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创新与保守
按：本文摘自《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余英时 著），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页。
………………………………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开头就说:「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愚蠢的世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狱。」狄更斯所刻画的是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人的内心感受，但是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这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一直是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和18世纪末年的法国颇为相似。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像狄更斯所形容的两歧的心理现象自然是避不了的。这种矛盾并不必然是分别地存在于不同个人的心中，譬如说，革命派认为「这是最好的日子」，而保守派则说「这是最坏的日子」。相反地，矛和盾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胸头。除了头脑特别发热的人以外，一般理智和情感比较平衡的人总不免对我们这时代抱着复杂的矛盾感。他们既不会毫无保留地讴歌它，也不会一味地诅咒它。
狄更斯如果生在今天，他的对比的词语也许还要加上一句：这是创新的时代，也是保守的时代。「创新」和「保守」正是20世纪中国人所最关心的问题。「创新」和「保守」当然是任何时代都并存的文化现象，不过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阶段，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或20世纪的革命中国，两者的对照更为突出，也更为强烈。
革命可以说是创新的最高形式。无论我们说「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工业革命」或「科学革命」，我们所指的都不只是其激烈的变动过程，而是其全新的结果。因此在革命时代，主张变革的人在价值取向往往是偏在「创新」的一面，「保守」则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20世纪中国的思想状态大致正是这样。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其中主要的篇幅大概都给了讲「变法」、「维新」、「革命」、「进化」、「进步」、「创造」、「启蒙」……之类的创新人物。至于唱反调的保守人物，能够列名其间己属不易，他们的思想则很难得到同情的了解。从历史的影响来说，这种处理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公平，因为在最近七八十年中，「创新」的价值取向确已席卷了中国的知识界。
在专门的学术研究方面，这种偏向近来已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现在渐渐也有学者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保守人物及其思想了。但是这一风气似乎是从西方学术界开始的，然后才传回到中国的。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中、西两方对于「创新」和「保守」一对观念，是抱着不同的态度的。西方人并不把这两者看作「善」与「恶」或「好」与「坏」那种不能共存的敌对关系。在西方人眼光中，「创新」和「保守」毋宁是相反而相成的互倚关系，无论就个人或整个文化而言都是如此。个别的思想家也许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或「保守」的。然而细加分析则「革命」者的思想中含有「保守」的成分；「保守」者的思想也未尝没有「革命」的因子。马克思是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但人人都知道他在思想上承继了黑格尔的衣钵。后者「保守」立场是毫无可疑的。柏克（Edmund Burke) 是近代西方「保守主义」的先驱，但他在《法国革命的反思录》那部名著中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企鹅丛书，页106）这是一位「保守」者强调「变革」的必要。
以整个文化来说，也是一样：有宗教革命，接着便有反宗教革命；有启蒙运动，而几乎同时便开始了反启蒙运动。在西方文化史上，一般这两种相反的发展是同时加以重视的。西方的「容忍」观念最初起于新教和旧教之间的争持，教会和俗世思想之间的冲突，最后则成为俗世社会中一项最高的原则。这正是因为「创新」和「保守」两种倾向永远是并存的。其实不但西方如此，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没有把「创新」和「保守」看成势不两立的敌对价值。中国文化整体而论固较偏于保守，但孔子已说三代之礼虽相因而都各有「损益」。所以有「因」有「革」乃是常态。（清代学人恽敬写了一系列的《三代因革论》。) 中古以下重视保存传统的人无过于朱熹，然而他又特别欣赏张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之说，故曰:「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杜甫论诗，也说「不薄今人爱古人」。甚至现代有识量的学人如蔡元培依然对新旧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启示，但其中也有传统的因素。
现代中国人对「创新」和「保守」两种价值的极端对立化，以及价值取向的主流偏在「创新」一边，其造因是很复杂的。不过我相信政治所负的责任要比思想、学术来得大。近代中国人要求「变」首先是从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上开始的。戊戍变法的康有为上书光绪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说这话时，其身份是政治改革家而不是思想家。等到民国初年，他重回到思想家的地位时，他却要说「利不十，不变法」了。(《中国还魂论》) 。这不是单纯的先后矛盾，而是急功近利的政治观点和长治久安的文化观点之间的冲突。今天大陆上在「速变」、「全变」之后，竟有学人惋惜中国没有走戊戍变法的渐进之路，而这一观点还博得不少知识分子的同情，其道理正和康有为的先后矛盾是一样的。民国以后，一次一次的政治革命接踵而至，两极化的发展终于成为无可挽回的狂澜。这真是价值偏向在中国史上所造成的最大悲剧了。
反观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始终是相持不下的两大政治力量。自由主义者固然以「创新」而自负和自傲，保守主义者也同样以维护传统的价值而引以为荣。英、美的两党政治正是建立在「保守」和「创新」的两大原则之上，英国的保守分子更毫不迟疑地自称为「保守党」。中国的政党则不然，个个都向「革命」争宠。甲党要取代乙党，它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比乙党更能「革命」。乙党要想继续执政，其所持的理由也完全相同。这真是名词的妙用。只是这里面含有一个绝大的讽刺：这些最「革命」的中国党派都没有跳出两三千年的「名教」传统，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迷信「革命」之「名」。政党如此，个人亦然。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是要「革命」的，因此听到有人恭维他能「创新」便欣然色喜。「保守」的帽子是谁也不肯沾的，而打击敌人的最厉害武器也莫过于赠以「保守」或「反革命」的恶谥。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一个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我们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革命情结」。
我们在上面曾说，「创新」和「保守」在西方已提升为政治原则，其实何止政治，应该说是普遍的文化原则。即使在纯学术界，「创新」和「保守」的相反相成也是一种最常见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号称日新月异，其实是「异」远多于「新」。许多所谓「新」观念、「新」思想不过是变名词的把戏而已。而且即使真是「新」的东西也未必便为大家所接受。至少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一面倒的「趋新」的风气，一味「趋新」的人往往被同行看作是浅薄的表现。西方人诚然重视「创新」，但是他们同时也承认「创新」之前必然有一「保守」的阶段，「创新」之前必然有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无限历程。只有上帝的「创造」才是「无中生有」的，人的「创造」永远是以前人的业绩为起点，这便是牛顿「站在巨人的肩上」一语的真涵义。所以真正的关键不在「创新」和「保守」的本身，而在于「创新」什么、「保守」什么。在西方观念中，凡是提升为原则性的东要都必须经得起理性的严格检查，又必须在经验中获得证验。这是西方人的公、私之辨；「保守」或「创新」都是从「公」的立场上出发，不是为了便利于一己或极少数人的「私欲」。所以在公共事务上，诉诸理性的公开辩论而最后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抉择，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人民的感觉，有时倾向于「创新」，有时则倾向于「保守」，这是难以预测的。「创新」带来程度不同的变动；「保守」则使社会趋于安定。其间的利与害都不是绝对性的。这很像中国人所说的「动极而静」、「静极复动」。朱熹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我们正可借来讲文化或社会的「生命之流行」。文化「生命」是循着「创新」(「动」) 和「保守」(「静」) 互相交替的方式而「流行」的。中国虽然没有民主的传统，但同样严于公、私之辨；中国人虽然不说「理性」，但同样重视「理」，因为「理」是公共性的东西。而西方人所说的经验，在中国则大体称之为「人情」。所以中国人必同时兼顾情和理两方面。戴震说「理」是「人心之所同好」，但他的「理」中已包括了「情」，故又说:「理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这是中国近代性的思维，是涵有民主意味的。一个社会或文化在某一历史阶段中究竟是该「创新」呢? 还是「保守」呢? 这在中国人来说，唯有取决于「人心之所同好」，也就情、理兼到。
如果我们把「创新」和「保守」理解为中国哲学观念中的「动」和「静」，这便与这一对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有位置和关系相去不远远。西方的观念，整体看来，是以「保守」和「创新」为属于同一层次但迭相交替的价值，正如中国人讲「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周敦颐语) 一样。「创新」是20世纪多数中国人的「心之所同好」，所以我们才有这六七十年的不断「革命」。但今天的风向似乎变了，无论是大陆或台湾，多数人都是「心好」安定的。这是「动极复静」的朕兆。不过我们的价值偏向一时好像还转不过来，我们仍然以「革命」或「创新」为至高而绝对的价值，并且以「保守」为可耻。我们「动」了以后便「静」不下来，恐怕和我们在观念上的混乱不无相当的关系。
必须说明，我决不是在宣扬「保守」，反对「创新」。这两个价值在我的内心中是完全具有同等的地位的。此文的论点似乎偏向「保守」，其实这完全是为补偏救弊而发。我希望心向「创新」的人能够尊重「保守」的价值，心向「保守」的人也懂得「创新」的意义。最重要的，我们绝不能继续把这两个价值误认为「善」、「恶」、「好」、「坏」的誓不两立。人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也许是人能创造文化和历史，因此拥有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一方面需要不断「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永远地「保守」。让我引一位大科学家和一位大文学家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论。爱因斯坦对一群小孩子说:
记住：你们在学校中所学得的那些了不得的东西是世世代代所积起来的工作，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经过热心的努力和无穷的劳苦而产生出来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放在你们的手中，成为你们的遗产了。你们要好好接受这份遗产，要懂得去珍惜它，并增加它，有一天你们可以忠实地把它交给你们的孩子。我们共同创造出永恒的东西，这便是我们这些会死亡的个人所以成就不朽的唯一方式。如果你们能记住这番话，你们便在生命和工作中找到了意义，并且你们也获得了怎样看待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正确的态度。
歌德在《浮士德》中说：
你不是有一份遗产吗？
认真地把它当作任务吧！
只有如此，你才真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1988年3月15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