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十四】四･一二蒋清档白崇禧围剿(组图)

1927年3月，白崇禧指挥北伐军所向披靡，击败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攻克光复浙江杭州和上海。

4月12日，蒋下令清D，白崇禧奉命围剿打响了第一枪。四･一二清D后的第六天，蒋创建了南京中华国民政府。

1927年3月，白崇禧率北伐军攻占上海后，在龙华设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为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秩序，白崇禧要求上海总工会停止罢工游行，并要解除工人纠察队的非法武装，取缔在上海街头的便衣队及别动队。

早年便跟叶挺、叶剑英等人关系密切的黄埔第一军第1师师长薛岳，违抗总指挥白崇禧的命令，带领第1师公开支持工人纠察队，并贴出布告宣称“要保护上海总工会”。

陈、周等人多次召开特委会，认为“在上海最左的军队是薛岳，薛表示说打右派非群众不可”，“我们要绝对不承认蒋、白(白崇禧)行动，如白来行动，我们除抵抗外，要以总同盟罢工等政治宣传作深入群众的宣传。”动员上海工商学界和各区开大会，大张旗鼓宣传“上海人民拥护薛岳第1师留在上海”（《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

薛岳想招收1500名工人扩充军队，周便决定派遣1000名左倾分子和D团员渗透进蒋嫡系黄埔第一军，并赠送武器和子弹给薛岳（《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

还有一份情报说：“第一师师长薛岳，毫无宗旨，利禄心重，半左半右，带投机色彩，已由周用各种手段联络，将来可望利用。”（《清档运动》）

在拉拢薛岳等将领的同时，周发动数万人上街示威游行，并组织万人包围白崇禧在龙华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

不久，薛岳风闻蒋要把第1师调离上海，立即找到上海中央负责人，向其建议“把蒋作为反革命抓起来”。蒋亲赴黄埔第一军视察，发现有不少军官左倾亲G，因此深感其对于北伐大业和国军的危害，更是坚定清档之决心。

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发展，当时，国民党执监委暨候补委员八十名中，档员已占据三分之一，亲g之左派亦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档员亦占一半以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被占领。

北伐一开始，蒋在广州统率七个军出征北伐时，六个军中政治部主任有五人是GCD员。只有李宗仁、白崇禧为防止渗透，特意不准其党代表参加北伐第七军，后来又将其全部逐出桂军。而在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张发奎所部，有叶挺、叶剑英、贺龙、陈毅、林彪、粟裕等一批日后的将帅。

 4月6日，北洋军政府首脑张作霖派遣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领导人，并搜出GC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文件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莫斯科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

3月份，北伐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林祖涵）密告领导人张国焘，武汉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密令程潜率第二军和第六军控制南京地区，以阻止蒋介另建中心，如蒋抗拒，则令程潜密捕蒋。

林伯渠还说这个密令，似是鲍罗廷授意，武汉方面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张国焘立即秘密通知上海中央，对程潜给以协助。不过，程潜并非档员，虽对蒋不满，但也并无深仇大恨，故反蒋并不坚决（《张国焘回忆录》）。

鲍罗廷企图秘捕蒋的计划，因第六军军长程潜不愿执行而告失败。林伯渠找到程潜时，程潜表示：“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四军》）

4月1日，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抵达上海，复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在苏俄和他们的协助下，原北伐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四军新任军长张发奎率领所部军队狂热坚决拥汪反蒋，而从广州出征北伐的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兼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也对蒋不满，先后前往武汉公开拥护支持汪精卫。武汉方面的反蒋活动不断升级。

白崇禧李宗仁拥蒋 调钢七军镇守南京

1926～1927年北伐期间，北伐国军总司令蒋（左）和代参谋总长白崇禧（右）。

3月19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武汉结束，汪精卫武汉中央马上派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到安庆，拿出委任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委任状，企图拉李反蒋，被李宗仁拒绝。

翌日，蒋乘军舰自九江亲抵安庆，亲自委任李宗仁为安徽省主席。李宗仁表示对地方行政无经验，举荐已经起义的北洋安徽省长陈调元任安徽省主席。

蒋见南京和上海局势不稳，催促白崇禧“请德邻（李宗仁，字德邻）来”（《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白崇禧促请正在武汉观望时局的李宗仁速来上海，同时又直接打电话给桂军第七军副军长夏威、指挥官胡宗铎，令他们立即率部队从安徽赶赴南京镇守。

夏威副军长奉白崇禧之命，率桂系钢七军赶到南京。程潜自知不敌，便率第二军和第六军退出南京地区。

“蒋以第一、第七军的实力，击破了武汉的反蒋计划”（《张国焘回忆录》）。国军元老程潜率军抵达武汉后，便被汪精卫委任为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忧虑C患 吴稚晖建议清D

早在1923年，蒋亲赴苏俄考察后，便作出英明断言：苏俄主义绝不适合中国。而今，苏俄破坏中国革命的罪行日益彰显，蒋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解决其的问题。

3月26日，蒋发出急电，召集坐镇留守广州的参谋总长李济深（李济琛）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前来上海，会商重要问题。

同日，蒋派秘书陈立夫前往龙华会见白崇禧。白崇禧向陈立夫表示“必须谋求一条新路径”才能解决G党问题。陈立夫也说白崇禧“是坚决反G的，他对清G贡献良多。”（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

3月27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会，吴稚晖指出加入国民党的GC党员“谋叛D国”，与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陈果夫等人提出“护D救国案”，建议清D。

龙华会议 白崇禧坚决支持蒋下令清D  

四･一二清党前夕，蒋总司令在上海龙华白崇禧东路军总指挥部向北伐军将士训示。

当前，苏俄操纵的武汉汪精卫中央咄咄逼人，清D不仅涉及跟苏联的外交关系，也会影响在北伐各军中协助作战的苏俄军事顾问。

除了桂系第七军早已防范驱逐其党分子，让其难以染指外，其对其余北伐各军的渗透影响已经深入。甚至连蒋嫡系黄埔第一军也已经不稳，各级军官不听约束，军长何应钦告诉蒋，自己已经无法掌控第一军，请求辞职。

唐生智和张发奎率七个军在武汉公开拥汪反蒋，并图谋攻打南京上海蒋北伐军。谭延闿、程潜、朱培德、鲁涤平等军长均倒向支持武汉汪精卫中央。

同时，北洋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也趁国民党内部危机，伺机向上海、南京进攻。

显然，当前的局势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没有强有力的军队支持和采取实际行动，吴稚晖、蔡元培等文人们倡议的清党，只能是一厢情愿，空喊口号。

4月2日，蒋在位于上海龙华的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再度讨论清D问题。五位手握兵权的大将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李济深、何应钦，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出席会议（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之回顾》、《黄绍竑回忆录》）。他们都是当时国民党的反G中坚人物。

蒋首先在会议上说明为什么要“清D反G”：“现在如果不清D，不把中央移到南京，迁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GC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分别报告其在广东、广西、安徽搞工农运动，策动非法武装暴乱的罪行。何应钦报告“南京惨案”的始末经过。白崇禧报告和痛斥其破坏上海治安，离间分化国军，破坏北伐统一大业的罪行。

蒋认为吴稚晖也仍然只是欲跟其妥协，“稚老（吴稚晖）甚激愤，发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其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耳。”（蒋中正总统《困勉记》卷六）

对于清D问题，蒋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见会上无人敢于站出来，以实际行动制裁他们，白崇禧挺身而出，表示他绝不惧怕他们，一定要坚决剿灭之（广西《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4月12日社论《清D纪念日》、《黄绍竑回忆录》、《陈雄回忆录》）。

见白崇禧带头，其他四位大将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也纷纷表态坚决支持蒋清D。

李宗仁建议说：“只有快刀斩乱麻，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先以桂系第七军镇守南京地区，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再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军事部署就绪，他们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总司令问白崇禧，实行清D需要多少军队，白崇禧说：“只要调走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岐之二十六军便终了。”

总司令又问需要多长时间，白崇禧回答说：“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于是，蒋决定立即在上海淞沪清D，并委任白崇禧为淞沪卫戍司令、淞沪戒严司令，全权负责指挥上海淞沪地区的清D行动（《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5日）。

白崇禧部署抗敌剿G军事 蒋下令上海全城戒严

根据上海龙华会议的清D决定，白崇禧迅速做出抗敌剿G的紧急军事部署：

（1）密令桂系第七军主力在三日内赶回芜湖及江宁镇，以阻止武汉方面唐生智、张发奎“容G军”沿江东下，威胁图谋上海和南京；以第七军一部兵力镇守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北伐各军，使其不敢异动；

（2）令其档员较多的黄埔第一军薛岳、严重两师移驻苏州、南京附近，进行清理整顿，将各G档分子撤职或看管。

（3）将在南京附G的程潜第六军第19师全部缴械；

（4）令亲G色彩的谭延闿、鲁涤平第二军渡过浦口，抵御北洋军阀张宗昌直鲁联军的进攻；

（5）调反G的第一军刘峙第2师和浙江周凤歧第26军共同防卫上海。薛岳师原驻守的吴淞口、上海兵工厂等军事要地，全部改由刘峙师接防；

（6）向租界各外国领事交涉，请允许清D军队通过租界，进攻上海G党（白崇禧：《从容G到剿G——在广西各界举行清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4月12日）。

蒋将第一军亲G的师长薛岳和严重两人撤职，委任团长陈诚接替严重出任第21师师长。陈独秀闻讯后，极为气恼。

4月9日，蒋委任白崇禧为淞沪戒严司令，周凤歧为副司令，宣布上海戒严，并颁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罢工、集会和游行。

白崇禧发布“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兼淞沪戒严司令部公告”，指出“现闻有地痞流氓受敌贿买，潜伏工界以内，愚弄工友，煽惑罢工，希图扰乱后方，破坏国民革命……深望各工友明白大义，勿中奸谋，如敢故违，即系甘心破坏国民革命，自弃于中国国民党之外。本总司令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

做好清除G党、防阻武汉唐生智“容G军”和北洋孙传芳、张宗昌敌军进犯的准备部署，蒋于4月9日离开上海赴南京，筹备创建南京国民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15日）。

白崇禧摧毁上海组织 活动转入地下

4月12日，淞沪卫戍司令、淞沪戒严司令白崇禧下令北伐东路军在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同日进行清D。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电令黄旭初指挥全省军警同日在广西进行清D，参谋总长李济深（李济琛）电令指挥粤军在广东清D。

在白崇禧部署指挥下，北伐国军在上海全城搜捕。国军精选一批突击队，化装成工人纠察队，在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人士的协助和带路下，从法租界走捷径，闪电突袭全国的总指挥部——商务印书馆。

行动之前，白崇禧派人与驻沪法国领事交涉，请其准许清D部队走捷径经过法租界。法国领事初不允许，后来经白崇禧晓劝说准予通过。《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摧毁商务印书馆的总指挥部后，北伐军查封了左派邓演达和郭沫若派驻上海的“总政治部办事处”，封闭了听命于武汉汪精卫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武装接收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等亲共机关，查封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摧毁上海共产党80多个机关。

在三天内枪决了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等300多人，逮捕500余人，5000余人失踪，仅周等少数人因事先得到消息而逃脱，给上海组织以毁灭性打击。从此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四･一二清D”标志两档正式决裂，其后第6天，蒋创建了南京中华国民政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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