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转型：服务业与城市化状况

就像人类成长一样，跟随着年龄的增加，生活结构也会产生变化，国家经济亦是如此，不是一昧追求GDP成长并随之起舞。

换句话说，如同人类四肢长大，身上衣服穿着应会产生变化，类似台湾的地区，如果整体经济想要进入欧美先进国家的高收入境界，势必以既合乎历史潮流，又合乎人类文明规律前进，不断实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从农业进展到工业之后，接着转型到服务业与城市化。

以数据举证，台湾目前(2019年)人均GDP为27,298美元，距离欧美高收入国家，例如美国的59,501美元，日本的38,440美元，和德国的44,550美元，尚有一段距离，台湾要进入发达国家之林，必须进行宏观经济结构转型。

我们归纳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成长模式，不外下列三阶段模式。首先是政府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后，才有动力进行所谓的乡村工业化。

在有了基本劳动力与足够资本之后，接着以工业革命的机器使用，国家经济于是进入劳力密集工业（如纺织业与电子业），而大量开采化石能源的结果，也造就如钢铁与汽车等能源密集工业。

另外，动力机构的不断发明也造就大规模生产制造，并配合交通运输设施的广泛布署，经贸市场范围由国内扩展到国外，尤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因为精细分工、讲求专业与效率提升，中小企业逐渐淘汰，大型企业趁势而起。

循着上述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台湾从早期工业化阶段进入国际贸易阶段，大量出口反映国家制造能力和国际经贸竞争力，由于台湾出口产品的复杂化，各种产品出口类表可以证明台湾制造业的多样化，也因为如此产业多样化，所以台湾没有像德国或美国那样的大型企业品牌，譬如路上跑的汽车与天上飞的客机。

以当前国际经贸结构来看，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都已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成熟阶段，以美国为例，制造业仅占GDP一成七，而服务业则为七到八成。

就整体性服务业而言，欧、美、日大企业的经济体特征在于，讲究更高效率与更节约成本的经营策略，其中物流与金流是主要管控机制，而大量工作人力已被科技化和电脑化所取代。

此刻，一方面，制造业产量减少，但质量增加，另一方面，乡村人口不再增加，但都市人力密集服务业趁势崛起。

简言之，现代兴起服务业的趋势在于去工业化，而当今先进经济体的本质在于减少产量但增加质量。

工业转型服务业的主要环节在于研发投入比重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资料，世界主要国家的研发投资占GDP比重，由低至高分别为：中国（2.13%）、美国（2.80%）、德国（3.04%）、日本（3.20%）、韩国（4.55%）。

而台湾比重则为3.31%，台湾有近八成的成长来自企业研发，去（2018）年该数值已创历年新高，其中成长率以科学园区厂商贡献六成最多，呈现“超日赶韩”之姿前进。

另外在工业转型服务业的宏观经济调整中，许多高收入国家或经济体皆有可观人口投入研发。

以每百万人中投入研发的人口数量表示，从低至高排列分别为美国4,256人、德国5,036人、日本5,305人、韩国7,514人。

而台湾根据科技部资料，截至2018年，百万人口中有13,200人投入科技研发行业，高居全球首位，可知科技人才是台湾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另外，统计2018年各国专利申请数量，美国排名第一，56,142项，中国53,345项，位居第二，日本以49,702项位居第三，韩国位列第五，此外印度增加27.2%，呈现跃升之势。

台湾反映上述科技业专利申请量跃升的最好例子就是半导体业，其中晶圆代工（如台积电）、IC设计（如联发科），代表高科技服务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的最佳典范。

欧美国家工业化后期，见证服务业大量涌入城市。主要原因是，生产组织的重要变化导致现代服务产业巨量需求，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空间分布衍生相关经济结构改变。

首先，生产组织方式变得越来越分散，生产价值链按照优势分工，某些服务环节因而脱离传统产业模式，一变而为生产者的服务行业。

其次，生产组织过程变得越来越信息化，生产链是根据瞬间订单完成，也就是说，生产过程已经实现智能和实时监控，如此催生大数据分析、智能管理、和软体等服务产业。

第三，生产运营成本变得越来越昂贵，考虑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等生产成本要素，许多制造业因而远离城市，而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取代传统制造业，在大中型城市中发展成经济总部。

节省运输成本和靠近顾客需求为服务业城市化之主因。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对原物料依赖程度较低，在不需要靠近农矿产地因素下，服务业能在更大程度上聚集在城市当中。

在专业化水平上，服务业比制造业更有群聚效应，这可由服务业将劳动力集中在城市的选址效应上证明。

尤其是运输方便性与公共资源依赖性，使得劳动力更加聚集起来，促使服务业城市化变得更加明显。

服务业污染物排放的减少效益，壮大生态城市化效率的提升，因而产生永续城市发展概念。

研究数据证明，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与单位GDP产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呈反比，其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高，对减少整个经济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效益越明显，并更有力促进生态城市效率的提升。

研究结果归纳出下列结论，服务业通过促进城市就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城市居民生活与环境发展，从而有效提升整体市政效率。

从人类历史演变观点来看，经济成长、人口增加与城市化是三者一体，以古代文明坐标中的高城市人口为例，人类最早期的巴比伦（2000BC）就有30万人口、古希腊（800BC）亦达30万、古罗马（150AC）则跃升80-130万、君士坦丁堡（330AC）上至100万、伦敦（1600AC）也有60万。

如今世界级大都会好比美国的洛杉矶（1,000万）和日本的东京（3,748万）都是具有超高人口与城市化的经济表现，尤其是具有都市人口超过4,000万的美国纽约市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充分代表高度城市化下的最终宏观经济表象，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文明演化循环顶峰时期的到来。

公共服务设施或基础建设（如供水、供电、运输、通信、网路）的高效率是近代大都市的必备条件，虽然投入的成本很高（如5-10亿/公里的捷运），但是经济效益却是非常的高。

例如纽约、东京、香港、新加坡分别具有18.83、14.47、10.41、9.24的经济密度（亿美元/平方公里），在高效率、高容量、高人口之下，分担了城市化的高成本，此外政府机构、部门、金融也选择在大城市成立，无形之中，大量人口从不方便的小城市/乡村移往大城市。

台湾有70%人口集中在六都，欧美则有90%人口集中在都市，虽然先进国家生育率不高，但年轻人依旧向往城市。

2015年具有百万城市人口占比的主要国家分别为：日本（64.7%）、澳大利亚（59.0%）、韩国（45.8%）、加拿大（45.7%）、美国（45.3%）。

城市化是一个大战略，它关乎国计民生，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目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面临的重要问题已经不是速度快或慢的问题，而是城市化发展品质高与低的问题。

城市化效率的提升是实现城市化由数量向品质跨越的“桥梁”，因为只有高效率、低成本的城市化才能更好地实现高品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城市化发展内生于经济增长，而服务产业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关键要素。

展望未来服务业城市化的关键议题，不外乎医疗、教育、房价、资讯等四项。

医疗设施的普及与品质不仅是老人关心的切身问题，教育更是关系到国家未来栋梁的培育，另外房价过高则是普遍年轻人心中的永远之痛。

最后所有关键因素皆朝资讯科技本身集中，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资讯科技减少成本效益皆然，对城市化经济增长更是不言可喻，除了便捷资讯基础建设之外，公正与透明资讯内容或法规，更是政府矫正数位落差，和普及全民应享权益的特别有效治理机制。（作者为台湾工研院前研究员吕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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