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蒂·施莱斯｜“做大蛋糕，而非均分蛋糕”（上）
注：左侧为共和党总统哈定，右侧为共和党副总统柯立芝。
按：本文译自美国保守派刊物《城市期刊》（City Journal）。作者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美国经济史专家。英文标题“Growth, Not Equality”（直译为“要增长，不要平等”，此处“平等”主要指大规模再分配政策下的“结果平等”，所以，我们将其意译为“做大蛋糕，而非均分蛋糕”），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译文篇幅较长，分两次发布，第一部分约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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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的倡导者有时会赢得选举，但目前他们并没有赢得美国历史（的解释权）。近年来，对美国历史的认识一再左转（注：可参考美国的三种国家叙事｜泰德·麦卡利斯特）。美国的历史，不再是一部机遇史（a story of opportunity）、不再是军事或国内的凯旋史（a story of militaryor domestic triumph）。相反，美国的历史成为充斥着罪行、种族和社会问题的历史。在今天的舆论中，任何历史人物只要当年没有支持废奴，或者更糟糕的在内战中站在南方邦联一边，就必须从历史中抹掉。错误必须纠正，结果平等（equality of result）必须强化。
这场平等运动开始渗透到一个不那么显眼的领域，渗透到一个本应对有悖经验事实的断言起到有效制衡的领域：经济学。这个曾经展现市场威力的学科如今却笃信一个公理：收入平等将会促成普遍繁荣和完美社会。教师、书评编辑尤其是教授们隐瞒一切相反的证据。大学向左转，大众在跟进。今天，出生于1981年到2000年的千禧年一代，比“婴儿潮”一代多出数百万人，民调显示他们比自己的前辈们更支持收入再分配，一般而言，也更支持政府的行动。2014年Reason/Rupe的一份民调显示：48%的千禧年一代人相信政府应该“更加有为”（do more）以解决问题，相反，只有37%的人认为政府已经“做得太多”。58%的最年轻的千禧年一代（调查时18岁到24岁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这与他们的父母截然不同，55岁到64岁的人群中，只有23%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
至少在今天，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承认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但是学术界的进步主义者则宣称，增长已被证明应服从于平等，换言之，增长不应该被感激，而应该被牺牲。不仅仅在我国，世界各地的政策制订者和媒体都把“增长从属于平等”当作一个良性实践，正如印度期刊Mint近期所言：“减少不平等的政策未必会损害增长”。
再分配的冲动导致了基尼指数的发明，这一系数的命名来自意大利社会科学家Corrado Gini（他本人是再分配的最早的信奉者），他于一个世纪前发明了早期的收入分配统计方法。如果一个大财阀获得了社会的全部收入，那么这个社会的基尼系数为“1”，如果一个社会的全部收入都完美的平等分配——如老式的斯堪的纳维亚理想那样，那么这个社会的基尼系数为“0”。基尼指数已经被易名或者升级无数次，但原则并未改变。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对进步主义者太重要了，以至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围绕它写出了一本世界级的畅销书（注：即《21世纪资本论》）。
按照基尼标准，我们可以给美国的过去打分。全力抹平收入差距的时代（如罗斯福的193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1960年代）得分高。决策者将增长优先于平等的时代（如1920年代）得分则低。社会正义人士不知道该作何评价的时代，如1970年代，我们暂不予讨论。这样看来联邦债务当然就不重要了，谁让减少债务会危害再分配呢？最近，经济进步主义历史的倡导者已经把任何异己观点列为危险行径，学术界早就试图把市场这尊偶像打倒在地，就如同他们早就想打倒罗伯特·李的雕像一样。
但是，进步主义者选错了评价标准也颠倒了故事顺序。令人讨厌的基尼系数不能解释美国的经济动态：在我国，创新（innovative bursts）带来巨大财富，之后，这些财富会惠及其他人。追求平等并不会自动地带来繁荣，相反，繁荣则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最终在民主国家带来更大的平等。已故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经济增长的社会最终会更平等——说得对：经济增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把平等置于市场和增长之上将会伤害后者，更重要的是，它还会伤害社会正义的倡导者宣称所要保护的低收入群体。政府债务也很重要。把平等的调子喊得最高的人往往剥削了自己的选民，后者的目标通常更实际：教育机会、住宅、更好的电器以及最为重要的工作。反映到政策上，平等的冲动劫持了我们的未来。
以关注增长而非平等的眼光回顾美国历史已经变得不同寻常，就像在马路上逆行一样。无论如何，回顾历史总是有用的，因为增长的证据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美国自己的过去。在美国历史上，有四个时代尤其值得审视，分别是1920年代、193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
注：左侧为共和党总统胡佛（于1929-1933执政），右侧为民主党总统罗斯福（1933-1945执政）。
美国现代的经济故事始于1920年代，这十年值得我们大费笔墨，因为它提供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增长的威力。1920年大选的赢家是两位共和党候选人，俄亥俄的沃伦·哈定和他的副总统马萨诸塞的卡尔文·柯立芝。此二人以及国会，面临着和今天一样的进行再分配的压力。“一战”过后，大宗商品价格跳水，农场主付不起经济景气时他们购买的设备和土地的账单。农场主要求华盛顿提供农业补贴，老兵们要求联邦政府提供退休金——这正是早期版本的社会保险。哈定和柯立芝1920年的社会主义政党对手Eugene VictorDebs虽然只获得了3.5%的选票，但是，高贵的Debs因为不服从战争征兵而入狱，一举成为进步主义的殉道者。不过，更强大的反对势力来自共和党内部的进步主义派系（the progressive wing），领导人是威斯康星的资深参议员罗伯特·拉·富莱特。拉·富莱特支持大规模再分配，不仅包括发放农场补贴，还包括政府控制自然资源。拉·富莱特政治上风生水起，觊觎着1924年的总统选举。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战时激进政策——包括暂停纽交所的交易、将主要交通工具（如铁路）国有化——强化了大政府的信念。战时有效的政策或许在和平时代同样有效。
就在此时，商业活动陷入低迷，20年代初期的美国遭遇了严重衰退。一战结束后，所得税税率高达77%。企业界适应了战争期间的重税。但是，停火两年后的1920年秋，最高税率依然高达73%。政府对资本收益的课税方式模棱两可，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紧张。因为正式的资本收益税率尚未公布，人们不清楚未来的股票出售所得（gains fromthe sale of equities），是算作收入进行征税，还是根本就不计入税收范围，如果资本收益所得按所得税征税，美国人将被困在一个几乎无法合法赚钱的经济中。
作为回应，华尔街和私人企业发动了“资本攻击”，选择购买政府债券而不是前景看好的发明创新。私酒（注：尤指1920～1933年间美国禁酒期违禁酿造或私贩的私酒）和其他在财政部税务总局（今日国税局的前身）管辖范围之外的违法行为变得异常具有吸引力。高税率没有达成其控制富人资源的目标。1916年，206多个家庭或个人申报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次年，即1917年，随着威尔逊的更高税率生效，只有141个家庭申报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而且，到了1921年，只有21个家庭向财政部申报其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正如金融巨头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所言，这简直是一大嘲讽，累进税率的效果是“无所事事的人获益，有贡献的人遭殃”。反常的形势引发了公众的幻灭——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捕捉到了这一幕，该小说出版于1925年，而非今天大多数人所以为的1929年大萧条之后。
与该潮流针锋相对，哈定和柯立芝做出了他们的选择：市场优先（markets first）。哈定让最强硬的自由市场倡导者梅隆执掌财政部。这相当于在今天选择对冲基金明星巴菲特或PayPal的彼得·泰尔而非来自高盛这类企业的人物。根据运营铁路的经验，梅隆知道高昂的铁路运费迫使企业选择其他运输渠道，为了招徕生意，铁路只能收取“发货人付得起的运费”。一旦运费足够低廉，铁路会变得更加受欢迎，从而以量来补充价格导致的损失。（梅隆之所以援引铁路，是因为他了解铁路，今天我们可以用沃尔玛为例）财政部长建议把同一原理应用于税收：更低的税率，例如25%，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商业活动，从而给联邦带来更多的税收。
这一数字简直让进步主义者抓狂。给富人适用25%的税率怎么可能“对整个国家有益？”特立独行的密西根参议员James Couzens质问道。Couzens和其他人一致要求将所有纳税人支付的税金在镇大厅墙上或者其他地方公布出来，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偷窥狂”条款。哈定于1923年猝然去世，柯立芝则保证将“竭尽全力”下调税率。在税务大战的第二回合，双方达成了一个苦涩的妥协，梅隆和保守主义者得到了一个略低的46%的税率，偷窥狂条款则成为法律——并成为无数新闻头条八卦的对象。
但是柯立芝并没有止步。在赢得1924年大选后，柯立芝和梅隆以及国会开始了另一轮税务大战并获胜，最后将最高税率降至25%。一开始，梅隆设法将资本收益税确定在12.5%（税率颇高，但仍然鼓舞人心）。为了防止有人质疑他和梅隆把企业放到第一位，1925年，柯立芝有一次在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讲中强调：“美国人的首要事务就是商业（business），”他接着说，“美国人的最大的理想就是理想主义。”
1920年代的诸多事件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首先，它们表现出亲市场的强硬立场，领导人无视皮凯蒂之流（译注：即大规模再分配的倡导者）并赢得了胜利：1924年总统大选期间，进步主义者拉·富莱特分走了16.6%的选票，产生了一定破坏性影响，但最终，“为人冷峻的”、亲商业的柯立芝赢得了绝对多数，一并击败拉·富莱特和民主党候选人。其次，减税派从不言弃，经历了数轮必要的立法程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减税生效了，政府确实获得了超预期的税收，企业减轻了负担，并恢复生机。富人比其他人赚的更多——基尼系数上升——但在纳税环节上，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财政部的收入统计显示富人承担了更高比例的税负。为富人减税使富人支付了更多的税。
此外还有其他的积极效果。今天，政客们会谈到4%的经济增长，但老实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数字，3%的增长才是大多数决策者所企图达到的。但在1920年代，美国实际平均增长4%。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质量提高了：金钱不再流向战争或者税收减免，而是流向最有经济前景的产品。经济前景的重大指示器是专利：个人或者团队对可以在未来获利的创新的投资。在1920年代，专利申请实现爆炸式增长，1929年达到89,752件，这一数据直到1965年才被超过。
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专利似乎是个遥远的东西，但正是创新导致了生产率的增长，才让工人雇员们每周可以工作五天而不是六天。于是，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新的礼物：周六。随着新设备的引入，奢侈品变得便宜，更多的人可以买得起：家庭用上了电力，大多数家庭有了室内自来水，人们买得起汽车。梅隆让战时通货膨胀成为记忆，消费者则发现他们手里的美元更有购买力。终于，1920年代给了工人们比名义工资的平等更重要的东西：工作。失业率平均低于5%。将市场置于平等之上大大提高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或许可以解释没有人留意国会在1926年废除了税法偷窥狂条款。的确，繁荣让人忘却嫉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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