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三种国家叙事（下）｜泰德·麦卡利斯特
按：作者泰德·麦卡利斯特（Ted McAllister），美国保守主义学者，现执教于佩珀代因大学。本文译自保守主义网站柯克中心，英文原文见文末下方的“阅读原文”。上文（美国的三种国家叙事（上）｜泰德·麦卡利斯特）讲述了美国的两种叙事，分别是自由主义叙事和激进主义叙事，麦卡利斯特在本文讲述了美国的第三种叙事，即保守主义叙事，并对三种叙事做了点评。小编以为，他的分析很有深度，也颇有启发性，值得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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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守主义叙事
尽管自由主义叙事和激进主义叙事都把平等当做好东西（虽然定义不同），保守主义叙事讲述的则是平等的危险。其他两种叙事都关注抽象的普世理念，与它们不同，保守主义叙事着眼于情境化的善（contextualized goods）。具体来说，保守主义叙事设法保护两种相互关联的事物：地方性自由（local liberties）和宪法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保守主义叙事所讲述的是，（美国）不同的族裔（a patchwork of peoples）藉着共有的历史、世代互惠所结下感情纽带联系起来。因此，这种叙事并不强调抽象个体的权利，它也不承认抽象个人的自由。
保守主义者反对基于对“自然状态”的思辨来建构任何的人类认同。相反，他们认识到，个人是被文化、家庭、经验塑造成为一个独特却又负有义务的个人。他在拥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义务；她之所以有自由，为的是行善。本着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保守主义的叙事始于，英国人将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众多亚文化）带到一个新环境。随后发展出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意味着旧形式对新环境的适应。在各个殖民地，这些英国人以不同的方式适应新环境，但是他们每个群体都拥有大量自由，他们自己所在的社会不受任何中央权威的管制。他们所保留的主要是英国人的权利——他们认为这些权利源于他们民族悠久的历史，他们的文化让他们有资格行使这些权利。英王和议会试图挑战他们继承而来的权利，这迫使他们适时地发起“革命”，以维护他们的各项权利与社会秩序。吊诡的是，美国人不得不诉诸于一场革命以维护他们的现有秩序，使其免遭富有革新精神（innovative）的中央权威的荼毒。（注释：在保守主义政治话语中，革新精神向来不是一个好词）
在这种叙事中，《独立宣言》的主旨并不体现 43 34756 43 14939 0 0 896 0 0:00:38 0:00:16 0:00:22 2960 43 34756 43 14939 0 0 846 0 0:00:41 0:00:17 0:00:24 2960杰斐逊在开篇处的洛克式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杰斐逊在文件主体部分列出的各项滥权行为。它们证明了这次革命实则是一场回应——回应那个富有革新精神的英王和议会的滥权。虽然革命的理由很保守，但是美国人发觉，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安排以保留他们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随后产生的美国宪法是一个有益的平衡，它既建立了维持秩序的政治手段，又保护了诸州和各地方的自由。美国宪法不仅仅建立了一套严格限制美国政府权限的联邦制度，还提供了一系列限制民众权力的制衡手段。
注释：冯克利的《传统与权利：<独立宣言>再解读》，从英国普通法（而非自然权利）的角度对《独立宣言》做了保守主义解读，和本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一开始，（宪法）最大的挑战便是保护“自由”免受民众“平等”诉求的侵害。法国大革命触目惊心地证明，随着人民这个君王（King Demos）掌权，随着它嫉妒各种特权、各种传统、各种习俗，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暴政与平等携手并进。美国人在维持自由和秩序的微妙平衡方面，在世界史上是最成功的。
在欧洲扭曲自己的伟大文化传统后，是美国挽救了西方文明。不过，事态依然朝糟糕的方向发展。第一个可见的衰败迹象源自民主西方的兴起，以及缺乏教养粗俗无比的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此外，美国最严重的道德难题——奴隶制——让美国经历了最黑暗的时刻。然而，切除政治机体上的奴隶制毒瘤，也重创了（毒瘤）周围的良性组织。北方的胜利也意味着南方文化的毁灭——恰恰是南方（文化）提供了对贪婪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通常是民主文化的一部分）的重要制衡。随之而来的工业家的重大胜利，对美国秩序的文化冲击非常巨大，它将个人权利提升到公共责任之上，将贪婪这种人类的激情从文化束缚中释放出来。
而且，在宪法层面，这个国家也受到侵害。《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有效地摧毁了联邦制，它将各州绑定在联邦政府上，此后，对集权政府所代表的人民的至尊权力已无任何有效制衡。随后的修宪，更不必说对宪法的种种解读，进一步提高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催生了对更普遍平等的狂热，在强调个人的同时损害了共同体。实际上，建国之初所确立的平衡遭受重大挑战，这种挑战日益升级为对所有中间性机构的攻击——这类攻击在20世纪愈演愈烈。家庭、教会、联盟、志愿协会、地方共同体，都受到了联邦政府的冲击。到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个人或多或少地开始直面联邦政府，找不到任何可以抵挡中央政府权力的庇护机构。
在保守主义的叙事中，20世纪的历次战争占有“重要地位”。“一战”表明了运用联邦政府解决重大问题的效力。罗斯福将“新政”当作一种新形的战争，他向国会恳求那种权力——即可以像在真正战争期间调动国家资源的权力。“二战”进一步将美国人的生活中央集权化，它教导公民把联邦政府看作在世界上行善的主要力量。“冷战”则让美国在和平时期维持了战争状态，同时也保留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与权限。从那时起，我们发起了对贫困、对犯罪、对暴力、对几乎所有困扰我们国家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战争。总得来说，战争与战争的比喻进一步强化了政府集权，并削弱了地方自由和社区的完整。
不过，美国秩序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民主的人民（a democratic people）通过中央集权政府行使权力的结果。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权力，和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逐渐促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极端进步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权利本位的，并且仇视任何约束性的传统。个人战胜了具体的人（The individual has triumphed over the person）。个人迷失在大众文化里，成为一个无根的、抽象的原子。相反，与众不同的人（The distinctive person）则是制度、习惯和风俗等复杂背景共同作用的产物。对权利的病态迷恋消除了对义务的关切，对舒适和享乐的钟爱，消除了获得真正幸福的方法。
保守主义叙事强调根基的重要性、强调义务的重要性、强调从特定情境之中产生的自由的重要性，而这指向了某些更大的善（some larger good）。如果你信奉这个叙事，你可能会看重“回归”（上帝）的召唤（the call to Return），你可能会强调从个人局限的生活当中脱身，以及有必要承认个人亏欠那些已经逝去的和还未出生之人。（注释：至少从柏克起，保守主义便强调一种有机体的社会观，即社会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的伙伴关系，而非原子化个体的聚合物）这个叙事会让人担心这个如此沉迷于行政许可的社会秩序。这个人可能会试图复活那些既可以制约联邦政府又可以为人的健全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情境的制度机构。保守主义叙事呼吁人感恩而非反叛——呼吁人保持虔敬而非追求赋权。
嗯，以上便是这三种叙事——每一种都是我所听到和读到的叙事的简本。现在，让我简略地陈述它们的重要性。一种温和版本的激进主义叙事主导了美国高校的教科书市场，它反映了最多产和最富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的观点。这些史学家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揭示了之前为人忽视的历史，并提醒我们权力与财富时常会诱发不良动机。但是，这种叙事至少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它对人类和历史的的解读是简单化的。它想当然地认为剥削是所有形式的不平等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似乎忽略了其他关系与动机。其次，这种叙事教导我们质疑所有的权威，并认为不时的变革与骚乱是必要的。它没有给信任乃至友爱留下空间，而且往往驱使人相互对立——团体对抗团体，阶级对抗阶级。（注释：美国当前的“Black Lives Matter”是一种典型的激进主义叙事）。
自由主义叙事的根基较为深厚，我们可以从早期信奉友爱的史学家（phileo-pietistic historians）那里看到这种叙事的某些版本。但是，这种历史版本最热忱的辩护者要数那些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自由主义叙事确实有重要价值，因为它将我们的国家理解为一系列理念——他们认为，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形形色色的人群组成了我们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这个表述是正确的。在它看来，我们虽然有差异，但我们一直信奉一些共同的原则。这些原则被称作“美国梦”或是“美国方式”，但其实它们只是一系列关乎自然权利与平等观念的简单原则。我认为，这个叙事的问题在于它强化了民主最危险的元素——个人主义与异化的倾向。自由主义者的叙事不太强调人类的需求。换句话说，这种美国认同的叙事不能将人从他们自身的关切中转移开来，参与到共同体与各类组织当中，而这些后者赋予了人们归属感和意义。这种史观归根结底还是太非历史化了（ahistorical）。它过分关注现在，斩断了我们与先辈和后人之间的纽带。
如你所想的那样，本人赞同保守主义叙事。在我看来，这种叙事不仅更好地解释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同时还运用了更为丰富、更现实的人类学观点。人类并非抽象个人的总和，而是情境中的人民（contextualized people），而且当生活在丰富的间隙（interstices of rich）和半自治的机构中时，他们会生活得更好。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同时也属于他人。我们应该理解，我们不仅属于一个根基深厚、丰富且复杂的文化，同时也应该明白我们属于一个我们并没有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既有世俗的也有上帝的意义。
不是说，保守主义叙事没有重大缺陷或张力。事实上，它缺少资源以便构建完美且特色鲜明的理想或道德原则，这个故事的叙事者还发现为了使它具有连贯性，他们必须为各种近乎无法辩护的生活方式与道德习惯做辩护。而且，保守主义叙事的复杂性，使得保守主义者所希望传达的原则，很难被这些世代接受，他们已经习惯了二元论或另类的基本道德（basic moral alternatives）。此外，比起其他两种叙事，保守主义叙事更需要创造神话（myth-making）——即运用史料去神化某些深层信息，如果一个人肤浅地看待历史证据，他将无法发现这些深层信息。如果想要讲述美国的保守主义叙事，就必须用一种更为神话诗意（mythopoetic）的生活观，并且试着与那些想象力不足的人（他们的想象力尚未被文学、诗歌和神话形塑）沟通。
在我看来，以上三种叙事的受欢迎程度是依次递减的。我相信一个国家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将会决定它对未来的选择，所以，美国对历史解释方式的争夺意义重大。至于保守主义叙事，我希望它能对其他两种叙事构成有力的且有益的制衡，但是，我并不认为它能成为主流叙事。（注释：保守主义的复杂性，使其很难归结为一套动听的口号或简明的教义，所以，它不具备大规模传播的可能。这也是作者虽然赞同保守主义叙事，却认为它不大可能成为主流叙事的原因）如果激进主义叙事——它的各种版本正在学校里传授——成为主流，那么，美国将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我们一觉醒来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过去。自由主义叙事目前是最强势的，也最能引起美国人的共鸣。尽管它有诸多缺陷，但是我们有理由希望它仍然是主流史观。然而，如果自由主义叙事的支持者不能从其他两种叙事中汲取营养，如果不能培育出一系列强劲的证实种种美国形象和理想（这些理想暗示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危险，以及一个强健的共同体的必要）真实性的方式，那么，自由主义叙事将不再会是主流。
（终）
附：麦卡利斯特的这篇文字出自2014年的一场演讲。事实上，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极化”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叙事的争战，希拉里所打的“族群”牌、“性别政治”牌，显然是一种偏激进主义的叙事，特朗普所主张的“美国优先”则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当时，知名主编、政论家奥沙利文也看出了两种叙事之间的冲突（他称为新美国vs老美国）。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麦卡利斯特还是很有预见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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