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宪法：反抗暴政的壁垒（下）｜詹姆斯·皮尔森

按：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iereson），美国保守派学者。文章摘译自《新标准》期刊，分三次发布，此为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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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的宪法将权力委之于立法机关，导致政局不稳——此乃制宪会议召开之一大诱因，也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要解决的问题。麦氏观察到，许多人抱怨政府“反复无常”，而且“政策的出台——既不遵循公义，也不尊重少数派的权利——完全取决于那些充满私心、占压倒多数的派系。”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争”。在麦氏看来，任何团体——不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只要出于激情敌视他人权利、损害“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皆可视为派系。

由于党争不可能消除——除非摧毁其赖以生长的自由，所以，解决之道就是借助某种方式，让派系之间相互制衡，并减少其危害程度。麦迪逊认为，如果某个派系在整体中只占少数，那么在一个民主制度中，仅仅诉诸于选举和多数决定原则，便可将其制服。但是，当某个派系占到多数时，民众政府这种形式将会任由其追逐自己的利益，而不惜以公共利益或少数派的权利为代价。显然，麦氏主要担心的不是（少数派）的激情，而是冲着利益而来的（多数派的）党争，尤其是穷人们指望着分配财富和财产而反对富人。

因此，宪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便是——“面对多数派的危险，如何在保障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同时，又能维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

麦迪逊的应对方案或许受到大卫·休谟的启发，他完全改变了反联邦党人的论断——后者认为民众政府只有在城市或小国才能良好运转，在那里，人们可以和代表建立亲密的关系。休谟在《完美共和国之观念》（1752）中提出，尽管在大国很难建立共和政府，“但是一旦建立，它更容易维持稳定和统一，还能使人免于动荡和党争之苦。”休谟还说，在大国，“各部分相距甚远，所以人们很难被阴谋、偏见和激情所煽动，去从事反对公共利益的活动。”

已故历史学家道格拉斯·亚岱尔（Douglass Adair）指出，麦迪逊的论断和休谟相似。尽管多数派派系（majority factions）可以在城市或小国为非作歹，但是，在一个由诸多邦国组成的大共同体中，这样的多数派很难形成或难以攫取大权。麦氏写道，“一旦扩大（共和国的）范围，相当于囊括了更多的派系和利益；这样一个出于共同的动机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多数派便难以形成。”而且，即便找到共同的动机，这个派系也很难跨越这个巨大的体制，去联络那些具有相同思想的公民。因此，他认为，一个扩展的共和国（即诸州之联盟）在控制多数派方面，较之于各州更有优势。他写道，这为“应对共和政府的弊病，提供了一个共和主义的补救方案。”

译注：道格拉斯·亚岱尔（Douglass Adair，1912～1968），美国思想史学家。对美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共和主义有精深的研究，代表作有“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严格说来，一个扩展的共和国，并非共和主义的补救之道——它依赖于扩展领土和增加利益集团（而非增加代表数量），从而约束强势的派别。麦氏在阐释扩展共和时，显然对有限政府观念谙熟于心，因为一个扩展的共和国有助于防止政府独断专行（其中，那种全国性共识很难形成、组织乃至攫取大权）。多年以来，批评者指出麦迪逊可能维持了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但他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排除了民众统治（popular rule）。然而，批评者忽视了麦迪逊的要点——在设计民主体制时，要缓和、放慢政府的节奏，以便为审议和辩论留下空间。既定的多数派仍会执政，不过在一个扩展的共和国里，他们需要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赢得支持、经受起若干选举周期。

还有人批评麦迪逊——这个批评很有影响力——既然扩展的共和国能有效阻止多数暴政，那么政府内部的三权分立则是多余的、毫无必要的。不过，宪法之所以设计权力分立，意图不在于约束多数派，毋宁说是迫使政府控制自身。当时有一条广为人知的原则——今天亦是如此——当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一人或一部门之手，那便是名副其实的暴政。把权力分立给不同的、相互冲突的部门——行政、司法和立法——便是法治（而非专断权力）的基础。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所言，“设计人管理人的政府，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你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治者；其次，迫使其控制自身。”权力的分立是防止暴政的机制，正是通过不同部门的冲突，公共利益才有望实现。

正如麦氏所言，“贯穿人类事务（不论私事还是公事），利用对立和相互争雄的利益，弥补较好动机的不足……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这种方式，把不同的职位分立、安排，使之互相制衡。”不过，确实如批评家所言，权力分立使得多数派要想实施自己的意志，必须得控制三大分支，这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多数派，不过同样正确的是，少数派（要想实施自己的意志）也面临相同的挑战。和扩展共和国的效果一样，权力分立放慢了政府的运作，为缜密的审议创造了条件。

麦迪逊相信少数派引发的问题，通过诉诸于民主选举便可妥善解决，这种看法可能过于乐观了。在宪法批准之后的头十年，麦迪逊和杰斐逊，以及其他州的盟友，意识到他们正在反抗汉密尔顿的计划——后者试图通过政府借款、国家银行、补贴和关税来援助商业企业，在英法战争中支持英国，而且主张对宪法作广义解释。此时，麦迪逊拿起如椽大笔奋起反抗汉密尔顿，指责联邦党人企图按照大不列颠的模式运作新共和国，通过建立美国银行以取得猎取官职者和腐败分子的支持。为了有效开展反对活动，杰斐逊和麦迪逊认为有必要以各州选民为依托，组建一个反对党，以反对国会里（联邦党人）的巩固方案。他们所在的党——民主共和党——成功地赢得了1800年的总统大选，并且包揽了此后五届的总统大选（截止1820年）。

麦迪逊于1836年告别人世。在临终那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己是1787年制宪会议和弗吉尼亚议会——1777年通过《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那届——中仅存的一位。

他出生时是英国臣民，当他去世时，安德鲁·杰克逊——这位民粹主义总统将民主党复活为多数统治的工具——政府已届尾声。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发表了《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这本广为流传的著作宣称，尽管美国宪法犹存，民主和多数统治已经战胜了贵族和精英统治。约翰·C·卡尔霍恩——杰克逊的副总统——数年之后，在《论政府》（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中也认为，在任何民众政府下，多数暴政都是不可避免的。与麦迪逊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多数派在任何民众制度下都会出现，而且它会采取征税和管制以压迫少数派。在那些年里，卡尔霍恩与南方分离运动关系密切，并且主张有影响的少数派可以否决多数派的决议。

面对杰克逊时代民粹主义的复兴、地方主义的兴起以及要求条件平等的社会趋势，晚年的麦迪逊似乎有理由相信，自己设计的那套用来规制派系的宪政措施归于失败。不过，麦迪逊似乎并不是特别担心多数暴政、民粹主义或者宪法对这些特定挑战的应对能力。真正令他恐惧的是，他的扩展的共和国可能沦为地方主义和分裂运动的牺牲品。在1834年，麦迪逊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写了一封信，题为“对我国的建议”，死后公开发表。其中，他写道，“这番建议源自我至诚的信念、真诚的情感，美利坚合众国应该得到人们的珍视和保护。我们要把那些公开反对美国的人视为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把那些暗地里反对美国的人看成伊甸园里的蛇。

这些担忧很有先见之明：此后的一代政治领导人无视他的建议，并把1860年大选的结果视为联邦解体的信号。麦迪逊的建议或许与今天的美国不相干，但是，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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