考试（以下简称HSK），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1990年启动，1991年开始走向世界（刘英林，1996）。为适应世界各地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考试的需求，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在HSK的基础上，还研发了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商务汉语考试（BCT）和孔子学院/课堂测试（HSKE）等。这些考试为汉语学习者测试学习成绩、留学中国、申请来华留学奖学金、学校开展教学评估、用人单位员工招聘和晋升等提供依据。至2019年底，全球149个国家（地区）设立了1208个考点（中国大陆367个，海外841个）。全球考试人数逐年上升，2010～2019年10年间，累计测试人次已超过4750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7、2018、2019、2020）。
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以下简称MHK），是专门测试母语非汉语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汉语水平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考试包括听力理解、阅读理解、书面表达、口语表达4部分，目的是考查应试者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MHK由教育部民族教育司研制，2003年启动推广，2009年起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具体负责组织施考。至2019年底，参测人次累计达到281.89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0）。2018年是考试高峰，有462024人参测，比上年增长64672人，增长率为16.28%（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9）。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以下简称HZC），由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实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类标准化水平测试（张一清，2005），旨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相关政策法规，协助达成国家推行规范汉字的目标及要求。其测试对象主要是中等以上受教育人群，测试内容有字音认读、字形辨误、汉字选用和汉字书写4部分，测试形式为闭卷笔试。HZC是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姊妹篇”，一测规范汉字，一测普通话口语，相辅相成，珠联璧合。2006年8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汉字应用水平等级及测试大纲》，2007年试行。至2019年底，参测人次累计达30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0）。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以下简称CET），是由教育部主办、教育部考试中心主持实施的大规模标准化考试。1987年9月开始第一次四级考试，10多万人参测（杨惠中，2003）；1989年1月开始第一次六级考试。从1999年5月起，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开始实施口语考试（CET-SET）。目前考试内容涵盖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仅2014年，参考人数就达1861万（《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2015）。CET同时设有非英语考试科目，包括日语四级(CJT4)、日语六级(CJT6)、俄语四级(CRT4)、俄语六级(CRT6)、德语四级(CGT4)、德语六级(CGT6)和法语四级(CFT4)。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以下简称PETS），是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设计、实施的全国性英语水平考试体系。应试者不分年龄、学历、户籍等背景，只要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均可选择适合自己的级别参加考试。PETS共分五个级别，均包括笔试和口试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分别报考笔试或口试。PETS五级是这一体系的最高级别，1999年9月正式替代了全国外语考试（WSK）中的英语水平考试 (EPT) （王冰欣，2000）。2014年，全年报考PETS人次为275.8万（《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2015）。除了上述语言测试（考试）之外，还有一些，如汉语能力测试。2010年，教育部语用司委托教育部考试中心研发了《汉语能力标准（试行）》；2011年，教育部语用司印发《关于汉语能力测试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外，还有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托福、雅思等英语考试，法盟在中国设立的法语考试等。外国的这些考试对中国的语言测试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语言测试品类丰富、实践丰富，参测人数世界第一。但是交流融通却十分不够，各自经营，自得其乐。没有交流融通，就不可能由“语言测试大国”发展为“语言测试强国”，在国际语言测试界只能做“跟跑者”甚至是“局外人”。融通有不同的层面与深度：首先是有“融通意识”。认识到融通对中国语言测试界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融通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其次要实现“形式融通”。有包含共聚各语言测试的学会、会议和杂志，通过学会、会议、杂志实现交流；
第三是“合作融通”。在交流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对共同的问题开展合作研究，甚至合作研发语言测试项目，在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融通；
第四是“共享融通”。特别是共享各自的测试数据、测试技术等；
第五是“理念融通”。大家有共同的语言测试理念、努力方向。
可喜的是，语言测试界已经迈开了融通步伐，初步具有了“融通意识”。2015年，成立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2019年7月，成立了首个语言测试领域的学术组织——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语测专委会)（汪晓琪，2020）。2015年12月，“首届汉语测试高峰论坛”召开，会议宗旨就是“加强语言测试学科建设，研讨与梳理汉语测试学科的现状和走向，增进学术交流”。“第二届汉语测试高峰论坛”的宗旨是“推动语言测试各研究领域间的交流，深化汉语测试理论建设与考试研发实践的互动与发展”。这些组织和会议正在进行“形式融通”。希望融通的步伐继续向着“合作融通”“共享融通”和“理念融通”的方向加快前进。
多数语言测试，都言称是要考查人们利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关键在于何为语言交际能力？怎样测试到语言交际能力？早期的语言测试，基本上都是语言知识测试，认为语言交际能力都要依赖语言知识，甚至就是语言知识。“知识测试”在当今重大的语言测试中都没有什么地位了，但在语言（语文）教学测试中、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语言（语文）测试中，还有较多表现。语言知识对于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应该有一定作用，比如在交际前语言计划的制定时，在书面交际文本的起草时，在交际文本的修改时，明显可以感到语言知识所起的作用；但是究竟起什么作用、在哪些方面起作用、怎样起作用，的确还是学术研究的课题。现在的语言测试，多是测试“听、说、读、写、译”或其中若干项的能力（王文斌、李民，2017）。比之“知识测试”这自然是一大进步，但仔细分析，这种测试也还有不小问题：其一，“听说读写译”在语言学习中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在交际实践中是综合运用的，或其中若干能力综合运用的。将这些能力分离测试，必有偏颇。其二，在实际命题中，这些能力的测试虽然也考虑如何贴近应用，但是领先的着眼点还是“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反映语言真实存在方式的话语，故而与语言的实际应用还是有不小距离。语言学界正由结构研究向话语研究转变，这种“转变”应引起语言测试界的重视。前些年，流行“标准化测试”，为方便机器阅卷而让考生在ABCD选项上打钩，这就更增加了测试与语言交际实际的距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哲学发展出一个新学科，即语用学。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1955年在哈佛大学做了《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系列演讲，提出了语言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 。此后，塞尔（J. R. Searle）、格莱斯（H.P.Grice）、利奇（G.Leech）等学者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完善。奥斯汀等把语言看作一种行为，认为说话都有“言外之意”，还要示“言外之力”、收“言后之果”。比如将军对着部队说“出发”，千军万马就会奔向前方。就此来看，可以说语言交际能力，就是通过语言办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就是“以言行事”的能力，而不是分离的“听说读写译”。语言行为是在不同场域进行的，每种语言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图式，这种心理图式是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习惯的长期积淀，是言语交际的行为“脚本”，人们是依照“脚本”来行动的。掌握语言行为的心理图式并能够“以图行事”，就是语言交际能力；儿童语言习得和外语学习，主要学习对象就是这种心理图式及如何“以图行事”；这也应是语言测试的靶的。怎样测试这种语言交际能力，是语言测试的研究课题和发展方向。娄开阳（李玉、娄开阳，2013；张英、娄开阳，2016；张英等，2018）曾带着他的研究生团队研究了“问路、就餐、做客、换钱、购票、看病、住店、邮寄/收取、购物、自我介绍、邀请、道歉、请求、劝告、赞赏、评论、拒绝”等17种语言行为及其心理图式，值得语言行为研究者和语言测试者关注。近些年，国内语言测试界讨论较多的是《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以下简称《欧框》）（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2008）。《欧框》于2001年颁布，是欧洲理事会为各成员国之间语言教育的合作交流，实现各种语言的资质互认，组织41国语言学家历时10年研制完成的语言能力标准。英文版之外，《欧框》还以法、德、意、汉、俄等多种语言出版（谢小庆，2011），自其颁布以来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欧盟各国语言教学最有影响力的指导文件。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也开始把《欧框》作为外语学习、教学及评量的重要参考依据（邹申等，2015）。
中国曾借鉴《欧框》经验，结合国情，于2014年启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以下简称《量表》）的研制，2018年6月1日正式实施。《量表》致力于解决我国外语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教学与测试目标分离、考试标准不一、各学段考试缺乏有效衔接、语言能力等级划分模糊等问题（何莲珍、张娟，2019），使我国外语测试首次纳入了国家语委规范标准体系。随后，雅思和托福分别完成了与《量表》的对接。托福考试专家委员会主席 Alister Cumming 认为，《量表》囊括并超出了《欧框》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的范围，可以转化为具体的课程和有效测试工具，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多元目的需求，符合教育现代化的时代需求（王立群，2019）。2007年，国家汉办发布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王佶旻（2012）评价说，《国际汉语能力标准》的制定符合汉语国际教育的需求，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很好地解决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标准和大纲》所存在的不足，对能力的描述仍旧不够细致，仍旧没能和《欧框》实现很好接轨，同时也没有实现与水平测验的等级对应。据说近些年，国内外的汉语教学专家又在2007年《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基础上研制适合汉语且也能与《欧框》比肩的汉语能力标准。我们相信，如果研制者能够借鉴《欧框》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经验，能够全面总结国内外汉语测试的经验，特别是能够接受语言行为理论的指导，一定会大有成效。语言经济学告诉我们，语言是人的劳动能力的体现，特别在信息化时代，语言能力成为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李宇明，2012）。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分工越来越细，各职业岗位对劳动者的工作能力也有不同要求，其中也包括语言能力的不同要求。在当今三百六十行中，有一种新命名的行业叫语言行业（语言产业），有些职业是语言职业。这些行业、职业对从业者的语言能力有着更高更特殊的要求，比如语言科学家、语言技术专家、语言艺术家、语言教师、翻译、播音员、解说员、话务员、节目主持人、话剧演员、相声和小品演员、辞书编纂者、书法家、语言病理治疗师、心理咨询专家、谈判专家、调解员、电脑字体设计师、校对员、文字速录师、广告文案作者、产品代言人、导游、典庆仪礼主持人、网络主持人、客户服务人员等职业，与农民、建筑工人、码头工人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是不相同的。但是，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并不清楚，这一领域还是一块待垦的处女地。现有的语言测试，理论上说都属于水平测试，水平测试是评价人的语言能力达到了何种水平。至于这种水平可以胜任某一行当的工作，那多是经验判断，或是惯性约定。社会用人单位有时也会作出规定，比如某工作岗位要求普通话达到几级几等，要求英语水平考过几级，要求汉语水平达到多少级，但是这种要求与实际岗位所需要的真实语言能力是有距离的。其一，水平测试所得出的语言水平与岗位所需能力之间就是一个“约等于”的关系，是比较粗略的；其二，社会分工如此之细，用“约等于”的方式根本不能描述各种职业的语言能力需求。人社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牵头成立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这部大典将职业分为8个大类、75个中类、434个小类、1481种。这8大类职业分别是：第一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包括23种职业；
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包括451种职业；
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包括25种职业；
第四大类：商业、服务业人员，包括278种职业；
第五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包括52种职业；
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包括650种职业；
第七大类：军人，包括1种职业；
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包括1种职业。
2015年至今，职业的种类又有一些变化。总体上看，第三产业的职业数量和就业人口显著增加。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职业分类问题的研究，这不仅是形成产业结构概念和进行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及产业政策研究的前提，同时也是对劳动者及其劳动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分类分级培训的需要。社会多数行业都需要制定岗位标准，其中包括岗位能力，当然也包括岗位语言能力；许多职业都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当然也包括岗位语言能力培训。语言测试不仅需要进行“水平测试”，还应研发“岗位语言能力测试”，制定岗位语言能力规范。这种语言测试，这种语言规范，由于直接与一线生产结合，可以将语言教育、语言能力转化为生产力。这应看作是语言能力测试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李宇明，2019）。我国的职业有将近1500种，要把岗位语言能力的规范建立起来，把岗位语言能力测试出来，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可以从大类或种类入手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一些语言职业入手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已有测试基础的行业进行研究，比如教师、播音员、主持人、话剧演员、编辑、记者、窗口服务行业等。
语言测试与信息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关系可以表述为：第一，将信息化成果转化为语言测试手段，以提高语言测试水平，改善语言测试服务；第二，测试人们掌握语言信息技术的情况，促进语言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第三，测试机器的语言能力，推进语言信息化发展。在语言测试的管理、命题、施测、数据分析等环节，尽量引进信息化手段，实现最大限度的“人机互助”测试，并向着所谓的“智慧测试”“自动化测试”的方向发展。由纸笔测试发展到机考再到网考，不只是测试方式的变化，不仅需要技术装备的保障，更需要测试理念、测试内容、测试队伍、测试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一方面要避免“迁就”机器带来考试质量下降，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某种“人机不洽”便抵制信息化的运用，因噎废食。宋欣桥（1999）早就指出，要把握“人机并存, 质、量合一”的原则，机器的作用是“量”上的把握, 人的作用是“质”上的判断。刘润清（2014）不仅指出信息化语言测试的各种益处，比如可以简化测试组织和管理环节，可以免除语言测试中的人为因素干扰等，而且还认为，可为考生模拟更加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更加准确地反映考生的语言能力。的确，利用语言智能如何“模拟更加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如何“更加准确地反映考生的语言能力”？进而思考如何把语言行为的理念融入语言测试中？如何测试和培养考生的现代语言技能？如何促进全社会的“线上语言学习”？这是关乎语言测试发展方向的问题。在信息化时代，语言测试不仅是信息化的“受惠者”，还应当成为信息化的“贡献者”。首先，语言测试得到的数据可以用于计算机语言理解。这些数据都是良性数据，命题有“题眼”，答案有评阅，参考人语言背景、工作背景、文化水平丰富，考试类型多样。这些数据的保存、整理、共享，是语言信息化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信息化时代需要快速更新观念，应当把数据看作信息生产的资源，纳入生产要素管理，如农业之耕地，工业之机器。其次，应开启机器语言能力测试的新工作。随着语言智能的发展，计算机（包括机器人）开始介入人类的语言生活，人与机器人共事的时代已经不远。机器可以帮助人类进行翻译和信息检索；可与人类进行各种对话，比如帮助解决购物问题，做孩子的家教，做老人的看护者等；可以做虚拟主持人，做讲解员；机器可以写作，如作诗，写新闻稿，写观影评论，写明星趣事，写各种广告等。由于计算机（包括机器人）进入了人类语言生活，参与了人类语言生活，将与人类共事，将影响人类的语言生活，因而需要了解机器语言行为，规范机器语言行为，手段之一就是对机器的语言能力进行测试。从长远发展看，需建立“机器语言行为学”。语言测试的客体是人，而今要对机器进行语言测试。过去，国家语委在贯彻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时，曾经进行过对语言产品的评测认证，其中涉及到对机器文字规范性的评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最近在帮助一些公司进行机器语音的评测校正，比如机器念日期的语音问题，机器语音的轻重音、儿化和连读变调问题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语言测量的目的，其一是衡量人的语言应用能力，为社会选拔、用人提供参考；其二是促进语言学习。比如，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目的是“以测促训”；主持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机构叫“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表明普通话培训和测试之间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语言学习与语言（语文）教师关系密切，语言测试者不仅自己要掌握语言测量学，还应使之成为语言（语文）教师的学术素养。语言（语文）教师需要时时了解学生的语言学习状况，思考怎样改进语言教学、提高语言学习效果。教师要掌握这些情况，需要经常进行测验；命题、阅卷、把测试成果回馈到教学中，是语言（语文）教师的日常教学活动。然而，不少语言（语文）教师职前没有学习过语言测量学，在职没有进修过语言测量学，如何命题考试，来自于自己当学生、进修生时的被考阅历，来自于同事的观摩教研，或是来自于自己经验的积累，缺乏理论指导。在课堂测试、期中测试、期末考试、选拔性考试中，语言测试命题多是遵循“传统”的题眼，这些题眼多是学生容易混淆的地方。比如：“四”字的第二笔有勾无勾，“万”字的第二笔是“撇”还是“横折钩”，“又”字的声母是什么，“六”字的韵腹在哪里，调值和调类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文学语言”等。至于说命题的信度、效度等，是较少能考虑的。除了选拔性之类的考试外，教学活动中的测试多数都是为了改进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多数都应是“诊断性”测试。这就要求测试结果能够提供“诊断”功能，教师和学生能够充分利用测试结果“诊断”自己的教学和学习，真正实现“因材施教”。教师有语言测试学的素养，可以把测试作为教学的有机环节，并根据教学形式、理念、内容的发展自觉地改进教学与测试。比如线上教育，是互联网发展才形成的教学形式，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更是普及了“网课”概念，推进了我国的“网课”发展。随着语言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网课”也许比别的课程形式更适应语言学习。如果语言（语文）教师具有语言测试学素养，在“网课”上积累测试经验，也许能够为语言网考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语言教学事业，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语言教师队伍。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8）》的数据，我国外语教师共有1449438人，其中，小学阶段479346人，初中阶段572915人，高中阶段267977人，高等教育阶段129200人。
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师共3089317人，其中，小学阶段2169697人，初中阶段642290人，高中阶段277330人。大中小学的外语教师和语文教师计有4538755人。大学教中文（也包括汉语国际教育和华语文教育）、民族语的教师尚无数据，如果加上这些教师，我国语言（语文）教师的数量不少于500万。提升他们的语言测试学素养，是一个牵涉到教师规格的新任务，且涉及对象有500万众。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顶层设计，需要坚持不懈地工作。首先，要编写教科书。要组织专家编写一部或一套教科书。教科书在内容上要有理论也要有可操作性，应有较多的案例，能适应不同的教学层次和不同语言的教学任务。其次，要培训师资。已有的语言测试队伍是师资的重要来源。据悉，国家语委自1994年开始举办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至2019年已举办65期，考核合格获得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者有6202人（其中香港177 人，澳门23人）。各省市还培养了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50152人。国家级与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共计56354人。我国外语、汉语国际教育等其他考试，也有规模不小的测试员队伍。这些测试员是丰厚的人力资源，而且把他们动员起来，也是对这支队伍的语言测试学再培训。第三，要形成课程。将语言测试学列入语言（语文）教师资格的考试课程。师范教育要开设语言测试学，职业教育要提供语言测试学的培训课程，包括开发“网课”以满足教师教育的需求。语言（语文）教学领域这500万工作者，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关系着公民语言能力的发展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关系着海外华语的维持和汉语的国际传播。如果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语言测试学素养，国家的语言（语文）教育事业就会有不小的进步。这是值得做的一件大事情。中国是考试制度的诞生地，积淀着浓郁的考试文化。中国的语言测试经过40余年发展，拥有了母语、外语和民族语等不同语言类型的测试，拥有了一批专家队伍，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测试经验和数据。如果各类测试能够相互交流融通，由“融通意识”和“形式融通”，进一步发展到“合作融通”“共享融通”和“理念融通”，中国就有望由语言测试大国发展为语言测试强国，有望建立具有中国气韵和国际影响的语言测量学。
语言测试由知识测试发展到关于“听说读写译”的能力测试，托福、雅思、《欧框》都是语言测试业的样板。下一步可根据语言行为理论，研究语言行为的心理图式，测试掌握语言行为的心理图式的水平及“以图行事”的语言行为能力。要研究社会近1500种职业所需要的语言行为，逐渐开发岗位语言能力测试，推进岗位语言能力规范的建立，将语言教育、语言能力更好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要重视将信息化成果不断转化为语言测试手段，以提高语言测试水平，改善语言测试服务。语言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的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就如同认字读书的能力一样。因此，应把语言技术的运用纳入语言测试的视野，以反映信息化时代语言应用的现实，促进语言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同时，语言测试也不只是信息化的受惠者，还应当是信息化的贡献者。不仅语言测试所取得的数据可以用于计算机语言理解，而且由于计算机（机器人）正在介入人类的语言生活，一个“人机共事”的时代即将来临，机器正在帮助人类从事翻译、信息检索、写作等语言活动，且可能影响人类语言生活的未来发展。由纸笔测试发展到机考再到网考，由人工测试向“人机互助”测试再向“智慧测试”“自动化测试”的方向发展，已经需要在测试理念、测试内容、测试队伍、测试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改进，而由测试人的语言能力到测试机器的语言能力，就更是具有挑战性、革命性且具有推进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的时代课题。语言测试的目标之一是促进语言学习。我国从事母语教学、外语教学、民族语言教学和汉语国际教学、华语文教学的队伍有500万之众，如果这一人群能够具有一定的语言测量学素养，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的语言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个人语言能力的发展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语言测试界，应当将向语言（语文）教师提供语言测试学供给作为份内之责，在教材编写、师资培育、课程开设等方面贡献应有之力。
本期责编：张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