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者与自由至上论者：不和睦的表亲（下）｜罗伯特·尼斯比特

尼斯比特

按：作者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1913～1996），美国社会学家、保守主义思想家。保守主义在当下鱼龙混杂，尼斯比特从社会学角度对保守主义的阐发具有补偏救弊之效。本文是作者1979年在费城学会的演讲。1979堪比2016，那年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美国却萎靡不振，尼斯比特就此谈到在极权国家的威胁下如何守护自由的问题。他认为，对此问题的分歧将导致这对本不和睦的表亲彻底决裂。作者演讲次年，里根上台。本文译自《现代》（Modern Age）1980年冬季刊，上篇请见文末链接，另外，根据某位老师的建议，暂将libertarianism由“自由意志主义”改译为“自由至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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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下来讨论一下二者的区别，或者说部分区别。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当前很多细节都表明，保守主义与自由至上论的分歧越来越大，无论是极端保守主义还是新（neo-）保守主义、无政府自由至上论还是宪政自由至上论。我猜想，不久以后，“自由至上论—保守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自由至上论者”很可能变成自相矛盾的词组，就像“悲伤的乐观主义者”和“残酷的仁慈”。这里我还是不谈例证，只谈原则和观点。

首先，二者对族群（population）的看法截然不同。保守主义者自柏克开始，就倾向于以中世纪法学家和哲学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相反）的方式看待这一问题：族群不是由个人直接组成的，而是由个人生长于斯的各种自然社群组成的，比如家庭、乡土、教会、地域、社会阶层、民族等等。个人当然存在，但离开社会身份就无法观察或理解个人，而社会身份与群体和社团密不可分。现代保守主义实质上起源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这恰恰是因为大革命通常以个人及其自然权利的名义，毁灭或削弱传统的社群，包括行会、贵族、父权制家庭、教会、学校、省域等，在柏克看来，这些都是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早期的保守主义者如柏克、伯纳德、哈勒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以及保守自由主义者如思想成熟后的拉梅耐，当然也包括托克维尔，都认为个人主义（这里是指绝对化的个人主义学说）跟国家主义一样，都是对社会秩序和真正自由的威胁。他们认为，正是将社会解体为人人声索自然权利的散沙化个体，才导致集体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

英国伊顿公学的一群学生通过社团的组织，成功安排与普京会面，普京好奇地问道：“What are societies?”(什么是社团？)

自由至上论者并没有对群体和社团视而不见，也没有忽视传统和习俗这类纽带，将自由至上论者定性为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社群是很荒谬的。他们并未建议回到启蒙运动所鼓吹的自然状态。很少有自由至上论者是施蒂纳的翻版（Max Stirner，德国哲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译注）。他们同任何保守主义者一样，也支持自愿结社原则。别忘了，就连蒲鲁东或克鲁泡特金的自由无政府主义也是基于群体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基于葛德文那种抽象的个人。即便如此，通过阅读过去几年的自由至上论期刊和评论，我认为自由至上论者的自我中心主义荷尔蒙远高于保守主义者。现在越来越让人有一种印象：今天的自由至上论者就像17世纪的自然法学家，对他们来说，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制度不过是个人的投影。我觉得，自由至上论者越来越认为，来自家庭、教会、本土社群和学校的约束，简直与政府的约束一样，都对自由不利。果真如此，这绝对会扩大自由至上论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鸿沟。

这使我想起这两个群体的第二个主要区别。保守主义的自由哲学来源于保守主义的“权威”哲学。正是“社会”秩序里权威的存在，抵御了政治权力的侵犯。保守主义自柏克开始，就将社会看成一个多元权威的集合体，有父母对孩子的权威、牧师对会众的权威、老师对学生的权威、师傅对学徒的权威，等等。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其实是各种权威交织而成的网络或组织：这些权威数不胜数，再微小的人类群体和人际关系中也存在权威。这样的权威可能较为松散、宽和、具有保护性并培养个性，但毕竟也是权威。对保守主义者来说，个人自由存在于社会和道德权威的夹缝中。只有基于这类权威所发挥的限制和指导作用，人类才有可能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就像我们开国元勋所设计的，以及自17世纪晚期开始在英国繁荣发展的那种政府。然而自葛德文（William Godwin）起，自由意志个人主义者越来越狂热而不知妥协，他们提出解除社会纽带的主张，但解除社会纽带，得到的不会是自由的人民而是一盘散沙的人民，不是创造力十足的个人而是无能的个人。巴尔扎克说得对，人性不能承受道德之真空。

葛德文，1756-1836，英国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作《政治正义论》，第一任妻子是号称首位女权主义者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是诗人雪莱的岳父。

某些自由至上论者主张，社会中坚实强大的权威团体与个人的创造力水火不容，这乃是对文化史的无知或误读。想想公元前5世纪文化全盛时期的雅典，1世纪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13世纪的欧洲，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这些都是推崇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时代，由道德规范和政令法规强力支撑的时代。即便如此，仍有埃斯库罗斯、塞涅卡、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s，英国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炼金术士——译注）、莫里哀、莎士比亚之流辈出。莎士比亚无疑是个性丰富之人，他却并未感到身边等级权威的压迫，他在一个脍炙人口的段落开头写道：“没有了纪律，就像琴弦绷断，听吧！刺耳的噪音随之而来！一切都互相抵触”。正如劳斯（A. L. Rowse）所强调并详述的那样，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不仅社会结构稳固，社会权威也空前强大，但人们最怕的仍然是权威变得松散脆弱，尤其是用来外抗强敌、内惩国贼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有时会变得太过严厉，但剧作家和散文家总能比政府及其审查者道高一丈。毕竟，这些创作家是生活在强大的社会权威和道德权威之下，而不是生活在20世纪那种压抑的、官僚主义的、无孔不入的、极权主义的政府之下。

莎士比亚：“没有了纪律，就像琴弦绷断，听吧！刺耳的噪音随之而来！一切都互相抵触”

我们最终可能会发现，到现在为止，20世纪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作品几乎全都来自传统和文化权威的崇拜者。艾略特、庞德、乔伊斯和叶芝等，均曾以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为权威声辩，但都无一例外地从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之名对这类权威的消弭中，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消亡。

的确，没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任何有创新意义的作品都出不来，保守主义者对此完全赞同。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自由，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马洛（Marlowe），也没有牛顿。但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说，很少有人意识到，自由超过一定程度，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同样出不来。20世纪晚期的作家所处的时代氛围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们却自恋、自暴自弃、自我麻痹，对低俗污秽有着孩子气的渴求，这一片狼藉表明，空气已经稀薄得令人窒息。

总而言之，我不揣冒昧地猜想，对自由至上论者来说，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见的领域，个人自由在诸多社会价值中都是至上的——不管这种自由在无意中会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导致道德、审美和精神的堕落。而对保守主义者这边来说，自由固然重要，却也不过是维持公序良俗的社会所需的必要价值之一，当这种自由有弱化或危及国家安全、破坏道德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迹象时，就有必要加以限制。自由至上论者和保守主义者面临共同的敌人，即柏克所谓的专制权力，但保守主义者认为，族群一旦堕落成以下情况中的族群，专制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即位前几十年的罗马、清教统治之前以及后来克伦威尔统治时的英国、拿破仑问鼎之前的法国、魏玛时期的柏林，有人可能会说还有1970年代的纽约。保守主义者会说，而且确实说过，这期间占据主导的是混乱和放纵，而不是自由，因为来自家庭、邻里、本土社群、工作和宗教的道德权威和社会权威已对人们失去吸引力。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当今时代，比如过去的四十年以及我们所能预见的未来二十年，会被后世史家描述为一大文化盛世？难乎其难。难道有人当真认为，这个诞生了《裸体午餐》（The Naked Lunch）、《哦！加尔各答》（Oh! Calcutta）、《江湖浪子》（The Hustler）以及百老汇色情直播和露骨表演的时代，文化的颓废平庸是由社会和道德权威过度所致吗？

另一方面，自由至上论者似乎将社会和道德权威与专制政治权力看作单一光谱的不同色调，程度不同而已。他们认为，若在对付利维坦之余尚有余力，就应挑战所有形式的权威，包括那些作为社会纽带的权威。在我看来，自由至上论者愈发不认为，家庭、学校、本土社群的约束，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的约束有何实质差异。对我来说，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一个普遍命题：越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越会以侵蚀消解作为社会纽带的权威为前奏。这些社会纽带给予个人以认同和安全，它们是多元的，不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使得无孔不入的垄断不可能发生，它们合在一起，是抵御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侵袭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后者无疑是不受限制的。但我很少见到当今有哪位自由至上论者明确认同我的上述观点。

还有最后一个领域，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的分歧越来越大，那就是国家。我坚持我前面所说的一切——支持社会权威、社会多样性和多元性，反对国家集权。不用给我数有多少场战争，告诉我战争动员和实际作战会导致“暂时的”集权和国有化——唉，后来都成了永久性的。战争是社会经济秩序集权化和集体化的基础，这方面它胜过历史上的任何力量。没有哪个保守主义者喜欢甚至渴望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民事领域的军事化。

不幸的是，比起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的理想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仁慈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像苏联和某国这样体量巨大、实力强大的专制统治生存下来并且坐大，至少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是这样。对美国来说，忽视这些具有军事侵略性的专制统治无异于自杀。就像孟德斯鸠在其他语境下提到的：唯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只有装备精良、枕戈待旦、占据主动的强大美国，才有可能制约苏联、某国和古巴。

1979年圣诞，十万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时代节点。

据我说知，从未有保守主义者否定或贬斥被视为文化、精神和政治实体的国家。柏克热爱国家。与同时代的雅各宾派截然不同的是，他只将国家看成诸多共同体的共同体，建立在对家庭和邻里这类共同体的热爱之上，他谓之“小号的爱国主义”（the smaller patriotisms）。此后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大多数保守主义者，都持这种看法。但除此之外，当代保守主义者以自由至上论者所缺乏的洞察力发现，美国、英国和法国岌岌可危。国家主义有好有坏。但即便是好的国家主义，在这个时代也要么变成缅怀的对象，要么变成厌恶的对象。爱国主义本是国家的纽带，如今却简直成了可耻的事情。美国政府在当今国际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弱点，越来越引起我们希望与之合作的国家的蔑视和疑虑，而各个领域中领导力的缺乏都表征着这个国家濒临崩溃。

自由至上论者——我指的是那些与保守主义者一样忠诚爱国的人，据我判断，并未看清我刚才描述的美国和世界的图景。对他们来说，本质问题不是一个弱化、软化和濒危的国家正面临苏联、某国及其卫星国的威胁，而是美国因国家主义、干预主义和军事主义而膨胀，外界的威胁则没什么好怕的。保守主义者仍然信奉热爱家庭、教堂、社区、工作和自愿社团的“小号的爱国主义”，但认为除非他们所在的国家恢复1950年代以后便丧失的显赫地位和国际权威，否则它们终将由枯萎而至毁灭。至于自由至上论者这边，由他们的许多作品和演讲可以判断，他们认为，就对美国人及其自由的危害而言，恢复这种显赫地位和国际权威的必要步骤，比世界上一切咄咄逼人的帝国极权主义要危险得多。

对于上述危险，在美国重拾其内外事务的领导力的过程中，保守主义者会警惕，当然也应该警惕，并应竭力降到最低。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首当其冲的危险，仍是身处咄咄逼人的军事专制统治环伺的世界却萎靡不振。目前来看，上述考虑并非自由至上论者最为关心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而非我所提到的其他分歧，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至上论者起初就不和睦的关系，势必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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