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导弹防御系统是否有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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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导弹防御系统是否有用？(图)

张老师海外聊史 2020-11-18

自1972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以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就被禁止了。

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美国和苏联各自选择两处不同的防御地点，每个地点可各部署100枚反弹道导弹，以防御诸如进攻性导弹基地或各自的首都等重要目标。

苏联部署了A-35反弹道导弹系统来保护莫斯科。美国部署了民兵反导系统保护北达科他州的基地。

1974年美国与苏联同意调整双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数量，其中，部署地点减少为一处，导弹数量降为100枚。苏联选择莫斯科做为部署地点，美国选择北达科他州的民兵弹道导弹基地部署了防御系统。

1976年，美国关闭了北达科他州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因为当时认为，苏联可以轻易地用更多数量的导弹淹没这100枚拦截导弹。苏联防御莫斯科的反导系统仍在继续使用。

后来，“用导弹防御系统保卫美国不受苏联或仲锅弹道导弹的攻击是一件坏事”成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逻辑？

因为有观点认为，每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都必须保证有能力在对方首先实施核武器攻击之后反击摧毁对方。这个词后来被称为“相互保证毁灭”，通常用其首字母缩略词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来表示。

一种有争议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极大地限制苏联和仲锅对美国最初的核攻击作出反应的威慑能力，因为他们担心，无论如何，可能作出的有限核反击都会被美国的防御系统吸收。

这种疯狂的假设导致了美国连续几届政府都宣布该条约为“战略稳定的基石”。该条约早期的支持者们预测，取消这种导弹防御系统将意味着核超级大国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理由继续扩充其核武库，从而有望结束“核军备竞赛”。

尽管在1972年，美苏两国总统签署了第一份核武器协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简称SALT），但它仍允许双方通过增加数万枚核弹头继续增强核力量。

事实上，正如后来被披露的那样（近日“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也对此发出了类似警告），苏联推动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不是为了“结束”核军备竞赛，即使是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SALT），也被称为“军备控制协议”，莫斯科的真实意图也是为了争取时间并加速自己的核现代化。

苏联还通过“信息误导”和“鼓动宣传”（如宣扬“核冻结运动”等等），试图推动美国单方面削减核武器并停止研发升级。而且，他们的策略奏效了。

1972年，当尼克松总统与当时的苏联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时，苏联拥有的战略性远程和短程核武器数量远远少于美国。

1967年，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还宣布建立一个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阻止新出现的仲锅导弹威胁。

然而，当时的苏联总S記勃列日涅夫坚持认为，美国可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对苏方的威胁。

当尼克松一上任，苏联领导人就向尼克松建议，双方一起禁止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以“结束核军备竞赛”。

我们现在从苏联的档案中知道，当时莫斯科担心美国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会大大削弱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后来所说到的苏联曾计划“先发制人”的对美国的第一次核打击。

虽然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只能是削弱了苏联领导人寻求使用导弹进行威胁或讹诈的政策，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下，苏联的核弹头将更是会不受阻碍地飞向美国本土的目标。

苏联领导人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同时他们也希望利用这个协议来争取时间去改变双方核武的战略平衡，使之对自己有利。

尽管美国国内支持《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人士确信，苏联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兴趣只是为了维持“相互保证毁灭”（MAD），但正如我们后来所注意到的那样，苏联还有其它动机，主要是为了遏制美国的核现代化，而苏联也借此机会赶上并最终超过了美国的弹头数量和核武水平。

苏联的核扩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几乎没有能够遏制苏联随后出现的核力量扩张，尽管也存在着一些相反的观点。

虽然美国方面确实也增加了自己的核武库，主要是通过在陆基民兵导弹和海基北极星导弹上增加多弹头的方式，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制定了计划的核现代化的全部工作都一再被推迟、削减或完全停止，除了B-2轰炸机的研发之外。

20世纪70年代，MX导弹和B1轰炸机从未被军方采购，俄亥俄级潜艇和轰炸机巡航导弹的资金也被一再削减，至少推迟到1981年才被部署。

事实上，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都被国会在年度国防预算审议中削减了。

因此，到20世纪末，虽然战略核弹头水平大致相当，但美国所有类型的核弹头数量从2.6万枚降至2.3万枚，而苏联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从1.1万枚增至3万枚，几乎增加了3倍。

到1980年，苏联公开宣称，“力量对比”对苏联有利，而对美国不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扩张导致。

到1981年里根总统就职时，苏联的一支关键的战略核力量已经超过美国，因为苏联部署的高速多弹头陆基弹道导弹数量大大超过了美国。

苏联的核力量扩张势头最终使其仅战略性远程核弹头的部署就达到近1.2万枚，而美国到最后才达到大致与之相当的水平，而这还要感谢里根总统成功推行的那个核现代化计划，而这个计划由于前几任政府的搁置和削弱而一直受到了影响。

导弹防御计划

在美国进行核现代化的这一时期，是否应该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被推到了国家安全政策辩论的前沿。

1983年3月，里根总统提议美国开始研究和发展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以挫败苏联未来的导弹攻击，以及包括仲锅、朝鲜和伊朗等国家在内的较小的核国家的威胁。

正如前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所指出的那样，国会中那些一向反对导弹防御系统的势力仍然不情愿为导弹防御系统提供资金。

尽管两个主要政党分别控制着国会，但从1983年开始，里根成功地获得了大量用于导弹防御系统的资金。

麦克法兰解释说，里根说服了国会一些资深议员支持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非常出色。

制定导弹防御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迫使苏联同意大幅削减核武器，这是里根政府的一个关键目标。

人们认识到，强大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非但不会刺激苏联继续进行核军备扩张，反而可以被用来确保大规模核军备削减，因为有效的防御将使苏联在进攻性核武器方面所寻求的优势化为泡影。

同时，随着双方核武器库的现代化，部署的核弹数量将可能出现大幅减少，这正是里根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核武裁军条约中所寻求的。

核协议开花结果

麦克法兰回忆起自己当时被资深参议员问到的问题：“在核武器控制协议达成之前，我们还要支持导弹防御系统的开支多久？”

美苏最终达成的协议包括1987年的中程核力量（INF）和1991年的战略武器削减谈判（START I），里根在1981年首次制定了这些协议。

麦克法兰当时猜测，如果把里根1983年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简称SDI）的演讲内容作为衡量标准，他估计需要大约4年时间才能达成第一份协议。

果然，第一份协议——1987年的《中导条约》，消除了欧洲和亚洲所有射程为500～5000公里的导弹（以及它们携带的核弹头）——完全在麦克法兰所预测的四年时间表之内完成了。

不久之后，1991年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成为现实，将美国和俄罗斯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削减了近50%，减至6000枚。1993年，布什和叶利钦代表美国和俄罗斯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Bush-Yeltsin START II），又将战略核弹头数量削减至3500枚。

在1992年1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甚至提议美国和俄罗斯共同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同时部署一个全球性的多层次导弹防御系统，以防范导弹威胁。

不幸的是，尽管1991年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配备顶尖的核查措施）得以实施，但叶利钦之后的莫斯科当局却反对《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部分原因是该条约禁止多弹头陆基导弹——而这是苏联长期以来视为在危机或冲突中可以对美国施加关键影响力的首要核打击武器。

事实上，前苏联总S記戈尔巴乔夫也曾在1996年的《纽约时报》上宣布反对《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警告说，如果该条约获得通过，就等于“解除了俄罗斯的武装”。

军备控制还是导弹防御？

叶利钦时代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新上台的普京政府是否会恢复过去的苏联核战略，即使用核武器进行胁迫和讹诈。

俄罗斯杜马最终明确表达了莫斯科的意图。2000年，在布什总统和叶利钦总统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大约8年后，在美国参议院批准该条约后，俄罗斯杜马宣布它可能将会同意该条约，但条件是美国必须将其所有的导弹防御工作都留在实验室里。

具体地讲，俄罗斯联邦法律在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将其实施与美国继续遵守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挂钩，同时禁止美国的所有导弹防御系统，甚至包括那些旨在防范流氓国家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

由于不愿意禁止多弹头陆基导弹（俄罗斯部署的主要核力量），俄罗斯杜马采取了一个狡猾的策略，通过向美国提出他们知道美方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条件，来确保该条约永远也不会生效！

现在，一些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批评者支持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做法，认为冷战的结束大大减少了导弹威胁，部署这样的国土和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根本没有必要，特别是1999年《导弹防御法案》所削减和禁止的。

此外，这些批评人士还认为，既然导弹防御系统不能完美地抵御数千枚核导弹来袭，因此也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本土城市，那么这种导弹防御系统就应该被禁止。

简而言之，尽管美国和俄罗斯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通过军备控制大幅减少，但在裁军者看来，“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仍然是战略稳定的核心，部分保障措施是继续禁止国家导弹防御。

出现新的导弹威胁

但这种观点忽视了美俄核战略平衡之外所出现的新的严重的导弹威胁。尽管军备控制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冷战也结束了，但冷战结束后却出现了两种新的导弹威胁，这给美国认真审视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必要性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首先，正如1998年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Rumsfeld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所指出的那样，1991年伊拉克在沙漠风暴（Desert Storm）行动（指1990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针对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而发动的军事进攻）中对美国使用了导弹，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支持导弹防御系统的立法。

其次，正如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所预测的那样，来自朝鲜的远程导弹的威胁也出现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1998年在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Rumsfeld Commission）发布报告并警告这种趋势的几天后，朝鲜进行了“大浦洞”（Tae Po Dong）导弹试验。

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朝鲜导弹的射程未超过2500公里，这仍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进步，而且它有可能将会拥有更长的飞行距离——5500公里，如果部署一个小的有效载荷，将危及美国的关键利益。

不仅伊拉克和朝鲜的新的导弹威胁是一个因素，而且随着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恐怖组织的代理人也部署了大量的导弹库存，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开始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其它地方也出现了更多棘手的导弹威胁。

这些非国家组织反映了新的导弹威胁的多样性，这些恐怖组织最终获得了数千枚火箭弹和弹道导弹，主要来自伊朗。

直到今天，这些火箭弹和弹道导弹还多次被发射到包括沙特阿拉伯王国、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在内的美国盟友以实施攻击。

至于那些“正是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刺激了对手发展导弹”的观点，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举例反驳说，比如伊拉克和朝鲜的导弹计划，这些导弹发展计划都是在美国部署了最初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战区或区域导弹防御计划的部署之前就开始实施了，分别为13年之前和6年之前。

直到1999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1999导弹防御法案》（Missile Defense Act of 1999），克林顿总统也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

该法案要求美国最终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尽管美国仍然是《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的签署国。

因此，毫无疑问，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导弹威胁早在美国做出反应的导弹防御系统部署之前就已经存在。

作者简介：

彼得·胡西（Peter Huessy）是美国空军协议米歇尔学会战略遏阻研究部主任，同时也是马里兰州波托马克地缘战略分析公司（GeoStrategic Analysis of Potomac）的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