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乌托邦 终于古拉格: 左派的归宿——从以哈冲突说起
始于乌托邦 终于古拉格
左派的归宿
文：华山
2024-02-15
2023年10月7日，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向以色列境内发起恐怖袭击，造成约1300名平民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哈马斯还抓走了不少以色列平民当人质。迄今的证据表明，哈马斯此次对平民的残害手段极其残酷。
以色列发誓报复，而绝大部分国家要求双方保持克制，但以色列已经付诸行动，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随着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世界各地对以色列的抗议此起彼伏，西方很多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支持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的示威。如果仅仅看西方街头的示威规模，那么支持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俨然是社会主流。不过，我相信沉默的大多数站在以色列一边。
我无意详述这次哈马斯恐怖袭击和以色列随之的报复，而把焦点放在世界（特别是西方）对这个事件的反应上，以及其背后的理由。
令人费解的是，不少人在知道了哈马斯是如何虐杀以色列平民之后，仍然为哈马斯的行为辩护，认为以色列也是问题的原因。至于以色列是不是原因，以及多大程度上的原因，这可以探讨。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明显的恐怖事件，一个人如果还不能毫无保留地谴责哈马斯，那就是逻辑和道德的堕落。
换一个时空设想一下，如果今天一个汉人组织杀死了1000多名满族平民，却以满族历史上曾经制造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为理由为这样的行为辩护，这可以接受吗？当然绝对不能。不管什么历史原因，这种针对无辜平民的罪行必须无条件地被谴责。
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个理由。
左派和右派截然不同的态度
现实和预测一样，右派普遍无条件地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而左派则普遍为哈马斯寻找各种借口。右派认为以色列有权利反击报复，消灭哈马斯。左派则认为哈马斯的恐袭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结果，而以色列是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
当然，左派都会说他们站在巴勒斯坦一边，而不是哈马斯一边。问题是，如果你注意到他们支持巴勒斯坦的口号“Free
Palestine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从河到海，解放巴勒斯坦），就可以理解“解放巴勒斯坦”的真实含义，那就是把以色列扫地出门。这里的River，就是约旦河，而Sea，就是地中海，河海之间，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全部。这个立场非常哈马斯。
左派们对此事件登峰造极的具有代表性的坦白莫过于哈佛、MIT（麻省理工）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三位校长在众议院听证会上的表演。当时，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多次询问这三位校长这样一个问题：“号召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贵校的行为准则？”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校长们都不给予正面回答，而是支支吾吾模棱两可。她们的回答很鲁镇式的“辩证”：“这一方面，那一方面，如果可能也许大概……”
左派走到极致，最后都会是这样的一副德行。
好了，那么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
图2 面对如此简单问题支支吾吾摸棱两可的校长之一，哈佛校长。
https://www.nytimes.com/2023/12/06/us/harvard-mit-penn-presidents-antisemitism.html
2. 左派和右派的本质区别
左派和右派到底如何定义？历史上的左右表现非常复杂，对其特点和本质争论不休，导致如今很难对左右进行确切定义。对“左派”和“右派”名称来源的考证，并不是此文的目的。我在此要做的是，就现实中的“左派”和“右派”做一个本质的区别，从而定义它们：
右派崇尚公平竞争，左派崇尚终点平等。
这就是左右的终极和本质的区别，别的都是表象。我们还将在后面给出左右派的物理学定义。
也许有人会问：那保守派和自由派怎么算？其实，保守派并非总是右派，这要看他们保守的是什么。自由派也并非总是左派，这要看他们对自由的定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今天的西方，保守派往往在捍卫自由，而自由派通常在消灭自由。
右派坚持和实践规则平等，认为由此产生的结果必须被尊重。左派相信和追求终点平等，认为任何终点的差异及其原因都应该被消灭。
于是，右派欣赏强者，而左派支持弱者。
如果这不好理解，那么我们就用马拉松比赛来做例子：
我们熟知的马拉松比赛根据的是典型的右派原则：所有参赛者都始于同时同地，经过同样的路径，按照同样的规则，受到同样的待遇，而竞争产生的参差不齐的结果则大家必须接受。由于这样的理念和设计，每个参与者在规则下都是自由的，从而各显神通，努力争先。
而左派的“马拉松”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所有的参赛者都必须同时抵达终点，而起点和过程以及规则都为这一目的服务。为此，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用强制的手段，让速度快的慢下来，让速度慢的快起来。从而，整个过程不再有自由，整个比赛不再有竞争，导致了自由和竞争的丧失。毋庸讳言，这样的“马拉松”需要一个具有特权的监督组织，以保证其终点平等的目的。这个组织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布尔什维克、红色高棉，等等。
在经济上，右派的马拉松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左派的马拉松就是计划经济（人民公社）。
左派的“平等”最终必然变成这样：绝大部分人同时抵达终点，而一小撮人凌驾于整个比赛之上，成为主宰。这一小撮人的组织当然是不稳定的，其内讧是必然的。于是，结果就是一次次继续不断的革命，一个个目不暇接的悲剧，比如法国大革命、俄罗斯大革命、古巴革命、红色高棉革命……它们的结局并无二致，最终，普罗大众得到了自由丧失一贫如洗的终点平等，而那一小撮人成为了大众的主宰。这个结局就是“古拉格”。
对于起点平等，左派和右派的认知也是不同的。右派认为起点平等仅仅是采用同一规则，而一个人的天赋才能和后天努力所得理所当然应该带入比赛；而左派则以起点平等为借口要求消灭参赛者所有先天和后天的参差不齐，他们的起点平等只是借口，目的是消灭此前的竞争结果和天赋才能。亦即，每个人的先天条件优势和后天训练成果都不能带入竞赛的起点，而要一概抹杀。
我们熟知的马拉松的起跑和网球赛的抽签，就是右派式的起点平等：所有参赛者都带来自己的先天条件和后天所得，而不是抹杀它们。马拉松赛那些过往成绩好的则会在条件有限的时候被放在有利的起跑线位置，网球比赛种子选手的首场对阵的总是排名较低的选手。左派会认为这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并且会愈演愈烈，而右派认为这是为了保证公平竞争的必要妥协，这是对曾经优胜的奖励，也是保证自由和竞争的必要。网球抽签规则的必要性是显然的，因为其反面是绝对的自由丧失和竞争压制。设想一下，第一和第二号种子选手在第一轮相遇的荒唐，就可以理解。
这样的所谓“马太效应”并不会带来“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结果。看看网球界的冠军就可以知道，曾经的冠军并不是常胜将军，更没有世袭，后来的冠军出自各种背景。在自由经济的世界里，各个时期的首富背景千姿百态，致富的大门从来都对任何人敞开。
3. 左派和右派对于正义的理解偏差
由于对于终点平等的笃信，左派认为必须站在弱者一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义的，久而久之，弱者成了正义的代名词。而右派则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义和强弱无关。
有一句非常可以体现左派价值观的豪言壮语是这样的：
“在鸡蛋和石头的冲突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
乍看，这是一句令人感动的话：明知鸡蛋毫无胜算，却愿意和鸡蛋一起粉身碎骨。不少读者肯定曾经或正在为此豪言壮语感动不已。其实，这是一句鸡汤昏话。
首先，左派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总是在安全的地方卖嘴皮子，遥看鸡蛋粉碎，尽享岁月静好。
其次，左派的道德和实践确实是和鸡蛋一起诅咒和对抗石头。他们并不介意那鸡蛋是臭鸡蛋，也不介意那石头是和田玉。他们的“高尚”德行的高光时刻，就是号称永远和臭鸡蛋一起对和田玉决一死战。
正是由于这样的笃信，他们在“农夫与蛇”的情形下必然和毒蛇站在一起。冻僵的毒蛇显然是弱者，而健康的农夫显然是强者。教唆强者把行将就毙的弱者用自己的体温拯救之，这完全符合左派的道德。他们必须站在毒蛇一边，也肯定站在毒蛇一边，教导农夫：你必须拯救毒蛇。
当苏醒的毒蛇咬了健康的农夫，如果农夫还没有昏厥且决定报复，这时左派就会站在毒蛇一边，顿足捶胸地指责农夫的报复过于暴力。如果农夫的报复还波及那一窝尚未苏醒或苏醒了尚未咬人的毒蛇，那就让左派如丧考妣了。左派的大爱表演基本上如下：
在无知的农夫和冻僵的毒蛇之间，他们站在毒蛇一边，教导农夫要博爱。
在顿悟的农夫和苏醒的毒蛇之间，他们站在毒蛇一边，教导农夫要宽容。
在受害的农夫和施暴的毒蛇之间，他们站在毒蛇一边，教导农夫要克制。
左派就是这样一些道德婊。其逻辑上的极其混乱，在以哈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会把以色列军事行动中误伤平民和哈马斯的故意屠杀相提并论，他们甚至会拿数字来佐证比较，以说明其实哈马斯也不比以色列军人更坏。那么，以色列军人强奸巴勒斯坦人吗？没有！故意屠杀巴勒斯坦平民吗？至少统计意义上没有。
在哈马斯刻意让平民作为盾牌的实际情况下，一个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不可能不伤及平民。这就如同你要消灭癌细胞而动手术，肯定要伤及健康细胞。对于具有正义感和逻辑能力的人来说，选择是清晰的。但是对于走火入魔的左派，以他们的认知，他们绝不会站在正义一边，因为这是强大的一方，而强大总是邪恶的；他们一定会站在邪恶一边，因为这是弱小的一方，而弱小总是正义的。
这就是左派的逻辑和价值观。
4. 左派——与文明为敌 与野蛮结盟
正是由于左派把弱小等同于正义，把强大等同于邪恶，因此他们把强大的文明认定为邪恶，把弱势的所有认定为正义。于是，强大的美国和欧洲就是邪恶的代名词。
他们认为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是邪恶的，因为欧洲从此突飞猛进地强大到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而且欧洲还输出“邪恶”，比如哥伦布航海后开启的美洲殖民，以及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
他们把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的印第安社会描绘成世外桃源，而实际上，那是一个甚至用活人进行祭献的野蛮社会。
他们发誓和鸡蛋站在一起，于是站在非法移民一边，站在哈马斯一边，站在所有落后的一边，以对抗石头，或曰文明。
为了自圆其说，他们不惜胡编乱造，信口雌黄。比如，奴隶制度和贩卖奴隶在所有的民族种族都发生过，但他们却仅仅把欧洲民族描绘成贩卖奴隶的罪魁祸首，而将曾经有同样问题的阿拉伯民族、非洲民族和所有其它民族都刻意省略。对于那些在贩卖黑奴中扮演重要和关键角色的黑人酋长们，他们更是不置一词。
学者索维尔曾经这样描述左派的歇斯底里：
“所有的文明都不能被批判，除了西方文明；
所有的文明都值得被赞美，除了西方文明。”
强大的不一定文明，但是真正的文明不可能不走向强大。西方的历程就是典型。公元前后的古希腊古罗马和此后欧洲在文艺复兴回归古希腊古罗马传统后的强大，是文明的必然。而这正是左派们要诋毁的。他们把欧洲在文明带来的强大之后的扩张，诅咒为野蛮；而把世界各地的野蛮，描绘成岁月静好。
在野蛮变得强大之后，这些左派又会如何？左派并不止步于看似无害的“白莲花”，他们会一直发展下去，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反人类的力量。他们的一部分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另一部分将被布尔什维克清洗消灭。他们中间良知尚存者将无所适从，不是被清洗就是被迫成为布尔什维克。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后也同样面临着选择：变本加厉或是被清洗。
左派走向野蛮是必然的。
5. 左派的物理学原因和定义
既然左派如此趋于野蛮，为什么却生生不息，方兴未艾？
在科学领域里，有一个（仅此一个）定律是单向的，就像时间一样，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热二”）：
熵的趋势总是增加的，亦即，绝热系统中的混乱度与时剧增。
读者肯定很困惑：人类社会和热力学有什么关系？是的，“热二”是令人“痛恨”的定律，因为它没有理由却无可辩驳。用外行语言可以这样表达：“你可以把一座大楼炸成废墟，但是不可能把一堆废墟炸成大楼。”
在我们谴责左派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左派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毋庸讳言，左派的“终点平等”是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热二”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宇宙如果是绝热系统，那么其必然终于热寂，也就是彻底的“终点平等”。到那时，存在（being）之间不再有任何差别，宇宙中每一个点都具有相同的能量。希望我们的左派朋友们，在鼓吹“终点平等”时，请理解那就是“热寂”的另一个表达。而“热寂”就是彻底完蛋。
这也是为什么左派延绵不绝的理由。永动机的狂热，在一段时间的碰壁后，便成为无人问津的冷门；但是社会主义却在长时间到处失败之后，依然信众不减，而不少知识分子就是其忠实的粉丝。理由很可能就是，永动机是背离热力学第一定律或第二定律的，但是社会主义却很可能符合“热二”。甚至，社会主义可能是“热二”对人类文明的最严厉和最终极的报复。
必须坦诚，人类文明是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明使得荒原野地成为井井有条的城镇农田，文明使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变为有序规则的法治社会，这一切都和熵增原理背道而驰。有人用地球并非绝热系统来作为托词，但是我们只要把区域规定得足够大，地球肯定是某个绝热系统中的一部分。那么何以这样的一个不可违背的定律被违背呢？也许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只是由于其仅仅是长时间（几十亿年）和大空间（百亿光年）中极其微小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局部能量起伏导致的奇观[注1]。亦即，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空间里躲过了“热二”的诅咒。
但是，“热二”并没有放过我们，它会通过其在人类中的代理人来实现对我们的惩罚，他们要使得人类社会重回混沌，归于热寂。而这些代理人，就是左派。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那些显然逆于混乱度增加（熵增）而建成的文明（社会、城市和田园）一定会被加倍地破坏。逻辑地，破坏者一定总是左派。事实上，历史上那些最为惨烈的破坏，都是左派理念下造成的。越是井井有条（低熵）的地方，左派越是猖獗；越是文明的地方，左派越是要首先摧毁。
如前所述，左派必然走向热寂。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追求终点平等，这就是热寂的代名词。
因此，判别左派和右派的物理学标准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走向熵增（混乱度增加）的，就是左派；而走向熵减（混乱度减少）的就是右派。
左派猖狂的地方，都走向法治缺失，社会萧条而混乱。而右派盛行的地方，法治健全，社会繁荣且安定。
有人会反驳，北韩并不混乱，那其就不是左派？事实是这样的：北韩已经属于热寂了，混乱度已经抵达极限。北韩就是古拉格的样板，人类社会热寂的典型。
看看西方，可以知道，城市和富裕之处，往往就是左派最猖獗的地方。当然，这是在同样的文化情况下如此。如果在不同文化情况下，文化本身的作用更大。文化越野蛮，左派越猖獗，比如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请原谅我漏掉了鲁镇。
6. 左派的克星
人类文明真的必然最终走向“热寂”，亦即毁灭吗？这也许过于悲观。在我们竭尽全力避免走向热寂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左派和我们自己的左派思维。
左派的最大敌人是逻辑和证据。而右派的最大盟友也是逻辑和证据。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大学文科里的左派远远多于理工科里的左派（图3）。可见，在商科（Business）和理工科（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里，谴责哈马斯的占了绝大多数，而在文科（Humanities）里，支持哈马斯的占了大多数。
这个统计令人想起Steven Pinker教授的阐述：美国文科类教授中马克思主义者以2:1的比例对保守派教授。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一败涂地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欧洲加拿大也一样），居然这些从事教育和研究的教授们会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请文科生不要对我的陈述感到愤怒。如果你出身文科且是右派，那更加难能可贵。我认识的一些文科出身的右派男士和女士，他们都具有很强的逻辑能力和科学态度。如果你有文科出身的右派朋友，请你特别珍惜他们。他们一定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直觉。
如前所述，成为左派是顺应“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因此只要你足够在思想上懒惰，就一定会变成左派。而成为右派则是需要足够努力的。避免成为左派的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运用逻辑和重视证据。这两者是左派的最大克星。而运用逻辑和重视证据恰恰是理工科训练的重点，这就是理工科里右派远多于左派的原因。
当你对一位文科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对他这样说：“你的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你的结论是错的。”那么，你很可能会被立即冷落或者赶出来。而你对一位理工科教授这样说，那么你很可能会被请进去喝杯咖啡，而且他会让你仔细谈谈。理由很简单，前者无需面对现实，即便错得一塌糊涂，败得一泻千里，也可以强词夺理几十年上百年，如同社会主义理论；而后者将面对实验证明和检验，如果理论被证伪或装置不工作，他会不得不面对现实，因此与其最后尴尬，不如尽早纠正错误。
古希腊时代，文理都是哲学的组成部分，是不分家的。到了近代，由于各种原因，文理分家了，而且越来越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离开了人文的理工，缺少了道德的干预；而缺少了理工的人文，丢失了真理的标准。
7. 以色列和犹太人自身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扬州十日”的例子。
历史上的罪恶应该被忘却吗？当然不应该。历史的罪恶应该由肇事者的后代来承担吗？当然不能。但是，作为一个统计上的集体肇事者，其中没有直接肇事的完全不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连坐是野蛮的行径，早在2600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被废除，只是有些地方今天还继续存在。但是，道义上的连坐也许不同，比如，对一个至今还在怀念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个人或者群体，哪怕其完全没有参与当时斯大林的罪恶，也应该在道义上被谴责。
作为犹太人整体，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一位犹太学者说得很好。很遗憾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和背景。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犹太人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受到了歧视，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域，都不受待见。难道这都是别人的错？而我们犹太人没有责任？”这是一个很逻辑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所有的环境下都被厌恶，那么很可能问题的主要方是此人而不是别人。这位犹太学者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犹太人的历史并不干净，就如同别的民族和群体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敢说自己干净得一尘不染，就连英国这样伟大的民族都不能这样说。当然，对左派来说，英国是“罪魁祸首”，带出了“恶贯满盈”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香港新加坡和所有受英国影响而相对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仍然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第三世界难兄难弟。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没有英国，世界远不会如此光明。那些悲惨的曾经被英国统治过的如今依旧落伍的第三世界地区，如果没有英国，它们会更加悲惨。
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同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和巨大的伤害。但是，那些伟大的贡献都是犹太人个体做出的，而那些巨大的伤害却多是犹太人组织造成的。也就是说，前者是随机的，而后者是系统的。
有人可能会说犹太人组织对人类的贡献也有，比如一神教。这恰恰不是，一神教对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伤害。一神教成为正面角色的唯有基督教，而且是经过古希腊文明改造后的基督教。至于那些原教旨的一神教到底对人类有什么作用，看看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我们应该就明白了。
然后，布尔什维克和其主义，这些就基本上是犹太人的贡献了。这样的理念，始于犹太思想和组织。今天的ADL（反诽谤联盟）这样的犹太组织和索罗斯这样的犹太人，无疑是文明的破坏者。
犹太人的基布兹，应该是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的原型。基布兹在以色列曾经兴盛一时，后来，和所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一样，走向了没落。今天，以色列还有很多基布兹，但是性质已经和最初的原教旨的基布兹有很大不同，尽管基本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西方，鼓吹对欧洲和白人的仇恨的基本都是犹太人组织或者是犹太人资助的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主导，掀起了一场西方的“文革”，导致那些睿智的学者对其深恶痛绝，一如我们前面引用的Thomas
Sowell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所有的文明都不能被批判，除了西方文明；
所有的文明都值得被赞美，除了西方文明。”
犹太组织背后支持或亲自出马，培育出了左派和极左派。ADL这样的组织本来只是为了作践白人，但是事与愿违，结果那些左派们居然今天大部分站在了哈马斯一边。今天校园左派泛滥且支持哈马斯谴责以色列，正是犹太组织自己行为的后果。理由很简单，那是左派的原则——弱者即正义，因此站在臭鸡蛋和毒蛇一边也在所不惜。既然以色列比巴勒斯坦强大，那么后者就是正义的，理所当然要站在后者一边。当然，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同行是冤家”。在破坏人类文明时，左派和野蛮绝对是同行。
毋庸讳言，在西方城市那些汹涌的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游行中，有很多人并非为了支持哈马斯，而是为了发泄对犹太组织的不满，而巴勒斯坦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犹太人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弱者，贴上大屠杀受害者的标签，好像总是处于弱势，于是永远手握正义。其实这些左派永远都是给他人制造灾难，而自己却享受岁月静好。正如同布尔什维克之对于苦难的普通工农。
一个笃信犹太教的人是不可能平等对待别的族群的。你既然相信“只有你是上帝的选民，而他人都是上帝做成人的样子来服侍你的”（犹太塔木经语），你怎么可能平等对待他们？
犹太人组织的事与愿违历史上有过，比如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一开始基本上是犹太人在那里折腾，结果革命成功后，犹太人成了被清洗的对象。那个恶棍贝利亚的最后被清洗，很难得到任何同情。如果你想理解这段时间的历史，可以去波罗的海三国看看，我在拉脱维亚的战争博物馆里待了半天，便胜过此前为理解这些历史事件的所有努力。
犹太教这样的信仰，一旦要在人间实现其理想，唯一的结局就是让所有他人成为工具。所有学习了如此理想并付诸实践的群体，最终的结局也只能如此。看看布尔什维克运动就可以理解。而ADL的宣传和鼓动，其结局也是如此。
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犹太教思想的，而是所有学习了如此理想的人，比如法共。看看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的法共领导人的墓冢，也许你会理解。何以一个号称要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组织，其自己的墓冢之豪华，远超他们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无人出其右。
在斯大林大清洗之后，犹太人仍然冒死把核武器秘密泄露给了苏联，那两个由于泄密间谍罪被抓的美国犹太人直到被执行死刑也没有交代其幕后主子。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和执着？
基督教之所以是文明的，并对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由于经过了比较彻底的改革，而这个改革源于古希腊精神。原始基督教是野蛮的，古罗马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后，文明急速倒退，康斯坦丁大帝是罪魁祸首。我们今天欣赏的不是原始基督教，而是后来改造了它的人，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他们引进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古希腊精神改造了基督教，也因此拯救了基督教。否则，基督教就会和犹太教伊斯兰教一个德行。
人类迄今的宗教基本上都旨在终点平等，因此它们的基因是左倾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直通古拉格，只是它们走向古拉格的路径和布尔什维克不同，因此可谓殊途同归。
基督教也有左倾的基因，但是本身不会走向古拉格，因为基督教的尽头有一堵理性的墙，隔断了通向古拉格的道路。但是，这堵墙是可以被破坏的，而墙的另一侧就是布尔什维克之路。看看今天梵蒂冈的教皇方济各，就知道这堵墙并非不可逾越。
世俗左派走向古拉格的道路和布尔什维克是相同的，他们不是殊途同归，而是同路人，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到古拉格的距离不同。
基督教所培养的那些悲天悯人的神职人员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他们宣扬自己的价值，但是尊重他人的选择。
犹太教是最为野蛮的一种宗教，其认定他们自己，也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上帝选择的群体。他们鄙视别的群体，而且拒绝别的群体加入他们。
伊斯兰教的野蛮次之，其也鄙视别的群体，但是允许，甚至强迫，别的群体加入他们。
对于那些创建、运作和支持ADL（反诽谤联盟）的犹太人来说，汹涌的谴责以色列支持哈马斯的民情纯属咎由自取。用马斯克的话说，就是“自作自受”。但是，那些无辜的以色列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残害。
8. 我所了解的犹太人
我和犹太人有相当广泛和深入的接触，他们和我们熟悉的中国人一样，有好有坏。我碰到的一位很好的犹太人J是美国加州人，他曾是我公司客户的一位经理。多年前，一次感恩节期间，我们为了生意上的事情打电话。聊完事情，他说他正在一个商店里，前面有一个显然是犹太人的家伙在搞事情。他义愤填膺地告诉我：此人无理取闹。商店里搞“买一送一”，他买了一个10美元左右的，却要商店送他一个价值80美元的。商店雇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就解释：送的那个价值不能高于你买的那个。那犹太人说：你们的广告没有这样说，所以你们必须要送我那个80美元的。
J很生气：“这种犹太人把我们的名声都搞坏了！不过老实说，这样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犹太人会这样做。”
我解嘲道：“我们华人也会这样做，可能还更加过分。”我知道一个美国华人，到枪店买枪打猎，打完猎，把枪全款退了。更恶劣的例子我没有举，实在不好意思。
最后我们以自嘲了之，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
好多年后，我到加州出差，那时他早已经离开了那家公司，我顺便给他打个电话。当他得知我在加州离他不远，便执意要来会面请我吃饭。说是不远，其实也有几十公里。我们见面聊了很多。这样不含功利的友情，在任何民族都很难得。
J的言行也让我更加相信一个判断标准：那些喜欢贝多芬音乐的，基本是好人。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带他参观中国的工厂。没事时他经常带着耳机，我好奇，问他听什么，他说是贝多芬的交响乐。
另一个犹太人是和我同城的B，是我一个客户的总经理。他和我同生日，比我大两轮，早已退休，但是每年我们都一起聚餐庆祝生日。当年，他总是教导我如何处理一些问题，经常告诉我“不要和蠢货做生意”，还告诉我谁是蠢货。他的理由：聪明人哪怕坏一些，总还知道底线在哪里，不会越过底线；而蠢货是不知道底线的。
我也有过两个犹太雇员，这两个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都被我开除了。我还有过一个摩洛哥裔的犹太客户，是我碰到的最没有诚信的客户。如果我迄今只碰到过他们，那么我可能对犹太人的评价会低很多。
我还接触过不少别的犹太人，他们介于以上两极之间，在此不赘述。
犹太人里除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外，还有一个原教旨派。原教旨派很少工作，靠社会和犹太社区资助他们，绝大多数其他犹太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蒙特利尔是原教旨派犹太教徒聚居的地方，规模仅次于纽约。还有，几乎所有犹太人视摩洛哥裔犹太人为异类，认为他们没有诚信不择手段。
我为了了解以色列地区的历史，还特地去以色列约旦实地旅行了半个月。回来后还写了一本书，出版可谓坎坷，不过应该快出版了吧。在这块三大一神教的诞生地回顾历史，浏览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以及这一地区对世界的影响，确实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总而言之，犹太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并非铁板一块。
9. 民主的两难
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在他的《理想国》（Republic）里列举了5种国家统治形式，他是这样按优劣排名的：Kallipolis，Timocracy ，Oligarchy（寡头），Democracy（民主），Tyranny（暴政）。其中民主只排在倒数第二，只比暴政好一些。
创造了民主体制的古希腊人中的杰出哲学家对民主制度居然如此不信任，这是什么原因？当然，柏拉图是有理由这样做的，因为他的导师苏格拉底就是被雅典的民主程序判处了死刑。他认为民主制度走向暴政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制度。
Kallipolis（直译是美丽城邦），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那里由哲学家作为统治者，一切都以美德为上。而其它制度，在人类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危险。暴政自不必说，寡头制度距离暴政也只有一步之遥，而Timocracy（金权制度）重财富而不重美德。
Kallipolis是要让最有美德最有能力的人统治，而民主制度通常选出的是对多数个体最有利的人统治。任何人都可能会由于利益而放弃美德，这是人的弱点，这才是柏拉图最担心的地方。至于暴政，除了喜欢商鞅和秦始皇的地方和人，不会有人选择。那些喜欢商鞅和秦始皇的人，生来就是当奴才的。柏拉图不会去讨论这些人，因为希腊人没有这种文化。于是问题就是，如何避免民主走向暴政。
也许正是这些理由，导致了丘吉尔那句名言“民主不是一个好制度，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我曾经和著名的剑桥大学John
Dunn教授有过对民主的讨论，一次是在复旦，一次是在剑桥。前者是我以浙大的名义邀请他和几位美国教授来访，后者是我疑惑重重而奔赴剑桥。Dunn对民主制度充满了质疑，相当悲观，虽然我比他乐观，但也赞同他的担忧。他从政治哲学历史的角度审视思考这个问题，而我则是从历史和物理的角度。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我担心的起点。
那么现代民主的问题是什么？其实这和古希腊时代的民主问题是一样的。尽管民主有着暴政不可比拟的优点，但是走向暴政确实可能。这正是美国建国时国父们所担心的，也正是由于此，他们没有选择古希腊的民主制（直接民主），而是选择了古罗马的共和制（间接民主）。共和制的基础，仍然是民主程序，也就是被统治者对执政者进行选择的制度。正是这样的选择和实践，使得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对美国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欧洲的榜样。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阐述了他的观点。
但是，民主是可以失败和崩溃的。比如，如果大部分人想不劳而获占有别人的财富，那么布尔什维克就可能在选举中胜出。事实上，只需要一部分人，远小于50%，成为平衡力，民主选举就在此出现拐点，开始成为一种“贿赂”：执政者以利益贿赂选民，而选民用选票贿赂执政者。
正是这样的理由，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个群体成功地实行了民主制，除了古希腊，然后是古罗马。鲁镇这样的地方，连民主制度的想法都不曾敢有过，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对此极度不解和恐惧。民主制度的成功需要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理性的公民。这仍然不充分，还需要公民有这样的意识，即自由至上，而不是以食为天。理性和自由的公民，这才是民主制度成功的保证。
理性和自由的丧失将会导致竞争和批判丧失，从而社会缺失负反馈[注2]机制，然后崩溃，结果就是走向热寂，走向野蛮。
民主的崩溃，是很简单的，你给一群猪以民主，民主就崩溃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也以他们被免费的泔水收买开始，以他们变成红烧肉或香肠的下场结束。
美国南部边界的问题，不仅仅是非法移民的问题，而是最终美国缺失足够理性的公民的问题。左派的滥发福利也造成同样的问题。一旦投票被一些非理性的人所左右，民主社会就完蛋了。
民主被贿赂带入歧途，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阿根廷就是悲惨的例子。阿根廷的民主式贿赂终于走到尽头，选民们终于发现，他们一直想贿赂政府，但却被政府贿赂得一贫如洗。阿根廷人以人人平等的富裕作为理想，被许诺他们实现此理想的执政者骗了上百年。现在阿根廷人终于醒悟，于是选择了米莱。但是，这样的醒悟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希望他们不重蹈覆辙。米莱会成功吗？这取决于阿根廷人是否有决心摈弃左派。
阿根廷是幸运的，毕竟他们还没有丢失自由，因此他们还可以避免暴政。如果不幸走向暴政，那就更加完蛋。暴政不管如何有效，最后都会完蛋，理由很简单，一个没有负反馈的系统一定会崩溃。因此，民主制度即便再腐败，也比暴政强百倍。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民主走向腐败和崩溃，最终走向暴政？
自由可以通过民主被消灭，民主本身也可以通过民主被消灭。
索罗斯们就是想以民主的手段消灭自由，进而文明。他们鼓吹的美墨边境开放政策和DEI（多元、平等和包容）政策，都是旨在消灭竞争，最后消灭自由。他们要培养没有理性而只热衷贿赂的投票者，他们要培养这些投票者，如果来不及培养，就直接引进。
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展，左派会在最发达的地区首先渗透发展，导致那里首先出现左派泛滥，有人以为左派造成了富饶。大错！如同有蜂蜜的地方会引来狗熊，而它们绝非蜂蜜的制造者。最发达的地区总是最有经济实力的，因此好吃懒做的投票者可以利用他们的选票贿赂执政者，而执政者乐得用他人的财富向这些投票者行贿。这就是美国发达的城市最先左倾的原因。好吃懒做者大量涌入，他们没有财富，但是他们有选票，这就是最好的贿赂工具。而那些热二代理人，正好可以用他人的财富对这些人进行贿赂以跻身政坛。
那么，左派最终将走向何方？
10. 左派的结局
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最近同时发生在达沃斯的WEF（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其一是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讲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西方的左派思潮和政策是走向贫穷和堕落的根源[2]。
其二是WEF从亚马逊丛林里请来了一个萨满教巫师给大会做法术，这直接印证了这些左派们痛恨文明钟爱野蛮的本质（图4）。这是WEF有意无意地向人类文明宣战？
左派对萨满教的跳大神并不觉得有何不妥，而对米莱的改革非常痛恨。他们诅咒米莱将以失败告终。确实，米莱有可能失败。问题是，阿根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百年的悲惨结局并不使这些左派们感到应该洗心革面，他们反过来却诅咒立志洗心革面者必定失败。他们自诩的道德高度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这正是左派的最终面目。自私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自私加上虚伪就是一种罪恶。左派的平等口号和自私本性导致了他们的分裂行为：
左派要普通民众减少碳排放，限制其出行方式，而他们自己却坐着私人飞机私人游艇到处出行度假。
左派的女权主义者为残害妇女的哈马斯呐喊，却不为被害的穆斯林女性呐喊。
左派们支持非法移民进入自己的国家，而他们自己绝不原意住在难民区附近。
民主党纽约市长曾经高呼要允许非法移民进入并加以善待，他指责德克萨斯州对非法移民的严厉，然而，当德克萨斯州把非法移民用车运到纽约后，此市长一反过去的豪言壮语而惊呼“吃不消了，不要过来了！”接着大骂德克萨斯州长。
左派喊着解放整体的口号，却不惜牺牲任何个体。在一个不允许个体自由和竞争的地方，个体不再具有价值，因为他们不再独一无二不可替代，而是千篇一律可有可无。
左倾思想的猖獗，到处可见。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难以幸免，他们最初向往自由和法治，执着勇敢地走向共和。但是，后来居然逐渐走向了赞扬历史上的暴君和暴政，比如秦始皇和商鞅。
甚至福山都不能幸免，这样一位曾经乐观地预测民主将是人类最终的政治形式的知名学者，也在褒扬秦帝国的统治，美其名曰“世界第一个现代国家”。是的，你没有听错，他说秦朝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且是第一个。一个旨在把所有老百姓变成奴隶和工具的国家，居然被褒奖为“第一个现代国家”。
我造访福山时，是在他的斯坦福校园里的办公室，他和蔼谦逊，当时正在写他的重要著作《政治秩序及其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谈话间可以感到他对社会的深深忧虑。他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我确实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赞扬秦朝。
亨廷顿比较右，他不同意福山的观点，而认为文明之间的不同更可能导致冲突。这在很多左派眼里是不可容忍的。有一位曾经的群友就高呼“打倒亨廷顿！”在我的质疑下，他们把我踢出了群。这就是左派的德行，遇到质疑，就禁言堵嘴。这和布尔什维克何其相似乃尔？
鲁镇从来都有终点平等的传统，商君书就是典范。没有一种文明走出过终点平等的理念，唯有古希腊，因为没有一种别的文明接近过批判精神或竞争精神。奥林匹克竞赛是自由竞争的最好象征，雅典的言论自由是批判精神的最好榜样。这些特征都不曾在任何其它族群里发生过。
在文明的旅途中，左派总是愤愤不平地指责社会的不公，他们很可以引起群情激愤，因为任何人都对不公感到愤怒。但是，他们所要消灭的所谓不公是终点的参差不齐。他们要让一场马拉松成为每个人都同时抵达终点的一场“运动”。
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么就看看这个。这是迪斯尼按照DEI标准制定的具体标准和操作方法（图5）。
这和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多么相似？如下是A部分的汉译（别的我懒得给出汉译）：
迪斯尼总体娱乐内容的包容标准：
标准A，银幕上的代表性，以下五个方面至少三个需要满足：
A1 角色：50%或以上的常规和经常性角色要来自弱势群体
A2 演员：50%或以上的常规和经常性演员要来自弱势群体
A3 次要角色：将弱势群体明显地纳入次要或更次要的人物，包括背景演员
A5 情景故事讲述：将弱势群体持续明显地融入情景主题和叙述中
我很好奇迪斯尼的上层自己看病请的大夫是否也是这样选择的，他们乘坐的私人飞机的飞行员是否也是这样选择的。想问一句，如果按照美国社会人口比例，那么NBA的球员是否也应该是60%的白人，13%的黑人，6%的亚裔……等等？印第安人足够弱势，那么按照迪斯尼选择演员的标准，是否应该在迪斯尼上层乘坐的飞机的飞行员里占有50%以上的比例？
左派的虚伪令人发指也令人捧腹。他们慷他人之慨，勇他人之敢。比如那位绿色出行的倡导者John Kerry在众议院质询中被扯下了遮羞布。当问到“你有私人飞机吗？”Kerry回答“没有。”众议员质问“那这个记录上你全家坐私人飞机出行是怎么回事？”Kerry答道“那是我太太的私人飞机。”
让我们再来陈述一遍左派的价值观：
在无知的农夫和冻僵的毒蛇之间，他们站在毒蛇一边，教导农夫要博爱。
在顿悟的农夫和苏醒的毒蛇之间，他们站在毒蛇一边，教导农夫要宽容。
在受害的农夫和施暴的毒蛇之间，他们站在毒蛇一边，教导农夫要克制。
左派的必由之路就是，始于想象中人人富裕平等的乌托邦，终于现实里人人贫穷为奴的古拉格。
简言之：始于乌托邦，终于古拉格。
也许人类文明的产生仅仅是一个偶然，一次躲过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偶然。但是既然已经产生，我们应该让这样的文明延续下去。既然我们曾经成功抵抗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从野蛮走向了文明，那么我们也应该能打败其今天的代理人左派，让文明继续下去。
我们右派需要做的是，让全世界的右派联合起来，捍卫人类文明，制止作为热二代理人的左派把社会推向熵增进而热寂。
注释:
[1] 熵增原理只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范围内被违背。
[2] 理工背景的，对负反馈是很熟悉的。但非理工背景的也许会认为“负反馈”是一个贬义词。事实上，一个稳定的系统一定是负反馈机制的，而正反馈将导致系统崩溃。
[3] Davos
2024: Special address by Javier Milei, President of Argentina,
广 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